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灵魂究竟需要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大家也许并不同意基督教的看法，但我们实在难以放弃其富于启发性的深层命题。该命题是，在我们自身内部，有一个宝贵的、孩子般的、敏感且易受伤的内核，在其陪伴终生的曲折旅程中，我等应当为其提供养料并且悉心供养它。在世俗王国里，这一命题看来与在宗教王国中一样切合我们的实际需要。

基督教终其全部历史都一直沉浸在有关灵魂本质的冗长辩论之中，它不断地探讨：灵魂可能是副什么模样，它可能安放在哪个位置，如何可能最好地教化它？就其源起而言，神学家们认为灵魂类似于一个微型的小生命，当婴儿出生时，上帝把这样的小生命注入到了新生儿的嘴巴里。

与此同时，基督教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教育的目的，因为它对人性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基督教不能容忍所谓人是独立的或者成熟的这类理论，相反它相信，我们本质上是绝望、脆弱、易受伤、有原罪的动物，所拥有的智慧远不及所掌握的知识来得丰富，总是处在忧虑和渴望的边缘，备受人际关系的折磨，对死亡的降临深感恐惧，而最主要的是的确需要上帝。

在下一层楼古典文献课上，十五个学生正在比较罗马诗人贺拉斯与佩特罗尼乌斯著作中自然意象的使用情况。讲课教授指出，贺拉斯把自然视为混乱无序、衰朽破败，而佩特罗尼乌斯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持更悲观的态度，却因为完全对立的特征而敬重自然。或许由于通风系统出了故障加之窗户又被关死，教室的气氛有点缺乏生气，似乎很少有学生能够如教授所愿跟上他的论点。须知，二十年前，当教授在牛津大学以论文《欧里庇得斯〈伊翁〉中元叙述的格调》而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就可能已经怀揣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

然而，人们对教育还是怀有更宏大的期望，在招生手册中可以读到，在毕业典礼上也可听到此类宏愿。根据这些抱负，高等院校并非单纯培养技术专家和工商人士的车间，它们据说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实现，那就是要把我们改造成为更优秀、更聪明、更幸福的人类。

与此相对照，在我们所构建的精神世界里，声名显赫的顶尖学府很少愿意去提问，更不愿意去回答最严肃的心灵问题。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局面，我们或许应当着手改造现有的大学，动手革除诸如历史和文学之类的学科。此等终究肤浅的学科分类即使覆盖了某些有价值的材料，但本身并不系统追踪那些最最折磨或者最最吸引我们心灵的主题。

这块石板借用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著名定义，刻着“‘举世说得最好、想得最深’的家园”。这句引语一定非常契合该所大学的心声，因为它另见于本科生入学手册以及地下咖啡厅饮料机旁的壁画中。

这是在声称文化可以取代经文，比如，《米德尔马契》可以接过原先由赞美诗所履行的责任，叔本华的随笔可以满足原本由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所满足的需求。此番主张把打破神像与志存高远杂糅到一起，仍不免给人异乎寻常或者荒唐可笑之感。

当然，阿诺德、穆勒等人最初希望，大学能够进行世俗布道，以告诉大家如何避免偏执，如何在探望病人时说些得体有益的话。可是，这些学术殿堂从来就没有提供各教会倾心奉献的那种人生训导，原因是它们相信，学者不应该把文化作品与个人悲苦联系起来。按照大学的规矩，如果发问，关于爱情，《德伯家的苔丝》可以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者如果提示，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时不妨关心一下，该作品对九_九_藏_书_网我们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工商世界上如何保持诚实是否有所借鉴，那简直就是惊世骇俗、有辱斯文之举。

如此一来，则正如阿诺德和穆勒所期盼的那样，世俗教育将可望走出到底有什么用的惶恐阴影，开始重新设计出自己的课程体系，从而直接关注我们最感迫切的个人难题和伦理困境。

基督教聚焦于帮助我们身上的某一特定部分，而世俗语言哪怕只是指称这部分东西都很费力气。这一部分准确地说不是智能或情感，也不是品质或个性，而是另一种甚至更为抽象的存在，它与上述一切都有松散的联系，却又由于增加了伦理和超验的维度而与其迥然有别。这种东西我们按照基督教的术语也可称之为灵魂。基督教教学体系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培养、确保、抚慰、引导我们的灵魂。

一旦我们考察宗教经文教学的衰落与文化教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上述问题的理由便变得清晰起来。当宗教信仰19世纪初在欧洲开始出现裂痕时，极度痛苦的人们发问，没有了基督教的框架，民众将如何设法找到意义、理解自我、有德地行为、宽恕其同类、直面自身的死亡？一帮有影响力的人士给出答案，说可以研读文化典籍，以此来替代圣典文本，换言之，文化可以替代经文。

很少有东西像教育这样深得世俗社会的青睐。自打启蒙运动以来，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便被描述为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治愈众多最严重的社会弊病，也可以借此打造一个文明、繁荣、理性的公民群体。

在世俗领域，我们读的书可能也还是挺对路的，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向书本提出直接的问题，不愿意像新派宗教那样发出贴近俗世生活的诉求，因为我们羞于承认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我们对于虚玄模糊的东西执迷不悟，对于现代主义学说宣称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包含道德内涵也不应该试图改变受众，大家也听之任之、毫无批评之心。我们之所以如此抵制借古喻今这套方法，是因为对实用主义、道德说教、穿凿附会怀有模糊不清的厌恶，也因为跟着他人想当然，以为凡是孩子都能够理解的东西本质上必定十分幼稚。

基督教最伟大的布道者都是“粗浅”的——这里用的是该词的褒义。他们并不抛弃深奥的见解，但却诚心希望帮助那些前来听讲的人们。

有些教育方法，比如，强调把抽象理念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重视清晰明白地解释经典文本，喜欢抽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等等，世俗学者都百般避讳。但这些方法一直都为各路宗教所沿用。在电视机发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宗教需要苦苦抗争，把自己的想法变得生动有趣、切中要害，以便灌输给耐性不足、心不在焉的听众。这样一路走来，宗教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概念的过分简化，反倒是因为听不懂或者没感觉导致听众丧失兴趣不再捧场。宗教也认识到，平白易懂只会保护观点而不会危害观点，因为这等于为精英的精神劳动搭建了一个可以借以安身的平台。基督教相信，自己的训诫足够强大有力，会在各不相同的层次同样得到理解，它们既可以借粗糙的木刻形式向小区教堂里的农夫呈现，也可以在博洛尼亚大学由神学家们用拉丁文来进行探讨，而且，每次的重复只会支持和强化其他场合的阐述。

在此等雄心勃勃乃至牛气烘烘的宏愿后面，有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那就是澎湃之激情以及思维之模糊。很少有人清晰地表述过，教育究竟如何让学生“走近博爱和真理，远离罪恶和谬误”。人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因为这一口号广为传诵并且辞义兼美，九_九_藏_书_网被动地赞同这一笼统的理念，此外往往很难再有其他作为。

什么样的教育才可能有益于这些希望渺茫的可怜虫呢？基督教当然也没有认为抽象思维能力有什么不光彩，事实上它甚至觉得该能力还可能是一种天赐魅力的表现，但是，比起更加务实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终究只居于次要的位置。基督教更看重的是，我们要有务实的能力，给自己带去足以抚慰心灵、教化人性的理念，以图改变心智混乱、摇摆不定的自我秉性。

然而，寻找借鉴意义恰恰是基督教对待经典文本的要旨所在。韦斯利本身就是一位现代大学也会向其脱帽致敬的饱学之士，他对于《利未记》、《马太福音》、《哥林多书》、《路加福音》的文本谙熟无比，但是，他从中援引诗文纯粹是为了将其融入某个借古喻今的段子，是为了纾缓听讲者的苦难。如同基督教的一切布道者一样，他向文化求索，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所以凡用到《圣经》篇章，都是为了寻找其中能够加以示范和弘扬的一般行为准则。

我们相当熟知世俗大学里所教授的主要人文学科，如历史、人类学、文学、哲学；也颇为了解这些学科出的那些考试题目，如谁是加洛林王朝那一时期的人，现象学源自何处，爱默生想要什么？我们也知道如此的教学体制任由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自生自灭，或者最多只让它在私底下发展，比如说当我们与家人在一起时或当我们独自在乡间散步时。

例如，获得哲学学士学位的资格要求仅限于熟悉形而上学的中心议题（实体、个体化、共相），并完成一篇有关奎因、弗雷格或普特南之意向性概念的毕业论文。英国文学专业同等级的学位则颁给那些学生，只要他们从意象和诠释的角度顺利地理解《荒原》，并且梳理清楚塞内加的戏剧理论对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发展的影响。

如此设问又把我们带回到大学的影响力这个问题上，毕竟大学是现代世界里文化的首要捍卫者和生产者。阿诺德和穆勒这些放弃或者怀疑基督教信仰的人曾经怀有热切的、非宗教的宏大志向，而今日大学用以传播文化的方法与此等宏大志向根本就格格不入。大学在传输关于文化的事实性信息方面倒是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技能，但它们完全无意训练学生去把文化当作智慧的宝库。这里所谓“智慧”是指某种知识不仅是真实可靠的，而且也是内在有益的，可以在我们面对生存的无穷挑战时给我们带来宽慰，不管挑战是来自专横跋扈的老板还是本人肝脏严重的机能障碍。

谁在乎呢？凭什么我们要在一本说起来是关于宗教的书中来为大学教育的缺陷忧心忡忡呢？

然而，有必要把这些高调言辞放到实地的现实中加以考察，如此要求谅必不算刻薄。从伦敦北部那所现代大学人文系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下午，可以窥见某些实情。

如果碰到有人对文化提出要求，说文化应当贴近现实、应当发挥实际用处，或者说文化应当告诉人们如何选择职业生涯、如何挺过离婚之后的艰难岁月、如何克制性欲冲动、如何承受医生发出的“死刑判决”，等等，文化的守护者们便会变得浑身不屑、充满鄙夷。他们的理想听众是那些不会遭遇大起大落、不需考虑自身境遇的学生。这些学生成熟、独立，在气质上能够背着问题生活、而不必事事都求得答案，况且，他们也准备着暂且压制一下个人对文化的功利追问，毕竟自己也耗费了多年时光一直在不计功利地研究18世纪诺曼底的农业收成，或者是在研究康德本体王国中无穷之存在。

大学师生们对教学内容的投入无疑是认真并感人的，问题是很难看出他们的课程内容及考试题目的方向到底与阿诺德和穆勒的理想有什么显著联系。不管招生手册讲得多么的天花乱坠，现99lib•net代大学似乎很少有兴趣向学生传授情感方面或者伦理方面的生活技能，更不会教他们如何去关爱邻居，如何令世界在自己离开时比到来时更加幸福。

在个体生命的另一端，即死亡的时刻，这个灵魂小生命便又通过人的嘴巴被逐出身体。灵魂此时行将走过的线路较为模糊不清，它或者被上帝收回，或者被魔鬼抓走，具体如何取决于这么多年里它所寄居的主人是否很好或者很差地照料了它。一个好的灵魂好就好在为宏大的问题和生存中的矛盾努力寻找恰当的答案，这种灵魂展示出忠信、希望、慈善、博爱之类神圣的美德。

未来重新设计的大学依然会取材于传统大学所加工利用的丰富文化宝库，也还会同样地鼓励人们研究小说、历史、戏剧、绘画等等。不过，它们在教授这些材料时会采用新的视角，即旨在启迪学生的生活，而不只是激励他们追求单纯学术目标。故此，《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会归到一门理解婚姻中矛盾的课程中，而不会放到专论19世纪小说叙事趋势的课程中。同样，有关伊壁鸠鲁和塞内加的推荐书目会出现在关于死亡的课程大纲中，而不会现身于关于希腊化时期哲学的专项考察中。

相比之下，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关心我们迷茫的内心世界，它公开宣布，对于如何去生活这一问题，我们谁也不可能生而知之。我们天生就脆弱易折、喜怒无常、缺乏同情体谅之心、深陷无所不能的幻想之中。世俗的大学教育假定我们能够拥有一定的良知和平静，并以此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出发点，可实际上，我们的天性与这种假定的状态又何止远隔万里？

按要求，各个科系都将需直面我们生活中出问题的诸多方面。教育支持学生、改变人生这样的想法，目前只是虚无缥缈地盘旋在毕业典礼的演说中，未来将在世俗学府中如同在教堂中一样，真正得到具体的落实和正面的探究。开设的课程将包括：独处，重新思考工作，改善与孩子的关系，重建与自然的联系，面对疾病，等等等等。一个大学，假如真正关心文化遗产在这个世俗时代的责任，一定会组建一个“关系研究系”、一个“死亡研究所”，以及一个“自知之明中心”。

有一小部分勇敢的世俗作家也能够用同样具有启迪性的直白语言来表达思想，最出名者当数精神分析领域的唐纳德·温尼科特、文学领域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然而可惜的是，此类人士凤毛麟角，而且其中多数还是仰仗原先的宗教背景来塑造和支撑自己的思想感情。温尼科特早年是循道宗信徒，爱默生则是超验主义者。

观察这所新大学开设的学位课程可发现，一半以上的课程旨在让本科生获得实际的技能，即工商和技术社会中职场成功所需要的那些技能。它们涉及化学、商务、微生物、法律、营销、公共健康等各科课程。

约翰·韦斯利在为本人布道集撰写的序言中，对于为何要坚持平白易懂作了解释和辩护。他说：“我为普通人准备了普通的语言，因此，……我放弃了种种高深的哲学探讨，放弃了错综复杂的推理，甚至还尽量放弃了学问的卖弄。我的初衷是……要忘记自己以往岁月中曾经读到的一切。”

选择这个科系并非纯属偶然，毕竟关于教育能够改造人类处境的赞美之辞都与人文学科而不是与内分泌学或生物统计学相关联。人们以为对哲学、历史、艺术、典籍、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可以产生教育体验中最为复杂微妙以及修身养性的效果。

当时的希望是，就其指导人生、弘扬人道、抚慰心灵的能力而言，文化的效力应当不会低于宗教（按当时理解指的是基督教）。历史、绘画、哲学思想、文学故事都可加以挖掘借以提供有关训导，而这些训导在伦理指导性和情感影响力方面应与《圣经》所传授的训导相差不远，民众应能够获得脱离了迷信包袱的意义。马可·奥勒留的箴言、薄伽丘的诗篇、瓦格纳的歌剧、特纳的绘画都可成为世俗社会的新圣物。

就教育而言，世俗方法与宗教方法的差异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学习该是为了什么？

按照其自己的标准，基督教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将教育的侧重点转向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设法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应当如何宽容他人的缺点？我们如何能够接受自身的不足并且平息自己的愤怒？一定程度的急切道德说教是一种需要而非一种侮辱。基督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的区别特别明显地体现于各自典型的教授方式：世俗教育作讲课，而基督教作布道。就其意图而言，我们可以说一方涉及传递信息，另一方则涉及改变我们的生活。布道就其本质而论，假定其听众在某些要紧的方面正处于迷失的状态。英国18世纪最著名的布道者之一约翰·韦斯利所作的布道有：“论和善待人”，“论听从父母”，“论探望病人”，“论谨防偏执”。单从这些布道名称便可看出，基督教致力于就灵魂日常遭遇的大量挑战向人提供务实的忠告。且不论韦斯利的布道是否可以靠其内容而吸引无神论者，但它们如同其他基督教文本一样，成功地把知识归类到了有用的题目之下。

整个大学里，总共注册了二十万名学生，他们在攻读四百种课程各异的学位。人文系几个月前才由教育部长和女王的一位外甥剪彩开张，为纪念这次开张仪式，在离厕所不远的墙壁里，现在还镶嵌着一块刻有文字的花岗岩石。

这个问题往往会让世俗机构中负责文化教学的人员苦恼不已。经常有人问，究竟为什么要费力去学习历史或文学？而教学负责人总觉得此类问话不着边际、纯粹是在抬杠，经常也不予作答。人文领域的学者们意识到，理工科系的同事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自己的工作辩护，可以向不耐烦的政府官员和助学捐款人宣讲一下自己工作的实际功利。（当然，实际上也不大可能有人真的会无聊发问，火箭科学或者公共卫生目的何在。）然而，因为担忧自己不能跟这些对手展开有效的竞争，人文领域的学者们就只好在闪烁其词和默不作答中求得庇护，心中则已细细地算计过，料想这个领域还保留有一定的声望，本人对自身存在的理由云里雾里一番应该还可以蒙混过关。

我们绝不缺乏可用来取代宗教圣典的文化材料，只是我们在用错误的方法对待这份材料。我们不愿意以足够宗教的方式来看待世俗文化，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将其视为人生指南之源泉。许多无神论者如此强烈地反对宗教信仰的内容，乃至他们没有能够领会其大有启发性的、至今不失有效性的总体目标，即要为我们提供关于如何生活的系统劝导。

既然如此，为什么文化取代宗教的观念在我们听来却还是如此怪诞呢？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文学艺术中的训导去生活，正如信仰者照着宗教的训导去生活呢？为什么无神论者就不能像信教者对待其经文圣典那样，带着同样的自发性和严格度去开发利用其文化呢？

但是，基督教却认为，我们身心中的关键部分还是保留了最初孩提时代的要素结构，哪怕我们外表上已经长大成人。因此，我们形同孩子，也需要得到支持。给我们灌输知识也必须放慢速度、倍加小心，就好像需要把食物切成方便咀嚼的小块一样。一天超过几堂课就会让我们备感疲惫，所以，讲讲《旧约·申命记》中十二行诗文可能就足够了，同时再需要加一些辅助性的注解，这些注解用平白的语言提醒我们哪些地方值得注意哪些地方值得回味。

伦敦北部一条繁忙的大街。在间或开有塞浦路斯面包房、牙买加理发店和孟加拉外卖铺的住宅区里，坐落着英国最新一所大学的校园。校园显眼处有座十二层高、不对称的钢架塔楼，楼中除了一条条漆成亮紫色和黄色的走廊外，就是人文系的讲课堂和讨论室。

不过，上述主张与其说它荒诞莫如说它外行。宗教在经文圣典中找到的那些特质的确经常可以在文化作品中加以发现，长篇小说和历史记述十分擅长给予道德指南和精神教化，伟大的绘画作品的确启示着我们如何追求幸福，哲学能够实用地化解我们的焦虑并且提供慰藉，文学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宗教中伦理训导相等同的东西确实散见于文化典籍之中。

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维多利亚时代又一位教育使命的辩护者）所言：“大学的目标不是要培养技能娴熟的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要打造有能力、有修养的人。”换言之，再回到马修·阿诺德那里，恰当的文化教育应当在我们身上唤起“对邻居之关爱，对扫除人类混乱以及减轻人类苦难的热望”。阿诺德还补充道，按其最宏大的追求而言，教育的成果决不应当低于某种“高远的志向，要令世界在我们离开时比我们到来时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先前从未被纳入正规教育的诸多科目开始进入欧洲和美国的大学课程体系。原来人们不屑一顾的文学至多只是年轻女子和康复病人的消遣对象，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大学里，它已被确认为一门值得分析的严肃学问。小说和诗歌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声誉，是因为有人以为，这些文艺作品很像福音书，能够于感情激越的叙事中传达所蕴含的复杂道德启示，也因此可以触发潜移默化的心灵呼应和自我反省。乔治·戈登作为文学墨顿教授，在其1922年牛津大学首场讲座中强调了天将降临之大任：“英国病了，……英国文学必须出面拯救。如我所见，教会已经失败，而社会的救治总是起效缓慢，故此，英国文学现在肩负三重使命：我觉得仍然还有娱乐功能，还有教诲功能，但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应当救治我们的心灵并且治愈这个国家。”

以上所言等于在指控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一种双重的、可能也是矛盾的使命：既要教我们如何谋生，又想教我们如何生活。而大家早已让这两个目标中的第二个目标变得模糊不堪、乏人问津。

在七楼拐角处的教室里，一组二年级历史课学生正在听讲有关18世纪法国农业改革的讲座。讲课教授已对该专题作了二十年的研究，他的论点是，1742—1798年间农业产量不断减少的原因与农作物歉收关系不大，更与农用土地相对较低的价格有关，低廉的地价使得地主将自己的钱财投向了贸易而非农业。

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按照一般套路总是把文科教育理解为获取智慧和自知之明，可是这样的目标却很少与各科指南和考试所关联的日常教学方法挂起钩来。如果按照实际所为而非信口开河来衡量，则大学所培养的大多数人只是视野狭隘的专业人员，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另外少数人文学科毕业生固然在文化上知识丰富，但在伦理上却是非模糊，终日惶惶于如何穷其余生变知识为稻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