“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张亚勤就读科大少年班时与同学们的合影。

有正确的理想和价值观，有好的体系和机制，加上长远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中国科技实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科技实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获奖与否是次要的。

“为什么大学里的讲座那么重要呢？它是你接触最前沿的知识、最多样化的世界和最出色的专家学者的一个渠道。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系列讲座至少让我明白，我要想做出些什么，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和世界联系起来。”

首先，由于过去60年间中国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浮躁的心态，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对未来的发展和战略作深入的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第三，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

从1978年到1986年，从12岁到20岁，这是张亚勤人生成长中的关键阶段，他回忆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了8年的时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在教育导向方面，很多教ｈttｐ://ｗｗw•９9lｉb.nｅｔ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自己专业的方向的时候，非常看重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的高低，学生很难根据兴趣去选择。“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去探索未来。

第二，要建立激励创新思维的机制。

“大老板”曾绍统，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系统工程师，十几岁就从澳大利亚回国，英语非常地道。上世纪80年代初，凡是有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其他大师级人物来学校讲学，都是“曾老板”去做翻译工作。而聆听这些学术泰斗的思想是张亚勤最喜欢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学的学术氛围空前热切，学生们都求知若渴。每次他们在屏息听大师们讲完后，再把殷挚的目光转向曾教授。教授总是能流利、清晰、准确地把内容翻译出来，就连大师们随口讲出的笑话也能翻译得惟妙惟肖。作为学生，在这样的场合目睹“老板”的风采，张亚勤比其他同学更多了一份自豪。

当年的国家风洞实验室设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和张亚勤住一间宿舍的同学李仁祥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工作。也是在这间实验室，张亚勤遇到了被他称为“二老板”的姚久成老师。姚久成老师无线电专业出身，在力学系教计算机，是位跨界的专家。姚教授很早就从李仁祥那里听说过张亚勤，对这个聪慧的年轻人印象不错。因此，尽管不是张亚勤的导师，但姚教授对张亚勤的指导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张亚勤做实验；对张亚勤的硕士论文，他也一字一句认真地修改批注。白天，师生俩一起工作，晚上，还待在实验室里一起画图，到了周末，姚教授还带张亚勤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现在强调自主创新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的、合作的创新，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创新。现在我们在创新方面有两个极端化的现象。一个是“山寨文化”，只模仿，不创新；另一种是什么创新都要自己从头做起，不善于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两种现象是应该避免的。前段时间“龙芯”接受MIPS技术授权引起一些争议。其实我认为这是很正常很聪明的做法。现代科技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首先，如同凌志军先生在《成长》一书里所九九藏书网说，现在的教育体制有点像流水线，通过标准化、应试化的机制，消磨了孩子们不同的个性和创造性。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各种名目繁多的竞赛也让孩子们为了获奖而去学习，这种功利色彩深厚的奖项对他们的成长并无太多益处。

第一，需要有教育的理想、科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

即使毕业之后，张亚勤远涉重洋，他和姚教授的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着。2002年，功成名就的张亚勤回中国科技大学演讲，当时正值冬天，礼堂没有暖气，姚教授和夫人担心张亚勤挨冻，特意买了件毛衣让他穿上。距离学生时代过去已经很多年了，如今站在主席台上的张亚勤虽然已经是个闪耀的明星，但在老人眼里，他仍是那个需要他们关心爱护的学生。

“大老板”曾绍统是无线电专业的教授，带张亚勤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为人随和，十分看好张亚勤。在张亚勤读研选课题的关键时刻，曾老甚至不顾天气炎热，顶着火热的太阳，骑着自行车带张亚勤四处调研，连续好几天，跑了很多地方，最终帮张亚勤选定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一个课题。几个月折腾下来，张亚勤对这位“大老藏书网板”的佩服和亲近之心更进了一层。

谈起学生时代，对于如何培养杰出人才，张亚勤认为有三个方面。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大师，而不是娱乐明星般的教授。大学是思想驰骋的乐土，学者要为了真正的学术理想而潜心钻研。现在有一种对大学的评价是“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像明星，明星像教授”。我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至少反映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少年班的研究生的年龄都不大，他们对师长的感情就像是对亲人一样：到老师家里去吃饭，讨论问题，一坐就是一下午，老师们也乐于招待这些孩子来家里改善生活，吃顿家常菜。研究生三年，张亚勤跟随自己的“大老板”和“二老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我们在设定教育的理想的时候，必须去功利化。教育和销售不同，定义太多的短期量化指标对大学和基础科研并不合适。我们论文的数目、专利申请、SCI/EI索引、标准、获奖都可以做到全球第一，但国家的科技水平可能还是不会有质的飞跃。在科学研究方面，探索真理、为科学献身是一种根本的精神，是一种享受的过程，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比如高锟教授，他研究光纤时，根本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金首次访华期间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演讲是张亚勤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一次盛会。霍金当时已经获得“黑洞理论之父”的称号，在国际上相当有号召力。这样一位大家，带着纯净的笑容坐在轮椅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只能用手指敲击键盘来发表演讲。由于演讲涉及的知识太过前沿和高深，90%的内容张亚勤都听不懂。尽管理解不了，但和大师面对面、聆听经典的幸福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其次，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大学讲究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把学校变成了政府部门。其实，学校里应该是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授至上，其他的行政部门都应该为学术的研究和学生的成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