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现在时兴这样说，”她边咬指甲边说，“我不像你，也不像爸爸或妈妈。”

有人怀疑他不知道，而怀疑论者则会礼貌地干咳一声。在翻开档案之前，需要首先分清楚两类不同的传记资料。一类是一个人能够记得的关于他或她家庭的情况，另一类是主人公尚不了解的有关这个家庭的情况。

“哦，很漂亮。遗憾的是，穿这件衣服，你的乳沟略显小了些。不过这都是你爸的过错。你知道，他家的女人都是这个样。”

她的外祖父母出身于富有家族。金毛拾獚死了他们能坐在路边哭好几个星期，但把一个还没有学会坐便盆的小孩子送进寄宿学校却连眼睛也不眨一眨。罗杰斯太太的父亲喜欢喝威士忌，或者说酗酒成性。如何评价他取决于一个人面对酒柜的态度。他把对教会和国家的作用的保守信任与自我权利的封建意识结合在一起。他喜欢朝在他的田地里野餐的人头顶上放枪；他曾经骑着一头公牛，嘴里用拉丁语喊着下流话穿过附近的一个村子；他曾经与当地一位法务官的妻子和女儿有染。他的妻子为维护他的尊严，并念及他的面部抽搐和排泄功能紊乱日益加剧而容忍了他。

“那就别麻烦了。请你告诉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露西转过身来问我。她还用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好让我重视她的问题。伊莎贝尔后来向我解释说，只要伊莎贝尔身边有男人，她的妹妹就会花费大量时间问这问那。此刻，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你知道，就是那种打酣的噪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可怜的男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把我带到他们的婚床上。我认为这是违法的。

“你没有？”

3）“性生活方面我绝不随随便便。我的父母竭力追求现代，但结果却开放得出格。记得十六岁那年我对父母说口交很棒，我母亲只是说；‘是的，你将来会发现的。不过口交要想做好很难。’

“豆豆，你妈的话你一句也不要听，按你们自己的安排用餐去吧。两周以后露西的生日见。”

“当心你对待她的方式。你老把她当成小孩惯她，难怪她会变成那样，”她指责伊莎贝尔说。

理查德·埃尔曼曾经对乔伊斯的家史进行过彻底的研究。我们之所以欣赏这样的传记作家，原因就在于此。埃尔曼居然会发掘出乔伊斯的父亲学龄时期的准确年表，发现这孩子于1859年3月17日进入圣科尔曼学院，因为不怎么喜欢它，遂于1860年2月19日离开；他还没有忘记告诉读者乔伊斯的父亲欠七镑学费没有交。像埃尔曼这样的人是非同寻常的。

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女子走进起居室，先拥抱了她的姐姐，然后又莞尔一笑。那笑容足以消除她的绰号可能使人产生的对她的体态的先入之见。

我们提前溜出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避免在剧院的门厅里再见到伊莎贝尔的父母。然而我们还是在往地下停车场去的电梯里碰上了他们。我们的这一计划也就落空了。

“谢谢妈，”伊莎贝尔无精打采地说，似乎她妈妈的话是老生常谈。

“别怎么说？”

“太高兴了，”罗杰斯太太说。她几乎立刻信任了我，赶忙说“她真是个可爱的姑娘”，她生怕和我一起去看戏的伊莎贝尔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使我对她产生相反的看法。

“好了，五件衬衫熨完了。你记不记得里茨家的电话号码？”

这出西班牙家庭剧演出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后中间休息时，我们来到酒吧间。

6）“我还要更加尊重我和孩子们之间的界限。我母亲把我的爱情生活看作是她的事情的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有一阵我和一个她确实喜欢的男孩子谈恋爱。后来我得知，我们的关系断了之后她还和那个男孩子保持着联系。从我小的时候，她就向我吐露我不愿意知道的事。我十一岁那年，她对我说她认为我父亲有外遇。这使我第一次推测并发现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这种事是不应该对一个小孩子说的。有一天，她晚上十点半给我打电话，向我诉说她和我父亲过得多么厌倦，还告诉我必须‘多选择几个’。为了证明她的观点，她接着说：‘听听你父亲睡觉时打呼噜打得多响。这种噪音我忍受了四分之一世纪还要多。’她还把听筒放在父亲的鼻子上，好让我听见。”

“嗨，”她伸出一只手来说。“认识你我太高兴了。”

“我讨厌演员鞠躬时那种洋洋得意的样子，”她低声说，“它破坏了他们在演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有美好想象，让你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二十世纪末叶的英国人，而不是婚姻不美满的郁郁沉思的西班牙人。”

“你妹妹的生日过得怎么样？”

“柱子旁边，小心，别看。她来这儿干什么？她穿的那是什么呀？看起来像一棵柳树似的。我爸呢？但愿我妈不是同她的男朋友一起来的。干那种事她实在太老了。”

“哦，总得有人跟他是亲戚吧。这是我的一支表亲。父亲这边有一个堂哥和一个堂姐。确切地说，父亲的哥哥托米只能算是半个，因为六十年代他离家出走了，现在住在威尔士的一个活动房里。他写‘垮掉的一代’派诗歌，而且曾经是金斯堡的朋友，起码我爸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是，我读过一本关于‘垮掉的一代’的书，却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这大概是我爸想让他的哥哥听起来更值得尊敬吧。再说说我的姑妈贾尼丝。她的守旧与怯生到了病态的地步，一辈子没离开过英国，连度假也没出去过，一天打扫十遍屋子，看见饭里有根头发就会恐慌不安。有一回她在我妈做的意大利调味饭里发现一根头发，吓得差点被送进医院。

“她倒很坦白。她说她也没要求出生，但同样的不幸也降临到了她的头上。所以我们不妨还继续过下去。”

“那你妈妈怎么说？”

“你说什么？我只是要你选择是否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已经在附近一家很好的饭店订好了位子，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能一起去，我们将非常高兴。克里斯托弗，你能不能让你的女儿别这么看我？”

为逃避性格复杂的妻子，罗杰斯先生把兴趣集中在生活的外围。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跟人讨论《泰晤士报》上刊登的纵横填字游戏中第二个向下的提示语、非洲鸟类的迁徙、二氧化碳对大脑神经突触的影响，更不用说讨论购买水净化器的利弊或者图书装订中胶水粘接逐渐取代线装了。但他仍然不明白自己在家庭戏剧中所分担的是什么角色。

“这一条。”

“我猜想，在我们家里，爸爸最喜欢我，”伊莎贝尔在一次这样的停顿之后说。“我比家里其他人更同情他。他的父亲很严厉，母亲很难相处。他爱他的母亲，时时得照顾她，当她烦躁不安的时候还得设法让她平静下来。我妈一贯傲慢无礼，盛气凌人。他娶我http://www.99lib.net妈简直就像再现童年时就了解的情景。直到最近我才开始用不那么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他，但我仍然想知道他对我所做的事或我所结交的人是什么看法。我渴望得到他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认可和意见，比如买哪种扬声器或读什么书。我妹妹认为我是个笨蛋，但很可能只是因为她妒忌我。顺便说一下，这道咖喱菜棒极了。你的菜里是不是香料加得太多了？”

“为那个难过还有多大错吗？”伊莎贝尔问。

就在我们欣赏埃尔曼教授的严谨作风的时候，一个令人烦恼的疑问大胆地钻了进来。埃尔曼教授花费如此大工夫进行研究，主人公詹姆斯·乔伊斯真的了解他父亲的这些情况吗？也许他只是大概知道他的父亲不太喜欢圣科尔曼学院、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可他真知道父亲离开学院的日子是2月19日，而不是18日或20日吗？他知道父亲拖欠的学费是七镑而不是六镑吗？

每逢真正需要她负责任的时候，露西的行为中就会表现出偏执狂的症状来。伊莎贝尔想为她解除痛苦，但毫无办法。

无论伊莎贝尔如何声称她讲得多么完整，鉴于有些分支已被她忽略，而有些分支她又声称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因而她家的家谱在现阶段只能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怪不得传记作家仅凭与几代家庭成员的接触、用官方档案和出生证明书证实了他们所讲的故事之后，就能绘制出一份家谱来。家庭结构之复杂是对传记作家的严峻挑战，需要他们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他们需要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完整的看法；家庭成员与前夫或前妻所生的每一个孩子、每一封信件都需要考查；不朽的战争中所赢得的每一次胜利都需要核对，以免忘记。

“他没那样认为，他知道你很用功——当然要比保罗用功。”

“你跟她说过你要来吗？”

跟她外表方面的虚荣相匹配的只有她的谈话。无论你提到哪本书，拉维尼娅都说她看过，而且常常说不止看过一遍。几年前，伊莎贝尔曾经向她挑战，要她讲讲一部全景式的俄罗斯小说的情节，因为晚饭时她一直对那本书赞不绝口。“别这么无聊，”拉维尼娅厉声说。但她的愤怒与窝火暴露了她的骗局。她很少通情达理地直接承认自己无知。她知道别人只能用打赌向她挑战，那是用来对付说服不了的人的最后一招。

我在倾听伊莎贝尔讲述时想到，关于她的过去，有很多时候她肯定是在饭桌上讲述的，有时添油加醋，有时掐头去尾，所以每一次所讲的内容都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因为伊莎贝尔对她的伙伴们信以为真的情况半知半解，二是因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主动引导。这就像领一位客人参观自己的家，常常会被一个好奇的提问打断：“这里边是什么？”常常会因为要看一个特别的橱柜或者一个典雅的房间而背离原先预定的路线。这种背离跟我向伊莎贝尔提出的问题很相似。我问她她的母亲到底在婚姻生活中出了什么状况。我的好奇出于（常常如此，或者只能是如此）寻找同我的生活相似的情况，出于对一致性的探求，而别人的经历能够有效地解除这种探求的苦恼。从根本上说，欲望所要弄清楚的并不是我们对晚餐伙伴和传记究竟有多大兴趣，而是“我和这位朋友——拿破仑、威尔第或者W·H·奥登——究竟如何不同？”间接的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啊，很可笑，你跟我闹了好几个星期的别扭。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原谅我了，”妈妈回答道。

伊莎贝尔故事里的许多精彩之处都得益于她语言的节奏和用词。我开始意识到她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在这方面，她的英语与广播电台所使用的英语不同。她对词语的选用与其说是根据语法规则，倒不如说是根据心理学。在伊莎贝尔的英语里，邪恶或残忍的人仅仅是“笨蛋”，更多的时候是“捣蛋鬼”。这表明她对待违法乱纪行为、对待调皮孩子的不端行为的仁慈和友善，只要这种行为不是故意的道德败坏。每当她有什么不近情理的行为，她都要给自己贴上一个“笨蛋”（甚至“笨蛋太太”）的标签。这个词词典里没有，它的意思是某人像孩子一样拙笨无能。有些单词她说得有点像伦敦东区的土话一样轻快跳跃，特点是忽略单词里的e；她说tea cups时略去ps，把little说成liole；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读“perpendicular”和“disenfranchizement”这两个单词时，她的发音简直跟BBC的对外广播一样标准。

尽管伊莎贝尔所讲述的都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但故事并没有固定的版本。每当要触及到虽经常讲述但从未提到过的敏感问题时，每当她出神发愣，陷入概念性的、自相矛盾的过程中时，每当她自问究竟感觉到了什么而不是向不知情的外人讲述自己了如指掌的情况时，伊莎贝尔总要停顿下来。这种停顿绝对与嘴里正含着食物无关。

“在哪儿？”

关键时刻还是洛尔卡救了她的驾。灯光暗下来，罗杰斯夫妇很不情愿地坐在座位上，不时地交头接耳，指指安全门的牌子。

她在学校里不会做错事。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在她的家里，得了A等成绩不奖，得了Z等成绩不罚（在伊莎贝尔看来，无论好坏都是她的努力换来的巨大收获）。伊莎贝尔认为这对她是一种侮辱。从那以后，伊莎贝尔就像有的人拼命想得到赞许那样刻苦学习——因为赢得公众的广泛赞赏似乎是另一回事，稍微松懈一点就会被冷落。

无论谁说什么，都会使他陷入沉思。他会翻起眼珠，抬起头，连声说“是”，尽管引导他说“是”的评论并不比“如今想找到红苹果越来越难了”更有分量。他相信，人都是善良的，只要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这种缺乏怀疑的态度导致他被年轻、老练的同事超越而长期得不到提升，但他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只要家人能有个屋顶遮风避雨，他自己能继续读他心爱的佩皮斯的日记就行了。许多人都发现，他的超凡脱俗很有魅力，尤其是女人。于是乎，当他向食客们大谈自己的假想：佩皮斯的出生地应距一个世纪之后的塞缪尔·约翰生居住的戈夫广场一百米远时，那些人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露西对自己的智力缺乏信心。由于担心谈话超出自己的理解能力，她习惯于将谈话内容压缩在显然低于自己的水平以下。讨论首相的政治活动时她想知道首相如何梳头；讨论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时她会就该书的封面颜色与作者的眼睛多么匹配发表一番高论。

“他们的情况？有时候我想，我是被一只过路的鹳生在这里的。对我来说，家庭是一个奇怪的概念。我不知道我的堂兄弟、表兄弟都是做什么的。因为我的父母是出了问题后匆匆结婚的，这个家族的一些人便不再搭理我们。我那要面子的外公外婆——我妈妈的父母——就不理我们。他们认为我父亲的家庭不够体面。他们也是反犹的。我的曾祖父几九-九-藏-书-网年后把我们接了回去。天哪！他却是犹太人，从波兰移民过来的。他先是住在利兹，给一位律师当学徒，后来就有传言说他娶了老板的仆人。那是一个单纯的约克郡姑娘，一个虔诚的新教徒。最后她的名字变成了赖茨曼，因为那是我曾祖父的名字。我该走哪条车道？”

2）在往一件保护得较好的蓝衬衣的领子上喷水时，伊莎贝尔接下去又责怪她的父亲，说他没能给自己以足够的判断力去认识世界经济现状。社会上有一种看法：女人无须为衣食担忧。正是因为这种过时的、颇具骑士风度但实际上却特别具有破坏性的观念，使得他一直不参与（或眼睛盯着天花板）为伊莎贝尔至关重要的谋生之道作决定。他对伊莎贝尔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对保罗那么严。

“今晚我不愿跟她一起吃夜宵我妈都快发火了，但她也会因此而赞赏我，”伊莎贝尔说。她扫了一眼菜单，偶然发现了一道唐杜里菜。

“上来，芒奇金，”伊莎贝尔通过内部通话机说。她按了一下按钮，将门打开。

“你以为我从来就没有用功过，”就因为伊莎贝尔说了一句“天气这么热、很难集中精力学习”，露西便对伊莎贝尔怒吼道。

“正经点。现在是下午三点钟，而且你是在哈默史密斯，不是在好莱坞，”伊莎贝尔说。伦敦佬式的跳跃发音掩盖了她的第二个句子。

“好。”

演出结束时，为避免停车场拥挤，我和伊莎贝尔在演员最后一次谢幕前就溜了出来。

“喜欢，你呢？你仰着脸在看什么？”

伊莎贝尔所说的“典型的三明治现象”令露西很伤脑筋，因为她夹在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中间。与同胞姐弟比较起来，露西所表现出来的神经官能症特征之所以多得出奇，原因就在于此。伊莎贝尔对此颇感内疚，因为她是三明治的上半块，而露西则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填料。

“谢谢。来一杯杜松子酒就行了。”

每当伊莎贝尔因为兴趣不合而断绝同一些男人的交往时，露西马上就会自己找上门去。那些男人对她很坏。她的性受虐狂性格经不起情感的挑逗，男人们往往用花言巧语就能把她俘虏，然后就用烟头烧她、打她。就是一头家畜对她好，她也无法忍受。罗杰斯太太可知道究竟该怪谁。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跟平常一样。也许我并没有什么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你知道，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很抱歉，这是不是让你感到为难了？”伊莎贝尔问。她注意到我的面颊上掠过一丝淡淡的红晕。

“妈妈总爱对我的衣服发表意见，为它们找到了许多巧妙的、相当富有诗意的比喻。比如，她对我说，‘它让你看起来像是星际空间站的女乘务员，’或者说‘这件衣服穿在《大草原上的小屋》里上流家庭的姑娘们身上绝对合适。’”

“没有，我正准备熨衣服呢。”

“那么你父亲呢？”

我想用一句题外话来结束对神经家谱的简短描述：对儿童时代的事情耿耿于怀是何等荒唐可笑啊！

“啊，他还是比较可爱的，”伊莎贝尔说着，脸上泛起灿烂的微笑，“只是有点古怪。”

“只是我父亲要比他穷得多，很可能头发也比他少。他的头发压根就不多，年轻的时候也不多。不久前我们说要为他举办六十岁生日宴会，可他说没什么可庆祝的，这件事最后也就搁下了。我记得很清楚，可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他一向显老，一副穿开襟羊毛衫的老年人的样子。走呀，格兰，往前开，”伊莎贝尔说。这话像是在鼓励我们旁边的一辆车。那辆车似乎想停在那里不动，要等到信号灯再变成红灯才肯走。

传统的家谱是从封建时代开始的，它首先强调的是系谱和生卒日期。然而在一个更注重心理学的时代里，传记的责任主要还是记录这种事实细节吗？听伊莎贝尔讲述她的家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能不能尝试一种新的传记结构，不去追溯代代相传的土地、头衔、家产，而是注重追溯感情性格的遗传。简言之，能不能写一部家族神经谱呢？

“我猜想你对爸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昨天跟他谈过了。”

“他们看起来都正常呀。”

他们的女儿也并非没有受到恶习的感染。她依赖抱怨一切的能力求得情感的平衡。如果有谁愚蠢地安慰她接受命运，她就会非常难受。罗杰斯太太需要障碍物。她在父母身上、在她违心嫁给的丈夫身上、在她的孩子们身上、在政府、在新闻界、在她缺乏热情的时候以及在人性上找到了障碍物。

“我可没有那么说，”姐姐回答说。“我知道你学习很用功。”

“可我知道他是谁，”她说。她的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

5）“我也绝不以让孩子感到内疚为武器向他们要求什么。我母亲经常要我做这做那，可她明明知道我没有时间做或不愿做。于是她就说：‘哦，我早就明白，我知道你对我是啥看法。现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在你眼里，我肯定像个傻老太婆。’她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最近患白血病死了。她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接另一个电话。所以，我当然说等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再给她打过去。可她说：‘不，不，千万别打，亲爱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我知道你有多忙，所以我不想占用你的宝贵时间。’就好像她最好的朋友死了，我忙得连跟她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似的！

“难道爸爸不是个可爱的人吗？”我们走到汽车旁边时她问道。爸爸的建议使她的脸上容光焕发。

所以，无论伊莎贝尔对她的父母是什么态度，无论她多么不愿美化自己的历史，所发生的事已经足以为众所周知具有傲慢倾向的主人公开一张单子了：

“你好吗，爸爸？”伊莎贝尔转身问父亲。此刻，他正表情专注地抬头望着天花板。

“爸，你没丢吧？”

伊莎贝尔从欢乐宝库中继承的有一部分是矛盾情绪：她是否应当拿其中的任何一种欢乐当真。一读到失业者的贫困、生活标准的降低、癌症病人的痛苦，她就怀疑这些郊区人的抱怨是否合理。她认为，与其让他们抱怨，还不如送给他们一些（巧克力或燕麦片）饼干。

保罗是她们的弟弟，他妈妈的掌上明珠。他既是男孩，又排行最小，所以受到了母亲的双重疼爱，但他却未能赢得露西、伊莎贝尔或罗杰斯先生的欢心。整个童年时代，姐妹俩一直在假扮西班牙宗教法庭欺负他，有一次还说服他相信：如果他能吃一只小青蛙，学校里的人就不会再欺负他了，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不顾一切地把伊莎贝尔从宠物商店买来的那个扭动http://www.99lib.net着的小青蛙一口吞了下去。不过，他很快便发现自己上了当，从那以后也不再把有没有朋友当回事了。长大后，他爱上了激烈的运动，养成了好斗的性格。如果一个星期六晚上既有五品脱啤酒，又有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哲学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吗，老兄？”激起一场拳头殴斗，他就觉得这个晚上过得痛快。

“那是她调动性欲的一种方法，”伊莎贝尔解释说。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刻薄的，因为只要她愿意，她知道该如何直接调动性欲。据伊莎贝尔所知，她在婚姻生活中出过事。伊莎贝尔常常被要求参加父母的调解会（我从中形成这样的印象：伊莎贝尔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成年人。当她自己也渴望犯此类错误的时候，我的这种理解可不是好玩的）。和这个家庭联系最密切的是伊莎贝尔的学校里一个女生的父亲。那位汽车商人打折卖给他们家一辆高档汽车，但他的主要目的则是打进罗杰斯先生的生活。可悲的是，当那位汽车商的妻子匿名将她的丈夫与罗杰斯太太在帕特莫斯岛海滩上一丝不挂的照片寄到他们家时（拉维尼娅曾提出要同读书俱乐部的伙伴去泽西旅行），克里斯托弗毫不顾脸面，连一点妒忌的意思也没有，甚至故意将话题岔开，大谈起该岛与《伊利亚特》中某些章节的关系来。

“不是，妈，是上个星期我自己买的。”

“妈，你来这儿做什么？”伊莎贝尔问。

“咳，那是我爸。他刚才肯定是出去买节目单了。他要打喷嚏了。瞧，咱们去那儿，哟——咳。他拿出红手帕来了。但愿他们别看见咱们，散场时咱们赶快跑。要是走运的话，他们会忙于争吵而顾不得往这儿看。这里可是他们吵架的主要场所。妈会问爸把停车票放在哪了，爸会紧张起来，因为说不定他刚才一时大意，把票扔到废物箱里了呢。”

伊莎贝尔微微一笑，面色阴沉下来，惊恐不安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简直无法相信。快叫他们别喊。”

“不管怎么说，我的父母已经为孩子尽到了最大努力，也为我的爷爷奶奶尽到了最大努力。所以说，把时间花费在琢磨自己两岁时出过什么事儿上，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哎哟，我可不想让他认为我不用功。”

然而伊莎贝尔并不走运，没过多久，她的父亲克里斯托弗·罗杰斯抬头向楼座上扫了一眼，认出了他的大女儿。而她却还在竭力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为了不让她再装模作样，罗杰斯从衣着讲究、香水味扑鼻的观众群中站起来，并开始使劲地做手势，就像一个人在向一艘起航的游船挥手告别一样。罗杰斯仍担心伊莎贝尔看不见他这个疯子，就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妻子她的大女儿所在的位置。他还断定，如果妻子想扯着嗓子大喊“伊莎贝尔”，就像一个女人在一艘进港游船的甲板上认出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时那样激动，剧院里的四百名观众绝不会阻挠她。

“听见什么？”我以病态的好奇问道。

“哦，天哪！我妈在那儿呢，”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说。

“她在和一个人谈话，瞧见没有？”

“一点也没有。这条马德拉斯提花窗帘。天哪！它们迷上厨房里的调味品了，”我指着饭店后面的双开式弹簧门回答说。

“别那么夸张，”伊莎贝尔说，“你还没跟他说过话呢。”

“星期六上午九点半钟熨衣服？”

“不知道，他们都怪怪的。他们是那种喜欢在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上抛头露面的家长。我妈代表诺埃尔·科沃德的戏剧里建议在阳台上开鸡尾酒会的那种人；而父亲则拼命想当爱因斯坦，到头来还是平庸无奇。他们被错误地放在了现代世界里。爸爸虽然对灯泡情有独钟，却对现代技术一窍不通。他打电话时大声吆喝，好像声音是靠风传送的。他喜欢做饭，做果酱。妈妈在唱诗班合唱团唱歌。我小的时候，我们每次旅游都很引人注目。如果到外面下馆子，总有人点一道稀奇古怪的菜。我妹妹干这种事最在行。几年前她说，凡是带硝酸盐的东西她都不能吃。每到一个邋遢的旅馆，我父亲总喜欢问服务员墙上的复制画是谁的作品，好像一个比萨饼店里的色拉台上方会有伦勃朗或提香的原作似的。我想，父亲在这方面很讨人喜欢，他能在任何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人跟他谈话。在加油站，你只要让他自己呆一小会儿，他就能和什么人交上朋友，兴致勃勃地跟人家谈论起滤油器、政府的修路计划或烤鸡的最佳方法来。因为这一点，我妈都快疯了。她认为他那样做是故意要气她。可实际上，他是不由自主的。他是个大孩子，真的。”

“你干么要猜呢，露西？你就是学生嘛！”伊莎贝尔插嘴说。

无论这个单子有多么长，无论伊莎贝尔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她总算是令人啼笑皆非地向我做出了保证：到一定时候她也会想出更具有创造性的新办法来激起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怨愤——所以说，要研究孩子抚养问题，只能指望得出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结论，而不是成功的结论。

“糟透了，”伊莎贝尔回答说，但接着她欲言又止，就像一位客人担心他们讲的笑话逗不笑一起进餐的人，于是就先说一句“您知道，真的并不怎么可笑”，以降低大家的期望值。

“啊，我知道，你心里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跟像我们这样让人讨厌死的人出去吃夜宵，所以我连问都不想问，”伊莎贝尔的母亲说。对她所暗示的这番建议我们接受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大凡传记，第一页总要从研究高贵的主人公有幸出生的那个家庭开始。尽管伊莎贝尔说她一直在奋力“用锯子”锯断她的那根“脐带”，但在这里表示一下对她的家谱的兴趣也是自然的。

“很好，亲爱的。你好吗，我的小豆豆？今晚的戏你喜不喜欢？”

“我很遗憾，”我们回到座位上以后伊莎九*九*藏*书*网贝尔说。“我敢断定，妈之所以来，完全是因为我对她说过这出戏。我做什么，她老是想模仿着做。有时候我真希望我的家庭能正常一点。”

“要不是有人老丢停车票弄得人心烦意乱，我的日子过得痛快着呢，”罗杰斯太太厉声说。

“她让我服避孕药。由于拖着脚步出去找医生不是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所以她就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因为我经常去找一个男孩子，所以最好采取些‘保护措施’。”

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尽管罗杰斯太太在她种种特殊的情感中很看重温情，但她表现温情的能力却屈从于一种命令，那就是：在与他人敏感的感情接触中要冻结这种温情。她有区分真假脆弱性的巨大能力。她能够看出伊莎贝尔对朋友行为的不满仅仅是感情脆弱，或是对别人的古怪行为感到痛苦。如果是后者，她会不失时机地抽打她的伤口。

“你家里其他人的情况呢？”

按成年人互相责怪的正常标准说，伊莎贝尔童年所受的这种痛苦只值得嘲笑而不值得同情；然而按儿童的标准衡量，这都是些戏剧性事件。但这些戏剧性事件能使儿童兴奋或痛苦地度过这段年龄，而这样做在成年人看来似乎是值得尊敬的。六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是无法与六十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相提并论的。

“我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强迫我吃非常不卫生的蔬菜。不仅如此，她还给我讲中国儿童挨饿的故事吓唬我，说他们吃饭要比我省事得多。有一次，她说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可爱的中国小姑娘，名字叫山莳。那小姑娘面前有什么吃什么。等领养手续办好以后她马上就来把我们换过去，吓得我痛哭流涕。因为她总是这样吓唬我，所以我认为妈妈不喜欢我。她对我和露西说，要不是为了我们，她早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说不定现在已经在电台主持文艺节目了。我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十五岁的时候对我反唇相讥说‘我可没要求出生’。”

“可你也不能报告给他呀。”

伊莎贝尔的母亲曾经把她的三个孩子看作是累赘，等他们长大成人离开家之后，她又产生了被遗弃以及自己操持家务的职业告终的感觉。三位遗弃者的悖论是：他们也不时地像母亲希望的那样听她诉说，但仍不能使她恢复早年的情绪。对伊莎贝尔来说，她惟一逃脱的办法是假装自己每天都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这就是我家的简单情况。我希望你千万别倒霉认识我的家人。不过起码他们帮了你的忙，省得你为我收集汽车音乐了，甚至使得我们去巴尔比坎这一路跑得飞快。那儿有一个停车位，咱们真走运！”伊莎贝尔喊叫一声，在一台水泥搅拌机和一辆运货车之间倒起车来。

我反问她做什么。“我做什么？”露西重复道，“哈，”她笑了一声说，“我不知道。我猜我是个学生。”

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伊莎贝尔发出一声怪笑说：“事实上很可笑，我意识到我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原谅那个老妖婆。二十五岁的‘我’中仍然有一个六岁的‘我’，这个小人儿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

在这种评论背后，罗杰斯太太和她的大女儿暗暗搞起了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服装比赛。拉维尼娅不肯服老，她跟生人认识不到几分钟就会对人家说，有人曾把她和伊莎贝尔错当成了姐妹俩。

这种区别似乎为一种新型传记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这种传记远不如传统的传记准确，但却比传统的传记可信得多。这种传记会舍弃他们的主人公自己不记得的所有生平轶事，着力反映他们本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家谱，而不是一味堆砌客观上可能与家谱有关的日期和事件。

“别理睬她，豆豆，她今天不痛快，”伊莎贝尔的爸爸解释说。现在他比较能平视世界了。

“不，恐怕是丢了。最近的票特别小，攥在手里很容易掉出来。”

1）“我决不强迫他们吃煮过头的花椰菜，”当天晚些时候伊莎贝尔解释说。在熨烫之前，她先把旧衬衣的袖子展开。

原来，那天快吃完饭的时候，罗杰斯太太嘲笑似的提到一件往事，说许多年前她把伊莎贝尔给她的玩具熊当床用的一条“又骚又臭的旧地毯”扔掉了，伊莎贝尔难过得什么似的。

然而，几周以后，伊莎贝尔去父母家里庆祝妹妹的生日时，故事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想也是，”露西答道，好像她过去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考虑过问题。

“那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对这种巧合感到吃惊。”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很生我妈的气。挺幼稚的，”她接着说。

铃声响了。一个预先录下的声音用悦耳的语调通知大家说演出马上又要开始了。

“他说你对他说我在为考试发愁。”

“我在看他们的照明装置。他们使用的是新型钨丝灯泡，日本玩意儿，相当漂亮，耗电量很小，但发出的光很美。”

“啊，那就来一杯毕雷矿泉水吧。”

“谢谢。后来他们就生了我的祖父。祖父改名为罗杰斯。从小时候起，我对祖父的记忆就很模糊。他跟我奶奶住在芬奇利。他们家的气味闻起来像是医院，因为我祖父有皮肤病，得浑身抹药膏。我七八岁的时候，他们俩在大约半年之内双双去世。我母亲的祖父母很富有。我的外曾祖父曾在军队里服过役，在印度当过将军，所以他们家有很多印度纪念品。他们家也有一种悲观的气氛，因为我外曾祖父认为，哪里都不会有旁遮普邦那阴凉的阳台上舒服。后来有了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姐姐。她到美国去了，很可能是为了逃避家庭。现在她和丈夫住在图森。她的丈夫杰西是一位生物学家。她已经完全美国化了。她的孩子们我既不太了解，也不怎么喜欢。他们打棒球、做拉拉队长什么的。我姨妈嫁的那个男人跟发明小订书机的那个人是亲戚。”

罗杰斯夫妇住在金斯顿一所小房子里。这意味着罗杰斯太太已经远离了她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于是她就养成了对别人的富有冷嘲热讽的说话习惯。一些人把她的这种习惯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妒忌。她把自己的痛苦向世人展现；她周围的人们很快明白，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十年内将倒退到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愚昧黑暗时代。当有人问及这种全球经济转换的证据时，她就会向他们诉说起新建的金斯顿购物中心的奢华、当地艺术电影院的败落，以及公共场所狗粪的增加来。

伊莎贝尔接着回忆说，有一次她在幼儿园里画了一个房子，自豪地拿给妈妈看。妈妈用取笑的口吻说：“这可不能算好，你忘记画门了。你打算叫里面的人怎么出来？”结果伊莎贝尔哭了一场。

“你这衣服是在哪买的？是不是圣诞节我给你买的那件？”

她对伊莎贝尔的态度在钦佩与嫉妒中间来回转换。说起来令人难以想象，她曾经是一个发育不良、惹人讨厌的孩子，终日生活在招人喜欢的姐姐的阴影下。她曾经事事模仿姐姐。这种习惯一直延伸到她成年，甚至延伸到她与男人的交往中。对于伊莎贝尔来说，不幸的是，露西不仅仅想要一个像她的男朋友一样的男朋友，而且常常想要夺走她的男朋友。有两个男人跟她刚刚交往不久，露西就跟人家好上了，真是有伤风化。

“你知道，说起来很可笑九*九*藏*书*网，我不知道我父亲的确切年龄。比他老一点，”我们开车去剧院的路上在海德公园拐角处等交通信号灯的时候，伊莎贝尔指着旁边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豹牌汽车上打汽车电话的男人说。

闲暇时间她喜欢收集动物形状的茶壶，猫状的、狗状的、兔状的、长颈鹿状的、刺猬状的茶壶摆了一大溜。她还有一套花状灯具。起居室里装的是大型郁金香灯；大厅里的玫瑰形灯若明若暗的粉红色光线照射着脱去礼服的客人。她的另一种兴趣是收集遮掩内嵌式壁炉的绣花屏风。她有二十多件这样的屏风，尽管她家里根本没有壁炉，更不用说内嵌式壁炉了。

“谢谢爸；再见，妈妈，”电梯下到相应的一层时，伊莎贝尔说。

“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可在当时似乎挺富有戏剧性的。”

然而，由于热衷于档案资料，传记作家很容易忽略我们认识家谱的方式中一个细小而又重要的特点。尽管我们能努力回忆起父亲出生的年代及其住在新斯克舍的二堂弟的名字，回忆起他的二堂弟娶了一位珀思姑娘（是姓布朗温还是姓贝塔尼？），但我们的故事却常常连一半也回忆不起来。我们的家谱如一团迷雾，日期与名字就像上学时死记硬背的国王和王后的日期与名字一样不可靠。我们既说不清从哪里来，又拿不准到哪里去。

“啊？”

一个人受了这样轻微的批评怎么能放声大哭呢？然而，如果站在伊莎贝尔当时的立场上看，这种批评也许是一个象征，表明妈妈对她花费精力做的事将始终抱着讥笑的态度。

“想喝点什么吗？”伊莎贝尔问。

“又在折磨人了。”

“没关系，”伊莎贝尔回答说，“你这样说挺好。”

“啊，我没有……我是说……”

“爸？”伊莎贝尔又问了一句。

我和伊莎贝尔开车去望楼剧院观看洛尔卡的戏剧《贝纳达·阿尔瓦的家》。撇开我们俩的谈话不说，我们刚坐下来时所发生的事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对伊莎贝尔来说，简直是可怕的）巧合。

“我为什么就不能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晚上能出来寻欢作乐，我跟你爸也有权偶尔出来一回。”

和伊莎贝尔吃过那顿印度餐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有机会认识了她的妹妹。那天露西来还她借的几件衣服。

“没有。我是说，我只对她说我想看这出戏，可我并没有告诉她有今晚的票。”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我喜欢熨衣服。如果你答应给我买一份像样的午餐，我帮你熨。”

4）“我想我还是不在家里偏袒谁为好。我知道我父亲喜欢我，不喜欢我妹妹。这也许是好事，可实际上事情很复杂。因为我爱露西，所以知道父亲更爱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有时候我跟她处得不好，那大多是因为我的负罪感。老得拿出大姐姐的样子照顾她，这也太难了。我认为这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保罗，他也得承受露西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冲击。她一直在挑唆他，竭力在他和母亲之间制造矛盾。因为他是母亲的宠儿，这当然也令她恼怒。”

“说定了。”

最近我在查灵克罗斯路一家旧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莱蒂斯夫人传记，传记后面有一幅格罗夫纳家族的家谱。我受到了鼓舞，决定模仿该家谱优美的对称形式。

“你是在发愁嘛。”

“我这里只有自来水。”

“我知道有点傻，可我睡不着了。我讨厌熨衣服，所以我想，现在随便弄弄算了，反正只有五件衬衣。”

“所以我猜想，这是一般机能障碍的表现，一团糟的家庭都有这种问题，”妹妹一离开公寓，伊莎贝尔就叹口气说。这时，她们之间关于谁向罗杰斯先生说了些什么的争论仍悬而未决。“我现在不在家里住了。我尽量少去想它，但你毕竟是从那里走出来的，真要忘记自己的家庭是办不到的，你走到哪里就得带到哪里。父母的问题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你的问题。我妈妈被她妈妈弄得神经兮兮的，于是她也要把我弄得神经兮兮。你知道，都是些神经兮兮的东西。不过，悲悲切切地浪费一个下午总是不好。很抱歉，我是个非常糟糕的主人。你要不要吃点饼干？”

“你认为这衣服穿起来胸脯真显得平平的吗？”伊莎贝尔插话说。很显然，她私下里对母亲的评论总是很在乎的。

“我没有打扰你吧？”她问。第二天上午，她一早就给我打电话。

“我无法容忍以可怜的形象作为影响别人的方法。如果想要什么，你就直说，不要愁眉苦脸地强迫别人给你。我讨厌母亲假装批评自己实则话里有话的说话方式。她会说：‘我太让你讨厌了，’目的无非是想防止自己失望。她自己讽刺自己，而且陶醉其中。她就像一个想买T恤衫的胖子，嘴里光喊‘危险，胖子’，就是不肯节食。”

“啊，真是太棒了，爸爸。哦，有一个人我想让你们两个都认识一下。”

“我什么也没有报告，他只是问我你怎么样。”

“别这么说！”伊莎贝尔回答说。

这些家谱里有一种迷人的逻辑关系，它促使你去追索导致某个预选人物出世的一系列亲缘关系。其中有些分支至关重要，被培育成了相互勾连的枝杈，而另一些分支则被武断地与村民游乐会上未婚姑娘们的行为或与在女人堆里闻来闻去、对女伴图谋不轨的一辈子打光棍的男人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家谱也有封建的一面。家谱上所展示的婚姻将直系与旁系分列；血管里流淌的纯净血统滋润着一组组越来越模糊的人群。

她很崇敬强壮的男人（一方面她很喜欢一个骑着公牛穿过村庄的男人，另一方面她却嫁给了一个最温顺的人。很难想象克里斯托弗会在公共游乐场骑着一匹小马）。她不愿责怪自己心口不一，却每天抱怨丈夫不是另外一个人——通常都是抱怨他不是她上大学时认识的艺术家雅克，尽管也有例外的时候。

我们驾车穿城而过，最后在伊莎贝尔家附近一家挂着壁毯的印度饭店前停了下来。这时，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她父母身上，并进而谈到了罗杰斯夫妇的情况与托尔斯泰关于不幸家庭的名言之间异乎寻常的微妙差别。

可想而知，从那以后伊莎贝尔的敏感性外面又多了个保护层。如今她已能够忍受母亲最尖刻的谈话，已能忍受在伦敦大街上和出租汽车司机一起挤车，已能忍受别人骂她娼妓，并能同样有力地反击男人们对她的侮辱了。但她始终不主动冒犯别人。然而在成年时的不可侵犯性下面，人人都有一些早年留下的纵横交错的伤痕。这些伤痕从远处看小得可笑，从近处看又极其严重。它们是皮薄如纸的儿童受到的伤害，而不是皮厚如象的成年人受到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