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与家庭断绝联系十六年之后突然再次现身，似乎他这次沉默寡言、郑重其事的造访，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如何以专业的手法无比陶醉地抽烟。他是尼古丁的瘾君子，直到咽气那天，每天都要抽八十支烟。四十五岁那年他死于心绞痛，很大程度上是尼古丁的作用过早索去了他的性命。他在失踪的十六年里，连一张明信片都没给家里寄过。十六年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他，我们连关于他的传闻都没听到过。只有一次，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家族里传开，说埃尔诺将军在日本军队服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为此感到羞耻；不过庆幸的是，这个传闻不是真的。那副慵懒、高大的躯体坐在扶手椅里，向我母亲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当然，一个十六年没见过面的人也只能如此，装作昨天才离开家的样子，随口问问留在家里的人都在做什么。在这十六年里，埃尔诺就这样行踪神秘地生活在远方，家里有好几个成员相继过世，并有一大堆埃尔诺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呱呱落地，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可是埃尔诺却大谈特谈国产香烟比德国私营公司生产的卷烟要好抽得多，质量更有保证。他感觉到尴尬，脸色煞白、呼吸困难地坐在那儿。他的举止泄露了他内心的抵触和焦虑的自卫。他不仅什么都不问，并且用沉默回绝所有的提问，极力回避在过去十六年里的家庭秘密。我们很快意识到，埃尔诺心里肯定藏有“秘密”。说不定他真在哪里当过军事指挥官，也许他只是在屈辱的生活环境中苟活了多年。我们怀疑埃尔诺是个“天生的懒汉”——当时匈牙利的剧院里正在上演《野鸭》——我们对他那伤人、恼人的沉默表示尊重。他就这样开始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度，带着自己的“秘密”，带着总是装满香烟的银制烟盒，带着为数不多的衣服和内衣，带着淡漠的情感和独特的习惯。

埃尔诺邀请我去住两个星期。我在第四天就逃走了。我一副窘态、满脸涨红地跟埃尔诺撒谎，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摇晃着身子，没看我的眼睛。我一个人去的火车站，埃尔诺没有送我。我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就此决裂，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再没给我写过信。看来，他觉得这样对我们俩都好。这个创伤过了很久都未能愈合，后来，我梦到过在瑞士饭店的那些日子，我在梦里咬牙切齿，将盛着喷香饭菜的盘子扣到跑堂的头上。几年之后，埃尔诺死于疼痛不堪的不治之症。我再也没去过圣莫利茨。有几次，我去恩嘎丁那一带的小乡村旅行，离那里很近，但我总是绕开圣莫利茨。这种感觉，要比理智、意愿和悟性都更强大。要知道，我担心被哪个跑堂认出来。

我有一半的亲戚是隐形的，难以接近，高高在上。马伽什大伯父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大伯父的钱多得不可思议，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即使悲观的人也会说，他至少有十万福林。最奇怪的是，这位有钱的亲戚从来不做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几十年里，他先是当匈牙利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德拉什伯爵的私人教师，之后担任他的法律顾问。他俩有一次吵翻了，大伯父返回维也纳，开始在特蕾西亚大学执教。他教授法律，用他的话说是“法律哲学”。安德拉什在信里给他寄了最后一笔薪金，六万福林，六十张一千面值的钞票；伯爵没寄挂号信，信封里装了那么多张的千元巨钞，可连一个字也没写。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说不出口的话语、我们当时的举止、沉默与恐惧，这些就是生命，真实的生命。就跟每个生命的自身平衡一样，家庭的平衡也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家人之间既不比大多数家庭中的成员们爱得更多，也没有恨得更少。犹太人家庭不是这样，基督教家庭很难理解犹太人家庭中那种有意识的相互依赖。在犹太人眼里，家庭至上，之后才是家庭成员；在基督教家庭里，每个人将自我排在首位，有多余的情感才分给别人，时多时少，包括分给家庭。犹太人为家庭活着，基督徒靠家庭活着。也许存在少数的例外，不过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家人彼此相爱”。父母对孩子们温情脉脉，倾注心血养育我们，父亲的态度非常和蔼，总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家有时仍分为两派，母亲一派，父亲一派。我们就像圭尔夫人和吉柏林人那样相互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某种情感伤害、反应敏感、防卫意识的过度激亢潜移默化地作用到我母亲那派的家族成员身上，正是那些从未摆到桌面上谈论的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气氛，比方说，我们因为一把衣服刷争吵，背后实际另有原由。这种无关大局的革命，在每个家庭里都会发生，有的发生在7月14日，有的则在热月里。

他非常富有，全家人都怀着期待和尊敬仰望他。我们既不敢写信打搅他，也不敢前去看望他。不过，有一次我们还是在维也纳看望了他，那次过程复杂的造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觉像闯入巨人国。就连“大伯父”这个词，一提起来都让人带着巨大的想象，这个半神的造物以非同寻常、不成比例的庞大之躯凌驾于我们头上：大伯父“特别”好，大伯父“非常”有钱，大伯父是“欧洲知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大伯父会讲“所有的语言”，他的名望“极高”。一句话，他是家族里的超人，只有怀着宗教的虔诚才可能接近他。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感穿着节日盛装、膝盖发抖地到特蕾西亚学校找他。大伯父坐在饭厅里，身材非常高大。他穿着睡袍坐在餐桌前，用一个比平常的杯子大好多的陶瓷缸喝早餐咖啡，用汤勺在陶壶一样的杯子里搅着白糖。他所使用的其他物品也都尺寸独特，大得夸张，跟家族大人物的身份十分相符。不过他有些耳背，我们扯着嗓子谈话；我怀着孩子的惶恐偷偷发现，这位大舅公跟其他老人一样听不见，要想让他听见我们说的话，必须大声嚷嚷。我们浑身僵硬地坐在他周围，看这个大人物吃早餐。

他们真的就像鸟儿一样生活，过着节俭的日子，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叽叽喳喳，等待幸运降临。偶尔，有一两个闺女飞了出去，飞到外面闯荡世界，出嫁或——踩着华尔兹的舞步——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感情风暴。而后，等到婚姻或者华尔兹舞曲结束，她们又重新回到希特金区。玛丽已经老得看不出年纪了，就像《圣经》里的女性人物。他们在琴房里或封闭的门廊里放下一张吊床，让逃跑者在家里摇摇欲坠的房檐下落脚。女孩们和父亲仍不知疲倦地演奏，画画。他们生活在维也纳，生活在乐声悠扬、芳香醉人、和谐优雅的城市节奏里，并用充满激情的歌声、画面、旋律、观点和动作表达着生活。就这样，这家人跟画架、跑音了的钢琴、吊床、欢快而优雅的贫寒、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享受维也纳赐予他们的最大恩惠。老弗朗茨和六个女儿至少跟圣斯蒂芬教堂和“铁树”一样属于维也纳。我们只要想起维也纳，就不可能不想起他们。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一起去过他们家，在希特金区的花园里做过客；阿尔滕贝格曾给女孩们写过情书，后来又认真地要了回去，卖给了报社，收入自己的文集。有三个女儿学芭蕾舞，后来跳到了大世界，当然也是迈着华尔兹舞步，永远不会踩错点。这三个小女儿跳着轻快的华尔兹，她们的脚步声和笑声从圣彼得堡传到纽约，她们是维也纳的特使，浑身充满了情感丰富、旋律优美的四三拍节奏。老画家站在院子里的画架前，画剩下的模特，跟我母亲的大姐——女孩们的母亲罗莎吵架。他们吵了五十年的架，即使在银婚、金婚的晚餐上也吵得好几次要背过气去，但喘上气之后继续吵。一旦合同到期或跟丈夫离婚后，女孩们就会返回娘家，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曾在许多大都市豪华饭店套间下榻的世界著名女舞蹈家，回到家后，晚上一声不响地爬上吊床，睡在姐妹们中间……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忘记。

这种阶层争斗在我们家里也进行着。从来没有谁知道这个，也从来没有人谈论这个。我母亲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所谓的“普通人”；她的祖父是磨坊主，她父亲则是一位木匠。后来，由于她父亲生意红火，作坊扩大，并且雇用了许多位伙计，所以家里人称他为“工厂主”；晚年时他成为企业家，自己不再拿着凿子、刨子在车间里工作，只是签收订单，分派任务。不过他这种地位提升，对我们来说帮助不大，因为在他身上永远沾着手工劳动者的“低贱”。当着外人的面，我们当然承认他，承认有这位谦卑的长辈，他用“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成为工厂主，不需要自己劳作，只管接收订单。然而我父亲的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都更希望我的外祖父一辈子都是月薪只有三十福林的市政府公务员、临时雇员或好吃懒做的州政府秘书。小时候，我们为外祖父曾跟胶水、木锯、刨子打过交道而倍感羞惭。当着小伙伴和学校同学的面，我从来不提这位身为工厂主的外祖父。我希望那段历史能被时光掩埋，即便我不得不提起“工厂主”的事，也会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有一些熟人，他们用格外钦佩的语调谈论我的外祖父，讲述他为人谦逊、有自知之明的良好品性，他们使用的语气仿佛在说：劳动不是一件耻辱的事。唉，怎么会不是？！我们之所以认这位外祖父，只是由于我们别无选择。其实，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善解人意地消失在不幸的死亡里，去世那年，他只有四十七岁。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给家人带来了耻辱，但我并不清楚这到底给谁带来了耻辱。是给我父亲的家族或孩子们，还是给我？我父亲总是用敬重、赞许的语调谈论我母亲的家族；但是孩子们的耳朵非常敏感，我们从敬重和赞许中听出某种不由自主的礼貌和相当饱满的骑士风度。很有可能，即便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养犬者，父亲也会接受他；或者用同样的礼貌和骑士风度接受跟我母亲相关的一切。但是，阶层争斗仍旧以含蓄的方式、用骑士的武器进行着。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带有偏见、有意识地排斥我母亲的家族。我们从来不谈论它。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摆脱掉这种盲目、懦弱、虚假的恐慌，开始对我母亲的家族产生兴趣，开始意识到我跟那个家族的直接关联，感到自己确实是我母亲的儿子。

这两位法学家，维也纳的浪漫主义者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这位叔公，都凭着他们享誉全国的名望和令人诚惶诚恐的严谨，为我们家打上了“杰出法学世家”的烙印。我父亲也是一位律师，毫无疑问，我也应该是。我们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维持这个家族的团结，但并不太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直接交往。他住在布达，后来搬到佩斯区的一栋避暑别墅；他从那里去大学授课，认识许多住在老城街巷内的大人物们。路人们只要一见到他，都会停下脚步，凝视他的背影。他的着衣方式颇为古怪，西服的下摆从短外套下缘露出来；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爷们一样，身上从来不带钱。一辈子从来没想过钱，他的这种做派纯属自然，并非装腔作势。他长得像一只古生物，身高马大，身体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体现在用餐、娱乐、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等各个方面。有一回，政府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但他没有接受；事过很久，他解释说，他喜欢当我行我素的教师，不想当部长，因为“部长”是奴才，一旦惹老爷们不高兴，随时可以被辞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法则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自在逍遥……不管去哪儿，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搭乘公交车。这位怪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讲话。跟家里大多数成员和他的孩子们一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可爱生灵，是肩负重荷的大自然造物。

这个人是我乐观开朗、放浪不羁的外祖父的大哥，我母亲最年长的伯父。跟我母亲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我的这位大舅公也是摩拉维亚人，但他自小在奥地利长大，从身心上讲，他都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许，他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位用无私和善良之心对待我母亲的人。有一次，他带这个小姑娘去了摩拉维亚，让她看了我外祖父的磨坊。在我母亲可怜、不幸福的童年时代，留给她唯一的美好记忆，可能就是那一次旅行，就是她跟这位既有名又有钱的大伯父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他们先去了伊赫拉瓦，看望了一家住在伊赫拉瓦市中心广场边一幢漂亮楼房里的亲戚。当时，大伯父有一个弟弟住在那儿，家境富裕，留在摩拉维亚，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那座富有的城市里算得上是一位有威望的市民。就我母亲而言，那次旅行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呵护，削减了她在童年时代萌生出的卑贱感，让她知道在自己的家族里还有几位令人尊敬的亲戚，在维也纳生活的马伽什大伯父，家境富裕、住在市中心广场的伊赫拉瓦亲戚。拂晓，他们离开了摩拉维亚城市，翻山越岭，见到外祖父那座建在一块空地上的磨坊。大伯父穿着一件庄重的黑色风衣，牵着侄女的手走在林间小路上，一边走一边讲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他和他的弟弟们，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每天拂晓都要沿着这条从磨坊通向城里的林间小路步行几公里去上学。我们从生活赐予的厚礼中汲取信仰与善良，许多时候，只是这样一些无意中偶得、貌似无足轻重的礼物，就像九九藏书网我母亲在摩拉维亚山林中探访我外祖父磨坊的那次清晨散步。那天，大伯父的心情也格外舒朗，这位蓄着长髯、受人尊敬的长者声如洪钟。关于那次在陌生山林里的清晨散步，关于知道自己家族的存在和自己的归属之后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我母亲讲述过许多次。当时，住在磨坊里的已是外人，可他俩还是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大伯父带我母亲看了他们小时候的秘密乐园、独特的地理风景和破落家族的昔日疆界。在单身汉的私巢里，或许有不少年轻女孩能够得到温情的关爱——我对马伽什大伯父的清教徒生活始终感到不解——从没有人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英勇事迹或感情故事，他把秘密带进了坟冢。他以自己笨拙、蹩脚的方式试图帮我母亲减轻童年时代留给她的阴影。我母亲的童年记忆还没有完全毁掉，马伽什大伯父尽他所能，能挽救出多少就挽救出多少。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一个好人。

家族人谨慎、虔诚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某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和出于历史原因的审慎态度，将这些传统的萨克森家庭凝聚在一起。他们留心外部世界的变化，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我的曾祖父住在老布达，住在当时中央广场旁唯一一栋带阳台的楼房里（那栋楼现在还在），每天早上都用马车送儿子们去佩斯上大学……但是，从他跟儿子们的通信中获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就连要给哪个儿子买一件新衬衫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假如需要定做一身新制服，家里人需要开会商量。这些外来的传统市民家庭，在匈牙利生活得谨小慎微，毫不张扬。外族人的头脑确实很难理解这个看上去可爱、想起来诱人、感觉无比高贵、不遗余力地在市民化的匈牙利社会。在这里，律师活得像大庄园主，医生助理坐着轿子，当临时工的地质测量员晚上跟老爷一起打牌豪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就像保护人或奶牛。半个世纪后，匈牙利的中产阶层将伸出数百万只手抓住给吃给喝、用退休金催眠的国家之躯不放。但在奥匈帝国成立之前，对匈牙利人来讲，官员还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业”，并要为之付出一笔财产；副州长腰缠万贯地走进州政府，离开那里时穷困潦倒……

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它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手势，几件家具，有时候，还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困惑与犹疑，让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地孤独，距离他将作为礼物获得、并将进一步传递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事的物质与力量并不太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或许那种家族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个组构的家庭，由怨怒、激情与利益绑缚到一起的性情各异、倾向不同的人们组成；家庭，这个虽然有不少陌生成员，但在严峻时期仍能够存活，阶层界限模糊，即使在疾风暴雨中也能够超越阶层、坚不可摧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组构良好。这是一个复杂的家族，充满了怨恨与自我牺牲精神、心灵贫瘠与我行我素的个性，他们都属于市民阶层；当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时，他们的市民地位风雨飘摇，陷入危机。我的一切都感恩于它；我很难忘记和销毁自己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

后来，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再没遇见过这样的女性。想到茹莉表姑，我不得不承认，上世纪的女性是另一种女性——我只认识几位歌舞女，可爱、有才华、肤浅或渊博、脾气温和或略带邪恶的歌舞女郎。她们有的时候学化学，有的时候生孩子喂奶，有的时候调情，有的时候恋爱，她们活得大都比上世纪的女人“更健康”，但是即便如此，她们在骨子里仍是歌舞女郎；她们不是茹莉表姑那种能够让我难过、让我留恋的另类女性。在茹莉身上，我能感到某种沉静的、本能的，并不浪漫的女性忠诚，这种忠诚，我在战后的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动荡不安、经风历雨的大手笔人生，却是用最简单、最率真的方式实现的。这位女作家要比战后那些出入编辑部的“名媛们”更纯洁，更真诚。她教我喜欢上法国人——她并非刻意、无意之中带我走向拉丁世界；是她让我开始揣测，在我生长其中的迷宫之外，还存在一个更逻辑、更简单、更公正的文明。

进门后的右边是“样品间”，里面堆满了新家具。当地许多人都买外祖父的家具，埃格尔大主教的几个沙龙也是请他布置的，那些刻有“R. J.”标记的桌子和扶手椅至今仍摆在大主教的客厅里。外祖父的家宅和作坊占地面积很大。的确，在他的“木工厂”里，已经使用机器和车床进行工作，但是外祖父始终在外套口袋里记账，用铅笔随手将收支记在凌乱的纸片上，过一段时间，纸片就会丢掉。

与此同时，永不枯竭的音乐从公寓的某个角落里涓涓流出。在这幢房子里，大家不会单独坐下来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当然也有偶然的例外，不知疲倦的演奏、练习、教学偶尔会因突然发生的某种不和谐、不抒情的噪音而中断。格莱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正在练习一套将在维也纳歌剧院表演的芭蕾舞；特鲁黛在钢琴旁为一位准备到音乐学院任教的学生辅导；希尔达和玛尔塔在前厅拉小提琴。在这永远不会停息的洪流里，老画家有时也丢下画笔，抄起乐器——他有乐感极好的耳朵，能拉一手出色的大提琴，事实上他对所有乐器都有研究——或者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平静地坐在某出轻歌剧里用过的、桌腿描金的道具桌前，拿出钢笔、墨水和羊皮纸，修改五幕历史悲剧中某一幕的手稿。七十年里，他总共写了四十部戏剧，用扬抑格和长短格的形式再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讲述了许多类似霍费尔·安德拉什那样的奥地利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在外人看来，这家人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家庭成员是那么需要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因而置身于崇高的艺术境界。无论画笔，还是琴弓，对他们来讲并没什么区别，都不过是用来表达和讴歌他们为之献身的艺术和谐的工具而已。从更高层、更复杂的意义上讲，在他们中间其实只有老画家自己，不但画画漂亮，拉大提琴出色，还能用扬抑格写剧本，总是讴歌生活和艺术。他耸着架了一副眼镜的鼻子，嗅着芳香在世界上逍遥，以同样的喜悦享受喷香的古雅什汤、格莱特在歌剧院的演出、舒曼的音乐和维也纳老城内画室里的不洁体验。女儿们经常怀着理解的善意帮助他……他们很穷，但以自己的方式惹人瞩目；这家人总是在“创作”；音乐使他们超脱于市井的尘嚣之上。如果他们没钱，演奏音乐；如果他们热恋，演奏音乐；如果他们对情人失望，也演奏音乐，只不过演奏悲伤的曲调。来访者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音乐。“玛尔塔准备离婚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站在花园门口推测道，他对这家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玛尔塔一旦出现感情危机，就会一连几天地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A大调奏鸣曲》。玛尔塔经常离婚。塞扎尔·弗兰克的奏鸣曲在希特金区逐渐流行起来。

我有一位叔公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在人们眼里，在世纪末富有的匈牙利，他是学识最渊博、思想最独特的人之一。在上个世纪，匈牙利是多么的富有啊，拥有那么多非凡超群的天赋人物！奥朗尼、裴多菲、沃洛什马蒂、凯梅尼、久拉伊、厄特沃什、塞梅尔维斯——在青少年时代，我一想起佩斯的叔公，心里就感到无限自豪，他的名字镌刻在匈牙利世纪天才榜上！他教了半个世纪的民事法，并且——法学家们都这样认为——为匈牙利法学思想带来一场革命；许多年里，匈牙利的民事法都由他撰写。他的思维奔逸，对教育不太上心，只对“我的—你的”界定问题感兴趣。人类的共生极为复杂，与其说是由一系列法律问题组成的难题，不如说是道德问题。“民事法”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

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毫无疑问，跟普通人相比，这种人是由另外一种更加坚韧、刚强的材料造成的。从他们手中，我获得了赖以远行的精神食粮；从他们身上，我继承了作为他们生命一部分的坚韧和耐力，并以此为生。

玛丽大婶在托卡伊有一片葡萄园，葡萄为她和许多亲戚的生活开支都提供了来源。每到采摘葡萄的季节，全家人都住在托卡伊的房子里，只有玛丽大婶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通过派人送信或手续麻烦的邮政服务指挥采摘。每年都有人收购葡萄，尽管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一家能靠这笔收入舒服度日。在每年的玛丽娅命名日，玛丽大婶都会向亲戚、朋友赠送茶叶。玛丽大婶从玛丽娅大院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卡兹梅尔大叔过来当一天客人，开酒瓶，调钢琴。当然，他在家里的“午茶”上什么都喝，唯独不喝茶。下午六点，兵营的军官们赶来（玛丽大婶的孙女嫁给了一位军官）；卡兹梅尔大叔的朋友都是搞财会的。屋里有人弹钢琴，桌上摆满了盛着冷肉的餐盘，军官们轮流坐到钢琴前。这场饕餮的晚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人们狼吞虎咽的模样不堪入目，像是一群饿鬼饥不择食……到了早上，桌上的东西已被扫荡一空，之后又是一年没有男人进玛丽娅大院。玛丽大婶的名声很恐怖。吉泽拉走后，她的位置很快被塞耶的邮局助理员贝尔塔替代，因为玛丽大婶喜欢总有一大群人围着她。

埃尔诺的性情傲慢而敏感，他是我母亲最小的哥哥。他一下子失踪十六年的方式和事实，给他那壮硕、慵懒的体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离家的时候，埃尔诺是一名在役军官，他是“家里的宝贝”，家里所有人都以他为荣。他在军校里地位优越，我的外祖父去世后，他仍可以继续在军队服役，因为家庭支持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他在小城驻守，过悠闲的生活，嗜好喝酒，经常打牌，好赖总能够完成任务。他在朋友圈里很讨人喜欢，因为他喜欢弹钢琴，而且弹得相当不错；他还善于山聊海侃，很会讨好咖啡馆的女掌柜和途经此地的女演员。慢慢地，他沉溺于这种萎靡的状态，整日酗酒，无所事事，这位并不安分的在役军官就这样打发在外地驻军的单调日子。埃尔诺有着革命者的血性，内心封闭，生性好奇，躁动不安，向往流浪。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厌烦了军旅生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长，辞掉了军衔，分文不要，换上一身平民装束，不辞而别地出国远游。由此看来，我母亲家族的男性成员都不能忍受等级森严的生活。我的三个舅舅，一位因为不能成为音乐家而抑郁自杀，另一位冷漠地抛弃了人文主义学业去当屠夫，埃尔诺则扔掉战刀，跑到国外某个令人猜测、无人管束的地方为了某种“秘密”而生活。埃尔诺回家后，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地住在我们中间，行李里只有几本数学和物理学的专业书，还有不少的五线谱本。他酷爱数学。我从他嘴里第一次听说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埃尔诺从专业杂志上阅读学者们的论文，他对相对论的了解要比这个理论被媒体热炒早几十年；是他第一次给我讲的原子理论，讲普朗克，讲原子爆炸。他从早到晚都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夹鼻式眼镜，抽着香烟，谦卑而忧伤地坐在门廊的一个角落，读一本物理学著作或专业杂志。

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尽管他们在同一张床铺上睡觉，在同一只盘子里吃饭，可许多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在他们之间表面看来并无矛盾，似乎一切正常，为什么会在背地里如此不诚实地彼此嫉恨？对于另一个阶层，他们憎恨，蔑视，或忌妒。假如男人的出身“比较高贵”，女人自然会乐意展示自己阳光的一面，在全世界人面前粉墨登场，试图有尊严、有魅力地跻身丈夫所属的那个更上层的社会舞台；但是回到家里，在大床上，在餐桌旁，她们则会为自己遭受的某种内心伤害而毫不妥协地报复对方。婚姻的一方列祖列宗所享有的尊严以及世代积累的财富不会伤害另一方的阶层情感，这样的婚姻凤毛麟角，打一个比方，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总会时不时地跟对方说，“在我们家这样”或“在我们家那样”。家庭里始终存在着阶层争斗。

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当时大伯父在维也纳使用的物品之所以感觉尺寸大得夸张，只是出于孩子的侏儒视角；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家族分配遗产时，有一只那样的陶瓷缸到了我们家，拿在手里，我们都惊讶于它的尺寸。陶瓷缸短粗，非常深，感觉像是一只汤盘。大伯父肯定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用另外一种与一般的同时代人不同的尺度评判好坏、社会与家庭、钱财和使用的物品，他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无论在环境、思想、道德，还是判断方面，他都可以独立于世。那个时代偏爱这种古怪的家伙，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大伯父作９9ｌｉｂ•ｎｅt为社会主义的一位非职业先驱，当然不是“集体”的人。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身心，在他与众不同的外貌和内心里，均能我行我素，做一个在品行方面都非常可爱、自律的人。

我祖父是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财政顾问。他很早过世，享年还不到五十岁，身后留下一屁股债务和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债务落到两个儿子肩上，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还债，用当家教挣来的钱一点一点地还。我父亲当上律师后仍在还家里的欠债。当见习律师时，他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做辅导，就开始偿还祖父留下的债务。由于祖父很早过世，留给家人的记忆少得可怜。我父亲对他也记忆模糊。他喜欢音乐，能用拉丁语读书；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祖父的一切。他只留下了几支烟杆很长、雕成大胡子形象、熏得焦黄的浮石烟斗和一座雕刻精美的烟斗架。他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一幅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的椭圆形油画，出自某位蹩脚画师之手。我祖父的生命，就这样不留痕迹地从家庭里消失。在冷峻、严肃的祖母的记忆里，也只能透过不朽的家族往事看到一丝微弱的反光。那是一位刚毅的妇人，R. 克莱门汀，一个人用几个福林的退休金拉扯大了三个孩子，生活意志格外坚强。她像传统妇人那样会纺线织布，妙手生花；她一辈子想方设法、殚精竭虑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的平衡。她是一位表情严厉、言行不苟的妇人，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知道生活就是责任。她没有“心理症结”。她在这个地球上有事要做，而且做完了。

他的思辨能力——某种非凡的内心公正、不可收买的判决勇气和游刃有余的从容应变——激发了学生们和同时代人的“天才”想象。无论在他的日常工作、精神气质，还是言行举止中，都能让人感到一股独一无二、充满个性、无法形容的力量；他出奇制胜的表述与阐释，无不带着“天才”的个性色彩。他是特立独行的导师，不大理会弟子们的狂热，痛恨死记硬背，主考时对于聪颖的孩子从不刁难，即使对方不能对答如流地回答提问，他也总是高抬贵手……他拖着巨大的身躯吃力地走上讲台，倚在讲桌上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躺在上面；他带着从容自若、坚不可摧的平静。有的时候，他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地听诚惶诚恐、满头大汗的法学生的陈述。“虽然跑题了，但我看得出来，你有天赋。”有时他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经他主考的匈牙利法学生数以千计，只要谁一旦体会到他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就很难再摆脱掉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某一个话题会在哪里转折，会到哪里结束。表述的方式与方向，只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复杂、稠密的语句（有一位学生形容他的语句“像中风、割脉一样紧迫”），出人意料的措辞，突如其来的想象，难以理解的比喻，丰富而严谨的语言洪流，神秘的“个性”。哪怕是连词的使用都泄露了其“作家”身份。他总爱使用冷僻的词汇表达看法，所以说他是“天才的怪人”情有可原！就他所选择的领域而言，他不仅是专家，而且是创造者和发现者。在他之前，没有人研究民事法；在他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的陈述进行大修大改：凡是读过他著作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在一个夏日，埃尔诺来了，他气宇轩昂地登上台阶，用吝啬的言辞跟目瞪口呆的一家人打过招呼。他没有吻任何人的脸，特意选了一把扶手椅坐下，从一只银制烟盒里掏出带长烟嘴的“女士”香烟，开始宁心静气、聚精会神地抽起来，似乎他来这里别无他事，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他所发明的一种吸烟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他这样以这种复杂、郑重、灵魂出窍的方式吸烟。点燃之前，他将长烟嘴在银盒盖上戳了几下，眯起眼睛，用一只眼睛瞅了瞅香烟，仿佛在看一架天文望远镜；他朝长烟嘴里吹了口气，然后用舌尖舔湿了嘴唇，用两根手指仔细、轻柔地捏了一遍香烟，从卷了烟丝的烟卷里掉出点什么；他噘起嘴唇，然后将香烟放进嘴里，但是并没有松手，仍用两根手指小心地捏着，左手习惯性地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一只手点燃，随后深吸一口——此刻他的两腮使劲嘬瘪，像死人一样——然后让烟雾在自己的肺里缭绕许久，大概过了足有半分钟吧，他一直在咀嚼，细品烟味的快感，之后开始缓慢吐出。烟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形成一缕淡淡的烟云，这时候埃尔诺的呼吸变得艰难，就像一位运动员刚刚完成一场全力以赴的体育比赛……一家人啧啧赞叹地围坐在他身边，看得出神。他来我家后的头几分钟，全部用在了点烟上，好像有意让全家人为他的艺术造诣惊诧不已。之后，他很长时间都一声不语。他的呢子大衣放在身边的椅子上。他个头很高，有一米八六，而且体形很胖，还蓄着跟威廉二世皇帝一样的翘胡子。

这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他们没钱，只是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在奇思妙想中挣钱。许多要交的杂费，七个孩子的穿衣、教育和食品开销，我姨父买颜料、画笔和画布的钱，还有生活中不得不花的医药费，买衣服买书交房租，还要避暑度假，这一切都仰仗天上掉馅饼的偶然幸运。靠音乐和艺术是无法糊口的。姨父画了很多画。他为妻子和六个女儿画过各个年龄段的肖像，画完这幢房子和花园后，又画维也纳的公共建筑，画拉因茨和默德林乡下的门窗；他为亲戚们画过肖像，还临摹过照片，画过一年四季的风景，画过他喜欢的所有花束；他看见什么就画什么，连地下室和阁楼都没漏下。在他的画上要什么有什么，大画家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记录到了画布上。姨父的画作非常精美，手法细腻，用色敏锐，光影斑驳，景物和人物的布局比例和谐，第一眼看上去谁都会喜欢。这些画完美无缺，有大师的风范。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在欣赏了我姨父的多幅作品之后，就会觉得画里缺了点什么。画里缺的就是他，我姨父自己。他是那么谦逊，那么内向，以至于不敢在作品里发声。他是艺术家，但从来不把最后一句话说出口。

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他离开时一样地体态笨拙，步履蹒跚，只是脸色和头发更加苍白。“那好”，他嘟囔了一声，随手将背包扔到地上，脱下皮大衣，跟家人依次握手，跟我最小的弟弟也握了手，当时我弟弟只有七岁——埃尔诺既很热情又很拘谨地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眼睛在镜片后紧张地眨着，因为看得出来，他担心有谁会拥抱他或亲吻他。我们觉得，我们应尽可能地尊重从战场归来的英雄的歧见，因此没让自己的情绪大爆发。埃尔诺以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他意识到在战场上拼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脱下了军装，退役回乡。他不管做什么，都采用这种我行我素的方式。现在，他厌恶了战争，准备去瑞士，当然，他想重新组建一支乐队。在生活最重大的转折关头，他是那样地心平气和，似乎只要他心意已决，自觉自愿地想去做一件事，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还是翻天覆地的世界秩序，都无法改变他的意愿。战乱之中，埃尔诺目的明晰地一意孤行，有一天他真的去了瑞士，组起一支乐队，在一个名叫圣莫利茨的饭店里给家人写了几行温暖的问候语。即便生命的空间受到历史的禁锢，他仍尽其所能地我行我素。他认为，上等人有权利这样做。

他一辈子都在亲戚中间分赠财产。我母亲得到了两万福林，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的那位嫁到维也纳的小姨也得到了两万福林；但是我父亲在几十年里一直向大伯父支付那笔预付遗产的利息，而维也纳的亲戚们则免付利息，他们像获取礼物一样获得巨款。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年，大伯父去世了，确切地说是饿死的；维也纳的亲戚们描述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捐给了穷人，连副食票也捐了。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向我透露了他的“秘密”，当然，他的秘密跟大多数重大、真正的“生活秘密”一样平庸无趣。“出逃”之后他先去了德国，既没有钱，也没有特殊的本事和学历，他到底是怎样活下去的呢？他用自己的音乐天赋挣了一些小钱，弹钢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驻军的兵营里就常给战友们弹琴。他在德国偏僻小城镇的咖啡馆或饭店里演奏；后来组了一支乐队，在城市之间做巡回演出。他在德国的小咖啡馆里弹了十几年钢琴，整夜抽烟酗酒，直到天亮。他的生活每况愈下，四十岁时得了不治之症。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绝望之中开始了疯狂阅读，手边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他不喜欢文学，但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尤其对数学研究很感兴趣——他就像奇闻逸事中讲述的、想在行刑之前迅速学会英文的死刑犯。埃尔诺也“想补偿过去浪费掉的时光”。他一想起军人生活就很反感。不管怎样，他以科学爱好者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就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辩论和闲谈。我跟埃尔诺一起聊天文、地理和原子爆炸；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要埃尔诺为我讲解，我这个数学考试总不及格的中学生居然能搞懂微积分。他教会我思考数学问题的方式，只需他的几句点拨，我就明白了数学并非魔幻的迷宫，而是一系列清晰、简单的思维过程。当然，他再也不弹钢琴了。

因此，不难理解吉泽拉为什么想要逃出这座生活的修道院，妇人们和姑娘们被腌在这个没有男人敢走近的地方发酵变酸。向吉泽拉求婚的是一位河流管理员，他是鳏夫，是个沉静、忧郁的小公务员，生活里已经什么都有，缺的只是吉泽拉，就连玛丽大婶也未能弄清男人的想法！不管怎样，有一天，玛丽娅大院的全体成员为吉泽拉缝制了一身细腰、紧身的丝绸婚纱，河流管理员身穿黑色礼服，一副受惊的神情站在客厅里忙碌穿梭、兴奋异常的妇人中间。卡兹梅尔大叔一大清早就赶过来，喝了许多萨莫萝德尼葡萄酒，他用模棱两可的话鼓励了河流管理员几句。在忙碌、兴奋的喧嚣中，没有人明白河流管理员到底为什么要娶吉泽拉，就连新娘自己也不理解。可怜的人啊！妇人们给新娘烫前额的刘海，吉泽拉脸色苍白地站在河流管理员身边，用不知所措的眼神环视四周，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不相信这种喜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她突然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幸运之神降福于她……河流管理员住在蒂萨河畔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有房子、院子、猪圈和一份稳定轻松、收入不错的工作，想来，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找到比看管蒂萨河更舒心的国家单位……所有人都说，美丽善良的吉泽拉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从天而降的幸运实在罕见！河流管理员缄口不语，午宴上一声不响地吃了不少，喝了很多酒，然后挽着吉泽拉的胳膊，脚步从容地陪她去火车站，去蒂萨河畔。家里人很长时间都这样讲，吉泽拉太幸运了，好像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结局仁慈、让人感觉不真实的玩笑。“不管怎么说，吉泽拉一直都很幸运！”那些继续留在玛丽大婶铁掌里的阿姨和姐妹们不无忌妒地说。

每隔一个星期天，茹莉表姑就来布达的寄宿学校接我，我们一起去岛上吃午饭。茹莉表姑写长篇小说，并且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住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城堡里；穿着、气质、见识，无不显示出她拥有值得骄傲的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匈牙利最后的七执政官之一，她的母亲路易丝是我祖父的姐姐，温柔贤淑，头上总包着方头巾。茹莉表姑嫁给了一个罗马尼亚人，但是家里谁都没见过她的丈夫。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住过一段时间，经常出入宫廷。茹莉表姑总在讲故事；她天生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她讲“她的东巴黎”，讲生活跌宕、酷爱艺术的罗马尼亚王后，讲巴黎与文学。我望眼欲穿地盼望星期天，因为茹莉跟文学家很熟，认识霍伊希·帕尔和裴卡尔·久拉，她还在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茹莉表姑不懂“青少年教育”，但她本能地敲开了我的心扉，她像跟成年人一样地与我交谈，跟我谈生活和文学。星期天郊游，她带我走进陌生的世界。我们在一起时，估计茹莉表姑感到很乏味，想来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结识许多著名的作家；她总是“在脑子里已编好了”好几部小说，“就差写到纸上了”；她跟罗马尼亚王后会晤过多次。总之，她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不仅是成年人的世界，还有爱情与世袭特权的世界。她的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戴圆顶帽子，穿沙沙作响的绸缎衣裳，好像是去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去岛上，从那里搭船到勃拉洛什广场，去茹莉表姑位于梅斯特尔大街的公寓，在那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忆”。她对家族非常依恋，屋里摆满了老照片、旧书信和上百年的家族纪念品。她也像对待祖传器皿或家族旧物那样精心地呵护我。茹莉表姑是我们家的秘密珍藏者、女作家和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既是家族成员，又是无可非议的陌生人……她住的那两个小房间，位于一栋公寓楼的二层，空间相当狭小；但是即便如此，她周围的一切仍显得华贵惊艳，她的每样东西、每件衣服、每件家具、每副手套、每顶帽子全经过精挑细选，引领时尚，她在每句话里都会不厌其烦地掺进法语词！……她总是在路上，总在制订计划，写长篇或短篇小说，出席晚会，准备去巴黎——对我来说，她简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通灵之物！除此之外，在她身上还有某种不容摧毁的东西，某种内源的，即使后来变得贫困、孤独、失望也无法假造的光焰。茹莉表姑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是“世纪末”的杰作，是罕见的流星。

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外祖父的一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我出生前二十年就去世了。他的肖像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长得简直太像他了。我的脸也是充满渴望，虚胖，敏感的嘴角向下撇着，长了一副络腮胡子，我跟这个从相框里望着我的陌生人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爱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动不安和开朗快乐，都是从他那里继承的。这个陌生人继续在我身上固执地活着。也许，一个人从他祖先那里继承的不仅是身体特征；就像我，不仅长着他的嘴、他的额头、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型，在我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动作、他的笑意、他的好色倾向，还有某种潇洒和玩世不恭。我也喜欢将记录我生活和事务的账本揣在兜儿里。不过，我祖父也同样活在我身上，他更简朴、更严肃、更和善，他也死得很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必须跟这些陌生人一起共同生活，并在自己身上痛苦摸索着雕刻出他们，可是他们很少允许我开口。比方说，我的外祖父是小城市里的福斯塔夫，他是当地有名的、心性快乐的啤酒友和酒桌上的领袖。我工作的方式也是从他那里继承的。我喜欢用手工艺者的方式抱怨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喜欢体力劳动者的身体节奏，喜欢在无足轻重的日用品上不遗余力地雕琢打磨。应该感谢他，是他使我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手艺人。有时候，外祖父会跟祖父打架，假如外祖父更强势，那么我至少半年都会兴高采烈，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某种欢愉与轻松。每逢这种时候，我身上的流浪倾向就会突然爆发，既无计划又没目标地出游几个月，不管给家里和作坊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九*九*藏*书*网

这位手工匠总是到处“流浪”，他在国外的流浪岁月应该归在未婚的独身时光内。拉丁人几十年都不离开自己的城市，那些出国的人，多少会被看成是冒险家。大世界的缤纷色彩和混乱秩序，只有这位手工匠和那些在奥匈帝国境内被派东派西的现役军官们才知晓。外祖父去过捷克和德国，当了师傅后，三天两头去维也纳采购，学到了现代工艺的新诀窍。总之，他要比当地那些拉丁式的乡下人更了解世界。他生性热情、冲动、不安、幽默，喜欢饕餮大餐，特别能喝啤酒，而且很容易讨女人欢心。当听到院门外有个年轻的流浪汉用德语唱“一位穷困潦倒的旅人……”，外祖父就会透过玻璃门用德语喊，“谁要穷困潦倒，就不要旅行”；但是随后，他会将流浪汉请进屋里热情款待。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流的学校读书，一个考上军校，另外两个读中学；他的女儿们也都读书识字，只有我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才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这些“拉邦茨派”早在1800年左右就用匈牙利语或拉丁语写信，从来不用德语。卡博尔于1807年从佩斯写信给住在西盖特的弟弟亚诺士说：“我之所以给你写信，一是想跟你讲讲国会的情况，二是告诉你王后于本月13日早晨六点在维也纳去世。这里的生活奢华得令人难以想象，大庄园主的骑兵制服上镶金嵌银，跟圣职人员一样。”1834年，在自由革命爆发的十几年前，当家庭成员之间用匈牙利语写信没有什么“意义”时，山多尔从老布达写信给母亲欧尔萨格·波尔巴拉道：“……5月26日我从瓦拉德出发，28日晚抵达老布达，那天正好举行匈牙利的政府会议，我的就职仪式只好拖到今天举行，上午我已经宣誓完毕，办理这份委任状总共花了我二十福林银币。我买了一辆马车，非常漂亮，大概花去我一千零六十福林，我还置备了几件衣服。这一趟本身就开销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巡查员了……”这些巡查员、议员、州府专员、国库负责人和矿区经理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用匈牙利语写信了——而匈牙利的贵族家庭，特别是大庄园主们，更愿意用德语或拉丁语！——这些“外来的”民族说匈牙利语，用匈牙利语思考；这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家族的所有财产和地位都该感谢“皇帝”的恩赐，要知道，他们从萨克森迁到那里还不到一百年！有一份名为《巴奇卡》的“州公共事务政治简报” 这样评价“软骨头”卡博尔：“我们杰出的……与世长辞了。他于1813年出生在西盖特，在佩斯求学并获得法学学位，1837年担任巴奇州的副公证员……40年代担任法官，1848至1849年在维尔巴斯兵营里管理新兵，1850至1854年在国外居住，1855至1860年担任法院法官，1861年担任州长的代理秘书官，1862至1868年担任州法院院长，1869至1871年担任巴奇州副州长……此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作品内容侧重于学术。他的处女作为《路易十四与拉鲁什弗柯德》，第二部德文作品为《奥地利、匈牙利与伏伊伏丁那》，其政治内容引起广泛反响。之后的作品更侧重于历史，作品有《匈牙利人口发展史》、《最后一位克拉伊男爵与塞尔维亚人》、《从莫哈奇到马丁诺维奇》……”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典型。家族中大多数成员的人生故事都跟他相似。他们对过去的匈牙利世界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位“外来的”家族成员从西盖特迁到巴奇卡，最后身为匈牙利尊贵的副州长溘然长逝……我父亲的那些公务员祖先与匈牙利土地感情深厚，不管怎么讲，哈布斯堡王朝没有把最糟糕的人迁到匈牙利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奥地利人聘请他们管理匈牙利王国的财产。

有一天，她也走了，她并不想走，是“提前离世”的，很可能是去了哈迪斯，她在那里会跟亲戚们争吵几十年……不过，吉泽拉跟河流管理员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久。玛丽娅大院里的人总是说，吉泽拉是幸运的宠儿。

我的维也纳亲戚们整天都在弹琴。六个女儿轮流着拉小提琴，弹钢琴，甚至还拉大提琴，吹单簧管。她们把音乐之外所剩无几的时间，全花在了跳舞上。位于希特金区的那套底层公寓被音乐声、姑娘们的尖叫声和歌声震得嗡嗡作响。整栋楼都摇摇欲坠，十口人住在三间屋里：父母，六个女儿，后来在战争中阵亡的唯一的儿子弗兰茨尔，还有三十年前就已经很老了的老女佣玛丽，她只能忍着腿脚的疼痛挪着碎步在半地下室内潮湿、昏暗的厨房里为一家人做饭。楼后有一个狭长的花园，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黄香李树、两棵只结杂交小核桃的老核桃树、一片野草莓矮丛和长在花园尽头角落的一株芬芳扑鼻的接骨木。核桃树周围摆着长凳和桌子，从开春到晚秋，这一大家人都在这里安营扎寨。男主人弗朗茨一天到晚地站在那儿，他是位画家，长发飘舞，脖子上系着艺术家的领花，长了一个小辣椒杨奇那样又红又长的鼻子，戴着眼镜，总是满腹心事地盯着画架上刚开始落笔的油画布，同时听着从孩子们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的小提琴或钢琴声……“不行，跑调了！”特鲁黛或玛尔塔的手下刚有偏差，老弗朗茨就扯着脖子大声喊。他同时培养六个女儿，画油画，跟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的老女佣玛丽或妻子罗莎争吵。希特金区家里的所有春夏秋冬都是这样度过的；生活就在这么悄然地流逝。

有一天，吉泽拉终于出嫁了。婚礼上，她穿了一件灰色衣裳和一条长得垂地、蜂腰般瘦的灰色纱裙，家里每个人都为她的这一转变感到高兴。当时，吉泽拉已经四十多岁，家人都已丧失了希望，没有谁觉得还会有人乐意牵着这位忧郁老姑娘的手走进教堂。她既不漂亮，也没有财产，在玛丽娅大院里长大，是玛丽大婶亲手把她拉扯大的。玛丽娅大院里实行母权制统治，玛丽大婶发号施令。玛丽大婶是态度严厉的部落首领，慢慢地，她把家族中所有没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都收留到自己身边，还有所有离婚的女儿和孙女。此外，她还先后收留了吉泽拉和贝尔塔。贝尔塔在塞耶的邮局工作，但她在职业生涯上前进缓慢，六十多岁也没能当上正职……在玛丽大婶身边，逐渐汇聚起家族的绝望。在这种严厉的母权制下，男人不可能忍受太久：玛丽大婶的女婿，有着骑士风度、留着猫一样胡须的卡兹梅尔大叔很快就跟妻子离婚从那里搬走，从那以后，他只在命名日来玛丽家做客，一边呷着茴香酒，一边听半打的女人控诉各自丈夫的罪行。我始终没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把玛丽家的妇人们维系在一起？作为一家之主的玛丽大婶，是我祖母的妹妹；但对吉泽拉、贝尔塔、玛丽什卡、玛尔吉特，我只统称为“阿姨”，她们照看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之间的暴君玛丽大婶，从玻璃门的橱柜里取出香草味的糕点和甜味的茴香酒，假若有人来访，她们还会倾吐满腹的怨艾。她们连信也不能随便写，因为这位白发苍苍的独裁者，要经过亲自审阅才会给她们买邮票的钱；她们更不能在没得到玛丽大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城；即便是厄修拉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也不像玛丽大婶家的姐妹们被管得这么严。

那个名叫耶诺的男孩，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哥哥，他一心想当音乐家，但是只加入了军乐队，由于失意，他在普拉服役期间饮弹自杀。他的音乐爱好犹如咒语，始终困扰着这个家族。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秉承了先人的艺术天赋。一个女孩绘画，另一个唱歌。我母亲同样有艺术才华，走火入魔地迷恋音乐。她的另一位姐姐远嫁维也纳，将音乐天才传给了她的孩子们，那位姐姐有六个女儿，其中有一位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舞蹈家；其他人不是靠着音乐谋生，就是为了音乐活着，有的作曲，有的教学，有的演奏。音乐是生活的顶级元素，人们逃遁其中，音乐强迫我们和后代们追随它步入高尚的帝国，听从内心的意愿。在童年时代，我听过并且学过音乐，曾想当一名职业音乐家。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听音不准。小时候我听音乐听腻了，以至于长大后我下意识地逃离了音乐帝国，尽管有的时候我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惋惜不舍，但是出于羞恼和焦虑，我依旧远离了各种音乐。有一次在巴黎，我偶然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当音乐响起，我感到一股荒诞可笑、无法排解的烦躁不安，最终我不得不中途退场……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位由于未能当上音乐家而开枪自杀的耶诺舅舅。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惩罚，指法训练时，每当我用错误的指法敲击琴键，母亲就攥着一根藤鞭坐在我身边敲我的指甲。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音乐——毕竟我还是想听，就像一个想家的流亡者——就会在心里自说自话：你看啊，其实并不那么疼。

这个生活的修道院，这个有点让人头疼的女人圈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就像某个官方总部，来自家族各支的消息汇聚到这儿，在这里广播，记录所有的新闻，并做旁白解说；每隔一段时间，会用更加丰富的语言、以公告的形式将家族中发生的事件公之于众。阿姨们坐在弥散着煮水果和樟脑球味的房间里，守护着家族的灵魂。她们用血缘和记忆、悲剧和感情垃圾、绯闻和要闻的棉线编织家族永在变化、永不中断的神话。家里总有人死亡，按葬礼上的说法，是“提前离世”，因为，“假如他能更好地照顾自己”，“假如医生能及时地发现病情”，他本来能够活得更久。但是不管怎样，家族——这个神秘的集体——仍然继续存活，家人们生死与共，相依为命。或许，跟德热或曼茨“提前离世”的悲剧相比，毕竟家族的生命更为重要……玛丽大婶和围绕在她身边的老妇人们怀疑，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提前的”；也许根本不可能有谁会准时死亡……总之，家族的神话继续流传，这种神奇的自我意识，赋予我们每个在家族神话中扮演角色的人以力量。在各个时代，特别是当人类被迫生活在缺少共同拥有的伟大神话的时代，袖珍的家族世界史更成为他们意义重大的体验源泉。家族中有奥林匹斯山，也有哈迪斯；玛丽大婶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中间，精心地将家族成员们分门别类，规定谁属于哪儿。

一个儿子开枪自杀，因为没当成音乐家；另一个儿子中学肄业，因为想干屠夫这一行。这个家庭真的很奇特。耶诺的弟弟德热，已经上到了六年级，但是脑袋一热，向我外祖父表示，他必须放弃人文科学，因为除了屠宰行业，他什么都不想干。外祖父是个严肃、公正的人，他叹了口气，第一次说他需要些时间想一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权衡，外祖父把德热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聊了许久，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在当时，打孩子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教育手段，扇耳光就跟祈祷或勤奋工作一样，属于日常性的工作范畴。第一次打孩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日常意义，父母和老师大打出手只是出于演练，只是遵循传统。打完之后，外祖父说，这件事他已经想通了，德热选择自己的职业没什么错。十六岁那年，德热揣着六年级的肄业证书很快去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屠宰场当学徒。

一方面，埃尔诺跟大历史的宿命拼命抗争；另一方面，他未能跟另一个与自己个人生活历史相关的卑微宿命达成和解。直至生命的最后几日，他都在咖啡馆里弹钢琴，在瑞士和德国小乐队里为那些乡巴佬演奏。虽然他为那些人服务，但却从骨子里鄙视他们。每年冬天，他都回到圣莫利茨饭店，就在这家饭店，我经受了生活中最为特别、怪异、困惑不安的羞辱，直到今天，这种羞辱都不能因时间和距离的阻隔在我心里消除。当时，和平已经岌岌可危，我正在法兰克福读大学。有一天，埃尔诺把我叫到圣莫利茨饭店。我早上刚收到他的来信，中午就已经启程上路。我从来没有去过瑞士。出门时，我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系上新买的领带，就在那次，我平生第一次买了一套睡衣，因为我准备去一个“大世界”，担心在高雅的圣莫利茨饭店让埃尔诺为我感到羞窘。我有镁光灯紧张症。在我的印象里，瑞士就跟舞台戏剧一样不真实。我在下午六点抵达目的地，埃尔诺在火车站接我，他光着脑袋，披着斗篷，在没有系紧的斗篷下，可以看到白色的夜礼服和白色的领花。他脸色苍白，带着尴尬的微笑；也许，他又在担心我想吻他。然而，埃尔诺的盛装吓了我一跳，燕尾服和领花；就在这九九藏书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埃尔诺是我们将去的高雅饭店——圣莫利茨饭店的雇员，就像大堂的服务生一样，埃尔诺每天不得不身穿这身工作服。接到邀请时，我忘记了埃尔诺的生活环境，在整个途中也没有多想；可是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埃尔诺并不是那位住在圣莫利茨饭店里避冬、出于高兴邀请在附近城市读大学的小外甥前去住几个星期的布尔乔亚舅舅，而是一位贫困的无产者，他在高大、堂皇的饭店里只能走仆人专用的楼梯，和跑堂一起用餐，靠客人给的小费谋生……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因为我喜欢埃尔诺。我尽量表现得没有偏见，态度亲热，但却骗不了埃尔诺敏感的耳朵。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犯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无可挽回的错误。

亲爱的茹莉啊！她永远是一位“贵妇人”，即便手头拮据，仍旧能活得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命运对她不公平，她一个人度过了几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始终是一位仗义的“豪侠”，七十六岁时都不会空着手去看望亲戚，总会分赠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宝贝——一件精致的瓷器、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样小手工艺品——她总是给予，即使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博爱之心。我偶尔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后高傲地扬起头，用难以效仿的语气说：“我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你知道吗？亲爱的……”家族里的一大秘密就是：将近八十年，茹莉怎么能够靠文学创作和教法语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学校教“辅导课”）？她总是风度优雅，习惯穿套装，戴一顶阔檐礼帽，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礼物。她拿什么买家里的茶叶？拿什么厚待亲戚和密友？……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仍乌黑发亮，总是有说有笑、风度翩翩、衣着时尚、精神抖擞地在家族聚会上亮相，许多时候，即使年轻人也不能像她一样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她阅读法语书籍，总是在酝酿新的计划，构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岁那年，有一次我无意中惹恼了她。我壮起胆子好奇地问，维也纳的大伯父、画家和她之间，谁的年龄最大？“总是男人的岁数大！”她说，并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围瞥了一圈，心里真的生气了。七十七岁时，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样过着“社交生活”，对女裁缝十分挑剔，跟二十多岁女郎争论时装问题，不辞辛苦地搭乘一个半小时有轨电车，就为了借一本法语书……茹莉就是这样一个人。七十七岁那年，她准备结伴去巴黎，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后来，她由于害怕陌生，害怕变化的世界，担心失去残留不多的记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数已经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说，“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将结束……没办法，我落伍了。”

我刚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担任佩斯大学校长。有一天上午，我去他那里报到。他在富丽堂皇的校长会客厅接待了我；他坐在一张雕花的大写字台后，身宽体胖，形象高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像霍尔拜因画作里的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脖子上，挂着象征校长权威的金属链；一块大大的方餐巾塞在马甲的开襟处，遮住了他的大肚子。他用攥着餐叉的手和蔼地向我招了招，示意我走近一点儿；他正在吃炖肉，校长办公桌上摆着一盘香喷喷的炖肉和一杯啤酒；他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并不在乎自己在装饰华丽的会客厅里的形象。我出神地看着他，一直等到这位身材魁伟的大人物吃完最后一口饭。之后，他挽起我的胳膊，友好地领着我在大厅里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那些他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油画。我们在象征学校尊严的权杖前站住。“这是什么，本尼叔公？”我问他。“我不知道。”他说，并且耸了下肩膀。我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因为这个耸肩的动作喜欢上了他。

我父亲有着德国的姓氏，他的老家位于现在的萨克森州。有史料证明，家族的祖先曾为萨克森选帝侯效力，在国家铸币厂工作，几百年来世代锻造萨克森铜币；他们都是铸币工匠。后来，他们受雇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很短时间里富裕起来。我的曾祖父搬到了巴奇卡，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信任的外族人迁居到那儿，特别是托伦塔尔和巴奇—博德罗格州。他出任国库顾问，是一位富豪，是王室财产负责人。他住在松博尔市，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安息在松博尔大教堂的地宫内。讣告中说：“祖国的不幸处境加重了他的肠道疾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讣告里出现了匈牙利语；他死于1849年，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老臣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有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们不能使用家族古老的德国姓氏。曾祖父的遗产在人们的手中挥霍殆尽；巴奇卡的那一支很快败落消亡。留下来的一支居住在马拉穆列什，在矿区任职，当小公务员，他们是我的直系祖先。

作为“校长”，他在我的第一本记分册上签了字，字体又圆又胖；他送我到门口，微笑着说，现在他是法定的“尊贵的先生”，因为在古代世界，这个头衔只能用在艾尔代伊大公和大学校长头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谈，询问我家的情况；但是随后，他好像忘了我是谁，转身回到写字台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出于勤奋，我努力听了他几堂课，但是到了第一学年末，我厌倦了法律，转到了文学院，没再听过他的课；没过多久，我离开那所学校，后来在国外大学毕业。从那之后，我十几年没再见过他。退休之后，他住在多瑙河边，住在一个度假区，黎明起床，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多瑙河里游泳；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办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为他出版著作；八十岁大寿时，他们在佩斯的音乐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他的同事、学生、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们都来了，司法部长也亲自出席。人们白白等了许久：他派人给部长送来一封信，感谢大家为他祝寿，请大家原谅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种事情变短”。他对生命格外珍惜，最后的精力全用于工作，他的实际生命要比普通人长许多。他的生命产生于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

大伯父收下那叠千元巨钞，在维也纳生活，住在特蕾西亚学校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培养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贵族精英。他很早就结婚了，蓄着跟上帝一样的白色络腮胡。他是一位谨慎、敏感、高贵的思想者。作为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特蕾西亚学校教师、匈牙利伯爵的法律顾问和亲信，他是奥地利第一批在公开讲演中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信徒的人之一，要比维克托·阿德勒早几十年。他的观点十分纯粹，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他为手工业者和工人们举办讲座，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拉萨尔。他创办了奥地利的第一家工人联合会，捐出一万福林作为援助基金，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和职业革命家利用了他的善心和轻信，接受了他的捐款，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大伯父对此没有恼火。他撰写文章宣扬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内容”。90年代，英国下议院曾朗读过一篇他撰写的这方面文章，将他尊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榜样。党派从来没有接纳过他，他至死都是一位孤独的斗士，被人尊为“怀有浪漫主义理念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用博爱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承认，在这位非职业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不仅在他身上，而且在他的文字里——确实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孤傲，某种无法置身于任何集体之中的精神追求者的孤傲。他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工人运动，因为他坚信工人运动终会成功，但他并未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大伯父一辈子都在特蕾西亚学校执教，后来当上了校长。

我跟这个怪人只见过两面。家里人提到他时都压低嗓音，仿佛在谈一个疯子。在我看来，这个孩子很健康，是个稀有之人，他不仅敢于而且知道怎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试想，假如德热当时没有“脑瓜一热”地异想天开，而是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当一名公务员，徘徊于对他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反感的阶层里干他不喜欢的职业，那将会多么可悲可怜！也许德热会变成一个具有病态倾向的危险分子！幸好，德热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个简单、勤劳、知足的人，他按时成家，开办商店，把几个女儿拉扯成人，等到自己命数已尽，带着基督徒的平静和谦逊安然辞世；不管怎样，德热都跟家族里其他的男性成员一样继续活着。当然，那些试图融入上流世界、渴望社会名声的家人永远不会理解德热的逃跑。“工厂主”的儿子，眼前是通向上层社会的阳关大道，可以靠名衔和学位跻身于贵族行列，可是现在，他不仅还要靠手艺过活，而且跟屠夫一样满手血腥。谁会理解这个呢？或许，德热对“贵族阶层”有一点恐惧。他抱着手工艺者的傲慢做出这个决定，逃开那个让他感到陌生、充满繁规琐矩的另一个世界。的确，假如他无论如何都想当一名手工匠，也完全可以接过我外祖父的木工作坊。但是，屠夫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有着更特别的吸引力。如果真有“使命”一说，那么毫无疑问，德热是一位天生的屠夫。童年时代，他就跟弟弟和学徒们一起玩“屠宰”游戏。听我母亲讲，德热将楼里的孩子们召集到庭院内的一个角落，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他们的背上和屁股上撒上盐，然后用一把从厨房里偷来的大宰刀将受难者凌迟碎剐。孩子们就像受惊的羔羊，忍受着这出古怪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个月都会上演一次。结婚时，德热已经当上了屠夫，他从婚礼现场拔腿溜走，撇下喜宴上的客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跳上马车，直奔屠宰场。他脱掉新郎官的漂亮礼服，兴高采烈地宰了一头公牛，然后又悄悄溜回到宾客之中，回到毫无察觉的新娘身边，他的脸由于快乐而涨得通红。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在挽联上写道：“情人，温情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这也是事实。出于本能，德热意识到了危险，并且逃之夭夭。

我外祖母出嫁那年只有十六岁。女人脸上罩着轻柔的面纱。我外祖母跟外祖父一起只生活了四年，先是生下我母亲，后来还怀过一个孩子，不幸的是，第二个孩子死于新生儿高热惊厥。家里没有人提这件事。孩子的名字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有一回，我母亲一不小心说走了嘴。叶兰菲是个女孩。家族里面，不管是我外祖母亲生的孩子，还是她非亲生的后代，都对跟外祖母有关的记忆保持沉默。外祖母只留下一张照片，一张手工上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副美丽忧伤的女性面孔，与其说是少妇，不如说是女孩。即便她有什么秘密，全家人也都守口如瓶。非亲生的孩子们不乐意提她；我母亲对她也记忆寥寥。外祖母是一个孤儿，由一位年长的女亲戚拉扯大。我猜，她那位亲戚挺穷的。我外祖父四十多岁时，带着他跟自己前妻生的五个孩子，又娶了一位年轻女孩。女孩茫然无措地在那幢大房子里走来走去，感觉像是被收养的第六个孩子。听家里人说，她从来不笑，一脸严肃地坐在长餐桌旁，坐在外祖父的右手边，在家里像一位陌生人。外祖父是个乐观开朗、说话幽默的男人，他讲的故事不管谁听了都会感到有趣。偶尔，连那位忧伤的妇人都会禁不住发笑，这种时候，她会从桌边站起，用手帕捂着嘴，“临时到隔壁房间笑一会儿”。她不好意思笑……这里有什么秘密吗？她觉得我母亲（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得很丑，并且为这个丑孩子感到羞愧，以至于连看她都不敢看，喂奶的时候，总用一块手帕遮住孩子的脸。我母亲知道这个，还是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嘴里听来的。这位少言寡语、落寞忧伤、很可能有心理疾患的女人在那个家里总共仅生活了四年。不管怎么讲，她对我的生活也有所影响。我身上的绝大部分恐惧都来源于她。很可能这个女人因为要在与自己同龄的成年孩子们面前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感到羞窘，她不好意思在一个前任女主人的孩子们极力维护死者威信与记忆的家庭里流露母爱。很可能她做的一切都有过失，都不完美，都很蹩脚，内心的惊恐导致了她歇斯底里的自卫，因此当外祖父讲笑话时，她要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笑，因此她总是沉默不语，因此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奇丑无比”，大概她试图用这种谦卑来接受已亡女主人的记忆和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们。我一旦害怕，一旦疯狂，这位陌生妇人就会在我的心里开口絮叨。其实我连她姓什么都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提过她的名字。每当应该提起她的时刻，家里人就像天文星相，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寰宇里。她给人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记忆，所有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都会眼帘低垂。相片上的她穿着绣花坎肩，白皙、纤细的脖颈上戴着一个串在一条黑线绳上的银十字架。在她衬衫的领口上，绣着精致的铃兰花束。她的眼睛聪颖、清澈、伤感，简直像是玻璃做的。这两个人在我身上继续活着。

第一次见他时，我还是个孩子，母亲带我去他家串门。他的存在令我意外，因为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居然还有一位这么与众不同的舅舅。从来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在布达佩斯，我们居然还有一位当屠夫的亲戚！这个发现令人兴奋，这位舅舅我也很喜欢。德热的举止略显窘迫，由于我们是“有地位”的亲戚，他和妻子为了迎接我们的造访做了精心准备，家里整洁得让人感觉不舒服，两口子都穿上节日服装，他们的三个漂亮女儿被打扮得像是参加选亲，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坐在哪里。我在心里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家族里居然有一位屠夫！而且，这位出色的、显然相当博学的、“首都”的屠夫还跟我友好地握了手，亲自带我参观了操作间，让我看了木墩、板斧和牲畜的尸首。他要比我认识的所99lｉb•ｎｅt有当教师、律师、军官的亲戚都更加有趣。我为父母在家里从未提过这位出色亲戚的名字而感到不可思议。

罗莎是一位严肃的母亲，痛苦地生活在这个反叛的艺术家世界。她总是奔走在厨房和住房之间，片刻不停地用浅色的卡尔斯巴德小锅煮咖啡，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总有某个女儿下课回家或要去上课。她总在收拾家里摊得满天满地、无法下脚的东西，六个女儿只专注于音乐和爱情。毫无疑问，她用自己的方式投身到马不停蹄、疾风暴雨般的创作之中，生了七个孩子。她认为丈夫的那些画作和剧本毫无价值，没有哪个艺术收藏家乐意花钱买他的画。罗莎恼火地收拾家人乱扔的东西、钱和衣裳，还有丈夫用光了的颜料管、用秃了的油画笔，收拾所有的垃圾……在这个音乐四起、喧嚣震耳、忘我创作的家庭里，罗莎是保护神、组织者和收藏者，是这个家庭卑微、忧虑的尘世良心。该吃晚饭了，一家人从忘我的音乐中醒来，目光重新投向凡尘；罗莎和玛丽出现在门口，将摆放了黄油面包、淡咖啡和冷肉片的盘子放到道具桌上，像是一曲悲剧大合唱，她俩开始议论外面的小道消息。他们就这样活着；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现在也会这样活着。

她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是鲍里尼·贝拉。鲍里尼是一位出色的讽刺作家，当时他在主编一份名为《纸捻》的幽默杂志。我跟茹莉走在环路上，鲍里尼正在一家饭馆喝酒，坐在一株种在酒桶里的檫树后，他离开桌子绕过酒桶朝我们走来，跟茹莉表姑打招呼。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什么好聊的，鲍里尼主编不大可能请道德观严肃的茹莉表姑给《纸捻》投稿……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秃顶、讥讽的眼神和牧师的面孔。“作家原来就长这样！”我心里暗想。有的时候，茹莉像履行义务似的带我去逛博物馆，不过，至少我们两个都很反感动物标本和古代匈牙利人使用的兵器，反感程度不亚于听配有投影插图的民俗讲座；经过几次无聊至极的尝试之后，我们星期天下午主要去甜点店或歌剧院。有一次，她带我去《佩斯新闻报》编辑部，穿过好几间空屋子，我拼命嗅闻硫酸纸和油墨的味道，骄傲地望着茹莉，望着这位令人钦佩的表姑；出入日报编辑部这样的文化重地，对她来说如履平地……她总是在写长篇小说，主题是“生活与幻想”元素的杂交。她还写过一部话剧，并将手稿寄到我在德国的住址，她虽然不说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把这部戏搬上德国舞台。但是，出于年轻人的马虎，我在搬家时将手稿遗失了。她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跟我的关系一如既往；我从别人嘴里听说，她写的话剧惨遭重创，以至于毁掉了她生活的希望。她翻译过许多书，挣了些小钱。后来，她的名字慢慢从报纸专栏里消失了。“我落伍了。”她自嘲地说。但是，她在家里继续偷偷地写了不少小说。

我的曾祖母是欧尔萨格家族的女儿，她的家族几百年来始终都跟匈牙利人通婚。他们全家都是公务员，有法理学家、政府职员和军官。其中一位名叫日嘎，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穿着潇洒的白披风，蓄着匈牙利式翘胡子；这就是银版摄影技术为他留下的影像。我性格中的柔情与不安来自我母亲的家族，中和了我父亲祖先公务员的刻板和骨子里的尊傲。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没有谁逃离过军队，没有哪个中学生放弃人文科学去当屠夫，从来没有人热衷于社会主义，就连像马伽什大伯父那样以理想主义的谨慎方式也没有。父亲的祖先都是自闭、沉静、古怪的人；所有人都有点像退隐者，尽可能避开他们所属阶层的公众生活，在职业上不求进取，宅居在家，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都是孤傲之人。日嘎，这位近卫军官有一次出门远游，搭乘邮车走遍了整个国家，造访了散居各地、当时还健在的所有家族成员，并用袖珍的字母、事无巨细地将一路见闻如实写到了日记里，详细之至，让我觉得根本不像是一位军官写的，更像出自公务员之手。他去了巴奇卡、布达、泰迈什瓦尔、卡萨和马拉穆列什岛，见到了上帝的儿子们。日嘎变成了好奇者，无论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事无巨细地写进日记，记录下平静生活的所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寻觅爱情，不但找了，而且找到了。我非常喜欢读日嘎的日记，这些“公务员”以退隐、慎独的方式过着情感丰富的生活；每个人都揣着某些多愁善感的秘密，日嘎不仅探究到了，并且用宽谅的词句记录下来。家族从哈布斯堡王朝那里获得了名衔和财产，但是在留下来的书信里，记录下一种特别的情绪；在1849年他们曾经藏匿过难民和外族家庭，站在匈牙利人的立场上。我有一位祖辈，名叫安陶，他在1849年9月6日从塔卡尔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久尔盖伊·奥图尔大将军放下了武器，在维拉古什城堡向俄国军队投降。我儿山多尔在经受了战俘营的折磨之后，随他的国防军战友们一起心情沉痛地返回家乡，万念俱灰……我儿托尼在费尔南德骑兵团服役，在医院里丧生，这令我悲痛欲绝……听说我儿佩皮也死了。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我也一贫如洗，度日艰难。假如我突然去世了，他们都没钱给我下葬……假如去年德国军队没有抢走我的葡萄酒，情况并不会这么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每天都在这里打来打去，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财产也被掠夺殆尽，今年的收入已经预先支出……”这信看起来像是一位“新兴地主”写的；这位安陶为匈牙利自由革命献出了三个儿子和所有财产。

接下来是折磨人的三天。埃尔诺和他乐队的成员们，住在饭店顶层的阁楼里。在那里，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内。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饭店里用餐，但是要比客人们用餐提前一个半小时。我们的餐桌被安排在豪华餐厅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跟所有大饭店一样，这里的菜肴也非常丰盛。作为“工作人员”，由于跟大厨关系良好，我们吃的东西很可能要比尊贵的客人们吃的味道更好……很有可能，给我们上的菜都是“精华”，最香美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隔离起来“单独”用餐。虽然侍者抱着同行的友善和亲热款待我们，把最好吃的菜肴盛到我们的盘子里，可我真想连盘子带菜一起扣到他的脑袋上！我这三天的感受，跟在那之前我早已习惯了的感受截然不同。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能懂得它的意义和意味。在瑞士饭店的那三天里，我是埃尔诺（他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感情最细腻、气质最高贵的人）的客人，给我留下的记忆却终身难忘。就是那次，我直接体验到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头等阶层和次等阶层。我站在后台，看到了生活的构架。我被培养成了“绅士”，埃尔诺属于“侍者”；现在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另一个世界待了几天。那三天对我来讲简直是地狱。埃尔诺从下午五点开始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工作”。在上等人享用晚餐的那几个小时，我待在饭店里无所事事，虽然我可以坐在咖啡馆内欣赏埃尔诺乐队没精打采地演奏德国歌剧音乐集锦，但我感到浑身发痒，如坐针毡。我怨恨埃尔诺将我“拽”进这个下层的世界，为自己受到某种上等阶层法则的制约而不得不跟埃尔诺绑在一起而感到痛苦，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羞耻的绑缚，我不敢走近人群。假如在另一个我所归属的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里，有一天人们得知我曾在一家瑞士大饭店的阁楼里跟仆人们一起睡过觉，他们将会怎样想我？……

外祖父留给我的遗物很少，总共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只啤酒杯。啤酒杯上烫印了一幅外祖父的肖像。啤酒杯和照片上的外祖父是一位蓄着络腮胡须、额头很高、脸庞虚胖的汉子，他的嘴长得很敏感，肥厚的下唇向下撇着。他身穿一件盘扣式的匈牙利民族上装正襟端坐，下身却穿着西裤和短靴。他性格乐观，整日忙碌，结过两次婚，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他挣钱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学过财会，兜儿里揣着账本和支票，四十七岁去世时，留下一屁股债务和一大笔乱账。但是在外祖父的老宅里，大家活得非常开心。家里住了一大群人，伙计和学徒们也住在那儿，午餐的时候，经常二十来人围坐在餐桌旁。

画家有时到城里散步，经常带回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战利品；比如说，从破产了的歌剧院买回一套镀金的客厅家具，或在多罗泰宫用合理的价格买下几副浅紫色的女士长手套。这一切散布在全家人的记忆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精神刺激。舞台家具不得不摆在大屋里，浅紫色的手套女儿们戴了许多年。不过，艺术家弗朗茨有时候也悄悄溜到街上，因为家庭的田园诗生活显然无法满足他奔逸的想象力。在婚姻的模式之外，有时也需要积累一些不洁的体验。他在维也纳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租下一间画室，在那里可以摆脱家人的监视，享受女性的绘画之美。女孩们了解艺术家渴望美的心灵火花，她们为这间秘密画室和模特埋单，想方设法地跟父亲“做戏”。老画家已经七十多岁，仍然有时下午出门，穿着深色西服，系着白色领花，手里攥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野花……罗莎透过厨房的窗口望着丈夫的背影，即使五十年的婚姻也无法减轻她心里难言的苦涩。这种时候，玛丽总是深有感叹地说：“艺术家都是这样！”女佣站在女主人身边，从厨房的窗口一起望着远行者的背影。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秘密，因为他利用我们在维也纳看望他的机会，让我了解了一个奥地利伐木场的机械设施。看来他真是一位无可救药的教师啊，他认为我这个家里年龄最小的后生有必要在离开维也纳之前获得一些“实用知识”。吃早饭时，他皱着眉头看了我许久；下午，他拉着我的手上了有轨电车，我们一起去了维也纳郊区，沿着荒僻、残破的街道步行到一个蒸汽锯木场的大门口。在办公室里，他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说了自己所有的头衔，向略感意外但还是满怀敬仰洗耳恭听的经理介绍说，他想让远道而来的孙子了解一下蒸汽锯木的技术手段。经理显然很吃惊。我非常害怕。整整一路，大伯父都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好像生怕我会逃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跟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一起度过这个下午了，感觉有些沉重和倒霉。经理叫来技术负责人，让他带我们去伐木场，在那里我看到了在一个锯木场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既不多，也不少。蒸汽锯带着尖声的呼啸在锯原木；如果在更随意、更自然、不那么郑重其事的环境下，我很可能会对眼前的一切感兴趣，可是这样，我的手被大伯父的铁爪紧紧攥着，技术负责人的讲解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感觉自己很不舒服。我简直不能理解，维也纳有那么多的博物馆、动物园和其他景点，大伯父为什么非要带我来这里？非要我听技术负责人讲课？非要那个人在蒸汽锯刺耳的尖叫声中努力用很专业的语言对着大伯父的聋耳朵大声叫喊？那个大声呐喊的人，用手掌在耳朵后作卷筒状、带着满意的表情听对方讲解的大伯父，呼啸刺耳的蒸汽锯，维也纳日常的噪声和混乱，在那一刻将我团团围住，我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晕厥。大伯父的话，蒸汽锯原理，生活，这个那个，我什么都听不懂！……我绝望地想。“这就是蒸汽锯吗？”大伯父大声地问，手掌在耳后做成个听筒，皱着眉头弯着身子，对技术负责人的讲解生怕漏掉一个字。“对，这就是蒸汽锯！”他突然转向我，操着教师诲人不倦的教导语气抑扬顿挫地告诉我。就这样，我们在大声的呐喊和讲解中参观了整个锯木场。之后，他带我乘有轨电车回到特蕾西亚学校，他始终没有透露，这次郊游是如何满足了他的教师荣誉感。那一次，除了大伯父的家和郊外的锯木场，我在维也纳什么都没看到。

战争爆发了，埃尔诺应征入伍，他依旧一言不发，动作笨拙，旅行袋里塞满了香烟和巧克力，仿佛是动身去郊游。我们告别的时候，他只站在门口说了声“那好”，尴尬地微笑，犹犹豫豫地伸出手，好像只是去邻居家串门，没有必要说什么。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般紧张，想来，他只是出去一小会儿，去前线作战。他最怕的就是与人亲吻，无论是跟我母亲还是跟孩子们；他憎恶这类表达情感的家庭场景，不喜欢吻别。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战争中最折磨他的就是这个告别的场景。我们充满惊恐地将他团团围住，孩子们感觉到了埃尔诺的矜持，默然无语地送他到台阶，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埃尔诺自己更不会想到：我们都爱这个胖硕、忧郁、患病、笨拙的人。这种爱突如其来地从我们心底涌出；这种情况在这个家庭里确实很罕见。我们都被他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家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谁彼此吸引过。埃尔诺迈着缓慢、蹒跚的步子投入了战争，我们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目送了他好久，我们敢打赌，即使天塌地陷，他也不会在路口回一下头……大家都很清楚，期望他这个“逃跑者”在上前线时在街角招手，期望他向“儿女情长”投降，这怎么可能啊？！他走了，没有回头，我们站在大门口哭了起来，并且报复性地大笑，说这个四十岁的埃尔诺简直是个孩子。你看啊，哈哈哈，他就这么上了前线，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里头塞满了羊毛护腕、巧克力、温度计、望远镜、带酒瓶起子的便携式折刀和所有打仗时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他在德国生活的这些年，被培养成了一位一丝不苟的严谨男人——即使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回头看我们一眼的，哈哈哈，因为他是这样害羞！但是我们知道，他也很爱我们——上帝可以做证，我们所有人都跟埃尔诺相处得很融洽，就连女仆们也跟他很好。尤其是，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懂数学的人；现在他走了，留下了我们，晚饭后再没有人举办有关原子爆炸的讲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