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看他的手表，我看了看我的手表，我们分手了，我在雨中在城里闲逛，然后去了大学在剑河沿岸的校园，盯着看了一会儿光秃秃的榆树交织成的黑网间的乌鸦，和沾满雾珠的草地上初开的番红花。当我在那些被咏唱的树下漫步时，我试图使自己带着迷醉的怀旧心情对待我的大学岁月，和我在那些年代里对自己的童年所体会到的一样，但是我所能唤起的只是片断的小画面：M·K，一个俄国人，因消化不良而咒骂着在学院大厅里吃的一顿饭的后果；N·R，另一个俄国人，像个小孩子一样地嬉闹；P·M拿着一本刚从巴黎偷带过来的《尤利西斯》闯进我的房间；J·C悄悄地进来告诉我他也刚刚失去了父亲；R·C令人愉快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游玩；那个叫某某克里斯托弗的，得知他的搭档是个印度人后设法推脱掉了一场计划好的网球双打；一位年老体弱的侍者T在餐厅里把汤洒在了A·E·豪斯曼教授的身上，后者随即像个冲出恍惚状态的人突然站了起来；S·S和剑桥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在一次文学聚会上（在柏林）打盹，被一个邻座捅了捅，也突然站了起来——在某人朗诵一个故事正读到一半的时候；刘易斯·卡罗尔的睡鼠出人意料地开始讲故事；E·哈里森出人意料地送给我《什罗普郡一少年》，一本关于年轻男子和死亡的小小的诗集。九-九-藏-书-网

我记得在剑河上的方头平底船和尖头小划子的梦一般的流动，唱机里夏威夷式的悲鸣缓慢地飘过阳光和阴影，一个姑娘斜倚在我梦幻般操纵着方向的方头船的垫子上，一只手轻轻地转动着孔雀蓝色的发亮的遮阳伞的伞柄。栗子树盛开着粉红色圆锥形的花簇；它们沿着河岸交叠着密密伸展，把天空从河里挤了出去，它们花簇和叶子的特殊形状产生了一种en escalier的效果，像某种豪华的绿色和浅暗红色挂毯的尖角形的图案。空气和克里米亚的一样温暖，带有某种和我一直无法清楚识别的开花灌木同样的轻柔的香气（后来我在美国南方各州的花园中闻到过些许同样的气味）。一座横跨这条小河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桥的三个拱，靠它们在水中的几乎完美的、几乎没有波纹的复制品的帮助，结合起来构成了三个美丽的椭圆。而河水则在桥拱内壁的石头上投下了一片网状的光影，人们的小船从桥拱下轻快地穿过。时而从开花的树上会有一片花瓣向下飘呀，飘呀，飘呀，怀着看到了无论是崇拜者还是偶然的旁观者都不该看到的景象的古怪感觉，你会看到一眼它那迅速升起——比花瓣飘落更为迅速——与之相会的倒影；并且，一瞬间，你会害怕这一招不灵，那幸运的油不会被点燃，倒影会错过了花瓣，花瓣会独自漂走，但是每一次那精巧的相聚都会发生，有着一个诗人的词语迎合自己的、或读者的回忆时那神奇的精确。藏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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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然寡味的一天逐渐缩减成了灰暗的西天的一抹浅黄色，这时，在一时冲动之下，我决定去拜访我的老导师。我像个梦游者那样走上了熟悉的楼梯，机械地敲了标有他的名字的半开着的门。他用少了些许突兀、多了一点沉闷的声音叫我进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我……”我穿过昏暗的房间向他坐着的靠近舒适的火炉的地方走去时开口说道。“让我看看，”他说着在矮椅子里慢慢转过身来，“我好像不太……”一声沉闷的踩踏的嘎吱声，一阵命中注定的清脆的碎裂声：我一脚踩在了放在他的柳条椅腿旁的茶具。“啊，对了，当然啦，”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了。”

图为小蝴蝶，上方为淡蓝色，下方为淡灰色，其两个模式种（左图为雄性正模标本，正反面，一后翅稍损；右图为雄性副模标本，正反面），保存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现第一次由该馆根据照片绘制成图，命名为Plebejus（Lysandra）cormion Nabokov。名字的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句是亚属名，第三个词是种名，第四个词是第一次做出分类学说明的人的名字，我的这一分类学说明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纽约昆虫学会期刊》第四十九卷，二六五页），后又绘制了副模的生殖器（九_九_藏_书_网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娥》，第五十二卷，插图一）。很可能，正如我所指出的，我的蝴蝶源自Plebejus（Lysandra）coridon Poda（广义而言）和Plebejus（Meleageria）daphnis Schiffermüller之间的杂交。活的生物对于物种或亚属的差异不如生物分类学家那么敏感。我挑选了两只带花纹的雄性蝴蝶，并又见到至少两只（但没有雄性），一只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副模），另一只在七月二十二日（正模），是在滨海阿尔卑斯省默利奈村子附近海拔四千英尺的地方。也许它的地位尚未高到足以给它起名，但是无论它是什么——正在形成的一个新种，一个显著的变种，一个偶然的杂交——它依旧是一个重要而令人兴奋的珍奇品种。

在离开将近十七年之后重访英国时，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不是在复活节那个学期光辉的末尾去剑桥，而是在一个只能使我回想起自己混乱的旧乡愁的阴冷的二月天。我正在无望地力图在英国找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工作（我在美国如此容易地得到这类工作，回想起来，是使我持久不断的感激和惊喜的根源）。这次访问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成功。我和内斯比特一起在一个小地方吃午餐，这里本应是充满了回忆的地方，但是却由于各种变化而并非如此。他戒了烟。岁月使他的容貌变得柔和了，他不再像高尔基或者高尔基的翻译者，而有点像去掉了猿猴般浓密的胡子的易卜生。一件意外担心的事情（帮他管家的表姐妹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姐妹刚被送到了比奈诊所之类的事）似乎使他不能集中在我想和他谈的非常个人和急迫的事情上。《笨拙》周刊的合订本堆放在类似一间小前厅里的桌子上，那里原来放着一缸金鱼——一切看上去是这样的不同。不同的还有女侍者穿的俗艳的制服，她们哪个也没有我如此清楚地记得的那个具体的姑娘漂亮。仿佛在和厌倦做斗争，眼前的这个易卜生不顾一切地大谈开了政治。我预料到他会说些什么。在二十年代初内斯比特错把自己奔放的理想主义当成了恐怖统治中浪漫而人道的东西。涉及了他青年时代的英雄的大清洗的晴天霹雳给了他一个有益的震惊。他怀着恐惧说出叶若夫和雅戈达的名字——但是却忘记了他们的前辈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时间使他对当前苏维埃事务的判断有了提高，但他却没有费心去重新思考青年时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仍然在短暂统治中看到一种令人向往的尼禄式的五年。99ｌｉｂ•ne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