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军攻到西北军阵地前沿时，发现对方的前沿战壕又深又宽，根本冲不过去。可部队上去之后又不能随便撤退，于是只好在壕边趴下，就地弄个沙堆挡住头部，然后一直熬到天黑再撤下来。

就在蒋介石欲乘车撤回后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看完电报，蒋介石喜形于色，对幕僚们说：“下车！下车！”

自此前沿官兵往来频繁，甚至约定进攻时互相通知，朝天放枪。某次樊旅奉命派一个连进攻赵师阵地，少数人到达了外壕边沿，其中一个士兵受伤跌进了壕里，另外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这时赵师中有人喊“打打打”，马上就有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九-九-藏-书-网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于是樊旅的四个兵都得以安全返回。

之后樊旅仿效赵师，派士兵着同样装束，拎一篮大米，老远就朝对方喊：“不要开枪，送大米来给你们吃。”赵登禹闻讯，也下令款待樊旅的士兵代表。

旅长樊崧甫在电话里听到汇报后，让部下将这名士兵代表接进阵地，并尽量用好酒好饭招待。

这当然属于马后炮，彼时晋军和西北军都没有想到对手会准备总退却，也没有主动发起进攻的任何计划。

对晋军的一侧的突破同样因计划制订机械、缺少变通而遭遇挫折。阎锡山将控制在郑州的两个炮兵团调去增援，加上原有的七个炮兵团，九个炮兵团三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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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大炮齐轰，蒋军连人家的阵地边沿都无法接近。

“中央突破”行动的失败令蒋军元气大伤，有的旅只剩下一千六百人，仅合正常编制的一个团。同时因向津浦线抽调部队的缘故，陇海线上的兵力变得愈加单薄，部队重新分配防线时，就算是一千多人的旅也需承担十五公里的防线。

深沟高垒之下，前线官兵大多已丧失斗志。以蒋军为例，每逢蒋介石下达攻击命令，各部总是只派出少数部队敷衍了事，然后做些假报告，捏造些假的伤亡数字。

最后全军士兵都把练操用的铁杠打成扁头凿土，有人手腕都被震伤溃烂了。比赛过程中，因工负伤的官兵多达数百九-九-藏-书-网人。

旅长领到防守任务后去向师长报告，两人相对泪下，师长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上面命令我们守，不能不守。至于守得住守不住，再说吧！”

陇海线上，枪炮声依然整天响个不停，但谁也不打谁，都是拿来骗骗高层大官们的。时间一久，对阵双方竟然还交起朋友，互相来往起来。

张群急忙问什么事，蒋介石说：“局势大有转机，你看看这个电报。”

蒋军樊崧甫旅的对面是西北军赵登禹师。有一天，赵师向樊旅阵地派来一个士兵代表，此人上身一丝不挂，下身也只穿一条短裤，赤脚草鞋，手拎一只篮子，隔得老远就喊：“不要开枪，你看我没带武器，我送一篮面给你们吃。”

对这一情况，九*九*藏*书*网蒋军的师旅长都知道，但又都假装不知。蒋介石三番两次下达的总攻击命令因此全都沦为空谈，各部扭股儿糖似的谁也不肯向前，这让蒋介石十分沮丧。

还好，蒋军本来最怕的西北军也打惨了，加上给养不足，也没有多少主动进攻的动力。双方在陇海线上不再比谁打得最狠，而是比谁挖的工事最深最宽，最适宜于躲避敌方的枪炮子弹。

人的毅力和意志不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一旦到达容忍的极限，一样还是绷不住。蒋介石终于绷不住了，他下令后方辎重先行后撤，准备全线总退却。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幕僚张群曾告诉晋军将领，说如果当时晋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乘势出击猛攻，蒋军马上就会崩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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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战场上，西北军各部不论行程远近，每天到达驻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外壕，以挖至三丈宽两丈深为标准。各部自营长以下，除伙夫及专勤人员之外，一律要参加挖壕，而且谁先完成土方，谁才能先去吃饭睡觉。第二天不管外壕暂时用得上用不上，部队照常行军。

1922年至1923年，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冯玉祥曾在南苑举行了全军夜间挖战壕比赛。当时地面冻土厚达四五寸，而且还严禁用火烤化冻土，在这种情况下用大镐凿土，就像碰到石头上一样，不能凿进半分。

因为给养跟不上，西北军后来主动从原阵地上撤退了。即便在这种无阻击的情况下，蒋军也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才得以越过西北军所筑的这道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