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家纪德加缪是既疏远又亲近，对于有年金收入的资产者纪德则不然。“重读《纪德日记》，我对他的欣赏倍增。他是多么的富有人性。我对他的喜爱会继续胜过对其他所有作家的。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很讨厌科克多。”他告诉把《寻找失去的时间》送给他的导师格勒尼耶，普鲁斯特作品“整体上的力量与细节上的精妙之间的对立”是何等的引人入胜。普鲁斯特就是艺术家的代表，这句话是加缪嘴里最高的赞扬。他对这位作家的喜爱到了每次放下他的书就会感到痛苦的地步。加缪很早就喜欢用痛苦这个词，不过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他觉得普鲁斯特已经“把一切都说尽了，无须回过头来再写什么”。加缪用悲怆乃至煽情的语调表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神秘的灵魂急切地想要奉献自己，带着热情、真诚和热忱。”

1931年10月，病情有所好转的加缪重返学校，在第二学期的哲学课上重新见到了让·格勒尼耶。加缪周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师和学生对广大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抱有同情，他们无法容忍城市及农村穆斯林的困苦，尽管他们对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在第二学期的哲学课上，加缪认识了罗贝尔·若索，他从法国转学过来，在政治上更有经验，是个远足旅行的爱好者。让·格勒尼耶在课堂上没有提及阿尔及利亚的问题。由于受到当时局势的困扰，他试图寻求一种形而上的安宁，因而只在超验和虚空中玩味，讲述自己的旅行见闻给那些到他的伊德阿别墅拜访的学生们听。他是个谨慎的神秘主义者，说自己平生最强烈的内心体验是在一棵树下得到的：“我躺在一棵椴树的树荫下，凝望着几乎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发现那天空摇晃起来，被吞没在一片空虚之中。”格勒尼耶对印度的宗教感兴趣，在他看来，要把世俗生活和对上帝的信仰调和到一起是不可能的：“在世俗中只能走向世俗，对上帝的信仰只能通向上帝。”加缪在帕斯卡尔的著作中略微接触过这样的思想。哲学家的上帝与福音书中的上帝相距甚远。加缪经历过贫穷，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假如上帝存在的话，他要么是个邪恶的上帝，要么是个并非全能的上帝。或者上帝并不存在，那么世上一切就是没有理由的。让·格勒尼耶对人已经绝望，试图在别处寻求得到拯救，但中学生加缪不会这样。

阿库蓄着两端上翘的胡子，方格工作罩衫的外面系着白色围裙，即便在他那间离家不远的肉店里也头戴帽子，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他开的“英国肉店”使他颇有名声，因为阿尔及利亚本地的牛肉质量低劣，羊肉也有一股粗膻味。阿库声称他卖的法国牛肉质量上乘，都是“新鲜抵埠”。他从法国的蒙圣·米歇尔购进沙罗莱良种牛肉及羊肉，但也从本地犹太人和穆斯林屠开的宰场购进内脏。他对待顾客友善，像仆人一样为他们服务，卖给他们最好的肉类。

文学课教师保尔·马蒂厄讲授非常法国式的论说文写作法：先是引论，然后是两到三个部分的正论，最后是结论，这和英国式的更为随意的论文写法迥然不同。马蒂厄有一定的表演才能，讲授龚古尔兄弟的《日尔米妮·拉塞德》时把学生都给讲哭了。他的文学观念因循守旧，在布置学生写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专题发言时宣称：

文科预备班学生戴着橄榄帽，上面的猫头鹰图案是他们的标志，然而加缪没有戴。他和其中几个同学关系密切。莫里斯·佩兰注意到他“一成不变地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头戴小圆毡帽，系一条海军蓝带圆白点的宽领带，脚下是白袜子和漆皮鞋。”这身规规矩矩的穿戴与同学们的衣冠不整形成鲜明对比：别的男孩都穿得怪里怪气，灰暗阴沉的罩衫，腰间系着细绳。佩兰觉得加缪“神情冷淡、面带嘲讽，跟大家保持着距离”，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他走过时拎一个小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些艺术杂志和别人没见过的书籍，恰到好处地引用舍斯托夫，谈论普鲁斯特，嘲笑那些功成名就之人。不过在佩兰眼里，加缪的“成熟”是无可置疑的。

1930年12月，在第一学期临近结束时，加缪没有回校上课。他发烧、呼吸困难、咯血。他的身体本不健壮，在学校和假期里又刻苦学习、拼命做工。医生诊断他得了肺结核。在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这些贫民区，结核病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谁得了这种病就会失业，根本不可能去法国医治，处境只会越变越糟，而某些社会阶层要比另外一些更加容易遭受伤害。

他夸大其词地阐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作为本文的结论，一般而言真正丰富的音乐（笔者用黑体强调这个极富加缪特征的用词）、唯一能够使我们感动、能让我们真正欣赏的音乐是一种梦幻般的音乐，它应当拒绝一切理性和一切分析。……艺术不能忍受理性。”全文结束。

结核病使阿尔贝的感官变得更为敏锐。每次一发烧，各种颜色就不仅仅是被他感觉到，而且变成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光线刺激。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作“过度敏感症”或“感觉过敏症”，纪德则将其叫作一种“感觉的聚会”。加缪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某一种色彩上，而是所有的色彩上，从柔和色调到强烈的蓝色、到阿尔及利亚特有的那种耀眼的红色和白色。与纪德一样——他们都使用了同一种说法——加缪称自己“浑身都是感觉的穿透细孔”。独处使人内省。这个年轻人确信，疾病是“抵抗死亡的一种药物，它让人对死亡有所准备，让人学习死亡，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学会同情自己。它给苦苦挣扎中的病人以支撑，使其避免确信自己会彻底死去。”由于气胸疗法的功效，加缪的呼吸顺畅了一些，医生说他从令人担忧的憋闷渐渐转变为令人放心的正常呼吸。病痛、不能行动和中断学业本来是一种不利的处境，但是阿尔贝希望能够重新生活，即使一个肺叶因为气胸治疗暂时失去了功能。他仍然坚持着自己对阳光与学习的兴趣爱好。他所能依靠的是什么呢？上帝？他并不相信。被迫在家休养成为一段艰难但是让人获益良多的冒险经历。加缪重读了纪德的《阿曼塔斯集》，这个有文化修养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圣经》。当年患结核病的纪德曾在自己的疾病中找寻力量：“况且正是在那里（阿尔及利亚），我有幸得过一次病。……尽管患病，或者不如说由于患病，我所得到的全是快乐。”在这段话里，纪德没有将比斯克拉这类阿尔及利亚城市描绘成“美丽的小玫瑰”，那种语言风格会令加缪感到恼火。他讴歌了患病之人的感受：“我想要赤条条躺在沙滩上。沙子温暖、柔软而轻盈。……我感觉自己在分解、融化、蒸发。”纪德没有逃避现实：“这个地方的苍蝇数量众多，就像亚伯拉罕的后代。”发烧会令人兴奋，就像随后又让人休息一样。阿尔贝隐隐约约产生了幻觉：“在一片荒凉的景色之上，出现了一些奇异的、摇晃着脑袋的巨大动物。”藏书网

预科生们在一起玩法庭游戏，大家要无保留地审判加缪。其中一个说：“我很喜欢加缪，……尤其是在早上：你们没有发现他到学校的时候那神情有多忧郁？”对于佩兰来说，跟加缪的关系尽管“从来都没有达到过一种同伴之间的坦率程度”，但是变得比较容易了。他认为加缪走上了“一条徒劳无益的唯美主义道路，这使他在一段时间里脱离了同代人。”格勒尼耶在咖啡馆或自己家里与加缪见面时，将一些书籍借给他看，其中一本是其朋友安德烈·德·黎肖写的《痛苦》。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德国囚犯与一个法国女人之间的爱情，以及与加缪经历过的生活相似的内容：一个母亲的遭遇、贫穷、美丽的天空。

阿尔及利亚的90万欧洲人很少去考虑600万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感情或者当地精英的意见。在法布里克新建的一座纪念碑上，法国人甚至刻上了一句愚蠢透顶的话：“一百年过去了，由于法兰西共和国给本地带来了繁荣，所以心怀感激的阿尔及利亚向祖国母亲表达它永恒眷恋的敬意。”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身穿燕尾服来到一艘装甲巡洋舰上，杜阿雷格人、北非士兵、塞内加尔人以及土著骑兵穿着那个时代的服装从他面前列队而过。

住在集体病房的加缪没有消沉，他以嘲讽的眼光看待某些病人：“有个人晚上的体温不过才38还不到38.5度，……医生要是给谁做了一次气胸治疗，其他的人就会说：‘这位还能多活几天’，接着就笑了起来。”人年轻时都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以为受伤和长期患病只会危及别人，尤其是老年人。然而加缪17岁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可能死去的。他在医院阅读埃比克泰德的著述，那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跟他一样贫穷。加缪模糊地觉得自己更接近古代的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所允诺的出路。埃比克泰德在著述中说：“疾病对于人的身体诚然是一种羁绊，但对于人的意志则并不一定。”加缪决定将肺结核看作是一种形而上的疾病。埃比克泰德还写道：“世界上……并不存在恶。”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告诉患病的年轻加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判断、倾向、欲望、憎恶，……不取决于我们的是我们的身体、财富、名声、权力。”

这些穆斯林的进步人士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左翼的支持。共产党——只是大城市里一些零星小组——犹豫不定，他们不接受阿尔及利亚（以及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是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及北非的形势，拒绝承认从君士坦丁省到奥兰、从贝尔古到巴伯·埃勒-乌埃德的无产阶级利益与下层白人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为民族独立而积极活动的阿尔及利亚人为数很少，他们的抗议活动遭到了压制。梅萨利·哈吉呼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他所在的“北非之星”政党却主要是在法国本土的阿尔及利亚工人中发展党员，该党更为接近共产党提倡的国际主义。

某种风格从他的写作中浮现出来。加缪找到了一种自己的语调，一种庄重的语调。一个作家不就是一种语调，因而也就是一种语言氛围吗？“年轻人在踏入生活、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一般都会有一种沉重的疲惫感，一种对于自己的狭隘心胸和虚荣心的深深厌倦，它九-九-藏-书-网们既使他堕落又促使他进行反抗。……他知道我所说的那种形而上的放纵所带来的虚荣心。”加缪写下很多笔记，很愉快地重读自己写过的东西，重读自己奉为道德指南的著作。纪德就是他反复阅读的一位作家。他喜欢纪德：“我重读了自己有关纪德的笔记。……想到我对纪德的感情之深，我就为自己思想的平庸而生气。”不喜欢纪德的理由：“纪德的作品是置于他生活前面的一个荧幕，在他看来，‘我们写的书将不会是对我们所受不幸的非常真实的叙述’。”喜欢纪德的理由：“当纪德心怀爱意并且带着激情讲话时，他总是在看着自己。”既喜欢又不喜欢的理由：“《地粮》：这本为感觉辩护的书……仅仅是一种对感官的理智化而已。……《地粮》：被禁止的天堂……”

古斯塔夫·阿库姨父瞧不起市民阶层。他也会使用“土著”这样的字眼，不过不带有恶意。他头脑开放但又思想矛盾，与绝大多数被称为“黑脚”的北非法国人一样具有启蒙精神，相信人应该博古通今，认为穆斯林在变成法国人之后就能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本质。他们的这种态度在1930年5至6月间庆祝法国介入阿尔及利亚100周年时已经夸张到可笑的程度。法兰西学院院士路易·贝尔特朗宣称：“我在想，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的法国人来说，今天的百年庆典是不是应当比当年征服阿尔及利亚更为荣耀。”无论是在右翼还是在左翼，也无论是在有宗教信仰之人还是在无宗教信仰之人中，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同化主张都占据统治地位。奥兰市主教杜朗阁下极为称颂对“土著”的同化：“愿上帝使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其来自海外还是本地土著，都在基督如此珍爱的法兰西的旗帜上成为同一个人。”导演让·雷诺阿则拍摄了歌颂下层殖民者的影片《内地》。百年庆典被看作是对永恒的法兰西共和国统治下、由三个省区构成的海外领地阿尔及利亚的颂扬。阿库一家在贝拉尔有一所乡间小屋，但星期天有时他们会去海滩或者西迪·费鲁克半岛上的旅游饭店，那里立有一座纪念碑：

加缪在班上并不是最拔尖的学生，但第三学期的哲学课作文他却得了第一，并以较好评语通过了第二部分的中学毕业会考，也就是说在20分的记分制中至少得到了12分的平均分。他进入了大学文科一年级预科班。这种预科班1929年由一位名叫皮埃尔·马尔蒂诺的文学院院长创办。通常高中生们升入大学时对高等教育一无所知，马尔蒂诺希望他们在预科班上能够有所准备。法国本土文科预备班准备的是于尔姆街的巴黎高师入学考试，阿尔及尔的预备班则不然，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会被送到巴黎的路易大帝高中、亨利四世高中或者里昂的花园高中。教这个班的格勒尼耶经常不来。学生们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在阿尔及尔读这种预科班是奢侈而没有出路的。学生们更多是自己扩展知识、嬉戏、跟其他预科班的学生一起玩足球。

古斯塔夫·阿库姨父和安托瓦奈特姨妈——亲近的人叫她嘉碧——在朗格多克街留出了一个房间给阿尔贝住，使他得以逃避家里的混乱拥挤。古斯塔夫比热尔曼更让他觉得像一位父亲。阿尔贝跟阿库夫妇住在一起，就像跟家人在一起。每天他都能吃上肉糜，在那个时代，医生们认为多摄入营养是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

外甥疏远了古斯塔夫·阿库的伏尔泰主义。1933年年底前，加缪写了一篇趋向叙事体裁的作品，主人公名叫贝里阿。一位有文化修养并且活跃的朋友马克斯-波尔·富歇给他寄来一封包括十点意见的批评信，认为贝里阿只是一个固执于逻辑的人。加缪承认他也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很糟糕”，但反驳说贝里阿并非一个固执于逻辑的人物：“我将梦幻和行动置于逻辑之上，因为在逻辑中我看到的是纯粹的智性，空洞而令人轻蔑。”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没有给这个年轻人带来威胁，他这样解释自己对逻辑问题的看法：“我把凭逻辑去感觉而不是凭逻辑去思考的人称为逻辑论者。”那么，这种被感觉到的逻辑是什么呢？

尽管得到一些肯定，加缪尚不为人所知。在格勒尼耶看来，他渴望“成功”。1932年6月出版的《南方》第7期特刊，登载了加缪的一篇论音乐的文章，它由此前一篇论文改写而成，密密麻麻有6页篇幅。格勒尼耶在空白处评价：“废话太多”、“乏味”、“愚蠢”……阿库姨父有一架留声机。加缪发现，音乐就是和谐。当时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的十二音体系音乐尚未传入阿尔及尔和巴黎。加缪在文中对叔本华和尼采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冗长的分析，并自创了一些新的字眼：“尼采极端化了叔本华的观点。”这个天真的阿尔及尔人非常喜欢通俗老歌：

加缪的一篇哲学论文——《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得到了在班上朗读的荣誉。文中参阅了俄国伟大小说家的作品，转述了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的思想，为一种“长篇小说的复调理论”提出辩护。加缪断言，通过多种主题的交织以及表现不同人物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的多样性，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将会取得非凡成就。

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商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对外甥说，良好的教养比才干更重要，头脑聪明的人胜过书呆子，无知但有道德的人比虚伪的家伙更有价值。古斯塔夫经常去德鲁耶街，上一段台阶到公济会之家。作为一个受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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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泰思想影响的人，他比绝大多数原籍欧洲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更有文化修养。他很喜欢阿纳托尔·法朗士，有人还说他欣赏詹姆斯·乔伊斯。在这位兴趣广泛的姨父的书房里，加缪不仅能读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全集，还能读到保尔·瓦雷里和夏尔·莫拉斯的作品。

“正如贺拉斯所言，那是一些病人的幻觉。”

嘉碧姨妈负责管账。每天上午结束了肉店的工作后，阿库姨父便神色庄重地穿过米什莱街，去“文艺复兴”酒馆喝上一杯茴香甜酒，跟阿尔及尔学区区长玩上两盘纸牌。他讲述的种种往事和看待事物的明确见解让周围的人觉得非常有趣。他出生在里昂，是个美食家，对熏蹄和熟肉酱情有独钟。左右翼的报纸他都读，对一切与政府和社会秩序有关的内容都反对，宣称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阿尔贝经常平等地和他讨论文学与政治。中午过后，古斯塔夫会睡个午觉，然后在4点左右再去打理肉店。

阿库会开车带着妻子和外甥去海边。他们夫妻没有孩子，把阿尔贝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古斯塔夫认为外甥将来能成为中学教师。当教师有很长的假期，而且工作有保障。后来他又希望阿尔贝能够继承他的生意，他解释说，只要几个星期就能学会这一行，这样阿尔贝衣食无忧，可以抽出时间来专心去写自己的作品。后话暂且不说，阿尔贝倒是已经领略到了舒适的生活：“家里物品的名称都不是普通的，而是叫作‘凹形餐碟’、‘壁炉上的花瓶’等等。他家还有孚日地区出产的火焰斑纹瓷缸、坎佩尔出产的餐具，等等。”阿尔贝意识到了生活水平的差距，“懂得了什么叫作高档”。

在那个时代，肺穿孔如果得不到治疗，三个人里就会有一个在18到20个月之后死去。肺部萎陷疗法即气胸物理疗法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88年。医生用穿刺针将空气导入胸膜的两个叶瓣使肺部得到休息，并让肺穿孔得以愈合，因为此时肺部就能依靠自身的收缩弹性弥合孔隙。这种疗法每半个月就得做一次，否则肺穿孔会吞噬患者的生命。穆斯塔法医院的气胸疗法初期需要每周做一次X光透视，以后改为每月两次，此外还要做昂贵的X线造影。肺结核科医生和普通科医生更多采用胸腔透视，图像上如有异常很少能够逃过他们的眼睛，有时他们用胸透检查出的异常情况比X线造影还要清晰。肺部萎陷疗法挽救了一批患者的生命。

加缪学会了大学的游戏规则，1933年7月5日隆重颁布的优等生获奖名单证明了这一点。那次颁奖由政府秘书长贝鲁通先生主持。大学预科班的优异奖颁给了让·博格里奥罗，受到祝贺的加缪则获得了法语作文一等奖和哲学作文二等奖，后一门课程的论说文他得了14分。格勒尼耶经常评价说他的写作不带“书本腔”。此外他还获得了历史课的鼓励奖，而拉丁语和英语课则没有得到任何奖。他没有选修希腊语。贝拉米克和佩兰在获奖名单上也都位置靠前，不遵守大学规则的弗雷曼维尔则名落孙山。加缪为格勒尼耶关注的文艺月刊《南方》写稿，这份刊物在第一期发表了一个署名P·加缪的作者对魏尔仑的仿写之作：

在巴伯·埃勒-乌埃德的那家大型影院里——该影院有三千个座位，屋顶可以打开——歌星妮侬·瓦兰领唱“百年庆典大合唱”。参加庆祝活动的阿拉伯人不多，孩子们则很喜欢见到士兵和节日。阿尔贝·加缪已经不再是孩子，只是从这些庆祝活动的旁边走过。法国人在“方屋菜市场”旁边建起了一座广播发射台；在路易·热尔曼家附近的桉树林、靠近洛维戈拐角处，有人还建起了一座……爱斯基摩式的营地。穆斯林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法国人在为法属阿尔及利亚庆祝第一个100周年，他们庆祝不了第二个。” 一些像谢赫·本·巴迪斯这样的本地知名人士公开表示愤慨：“一个世纪的时间本已使伤口愈合，但这些阅兵活动却极度刺伤了我们的尊严。”

刊物的随后一页是一篇题为《一个死婴的末日》的短篇小说，作者署名P．C．。小说主人公称：“我年届十八，已记不太清楚那温馨愉快、文静而又多病的童年时光。……我曾有过坚定的原则：上帝，不朽的灵魂，为他人而活着，对物质享乐嗤之以鼻。”作者谈到了自己的情爱：“我知道她待人随和，我们开始了交谈。当我感觉到她的胸脯与我的贴近时，……我体验到的欲望远远不止于爱情。她因为害怕而退缩，而我则一直笑着重新朝山上跑去。”作者时而又变得忧郁：“……纷繁的思绪浮上心头：我已经一无所有，不再相信任何事情，这样下去是无法生活的。我已经消灭了自己身上的道德感，不再有人生目标，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我已经快要死去。”年龄略小于小说中主人公的加缪本人九九藏书网也不相信天主教，也曾快要死去。

加缪很快就学会将书面体、叙述体和朗诵体结合在一起，他的写作才华得到尽情发挥，但并不是总能得到最好的成绩。文学课老师觉得这名学生有独创性但行文武断。有时候，他和别的同学一样“抄袭”作家们的文字，尤其是尼采的。在一篇题为《悲剧与喜剧》的论说文中他得出结论说：“古希腊悲剧产生于逃避痛苦生活的需要。希腊人不是寻求让生活变得惬意一些，而是用悲剧和梦境将其摧毁。……和喜剧一样，悲剧的目的也许只在于给人提供遗忘。”这篇文章得了20分制的12分。

年轻的加缪致力于其他类型的写作，介乎于笔记和正式撰写的文字之间。“接受生活，按照其本来面目对待它？愚蠢的想法。那还有别的方式吗？”“接受人现有的处境？恰恰相反，我认为反抗（黑体为笔者所加）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选择接受还是反抗，就是让自己去面对生活。”加缪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反叛性，但没有给其作出定义。“我们不应该弄错：痛苦就在眼前，不可能搪塞过去。也许，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而言，它乃是生活的本质部分。”此时的他觉得自己永远逃脱不了结核病的困扰。

加缪“胡乱”写了一些诗，有的随处丢放，有的被销毁，其中一首很长的留了下来，是写地中海的，极其自由随意：“在海滨墓园里，只有永恒存在……”在这首接近瓦雷里诗的习作中，加缪同样也吟唱“平静海面上的正午太阳”，同时又滥用叠韵：“Blond berceau bleu où balance l'incertitude……”自由体诗什么都好，就是自由体本身不好，有时候，诗的韵味变成了散文的腔调。

哲学课老师让·格勒尼耶为加缪的病情担心，问起他的近况。格勒尼耶把这名看上去不太守纪律的男孩视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在另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坐出租车来到贝尔古，看到了病中的加缪以及他家中的贫穷。加缪病得只能发出一个个单音节来回答他。在法国中学里，学生与教师之间很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格勒尼耶事先没有通知的这次友好探望使他的学生感到意外，“因为腼腆和感激而说不出话来”。

加缪分析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过度参加体育运动、疲劳、过度晒太阳、咯血。”家人有的觉得他是有次在海里游泳后着了凉，有的认为是有次踢足球后着了凉。到8月份他还在咳嗽吐血。夏季里A·列维-瓦朗西医生给他进行了治疗。外祖母也担忧起来。他经常是一洗了澡、走了路或者天气太热就会突然咯血，吐出的血先是鲜红的、带着泡沫，随后就变得黯淡。不停咳嗽的病人会咯出50、100乃至上千克的血。阿尔贝的手帕被浸透，手指上也粘着血，有时会感到眩晕。他咯的是血，也是自己的生命。母亲并没有惊惶失措，阿尔贝不怨她。仿佛共有一个秘密似的，沉默一直使母子俩心有默契，即使是面对疾病。

源自痛苦的丰富热诚。……在一批收进《直觉》这一柏格森式标题名下的文章中，加缪罗列了自己的种种疑问。他没有将这些文章拿给朋友们看：“我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我所陌生的这一次生命的意义。”在一个题为《狂热》的未完成散文片断中，他表达出一种除了弗雷曼维尔和贝拉米克任何同学都不会怀疑的激情：“这些梦幻产生于伟大的厌倦情绪，它们表达了一颗过于神秘的心灵为自己的激情和热忱寻找一个对象的那种愿望。”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与一个疯子在交谈。在抒情的、发自内心的语气中，一个理性的、日神式的加缪与一个非理性的、酒神式的加缪在对话。“如果你继续探求幸福是由什么构成的话，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幸福。”他谴责自己：“我太喜欢自己的谎言和虚伪，以致无法不虔诚地将其忏悔出来。”这个年轻人不信仰上帝，但是嘴上却不断地提到他：“上帝说，如果有一天人战胜了我，变得无所不知，那么他的生命历险就将结束，他将死于自己之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再能给他。”

继百年庆典之后，巴黎举办的殖民地展览吸引了九百万参观者。左翼组织起来对此表示抗议。在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主办的《民众日报》上，雷翁·布卢姆撰文说：“我们希望少一些庆典和演讲，多一些人性的智慧和正义。”超现实主义者们也表示抗议。安德烈·布勒东、保尔·艾吕雅、路易·阿拉贡和勒内·夏尔散发了一份传单：“以列宁的名义，请您不要参观殖民地展览。他在本世纪初第一个认识到殖民地的人民中有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巴黎举办的反殖民展览披露了事情的真相，但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几个右翼知识分子表示反对殖民主义，但这种反殖民主义无疑带有自觉的家长式倾向。对阿尔及利亚有所了解的亨利·德·蒙泰朗私下曾对“我们那些没有武器、没有报刊、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穆斯林土著”问题进行过思考。受戈比诺影响的巴比扬博士就“殖民地人种的价值”论述道：“北非和叙利亚人属于白种人，非常开化，对他们进行同化是值得期待的。……与法国人的缓慢混血可以通向同化。”http://www.99lib.net

在后来成为朋友的那些同学中，加缪对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和安德烈·贝拉米克留下深刻印象。前者博览群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所读的作者；后者则对古典音乐非常内行。前者性格外向爱激动，后者性格内向很沉稳。“弗雷曼”一惊一乍的，言辞耸人听闻，对一些极端的说法深感兴趣，总爱在黑板上写：“所谓智慧，不过是个老婊子而已。”

作为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阿尔贝有权得到免费治疗。他被安排住进穆斯塔法医院的一个集体病房。医生们为他检查出是伴有穿孔的右肺严重干酪状溃疡性结核病，但尚未出现胸膜粘连。听着医生的解释，阿尔贝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他讨厌医院，讨厌它的气味以及患者们的萎靡倦怠和他们开的那些玩笑。“让·佩雷斯怎么样了？”“你是说煤气公司的那位？他已经死了。他有半边肺出了问题，当时想要回到家里去住，……到头来还是死了。他总是跟他老婆干那事，……每天要干两三次，一个本来就有病的人那么搞还能不完蛋。”

这是一个男女混合班，12名学生中女生占多数，男生则有加缪、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和安德烈·贝拉米克。高中文凭既已到手，加缪向格勒尼耶提了两个问题：他是否可以继续学习哲学？是否可以写一些配得上发表的“东西”？格勒尼耶给了这个年轻人以鼓励。在谈到格勒尼耶的《岛屿》一书时，加缪曾写下这样的话：“他的全部思想都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对他的敬佩与喜爱在增长。……我能真正懂得他教给我的一切吗？”加缪反思自己：“也许我应该学会驯服自己过于灵敏的感受性，使其不至丧失节制。我本以为不用反讽和冷漠的掩饰也能将其控制住，现在看来应该改变方式了。……这种感受性使我耽于印象主义、耽于不假思索的直接反应。……应该让它讲话，而不是吼叫。……我为自身的矛盾付出了太多代价，老是停顿下来考虑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该死的骄傲。”加缪对列昂·舍斯托夫感兴趣，认为司汤达对法国作家产生了一种“恐怖主义”的影响。

因为对自己的想象性习作不太自信，加缪只署以缩写的笔名。他后来又在《南方》上发表了四篇评论性随笔。格勒尼耶强调说这些文章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有些还只是提纲。”将近19岁时，加缪写过一篇价值不大的关于魏尔仑的随笔，另外一篇笔调浮华之作则是关于热昂·里克图斯的。这个年轻人正在探索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对那些真实和真诚的作品进行分析，这类解剖会毁掉文学中的情感。……里克图斯作品的魅力，在于这个穷困之人所经历的泥泞肮脏的生活与他那纯净蔚蓝的灵魂之间形成的对比。”

这个读大学预科班的高中生撰写了一篇“论本世纪哲学”的犀利短文，讨论柏格森的《道德与宗教的两种来源》。他读了1929年版的《物质与记忆》，重点谈到了其中的两句话：“本书肯定精神与物质的现实性，尝试在一个具体例子——记忆——的基础上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形而上学应该从消除自身人为的晦涩开始”。意气风发的加缪对此表达了一种断然的失望：“我本来急切地期待这本书能成为柏格森作品的一个完美结局。柏格森的哲学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它还缺少一个答案。这本新作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却令我失望。”尽管如此，加缪还是在柏格森身上发现了一个高雅的作家，以及某种意义上一个有洞察力的哲学家：“显然，他所做的还是对直觉的颂扬和对智性的谴责”，但是柏格森为什么“没有能够写出一部教人以真理的大师之作呢”？加缪期待的是一位有体系支撑的哲学大师。他断言，“将智性当作危险的东西加以抛弃，将体系完全建立在直接认识和原始状态的感觉之上”，这等于是“将全部哲学与我们的时代分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