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他是个痩削匀称的小个子，肤色微黑，有闪着赭色斑点的灰绿色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以及系住他领带结的蛋白石和黄金蛇形环上方显眼地上下移动的喉结。他的戒指和袖扣也是蛋白石的。一条小金链围在他痩弱的汗毛很重的手腕上，在他的鸽灰色、鼠灰色或银灰色的夏装的扣眼里通常插着一朵康乃馨。只有在夏天我才见到他。在罗日杰斯特维诺短暂地逗留后，他会回到法国或意大利，回到他在波城的城堡去（叫佩皮纳），回到他罗马附近的别墅去（叫塔玛林多），或者去他热爱的埃及，他从那里给我寄来美术明信片（棕榈树及其倒影、日落、手放在膝头的法老们），他潦草粗重的笔迹横跨在上面。然后，又在六月，当芬芳的cheryomuha（旧时代的稠李总状花，或就叫“总状花”，正如我在有关《奥涅金》的作品中给它取的名字）像泡沬一样盛开的时候，他的私人旗帜就会升起在他美丽的罗日杰斯特维诺宅子上空。他旅行时随身携带六只巨大的箱子，买通了北欧快车在我们这个乡村小站特别停靠，在他承诺送我一件绝妙的礼物之后，两只穿着高跟的白色鞋子的脚就会迈着小碎步，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最近的一棵树旁，轻巧地摘下——片叶子给我，——面说：“Pour mon neveu， la chose la plus belle au monde——une feuille verte.”

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年轻的时候有着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个晚上，他必须演唱布伦瑞克的附属教堂唱诗班指挥舒尔曼所写的歌剧，但他对其中一些曲调极为厌恶，于是就用自己创作的曲调来代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令人高兴的血缘关系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欢另外两个先辈，一个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年轻的探险家，还有就是那位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奥诺维奇·科兹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诸如下列论文的作者：《论疾病观念的发展》、《论精神病患者颈孔的封闭》等。在这儿，我不如也顺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学论文，特别是我最中意的三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A New species of Cyclargus Nabokov“（《昆虫学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The Nearctic Members of the Genus Lycaeides Hübner（《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学报》，哈佛学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后，我感到体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学研究和讲课、纯文学写作及《洛丽塔》（因为她即将诞生——一场痛苦的分娩，一个难对付的婴儿）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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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务，然而他没有康斯坦丁叔叔那么看重这一点。对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来说，这不是一个事业，而是一个多少还能够接受的环境。他的法国和意大利朋友无法读出他长长的俄国姓氏，将它简化成“卢卡”（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这比他的教名对他更适合。在我童年时代，卢卡舅舅似乎属于一个由玩具、色彩鲜艳的图画书和结满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构成的世界：他的庄园和我们的庄园仅隔着一条弯曲的河流，他在自己庄园一角的整片果园上盖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几乎每天午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他的马车在桥上驶过，然后沿着小冷杉树构成的树篱快速向我们的宅子驶来。我八九岁的时候，吃完午饭后他总是把我抱在膝头（两个年轻的男仆在空空的餐厅里收拾桌子的时候）爱抚我，一面发出低低的哼唱声和动听的表示亲热的话语。仆人在场，使我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当父亲从阳台上对他说“Basile， on vous attend”时，才松下一口气来。有一次我去火车站接他（那时我想必是十一二岁了），我看着他从长长的国际列车的卧铺车厢下来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变得又黄又平常了〔jaune et laid〕，我可怜的孩子。”在我第十五个命名日的那天，他把我拉到一边，用他那简慢、精确而又有点老式的法语通知我，他将我定为他的继承人。“现在你可以走了，”他补充道，“l'audience est finie.Je n’ai plus rien à vous dire.”99lib•net九九藏书

母亲较为快乐的少女时代的回忆之一是在一个夏天和她的姨妈普拉斯科维亚一同去克里米亚旅行，她祖父在那里的费奥多西亚附近有一所庄园。她和她姨妈、祖父及另外一个老先生——著名的海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一起散步，她记得画家说（无疑他这样说过很多次），在一八三六年圣彼得堡的一次画展上，他见到了普希金，“一个丑陋的矮个子，带着一个高大端庄的妻子”。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那时艾瓦佐夫斯基是个学美术的学生，离普希金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还记得大自然从自己的调色板中抹下的一笔——一只小鸟在画家的灰色高顶大礼帽上留下的白色痕迹。走在她身边的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是她母亲的姐姐，嫁给了著名的梅毒病专家V·M·塔尔诺夫斯基（一八三九——一九〇六），她本人也是个医生，发表过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著作。一天晚上，在费奥多西亚附近艾瓦佐夫斯基的别墅里，普拉斯科维亚姨妈在晚餐时遇见了二十八岁的安东·契诃夫医生，在有关医学的谈话中不知怎的冒犯了他。她是一位非常有知识、非常和蔼、非常优雅的女士，很难想象她究竟如何激怒了契诃夫，使他竟然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日写给他姐妹的一封后来发表出来的信里，粗野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发作了一通。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或者如我们所叫的帕莎姨妈，常常到维拉来看我们。她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很让人着迷：随着一声响亮的“Bonjour,les enfants！”昂首阔步地走进儿童室。她于一九一〇年去世。母亲守在她病榻旁，帕莎姨妈的临终遗言是：“这很有意思。现在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水，vsyo-v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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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他会郑重地从美国给我带来《狡猾的爷爷》系列丛书和《巴斯特·布朗》——一个穿一套发红的套装的被遗忘了的男孩：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能看出那颜色其实是一大堆密密的小红点。每一个事件都是以巴斯特的屁股挨一顿大打结束，打他的是他的细蜂腰但大力气的妈妈，她用拖鞋、头发刷子、不结实的伞、随便什么东西——甚至一个肯帮忙的警察的大头棒——从巴斯特裤子的后臀部打出团团灰尘。由于我从来没有被打过屁股，那些图画给予我的是陌生的异国酷刑的印象，和，比方说，在一本梅恩·里德的书的卷首插图中所表现的，把一个双眼凸出的可怜虫埋在沙漠滚烫的沙子里，直埋到下巴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

卢卡维什尼科夫家的纹章不像纳博科夫家的那么张扬，也不那么传统。那只盾是一个domna（原始的鼓风炉）的格式化了的变体，无疑是暗指熔炼我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先辈们发现的乌拉尔的矿石。我想要强调，这些卢卡维什尼科夫们——西伯利亚的开拓者、金矿的勘探者和采矿工程师们——和同样富有的莫斯科的同姓商人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不同于有些传记作者们草率的想当然的猜测。我的卢卡维什尼科夫们属于（自十八世纪以来）喀山省的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他们的矿山坐落在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一侧的彼尔姆省，下塔吉尔斯克附近的阿洛帕耶夫斯克。我父亲曾两次乘坐以前的西伯利亚快车到那里去过，这是北欧快车家族中的一趟九_九_藏_书_网漂亮的列车，我曾打算不久后要乘坐，虽然这是一次昆虫学而不是矿物学的旅行；但是革命阻碍了这一计划。

我的母亲叶连娜·伊万诺夫娜（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是地主、治安法官和慈善家、百万富翁实业家之子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卢卡维什尼科夫（一八四一—一九〇一）和科兹洛夫医生的女儿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一八四五——一九〇一）的女儿。母亲的双亲在同一年先后死于癌症，父亲三月去世，母亲六月去世。她的七个兄弟姐妹中，五个幼年夭折，两个哥哥中，弗拉基米尔于一八八〇年代十六岁时死在达沃斯，瓦西里一九一六年在巴黎去世。伊万·卢卡维什尼科夫脾气极坏，我母亲非常怕他。我童年时对他的所有了解仅限于他的画像（他的胡子，脖子上挂着的标志地方治安法官公职的项链），以及标志他的主要嗜好的野鸭诱子和驼鹿头之类的东西。他猎获的两只特别巨大的熊，前爪可怕地高抬着，直立在我们乡村别墅的用铁围栏围起来的前厅里。每年夏天，我用够到它们极具吸引力的爪子的能力来测量自己的身高——先是靠下面的前肢的爪子，然后是上面的。一旦你的手指（习惯了触摸活狗或玩具动物）陷进它们棕色的粗糙的毛里，就会发现它们的肚子原来硬得令人失望。时不时地它们还被搬到花园的一角，彻底地拍打晾晒一番，而从园子方向走过来的可怜的女士，在看到两个野兽在摇曳的树荫下等着她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惊叫。我父亲对打猎根本不感兴趣，在这方面和他的兄弟谢尔盖很不一样，谢尔盖是个狂热的爱好运动的人，从一九〇八年开始就做了沙皇陛下的猎狐犬掌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