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通常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年11月，邓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了。人们认为1980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式了领导。然而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认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

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霭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16岁在法国时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明。

在1949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50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1933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地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年7月，邓复职后不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年）的情况说的。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免他职务的机会和借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30年代在江西，毛从中国的最低层展开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那时的毛对革命事业既不是教条的墨守成规，也不是急于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国需要时间，这场革命的每一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个合理而又坚固的经济基础。比如在土改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剥夺了，土改的目标仅仅是剥夺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当时甚至这些大富翁也允许从土改中获得某种好处。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对来说相当富有的中农，绝对不会感到共产党运动的威胁。以这种方式毛和后来的邓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极大地提高经济的增长。这些能够导致缓慢而又稳定发展的原则正是毛后来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接管全国政权的政策雏形。实际上这些原则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还行得通，直到毛的个人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结束。

总之，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强有力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邓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对，然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观点。

中国写人物传记的传统方式不同于在西方已经通用的那种方式，其目的不是进行有分寸的客观评估而是在进行大量说教，由此写成的人物传记往往是偶像化的传记，并且缺乏属于西方传记精华的那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趣闻轶事、甚至还有马路新闻传统上讲一直是中国传记的主题。西方的传记是靠个人的回忆录，靠采访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靠个人或公开的文件写成的。一般通用的办法是等到被写的人物死后再写。

正如本书的文献书目显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资料和文件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个人的回忆录（尽管这些回忆录并不完全可信），甚至还能对有关的人进行采访，尽管不可能采访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上卷。实际上在邓小平1989年退休之后，出版有关邓小平书籍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这种情况联想为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而不是邓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说的那样，这种解释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误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权力往往处于幕后，而位置显赫的权力往往有名无实。

从实际的和学术的高度来看，这是一部政治传记。尽管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开展了对邓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够获得有关邓个人情况的材料还很少。特别是缺乏有关主人翁政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资料，这是撰写政治评传的一大障碍。比如：

很难搞清楚邓在参与某项政治活动或某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改革时代成了更突出的问题，因为这时中国国内有一种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倾向。据认为，人们曾试图弄清邓到底亲自参与了哪些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就无法作出合理的推论。关于邓个性方面的资料，由文件和新闻报导提供的极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邓的政治活动和邓的讲话，关于他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几乎没有。因此，邓个性的大部分资料只能从公开报导的他的那些活动中推断。甚至邓的女儿在她的书中也说邓本人曾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写他的传记……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儿的这本书无疑成了目前获得关于邓小平个人轶事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本书也是一本政治传记，因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尽管邓到了40年代才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却参加了共产党初建时期的活动。1949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本书之所以是一本政治传记，就是因为这本书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记叙了邓在1937年之后，也就是当他成为中共和中国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响人物的那段时期的生活。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邓在十六岁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岁之前他在四川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但是本书却记载了1920年邓到了法国和1937年之间的那段时期，这段时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在这些年里他是党的一名官员和政治组织者，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兴衰一样，邓在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宠包括在1933年被降职，正是在这些年月邓与决定他后来命运的两个关键人物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保证了他今后的政治命运：首先邓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然后是1931年结识了毛泽东。

还有一个重要关系，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系网，这种关系是在1937年邓担任了太行根据地军政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的。在太行根据地他和另一个四川人刘伯承合作领导八路军的一二九师，该师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三个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刘领导的一二九师一开始在太行山区开辟了根据地，随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最后建立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即、晋、冀、鲁、豫）边区，这个边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了共产党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同时，邓和刘还在一起创建了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作为政委的邓小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需要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为这是一个贫困地区，新兵的体质都很虚弱，当时军队装备也很落后。

1937年到1952年间，邓与中共军队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0年代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战中邓在两个大的战役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大战役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政权。第一个战役是刘邓大军突破了蒋介石的黄河封锁线，挺进中原，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第二个战役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部队最终打败了退守长江和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大军继续挺进占领了西南地区。然而，邓在太行根据地和后来在军队中的经历，不仅仅使他成为军队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这些年的经历也给他获得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第一手的丰富经验，这些问题包括动员群众、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岗位推荐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在90年代之后成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干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这本邓小平政治传记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所走的道路；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党内斗争的主要特点和这些斗争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最后一部分的重点主要探讨了这些斗争的特点是如何帮助邓确定了他在中共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