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段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可能是最模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当局对各种消息都采取了严密的限制措施，特别是报刊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严禁带离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由于被封锁而闭关自守，自从建国以来和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低潮，1960年年中，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也撤走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年的历史背景又极易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荒唐事件的发生，当时红卫兵和那些支持毛主席的人几乎给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而且，这段时间的许多原始资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出版。这些出版物大都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编印的。这就是由早先的意见不一进而造成了毛和他的那些遭到攻击的同事们之间的斗争。红卫兵组织编印这些资料，主要是为增强他们自己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些资料并不可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料来源。

邓当然和毛的意见不同，当毛更关心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分歧逐步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邓在过去也经常和毛有不同意见，但邓从没有认为这样的分歧在他们的关系中会有所发展。事实上，毛和其他领导人有冲突也有合作。这一点，庐山会议前，许多领导人包括彭德怀在内都对此深信不疑。如前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关系能持续这么久，而且在毛去世后其影响仍不减当年。毛是领袖，邓是忠诚的部下，他们都曾相信彼此能继续共事，象他们在外事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那样。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毛由于邓没有向他汇报，受到漠视和回避而批评邓。那么邓将通过改正自己的态度而作出反应。事实上，邓就是这样做的。1966年10月，邓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了以前毛对他的指责，不仅对其原因承担了全部责任，而且表示他当时就已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一份讲清了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声明。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毛与邓的关系极为融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公开把邓说成是他的副手。这种对中共领导层的傲慢态度不是毛的习惯作风。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副手刘少奇。实际上在当时官方的排名中，邓名列第四。毛除了“放风”外，还以这种方式来考查当时的形势和人。

这种关系从1962年才开始改变，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明显。

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时，毛和邓的意见分歧可能比以往更明显，但他们依然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见，个人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如邓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没有被官方媒介点名批判，只是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位于刘少奇这个第一号人物之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也准备把邓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区别开来，甚至在1966年底邓退出领导班子后，他仍坚持保留邓的党籍。另一方面，这是邓不依赖毛泽东而自己在政治上独立发展的时期。中共领导班子内部关系的变化，使邓和那些与他一道发起1978年改革的人们来往得更密切。事实证明许多政策，特别是六十年代早期为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的那些政策，都是后来改革的核心基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批判“刘、邓”，但当时与邓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好象不是刘少奇而是彭真，邓和刘少奇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同周恩来也是这样，他总是尊周为兄长（用他自己1980年的话来说），而不是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市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主要受害者。整个六十年代早期，他们携手制定出许多领域的改革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