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子。你每次喝酒总要用新杯子，真叫人受不了。那是浪费。”
“没关系，反正我愿意。他的妻子似乎并不能真正满足他。”
她是如何将这一层意思装进“你想不想去散散步”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里的呢？
尽管我断言我的情况与此相反，尽管我相信自己聪明好学并具有同情心，尽管我对按迪维娜的建议（她建议我多关心一点周围的人）行动充满了信心，然而有一天早晨，伊莎贝尔醒来后说她厌倦了被人了解。
“我想我们应当停一段时间再见面。”
“没什么大事，所以你问我时我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有点泄气。”
就像一个人遭到来自对面酒吧间的射击时突然拔出枪来一样，对于伊莎贝尔的话我立即反击说，就在那天上午我还写了一篇论述印度次大陆的变革的文章，这表明我对那里的八亿四千万人的命运很关心。伊莎贝尔错过了国际新闻，可能是这种好奇心或她在打电话时所做的长长的白日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打电话时一直在考虑那些人把树砍倒以后树叶怎么处理。当时，一帮人正在伊莎贝尔的起居室的窗外毫不吝惜地砍树，树叶像湿漉漉的地毯似的铺在人行道上，散落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那些树叶会溶解吗？会被地方当局为清理废物而雇佣的老人们用塑料扫帚扫走吗？（其实那些老人的真正的兴趣是坐在房子下边低矮的石头墙边抽烟。）没有任何结论，有的只是关于大自然在城市中的作用以及地球重新利用自身废物的能力的一系列天真的思考。
“机器就在那放着，用用有什么关系呢？”
我受了一顿羞辱，什么也不想说。
“我不是说脸，我说的是你脸上的表情，”伊莎贝尔用一种学者的语调闷声闷气地学了一句。
伊莎贝尔常常用压缩的词语说话。听话的人需要先把那些词语像气球一样展开、充气，才能看出意思。她很奇特，不愿意直截了当地向别人提出要求（说它奇特，是因为她的要求总是以询问的方式出现），因而，她的许多要求都是隐藏在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拐弯抹角提出来的，而且通常都是通过现成的话题反映出来（比如：“散步是消遣的好办法。”），想问第二个人时却偏偏问第三个人（比如：“萨拉，今天下午你去不去散步？”）。
这些变化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一个人越有机会同另一个人谈话，他越不愿意谈。变化的原因就是这种悖论。假定你有无限的时间去讨论问题，你往往不知道如何将谈话引入重要话题，最后还得从苹果开裂、水管滴水开始。由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由傲慢的要求引起的轩然大波就可能避免。了解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占有。既然随时都能抓住别人，当然也就不需要通过像他们对克尔恺郭尔的反语理论的看法那样比较蠢笨的东西了解他们的感觉了。９９lｉb•net
“关于什么？”
我的思绪又回到上午的经历。我们起了床，然后出去买报纸。回来后伊莎贝尔先看了看每一栏，我要她递给我一些添加剂，她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早上，她是第一个进厕所的。头天晚上无论厕所还是厨房我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我铺好床，也没有忘记把垫子摆放好（她希望把佩斯利涡旋纹垫子放在背后，把小一点的蓝色垫子放在前面）。她给三个人打过电话，那些人引诱她在电话里诚恳地说了好几声“那太可笑了”。
有时候，通过询问别人的意愿可以宣布自己的意愿。
“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头发盘起来。也许我应当盘起来，也许那样更好些，但我不，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奶酪切成小方块、我的邮政编码的最后一位数是什么、这把木梳子是在哪里买的、我上班要走的准确路程有多远、我的闹钟需要哪种电池、我为什么不能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书一样。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搞不明白。坦白地说，我也不想搞明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不可，仿佛人的生命可以像传记手稿里那样集中起来似的。我身上充满了神秘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对你也是一样。我知道我应当多读些书，但看电视更容易；我应当爱那些对我好的人，但发脾气更具有挑战性；我想有同情心，但我不太喜欢人；我想高兴起来，但我知道高兴会使人变傻；我想乘坐公交车，但自己有辆车更方便；我想要孩子，但我害怕变成我妈妈；我想在一生中做点正经事，但现在已经过八点一刻了，我会误火车的。”
“似乎没必要用。”
此外，认识一个人99lib•net时间越长，越会对没有掌握他的情况感到耻辱。你必须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了解他的狗的名字、他的孩子们的名字、他的父亲的名字或他的工作，否则对方就会感到不快，认为你把他当作外人。这似乎是题外话了。
然而，尽管我感到我对伊莎贝尔的了解还有欠缺，但我从不认为这种欠缺有多么严重。
“怎么了？”我问伊莎贝尔。
“不想，”我清了清嗓子回答说。
“我没有情绪。我就这样。”
和伊莎贝尔呆在一起就意味着要对付一道又一道暗设的绊马索。那一道道紧绷绷的绊马索横贯于我一向认为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上，因而我也往往不明白它们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一个人怎么能够预见到在玻璃杯与洗碟机之间扯着一条线呢？
“你为什么就不会猜别人的心思呢？我为什么非得把一切都说出来呢？”伊莎贝尔接着说。
“但遗憾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好不好？上帝啊，我要迟到了。我的上衣在哪儿？”
“我并不总是只关心自己，”于是我立即回答说。
我的工作量很重。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必须取消一次约会才能去见她。
“那就是我在做梦？”
“也许因为我不太聪明？”
“你只会关心你自己，”伊莎贝尔在解释她没闹什么情绪时厉声说。
“你总是这样？”
“想看好脸找别人去。”
“没什么。”
伊莎贝尔叹了口气。我知道，那叹气的方式表明了她对人类理解力的绝望。这次我又未能理解她的意思。其实，她只是想以妒忌诱发我的性欲，并不是真想对我不忠。
接着是一阵沉默。院子里的小鸟仍在唧唧喳喳地叫；我还清楚地听到地铁火车哐啷啷地驶进哈默史密斯车站；肯定有某个数目的树叶（也许是房子周围的三棵树上的十到二十片）被潮湿的西风吹打下来，飘落在了地面上。
然而我错了。就像一个蠢笨的警察，从犯罪嫌疑人的尸体旁边走过去却没有发现它，同样，我也忽略了伊莎贝尔的部分心理。假如我能从她结束与安德鲁·奥沙利文的关系的方式中或从她在一家葡萄牙饭店里发现水杯里有一只蟑螂时的表现中意识到什么，她的那部分心理我本应看得出来。
不是肯定，而是她在刺激我。
她闹情绪显然是有原因的，但这原因她是不会告诉我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想找另一个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她已渐渐厌倦了人类。她的星座正处九九藏书网在错误的相位，某种东西出了问题。于是她就有理由呆在家里不出门。从黎明到傍晚，我说了不少冒犯她的话。此外，一些徒步旅行者不经意间用脚屠杀了一群蚂蚁，还认为自己无可指责，可以进教堂并接受荣誉呢。
我对她说星期六我无法赶过去吃午饭。她回答说：“我并不是每逢周末都非要见你。”
“我想她很可能会这样，”我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同时，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片刻的想象。
“你能不能停止那讨厌的、该死的、愚蠢的……”
如果不是有先前的教训，我会无视那个压缩的要求，说“你当然想见我。我们可以立即把一些事情定下来”；而且我也许会简单地回答说“那好吧”——就像一个男人听到他的情人说她想跟另一个男人睡觉时，以男人独特的方式回答一样。
无知是由学习曲线上的斜坡造成的。它是不幸的，也是自然的。第一次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信息的期望值最高。共进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我们从家庭、同事、工作、童年、生活哲学、风流韵事之类的话题中寻求信息。然而等了解加深之后，关系就会朝不幸的方向发展。也许有人认为，亲密是进行深入长谈的催化剂。事实远非如此，而且情况恰恰相反。一对结婚二十五年的夫妇共进午餐时，最热烈的话题却是羔羊皮的质地、天气的变化趋势、餐具柜上花瓶里的郁金香的状态，以及是否在今天或明天换床单——那一对生活也许很好的夫妇谈论的就是这些，而不是就绘画、书籍、福利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互相问一些深刻的问题。
她怒火冲天，话好像卡在了嗓子眼里。
对伊莎贝尔的一些精神反应我只能让步，以同情的态度给以理解，无可奈何地做出求同存异的痛苦决定。为什么痛苦？因为当一个人自鸣得意地说“尊重差异”时，实际上他就等于说尊重自己不懂的东西。假如他是个老实人，他会觉得不合逻辑，因为一个人连一种东西的价值都弄不清楚，怎么能谈得上尊重呢？
“对不起。打扰你了吗？”
传记作家们很少有勇气在其作品结尾承认自己对主人公的行为有些迷惑不解，很少有勇气承认那些大人物曾经象征性地拒绝过他们。出现这样的情况总是不好的：一个人在读完八百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传记后举手认输，宣布自己压根也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出
《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怪书，或在读完肯尼迪的传记之后承认对猪湾事件
背后的根本原因感到困惑。假如出现知识鸿沟或理解困难，传记作家马上就会过来。不知道拿破仑的马是什么颜色的？传记作家立即就会对我们说他知道：栗色的，跟他的猴子费迪南德一样的光泽。
九*九*藏*书*网“你的脸怎么那样？”
在我看来，洗碟机就是机器，它能把人类从刷洗刀叉和陶器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人类尽可以高高兴兴、心安理得地使用它。但对伊莎贝尔来说，同一种工具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她的公寓里就有一台洗碟机，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是以前的住户留下的。她觉得机器的所有权模糊不清，又担心它会让人懒惰、会费电、会对乡村的河流湖泊造成污染。那台机器运转正常，但使用者的心理却很复杂。
“没什么原因。你就别固执了，用不用那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再说，厨房也是我的厨房。”
她停了下来。
尽管我情愿寻找过去在哪些地方冒犯了她，但我只想回忆前十分钟的情况，用不着进一步滥用记忆。
“那到底是为什么？”
“什么事也没出。”
简言之，伊莎贝尔的话很耐人寻味。她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她的真实感受，也不一定是她所相信的。当别人不小心踩到她的脚时，她会说“对不起”；当旁边男人的胳膊肘捣着她的肋骨时，她回说“桌子很挤是不是？”当别人不理解她的意思时，她可能会意想不到地突然发火。有一次，伊莎贝尔在读一本书，一边读一边ｈｔｔｐ://ｗｗw.9９ｌib.ｎｅｔ惊叹不已。而这时，我在她面前吹了十来分钟的口哨。她啪地把书一摔，说：
“哼，住口，”她回答道。那语气活像是体育教师听到有人谎称伊莎贝尔来例假了一样。
“口哨。”
接着是更长的停顿。隔壁邻居家厨房里的下水道里传来打嗝般的响声。
“我不是说脸，我说的是脸上的表情，”我用更准确的措辞说。
“你想跟马尔科姆睡觉？”当伊莎贝尔提出类似的计划时，我吃惊地问。“他长得可不怎么漂亮。”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不理解外，还有一大堆真实的东西我也始终弄不明白：伊莎贝尔日记上（她写日记时用绰号“冰刀”，那是克赖斯特给她取的）写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为什么每逢星期二情绪就不好？她妹妹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她叔叔是从亚利桑那州的什么地方来的？她厨房里的切碎机是怎样损坏的？她对
《简·爱》有什么看法？她吃没吃过生鱼卵？她停止用自来水笔写字以后对使用分类词典的人有什么看法？她是不是在火车上做过爱？假如她成年时为东方宗教所吸引，那她对卖淫有何看法？她喜欢什么家畜？她最喜欢的小学教师是谁？她认为饭店的账单上是否应包括服务费？她对折叠伞有什么看法？她最喜欢什么轿车？她去没去过非洲？她最敬重母亲身上的什么品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你想不想去散散步？”伊莎贝尔问我。这时我们俩都想把说话的语气缓和下来。
“对。”
“出什么事了？”
“这么肯定？”
伊莎贝尔不是问我是否想去散步，而是要求我去散步。
“你不是有洗碟机吗？这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呢？然后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愚蠢地认为这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个句子的结尾。我曾经希望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几周之内以惯有的真诚心平气和地继续我们的谈话。
“别扭捏作态了，我恶心。”
“你的情绪怎么会这样？”
我每一次在厨房里喝酒，总是习惯于用新杯子，而不是刷一个旧杯子，用完后放进洗碟机的上层。我这样做了好几个月（时间长得足以让树上的叶子掉下来），有一天伊莎贝尔对我说，“我给你的暗示你一点也不理解，是不是？”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把头发盘起来，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斩钉截铁、不容置辩地回答说：
“我有时候也关心你，”我动情地说。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