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考大学太热闹了，考试那天，我们那个小农场真是人山人海，知青和多少届的中学毕业生都来参加了。当时我是农场大家公认最棒的一个学生，因为我所在的中学一直在把我当老师用。老师一出差，就让我顶着上课。我一看，大家都来考了，连一些在学校什么都没学到的人都报了名。我当时就想，他们可能觉得大学太容易考了，所以都来试试。由于报名的人太多，结果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首先初试，然后才正式考试。

但是，从结果来看，我考得再高也没有用，我的志愿填得很低，因为我对自己的理科成绩没有信心，同时又担心政审不能过关，就想凑合上个学。心想，总不能老这么窝着吧。由于自己是一个兽医，就报了一个畜牧兽医专业。最后，幸亏语文和政治分数比较高，把总分拉上来了，还超了本科线30多分。就这样，我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的时候，自己心情很糟，这时我才有点明白，此次政审可以通过，关键是在考试和录取过程中，政治形势变了，否则，即便是报考一个农业院校，也依然得铩羽而归。

我们语文老师家里有一套《沫若文集》，我向他借出来了。除了看他的诗集，我觉得他的戏剧挺好看。什么《琥珀》，什么《孔雀胆》，什么《秦始皇》啊，都挺好玩的。这期间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三步曲”。中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当作家，编过话剧剧本，写过相声、快板书，而且都在学校演出了。我写的诗歌也时常在学校朗诵，觉得自己很不得了。社科院编有一本《中国文学史》，中学后期我有计划地按照这里面的脉络自修，从汉赋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到骈体文都看了。中国古代文学，我基本上都过了一遍。那时候书少，少得可怜，搞到一本书，只要有工夫就抄。中学时，我还抄过一本翻译过来的《美国政府机构》，大约30万字。同学们都抄小说，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还有什么梅花党之类的，因为读过名著，我对这些书看不上眼，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呀。我看了《美国政府机构》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美国政府的保卫工作是财政部负责的，国务卿是外交部长，大吃一惊。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在很偏僻的农村。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所以把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了。但我上的这个学校，当初办的时候就安在农村。由于学校那年畜牧兽医专业不招生，我只好改学农机专业。当时我很喜欢文学，一心做着文学梦，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文学青年，心想反正是想当九九藏书作家，多一点生活体验也好。没想到一入学发现，这个专业功课很紧，它是一个工科的教学设置。一周六天，每天八节课，其中还不包括制图和实验。而且每天作业一大堆，一般都是四五十道题。我觉得太痛苦了，就只挑关键的题目做，制图就抄。四年农机学下来我分还是考得比较高，平均每门功课近九十，但实际上没留下什么印像。1999年我们家买了一辆车，汽车和拖拉机是我们的重头专业课，但是打开汽车前盖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认识我。就一个本事没忘，削铅笔。我们学制图的时候，要削各种各样的铅笔，软的硬的都有，因为描的图线条不一样。对手绘图来说，削铅笔是功夫，没离婚的时候，我就给前妻削眉笔。后来她眉笔升格不用削了，我这手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四门考下来，我得总分二百九十多分，这个分数，是一位比较欣赏我的老师打听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在我这个年龄段（20岁）就已经是高分了，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北大中文系，这个分数上北大中文系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

这时，参加考试的人已经少多了，很多人都被淘汰了。此次高考是各省出题，我考的是文科。共分四门：语文、数学、政治，文科另外一门是史地，理科另外一门是数理。说起来，题目非常简单，如果让今天的中学生来做的话，他们会笑掉大牙的。进考场前，我觉得不能再像初试那样紧张，就到医院里向医生要了一片安定，想起到镇定的效果，别那么紧张。第一场好像考的是语文，由于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结果那天我一进考场就困得不行，老想睡觉，但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在考场睡觉不是大笑话吗？没有办法，只好把头在桌子上狠磕了几下，头上出了大包，过了一会儿之后好点儿了，然后开始答题。我正式考试比初试考得好，记得考历史地理的时候，出了一个关于近代史的题，这个题出得有问题。我答了以后，还在考卷上标上了，说这个题出得不严谨。当时监考的老师，我们都认识，每个考场好像是两个人，很严肃认真，也很有人情味，记得有一场考试写着写着我的钢笔没有水了，监考老师马上就递给我一支笔。

我受鲁迅影响很大，后来看胡适，看周作人，觉得很好，但就是没有那种痛感，它不会那么深地刺痛你，产生灵魂的共鸣。鲁迅的著作直指心灵和灵魂，这是别的书无法企及的。你能在心灵中跟他互动，体会到他对人生的挚爱和深深的绝望。我反复地看，有一段时间，凡是提鲁迅说过的话，我就知道是哪本书里面的。这种读书经验对我来说印像极其深刻。

1978年，我考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这四年对我自学生涯来说收益不是很大，因为课程太重，但是，我还是能挤出时间来看闲书。由于这所大学图书室的文学名著我都看过了，只好去啃《资治通鉴》，在这所大学上学的几个假期，我还写了很多小说，后来一看不行，都扔掉了。感觉自己不是当作家的那块料，兴趣从文学转移到了历史。这期间虽然时间特别紧张，我还是读完了中华书局出的20本一套的《资治通鉴》，还认认真真地做了笔记。这套书的好处是奠定了我史学生涯的基础，它标志着我学习历史不是从教科书开始的。后来我发现，这很有好处。教科书上的历史，它就是框框和一套确定的观念让你接受，然后你就背。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强奸的过程。我恰恰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我没有上过一堂历史课，这期间也抄过一本书，抄的是从图书馆借出的《历代官制考》。藏书网

在进考场的前一天，在场部招待所，我不知怎样得到一本高考政治复习资料，一个小薄本，大概有两三万字。那时，这种东西还是第一次编出来，里面告诉你怎么答题，第一是概念，第二是阐释什么的。大概是一个考生已经背熟了，不需要了，但对我真的很有用。当天晚上，我把它几乎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了。上考场后发现，试卷里面很多题目那个复习资料里面都有，结果，我的政治考了80多分。此前，虽然道理我知道，但绝对不知道怎么考试，按照背好的题答，感觉很痛快。语文的作文题叫“缩写”，就是给你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让你缩写成1500字，每名考生给了两张印刷有方格的稿纸。我就查一排是14，一排是13，在草稿纸上算了一个乘法，结果我给乘多了，把文章缩得太长了。结果作文丢了不少分，语文只考了70多分。当时感觉语文题太简单了，我把考卷上的理科题做完后，又把文科题全做了，老师说你做多了，我说，反正没事干，做着玩。

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到一本好书很不容易，所以都是如饥似渴地看，我看了很多世界名著。在小朋友中间看书分几个档次：大多数人既然课不上了，什么都不看；还有一些人就是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这些书我也看，但很快就感觉不过瘾了。

后来，我又托人搞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红楼梦》。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看过《红楼梦》，但那时候不明就里，看得糊里糊涂。这时再看就很喜欢，觉得四大名著中它最好。

我看书比较早，八九岁就开始看比较大的书而不是小人书。但不久就开始文革了，开始烧书。我小时候也比较怪，一方面非常饥渴，特想看书，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影响你，一看就是“毒草”，看了觉得受不了。我记得看了《铁流》以后就感到特别纳闷，苏俄红军怎么是这样的，跟叫化子似的？跟我想象中的红军相差太远了，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这书是鲁迅推荐的。印像更深的是董乐山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其中有一段斯大林和希特勒密谋瓜分波兰的叙述，当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得这怎么可能？就“啪”一下把书合上了。但还是想看，再翻过来，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这个书是一个记９９ｌiｂ•ｎｅt者写的，文字特别漂亮，既真实又生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我看完以后，心情极其复杂。当时我大约是11岁，政治环境绝不许你说斯大林不好，而这本书又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些怀疑。

这期间还出了很多笑话。有一个上海知青去参加考试，语文试卷中有一道古文题，《列子·汤问》里的《愚公移山》里面有一句话“愚公长叹息日”，要翻译成现代汉语。考试过后，那个知青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叹息日”什么意思吗？我说你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是“愚公的大儿媳说”。我说不对，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对的。

1985年，我考到到北京以后眼界大开，接触到的书也更多了。1988年，我硕士毕业后回到了农大。这时正是“文化热”，我感觉整个学术界太浮躁了，浮躁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大家几乎都在胡吹神侃，那时做出来的学问没法看，所以，我买了一些现在所谓国学的基本书之后，就回到黑龙江我原来那个学校。从1989年到1996年，我几乎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了，把精力一心扑到了读书中。我老老实实读完了《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左传》、《战国策》等，读了一部分《二十五史》，还看了一部分佛经。看得太闷了，就到我们学校办公室和其他人下会儿围棋，打会儿扑克。然后再回去看书。后来他们说，你来玩是消闲，我们是天天消闲。后来，我在农大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再后来，稍微爱读书的人都走光了，没有人说话了，我就考出来了。真正进入学界是1998年，那年，我第一次在《读书》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同时，1997年在上海三联出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也有了点反响。

我所在黑龙江农场的中层干部大都是发配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读书人，家里有一定的藏书，我父母也是这个层次的人，家里也有点书，记得好像主要是苏联小说。有的家里被抄查之后，书还放在那儿，因为是边疆，政治运动没有搞得那么严酷。我们这些爱看书的小孩就把家里的书拿出来换着看，记得有个小孩的父亲原来是造反派头子，专抄人家，书都拿到他家去了，后来他也被抓走，我们就拿毛主席纪念章或者一点吃的东西跟他家小孩换书看，因为他家书特别多。但是，当时我们看的书大多都没有皮儿，也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现《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什么《红与黑》，我都看过了。到现在我还养成一个毛病，就是不大关心书名是什么，作者是谁。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是文革后期上中学看的之外，其余的三部都是“文革”正热闹的期间看的。可以说，看世界名著为我打下了基本的文学底子。

真正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鲁迅全集》。看这套书的时候是1974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在农场放猪。因为没书看，难受得要命，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http://www.99lib.net几乎看见有字的东西就不放过。《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的刊物，但是当时我挺欣赏里面的文字。再后来，我发现我们连队还有图书室，图书室没什么书，但有一套20本竖排的《鲁迅全集》。开始，管阅览室的人只让我一本一本借，后来，我感动了上帝，我可以把它全部搬回，放在我那儿。

虽然我考上的大学不理想，但是，高考毕竟还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进入了另外一个圈子，不仅眼界更为开阔，知道了这个世界不仅有大学生，还有研究生，自己可以报考。如果我高考的时候知道可以直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我肯定就报名了。从我的求学经历来看，我在本科阶段学到的东西既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后来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也许对开阔视野有点好处，反正我不是科盲。唯一能说得上的好处是让我摆脱了对教科书的依赖，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历史课，也不知道教科书上说了什么，基本上靠自学，培养了我很强的思考能力。

1973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给同学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文革”的不满。因为太年轻，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结果被人给揭发出来。当时的农场已经成了生产建设兵团，从73年一直批到74年，我是全师的重点批判对象。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事是怎么捅出来的，但那时告密的特别多。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我就被发配到一个连队里去放猪。因为没书看很难受，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

当时，我们各个连队来的人，住在场部的招待所，睡的是大通铺。我们连队距离场部有三十几里地，忘记我是怎么去的场部，反正没有公车。招待所就是一种大车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晚上大家的呼噜此起彼伏，根本睡不好。以前，我们的中学经历，基本上是不考试的，从没有到这么大的考场参加过这样规模、这种架势的考试。一进农场场部的初试考场，心就开始乱跳。进场大约有十分钟，根本连笔都拿不起来。后来总算镇定了一下，才开始答题。初试通过之后，我进入了复试，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1977年的高考已经是年底了。没过多久，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好像是春天。这次是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这次高考前，农场学校办了高考补习班，我没有参加，因为没有时间，我的兽医工作相当忙，同时我那时也很高傲，心想我是整个农场学习最好的，上补习班干吗？但是，我的数理化确实不行，因为在中学里没学什么东西。我们那里有一个知青，他是老高二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考试。有时候，一些数理化的题目我就问问他。虽然没有做过实验，但我的物理、化学都有一点小基础，加上有的东西可以自学，所以不至于太差。但数学确实不行。

大学毕业后，因为我在一个机会中表现了在近代史方面的所谓特长，被留校教党史，我的同学百分之九十被分配到了农场。但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其他同事看不上我，一个学农机的来教党史？我就想得做点什么事让他们看看，那时年轻，有意气，就决定考研。同事们觉得，我考研是笑话。后来我复习一年，考上了人大党史系的研究生。我做的研究是关于北洋军阀的，学校差点不让我毕业，他们说我做的研究不错，但不是党史。后来，经几位先生从中斡旋，我才通过了论文９9liｂ.ｎｅｔ答辩。1994年，我又考回了人大的思想史教研室。这时我就不想在农大待下去，想出来了。毕业后，我就留在了人大。

但是，由于当时“文革”没有被否定，政治考试最后一道题，就是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我的政审不合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一个个地走。所以，后来我女儿考上北大中文系我就很高兴，我对她说，你还了爸爸的愿。

开始，我读的是鲁迅的小说，如《呐喊》、《彷徨》等。接着又看杂文，杂文看完了，后来又看《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什么的，最后又看他的译作。反正时间非常充裕，没有东西看，我就反复看鲁迅。放猪是在草甸子里面，四面是水，把猪赶进去，就可以看书了，谁也不来管你。就是脏一点，活儿不是太累。

大了一点之后，有几部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作者也写过《中华两千年》，他是写通俗史的，但是很真实，文笔也很好。那时我十三四岁，在一个山沟里的中学读书，半天劳动，半天上课。那时的课也上得稀里糊涂，课本薄得可怜，也没有考试。我们老师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从北京和上海搞了很多旧书，其中就有这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在我那里放了很长时间，我读得很仔细。所以后来看《左传》很轻松，因为大部分故事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里面都提过了，很多典故和成语都是从那里来的。接着又读了《楚辞》、《汉赋》等古典文学著作。这些书老师都不大会看。

1977年的时候，我在我们农场做兽医。农场连队都右大喇叭，有一天喊出来了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正在猪舍帮着饲养员起圈，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太好了，凭着自己多年来的读书自学，很有可能考上。接着，我心里又一沉，觉得自己这事儿可能够呛，因为当时还没有否定文革。我们同学也来问我考不考，我说考。当时，我是那个农场几乎所有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但由于政治问题，老师们也觉得很难说我能不能考。其实我当时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报名？到报名的时候，我发现没障碍，能报！我就报了，报了之后，依然心里觉得很虚，不踏实。我的事从来都是我自己做主，父母对我报与不报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他们对我报考没有抱什么希望。

大学之后，我还是在继续读书，但是没有年轻时候读的《鲁迅全集》和《资治通鉴》那样对我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时候哲学热的时候看哲学，文化热的时候看文化，弗洛伊德热的时候看弗洛伊德，大家生怕赶不上一波一波的时代潮流。现在看来，这时没有什么书对我产生大的冲击，包括大家都很看好的《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