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保罗演讲时，他说：“你们中的一些人有关心欧洲的胸怀。我承认他们是有功的。”加缪长时间当演员，演技出色。大家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关于萨特、福克纳或夏尔，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或左拉之后的自然主义，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美国和苏联两个帝国主义的暴行。加缪准备他的演讲时总是很认真，就像他的舅舅艾蒂安修补木桶时一样。艺术家其实就是认真负责的手艺人。

加缪记下了他的反应：“1949年10月末。病情复发（此为笔者着重强调）。……在确定疾病治愈这么长时间后，病情复发可能会把我击垮。事实上，它真的把我击垮了。不过在经历一系列不间断的打击之后，最后它使我笑了，我终于解脱了，疯狂也是一种解脱。”他花很多时间阅读霍桑、雪莱、济慈——也是结核病患者——，还有托尔斯泰和梅尔维尔、费希特、司汤达、兰波、德拉克鲁瓦、马里坦的书。他对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人物感兴趣，并做了笔记。斯克碧说：“德行，纯洁的生活诱惑它落入黑夜，就像罪恶诱惑它一样。”“在冷漠或死亡的最后灾难来临之前，除了几次战略上的小小成功，人类之爱没有赢得任何可以称作胜利的东西。”

出于友情和同病相怜，他把自己的健康状况与米歇尔相比。他怀疑著名的微量元素治疗法的有效性：“我自己使用的治疗法好像并不值得推荐。”从1949年到1951年期间，他常常在格拉斯附近的卡布里斯一边工作，一边休息。那里的农村具有佛罗伦萨风情。他住在金山羊旅馆附楼的一个房间，使用一个烧柴的壁炉。他告诉弗朗西娜他的工作情况：“这次旅行对我很有好处，我是这样想的。我希望能在这儿开始工作，因为自从到这里以后，我还什么都没做。尽管我记得与格勒尼耶、萨特、基亚罗（尼古拉·基亚罗蒙特）交谈过，但我的思想很孤独 ……”，他进一步具体说道：“不过，我们不能总是交谈。而且对我来说，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我不相信讨论出来的思想，也不相信观点能碰撞出火花。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认为，思想是一场内心的冒险，可以成熟、造成伤害或者转移——需要成年累月的沉思，它才可以成形、进步并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出来。五年来，我一直在构思这本随笔，我不敢确定100个小时的讨论可以在一秒钟内加快我酝酿的节奏。由于错误，人总是无能的。”他也告诉玛丽亚他思考的事：“我已经在考虑《正义者》的写作。确切地说，我想唯一可能的正义就是对非正义的再分配。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使另外一些人可以乘坐卧铺。”

巴黎那边把智利的签证忘记了。于是加缪就待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应该取道乌拉圭再到达智利。他遇到了作家拉法埃尔·阿尔贝蒂：“我知道他是共产党人，最后我向他解释了我的观点。他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有一天恶意中伤将我与他分开了。他是，而且本该一直是我的同志。”8月14日，他下榻在圣地亚哥的格利翁宾馆：“在这次愚蠢的旅行中，只有智利的形象和人民给了我安慰。……智利使我懂得火山也可以温柔。”

加缪奔波了两个月，回来时已经患了失眠、湿疹和抑郁症。在巴黎，他看了好几个医生，他们都在他的唾液中发现了科赫杆菌，并诊断出他的肺结核正在病变。他们不是建议他而是命令他休息几个月。他不能重新开始在伽利马出版社工作。苏珊娜·阿涅利寄出了几封新类型的信：“在他出发去山里前……”，“加缪先生必须彻底休息两个月……”

加缪的演讲笔记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技巧：精确的开场白，观点明确，准备好根据听众的需要展开话题。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读出——提前写好的——结尾：“欧洲应该重新学习谦虚。因为对人类的命运抱有希望的人也许是疯子。不过对一些重大事件灰心失望的人肯定是懦夫。”后来，他又开始应付虚礼，这让他越来越生气，筋疲力尽，非常厌烦。旅行变成了“混乱”。有时，一天给他安排两个演讲。南美的城市使加缪吃惊：“白蚁将吞噬摩天大楼”，他给勒内·夏尔写信如此描述圣保罗。

在巴西，他提出要去看一场足球赛，而大部分演讲者是不会这么做的。巴西人感到很吃惊。在里约时，加缪不愿意住酒店：法国大使馆替他安排住处。他随身带着玛丽亚的相片，忍受着分离之苦，他给她写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因为他爱的她，梦见过一间永久的牢房，他就没有爱过。”他与头面人物一起吃午饭，参观城市，去著名的夜总会，很晚才睡，屈服于他的传教士的义务。南美的不发达让他吃惊，富人区与穷人区、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对比尤其让他吃惊，在他看来，这些贫民窟简直就是“几种建在山坡上的棚户屋，没有水也没有电，那里住的是穷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女人们到山脚下去取水，排队，然后像卡比尔妇女一样用头顶着装有水的铁水壶回来。”这种不发达让他想起阿尔及利亚。加缪沉浸在震惊中，来九九藏书网不及整理思绪，他知道他缺少进行对比的社会学的和文化的参数。他的美国之行就算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至少是平静的。在这里，他在公开场合面露喜色，但这次游历让我们看到一个介于疲惫与精神错乱之间的人。在他看来，巴西“没有人烟的土地”是一个付出极其巨大代价的产物；“这里的自然环境令人目瞪口呆”。加缪给人一种被惊呆的感觉。虽然吃惊，而且干着传教士的苦差事，他仍然保持幽默：“我没有料到考验接踵而至。一位诗人来了，无精打采，眯着眼睛，嘴角耷拉着。他不时忧心忡忡，突然烦躁不安，然后倒在扶手椅上，喘息片刻。他站起来，随即改变主意，坐回到扶手椅上。他谈起贝纳诺斯、莫里亚克、布里松、阿莱维。表面看来，他认识所有的人。有人曾对他不怀好意。他不关心法国和巴西政治，不过他和几个法国人开了一家肥料厂。而且，他没有得到奖章。在这个国家，所有法国的敌人都得到奖章了，可是没有他，等等。”

加缪不大喜欢非理性现象、占卜术或先兆这类东西，但他表达了他的担心：他不该走，四周弥漫着不祥的气息，他对玛丽亚·卡萨雷斯这样说。罗贝尔·若索陪着他乘汽车到马赛去。若索在日记中写道：“马赛。当我们到达维厄港，一年中的第一缕阳光正等着我们。我们都说，这是一个让人不愿意再离开的城市。当然这是因为只用站在大海前，不时微微扭过头去就能让阳光洒满脸庞（这里应该想象说话的人有阿尔及利亚口音）。看着来往的船只，阿尔贝说，‘哦，伊夫堡在哪里呢？’‘不远，’我回答道。这不是该说话的时候。‘不过，’阿尔贝继续问，‘伊夫堡是什么样的？’‘哎哟，’我告诉他，‘在这个城堡里，有一个家伙死了，而另一个家伙根据这事儿写了本小说。’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在巴西没有阿拉伯人，但有黑人。虽然穷得可怕，这些黑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成功地同化了。加缪说：“我天生喜欢黑人，努力想从他们身上找出他们没有的优点。”他与一群年轻黑人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想演出《卡利古拉》。他躲开庄严的典礼，与他的一名演员偷偷去了一个黑人舞会，想休息一下。这位演员不断说：

加缪游移于对生的强烈渴望和死亡的诱惑之间。生命中第一次，自杀好像真成了唯一严肃的问题。肺科医生找到了一种治疗方法。然而，加缪对医生很不信任，详细列出了临床记录：“1949年11月6日至12月5日，链霉素40克。1949年11月6日至12月5日，对氨基水杨酸360克，从11月13日到1月2日再加20克的链霉素。”他对这个繁琐的新治疗方案不满意。他也咨询了雅克·梅内特利耶医生，还把他推荐给了米歇尔·伽利马，他对这位医生说，现在他在各方面都进入了死胡同，不管是身体、家庭，还是事业。他完不成他的书。为了医治这个筋疲力尽的绝望的人，梅内特利耶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自然防御的疗法。他嘱咐病人吸收少量矿物元素，锌、铁、钴、锰。这是建立在“微量元素”基础上的疗法，它来自美国。不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杀灭结核杆菌并治愈结核病。

法国的报刊和新闻都让加缪失望。他原来的雇主、《巴黎晚报》的老板让·普鲁沃斯特创办了一份通俗周刊《巴黎竞赛画报》。对加缪来说，这是一份“城市纯情少女的出版物”，因为在它上面，王室婚姻、粗俗的社会杂闻的重要性与震撼全球的重大事件——以色列的成立、东柏林的罢工与暴动——居然不相上下。受《生活》杂志的启发，在《巴黎竞赛画报》上面，图片比文字的篇幅更多。而且，加缪讨厌说三道四。

他要为家人另外找一套公寓，他希望米歇尔帮他找《费加罗报》上的房产信息。在帕内利埃，尽管有孩子、苍蝇，而且天气炎热，加缪还是重新开始工作：“如果我有天赋，《反抗者》将是一本很奇怪的书。然而……”八月份，这个反抗的、被分享的、矛盾的，但懂得安排的人与玛丽亚在格朗-瓦尔坦的一个旅馆见面，这是位于热拉尔德迈附近、孚日山区的一座小村庄，海拔850米，在一个被草原和森林环绕的山谷里。他明确告诉忠诚的米歇尔这个地址是保密的。加缪想一直照顾并保护弗朗西娜。克朗什道尔宾馆一点儿不像四星级。环境幽静，然而宾馆“忘记应该令人感到舒适”。它的乡土气息让作家很满意。能在碗一样大的盆里洗澡，能去不在卧室里而且被虫蛀过的厕所，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村民们长得像“可爱的哈巴狗，……漂亮的面孔屈指可数”。晚上十点停电。生活得再健康合理不过了。有时加缪和玛丽亚·卡萨雷斯进城，去过文明的生活，进行温泉治疗。阿尔贝工作，给弗朗西娜写信，不过瞒着他和玛丽亚的事：“在这里，外面世界是虚无的（既没有雨也没有多数人可耻的丑陋）。不过我越工作，离写完就越早。我继续写，什么也不担心，读书，写作，康复。从这点来看，这次小住（还有雨）会有好处。我希望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也能保持这种劲头，如果必须去其他地方的话。”

国内和国际政治局面还在恶化。熟人和朋友疏远了加缪，或者他疏远了他们。苏联的拥护者和敌人都组织起来。对世界性冲突的恐惧在蔓延。在巴黎，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对中央委员会宣布法国共产党员绝对不会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警察搜查了共产党报刊的编辑部，逮捕了一些记九_九_藏_书_网者。加缪拒绝明确表态。几个月以前，莫斯科成立“和平运动”以联合支持者、动员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他们身后的大众。加缪认识的一些人，如让-路易·巴罗，是法国“和平运动”官方领导机构的代表性人物。加缪很自然地谴责军备竞赛，但不像阿拉贡、艾吕雅、维尔科或毕加索那样单方面揭露“美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加缪被“进步分子”——“和平运动”的追随者和法共的拥护者攻击，他们认为俄国的炸弹是干净的，而美国的则是肮脏的。

加缪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他让听众为之着迷。然而，他对他“亲爱的桑巴和伦巴”，也就是米歇尔和雅尼娜说：“我不认为我在这里很好地扮演了我的角色。”他在手记中袒露了他的不安：“到达的时候又得了感冒，发高烧。这次好像有些严重。”他从来不写“结核病”这个词。15天后：“昨天我的症状特别严重，我想去死。”一周后：“不得不承认，这辈子第一次，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尽管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这个本来可以对抗一切的艰难平衡还是瓦解了。这些忧郁的水像波浪一样从我身上流过，稀释了我的精力。这种消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地狱。如果这里欢迎我的人感觉到我为了显得正常而做的努力，他们至少应该努力微笑。”加缪跑去看风景，他发现这些景色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汽车上颠簸12个小时后，箱子都快抖开了，夜里经过一座座不知名的城市，一路上很不舒服，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大城市，与教授、小说家、哲学家谈话，花几天时间迷恋一位长着“恶毒妈妈的绿眼睛的”漂亮姑娘，观看斗蛇或拳击，夜里穿过小镇，完成他的义务。在公众面前，演员加缪把那个内心恐惧的人藏起来了。

在对教育界人士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新闻发布会上，加缪显得很自信，在此期间穿插着有时令人吃惊的参观活动。“站着吃午饭。……3点时，他们把我带到城里的教养院去，我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据说这还是‘巴西最漂亮的教养院’。它确实‘漂亮’，就像美国电影中的教养院，除了气味，所有监狱中的人都会有的可怕气味。栅栏、铁门、栅栏、门……每隔一段距离，都有写着字的标语：‘向善’，最多的是‘乐观主义’。我在一两个囚犯面前感到羞愧，但他们受到优待，在监狱里做服务性质的工作。接下来，这里的心理医生帮我测试精神状态的级别，让我很沮丧。出去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了句客套话：‘欢迎您随时再来。’”

“秘密，秘密。”

一次演讲结束后，他告诉弗朗西娜他遇到的人：“幸运的是，在开始演讲以前，我看见一个长着诚实的西班牙面孔的人走到我面前。这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共和党人。现在他在一个庄园工作（距里约100公里的一个很大的农庄）。他走这100公里就是为了来听我演讲、为了看见‘他的伙伴’。第二天，他就回去了（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是没有交通的，这100公里不在大路上，这完全就是一次探险）。他同时还给我带来了一包他精心挑选的香烟，因为他与‘法国客人’最亲。我感动得流泪了。会场让我压抑，然而他把我释放了出来。最后，我是在为他而演讲。”

他的体重增加了，也恢复了正常的睡眠：“耀眼的光线。我好像是刚从十年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依然笨拙地行走在不幸与虚假道德这根细绳上——，但重新赤裸裸地走向太阳。健康和有节制的力量，以及朴素而又敏锐的智慧，我重生了，身体也一样。”在评判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时，他显得既坦诚又极端：“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讽刺性的。”他正在写的随笔并不如此。“我不变的欲念，也是我不停地筋疲力尽地与之斗争的欲念是：犬儒主义。”他的《反抗者》有怀疑论的色彩，但没有犬儒主义的色彩。加缪重新表明观点：“我的作品停留在最开始的两个系列之间（荒诞与反抗）：不说谎的人，是不真实的。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不是一位能被人理解的小说家。不过我更像是一位因激情和焦虑而创作神话的艺术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使我激动的总是那些拥有这种神话力量的人。”因为精力有限，他不耐烦地盼望完成他的随笔，以便投入到另外一部构思中的作品中去：“《反抗者》之后，就是自由创作。”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格勒尼耶、彼亚、埃朗、保尔·厄特利、拉扎雷维克、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布朗什·巴兰、吕赛特·莫莱、雅尼娜·伽利马和他的妹妹勒尼、马梅纳给了他灵感，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关于一个将会出场的人物，没有明确是谁，加缪加上括号写道：“对他来说，爱情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撒谎和通奸的权利。”这部小说后来成为继西西弗（荒诞）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反抗）之后的涅墨西斯神话的一部分……

加缪希望远离巴黎。由于没有摆脱所有的羁绊，他只能出去旅行一次。外交部文化关系处的罗歇·塞杜向加缪建议到南美做一次巡回演讲。作家可以发表五次演讲。加缪建议了两个题目，一个“关于现代世界的精神危机（暴力的困扰或我们的其他凶手）”，还有一个是文学的，关于小说的，可以称之为：“小说与反抗”。

加缪又找回了生活的乐趣。在巴黎，他终于物色到一套有5个房间的公寓，他很满意，这对一家人来说很实用，公寓位于夫人街29号，在第六区的圣叙尔皮斯广场附近。他一直依赖玛丽亚：“你完全属于我，而且永远属于我，就像一位母亲属于她所创造的人一样。”关于尼采，他说：“他是唯一一位作品曾一度影响过我的人。后来，我远离了他写的书。这时，他正好失势。他教我爱存在的东西，教我把一切，首先是痛苦，变成支持。……形成伟大的风格的因素，他说是：感觉自己是自己幸福以及不幸的主人。”尼采是宏大的。加缪呢？“我没有对你说，因为几天以来我也对自己，对我的作品感到怀疑，不断地，深深地怀疑。但这可能将是死亡。”九*九*藏*书*网

6月25日，朝鲜的军队跨过了三八线，联合国介入了。7月1日，美国军队在朝鲜登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联合国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把世界和朝鲜人忘了，”加缪写道，“还忘记了生活在这个有趣的时代不可思议的麻烦事。”他又变得爱开玩笑了，他从一份地方报纸上剪下12条小告示，并把它们贴在写给他的“被祝福的雅尼娜和米歇尔”的一封信的信纸上。这些小告示有对局势持乐观态度的，有反映了真实现状的，还有一些是抱着实际意图的：

加缪有特殊的好运气，有两个女人依靠，玛丽亚，地下情人，弗朗西娜，他孩子的母亲。弗朗西娜？“她对我来说极为珍贵……”他给雅尼娜和米歇尔写信说，“我不断地发现她身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优点。不过必须鼓舞她，拉着她的手，为此，我应该找回用来工作、改变世界并思考关于命运问题的全部力量。”弗朗西娜“回信时总是寄快件，而这些快件与其他的付24法郎邮资的信件一起到”。加缪开玩笑说：“我不快地告诉她，我的账户是贷方账。”

“冈帕拉”号中途停靠在达卡。加缪热爱大海，却没有从这次越洋之行中得到快乐。他住在头等舱。他在手记中写道：“看到四等舱的游客住在甲板间，睡的是上下铺，就像集中营一样，我有一种惭愧的感觉。”他阅读“维尼的日记，上面有许多内容（让他）高兴”。作家一直长时间灰心丧气：“两次，自杀的念头。”

加缪常常拒绝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对法语协会的领导人马克·布朗潘说：“我不太喜欢演讲。”不过在结核病疗养院时他同意了。南美对他有吸引力，因为他渴望了解这块大陆就像他渴望逃离巴黎一样强烈。由外交部赞助的这类旅行并非没有目的，尤其是当“传教士”，法国的半官方代表，去的是民主状况可疑的国家。在阿根廷，胡安·庇隆把正义党变成了个人的权力工具。在巴西，形势也并不更振奋人心。共产党仍处于被政府解散的状态，而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路易·卡洛·普雷斯特只能在地下活动。在智利，一项声称保护民主的法律剥夺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全部职务，并禁止他们参加投票或成为候选人。总之，加缪的南美之行不会好。他想对反对派演讲，并计划由重量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南方》——包括维多利亚·奥冈坡——出面组织，在阿根廷做一次演讲。奥冈坡女士59岁，性格热情，是世界主义者，她与博尔赫斯和叙佩维埃尔、奥尔特加·伊·加赛、罗歇·凯卢瓦过从甚密，还曾与德里厄和瓦尔多·弗兰克通过信。她很早就与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南方》杂志在美国有售，在马德里和巴黎也能卖出很多。这本销售量有四千份、以文学为主的杂志引起了正义党的怀疑。《南方》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和《人类的命运》。塞杜建议避免《南方》“单独邀请”和“完全包办”。加缪也可以在名气稍小的《书友》，还可以在法国学校的文学系的大厅演讲。加缪信任法国驻巴西大使馆文化关系处的加布里埃尔·米纳尔，希望她做决定：“我能够只告诉您一个人，我希望不要经常讲话，而且如果可以尽量避免官方活动，我会很感激您吗？”在宴会上他比较喜欢一对一的谈话。协商这次旅行的事似乎很艰难。他几乎放弃了：他去南美简直“有点儿像是去服苦役”。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或极权的国家必须讲（漂亮）话么？必须在拒绝任何接触，尤其是官方接触的同时表示赞许，结果让知识分子、大学生、反对派失望么？加缪放弃了阿根廷：“我刚得知阿根廷思想审查委员会禁演《误会》”，他写信给马尔加利达·艾科西古，她是洛尔加喜爱的女演员，本来也应该参加该剧的演出。“为了明确表示我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我已经拒绝以官方身份到阿根廷旅行和演讲。”加缪已经在“冈帕拉”号上订了位，这条船计划6月30日离开马赛，7月21日到达里约。加缪本来要在巴西待到8月10日。他与阿尔贝·科塞聊天，科塞是当时少有的了解南美的欧洲作家之一。谁还记得1944年7月巴西军队曾与盟军一起在萨莱尔恩海湾登陆？曾一起在“双叟”、“花神”咖啡馆吃喝玩乐的科塞给了加缪一些有趣的餐馆和夜总会的地址，包括巴利亚的塔巴利斯。九九藏书

弗朗西娜和他团聚了，她给他上了几周西班牙语课，又离开了。他接待了若索一家，布洛克-米歇尔一家，还有他的哥哥吕西安。有时他会拜访罗歇·马丹·杜伽尔，他觉得马丹·杜伽尔的生活和作品既可以作为榜样又有教育意义。面对不同的人，他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住在尼斯的布朗什·巴兰来看望他时发觉他有些“凄凉”。

加缪往来于巴黎、卡布里斯和尚蓬之间。回到首都后，他继续《反抗者》的写作。他拒绝《局外人》入选“口袋本丛书”：“不。尽管是精心挑选的，我还是不大愿意看到《局外人》离开‘白色系列’的读者圈。”他意识到分析性叙事的神秘性与顽固性。“这本书就像《鼠疫》一样，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以后，也许吧。”加缪还向米歇尔解释说他想摆脱伽利马出版社的工作，不再作审读委员和编辑的工作。在病假期间，他领月薪。“十月份，我将对我在出版社的职务做一个最终决定。现在，无论如何，我不想继续保留。”在《战斗报》，他是被人解职，而他自己想解除自己在伽利马出版社的职务。

以官方身份出场的加缪，神态自若，滔滔不绝，接受一次次采访。当他读到采访的文章时，觉得很好玩，为自己受人欢迎感到心满意足。两年前，在美国，他就为人所知。虽然这里还没有人研究他的作品，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很出名了。令他着恼的是，他被人介绍为“存在主义的二号人物”。存在主义者？绝对不是。二号人物？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他讲话时感觉很轻松。他出席无法回避的招待会，用眼睛搜寻漂亮姑娘，和她们交谈，带着几分嘲弄。他有点儿自负或天真：“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总能吸引全世界的女人。”他比在美国时发表看法少。这几个国家都太大了，另外，加缪的西班牙语很糟，而且完全不懂葡萄牙语。

在这些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日子里，他与日常交谈的对象、金山羊宾馆的老板娘迪富尔夫人，会聊上几句内容早就知道的令人安心的话。

作家认为他快死了，他的伟大作品还没有写完，他想起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35岁和41岁之间。”加缪36岁了。“梅尔维尔在35岁时说：‘我赞成毁灭。’”在这艰难的时刻，加缪找到了他的引路人，托尔斯泰和梅尔维尔。他写了几个总结：“‘1949年9月’。我的生命，我一生中唯一还要努力的事——其他的东西都已经给我了，而且给得很多（我不在乎的财富除外）——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不想成为一个绝境中的人，这种过度的努力没有任何用处。慢慢地，我的行动不但没有越来越成功，我却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

在智利要比在巴西或阿根廷更容易得到休息。加缪观看了一次西班牙语《误会》的演出。8月17日，作家写道：“骚乱与暴动的一天。昨天就已经有游行示威了。可是今天，就像发生地震一样。起因是要求增加micros（圣地亚哥的公共汽车）。有人推翻公共汽车，还有人将其烧毁。也有人打碎路过的公共汽车玻璃。下午，有人告诉我，有学生去游行的大学已经关闭了——我的演讲不能在那儿举行了。法方的机构在法国学校组织了一次两小时的演讲。当我从会场出来时，商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头戴钢盔的武装部队完全占领了城市。部队有时放空枪。是戒严。夜里，我听到了稀稀拉拉的枪声。”

广播节目《表象的反面》专门收集流言蜚语。节目宣称加缪刚把《鼠疫》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一家公司，得到了一大笔钱。加缪给电台台长写了信，并托它的监督机构新闻部转交。这名记者不懂最起码的谨慎，没有给加缪打电话。“这则消息，”他写道，“属于假消息的类型，只要向当事人简单求证一下就可以避免。……国家广播电台不是传播假消息（这事儿只需要我们的大报就足够了），也不是损害个人名誉的机构。”当时，国家广播电台完全由当权的政治人物控制，听命于一位主张干涉的部长。

“我迅速赶到那个阳光灼烧着问题的国家。”

对于一个正在康复的人而言，随笔作者的工作节奏过于紧张了：“9点钟起床，阅读黑格尔的作品并做笔记直到11点。散步至12:30。吃午饭。1:30到2:30午休。处理邮件或锉指甲直到4点。4点到8点及9点到10点半写《反抗者》。上床。阅读蒙田的作品。睡觉。”从几个月的疲劳与忧郁中走出来后，他嘲笑自己。“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他努力多年，觉得有些停滞不前了，难道他不想继续前进吗？”

克洛德·莫里亚克是弗朗索瓦的儿子，他创办了一份月刊《精神自由》：这本杂志力图劝阻那些被共产党人迷惑的年青人。在第一期上，刊登了加缪认识的作家马尔罗、安鲁什、富歇的文章——还有一位年轻的右翼笔战者罗歇·尼米耶对加缪的攻击。22岁的尼米耶揭露左翼思想家，嘲笑加缪在抵抗运动肃清二战期间与敌合作的知识分子时保持沉默。这位《证据》的轻骑兵写道：“如果加缪先生没有（滔滔不绝地）支持黑人、巴勒斯坦人或黄种人，那么在全体的沉默中，这位作家的沉默将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尼米耶也惧怕战争，不过他明确地说：“我们打仗既不用萨特先生的肩膀，也不用加缪先生的肺。”尼米耶知道加缪是结核病患者吗？在《精神自由》的另一期上，杂志的撰稿人、加缪在抵抗运动时认识的一位诗人让·莱斯居尔，反驳了尼米耶。后来尼米耶公开致歉。是真心的吗？九九藏书网

有人向加缪建议了一个《卡利古拉》的版本，他不满意。剧院经理“想在其中加入几段芭蕾舞。这是国际流行的做法”。在伦敦，有人有同样的计划。对一位演讲者来说，巡回演讲中发生的事往往要比演讲结束后提出的问题以及回答更有趣：“领事陪着我，在喝最后一杯酒的时候，他从桌下偷偷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约价值四万五千法郎的巴西货币。这是巴利亚大学给我的报酬。领事对我的拒绝感到惊讶。他对我解释说：‘还有人开口要钱呢。’后来，他让步了。我知道他会忍不住想：‘如果他需要这笔钱的话，他肯定会接受的。’”文化、金钱、外交官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复杂而无法预料的。

在里约，他谈到外交部的所在地伊塔玛拉蒂宫。一位叫吉尔达·加巴格利亚的年轻女性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听着演讲者的话。加缪示意让她靠近些。他惊讶地得知她读过他的好几本书。她给加缪背诵了加缪的句子：

加缪不再滥饮威士忌，也不像萨特那样服用科利德兰或别的什么兴奋剂。1949年的头几个月，他疲劳、厌倦、暴躁，工作毫无进展，尤其是那本关于反抗的随笔。如果从记者的位置上提前退休却无助于推进其作家的工作，那么这样做还有什么好处呢？他不习惯这种丈夫、情人的双重角色，也知道弗朗西娜虽然一言不发，但难以忍受这种情形。

8月20日，他从热内卢回到里约，又乘飞机到巴黎，行李中带着维多利亚·奥冈坡和西班牙作家何塞·贝尔加曼的友情。后者“只要西班牙战争不结束”，就不愿意在“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一位精力完全来自精神的低血压患者。我喜欢这种人……”他还写道：“贝尔加曼：我隐藏最深的欲念就是自杀。惊心动魄地自杀。”加缪为一篇神秘小说《生长的石头》积累素材，这篇小说采用非常规的笔法，既具有现实主义又有非现实主义色彩，还有充满阴影、鳞片和啪啪作响声的幻觉。紧随其后的是吱吱嘎嘎的声音，雾，雨，泥，侧影，鸟鸣，举着红蓝色旗帜的白衣苦修修士，关闭的门。小说中，加缪描述了工程师达拉斯特在大河之间的热带森林里的探险经历。作者赋予马公巴（macumba）特殊的重要性。主人公经历放逐后，走上了博爱或几乎是救世之路：加缪是在描写从一场演讲到另一场演讲的漂泊状态么？最后，主人公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视而不见，却听到汩汩滔滔的水声，那声音使他心头充满躁动不已的幸福感。他紧闭双眼，庆幸自己有这么大的力气，同时他也再次庆幸生命的复苏。”后来加缪再也没有写过这样接近无意识的文章，也没有再这样不考虑逻辑地组织句子。

治疗和加缪的意志力取得了一定效果。慢慢地，他的身体有了好转。他又一次重新活跃起来。他的工作虽然让他劳累，但也是一种治疗和放松的方式。那本关于反抗和革命的书越来越厚。出版社、报纸、旅行不再偷走加缪的时间。他曾咨询过一位精神病专家，问了一些关于弗朗西娜和他自己的问题。就像萨特一样，他对精神分析法治疗持保留态度，理论：无意识，这是什么？实际：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那儿会诊不会使一个作家的灵感枯竭吗？加缪也把精神分析法当儿戏，但不像萨特表现得那么严重。

还有好色之徒刊登的告示：

服用链霉素两个月并在卡布里斯住了三个月后，他的“令人担忧”的健康好转了。他不再想要自杀，并从关于反抗的随笔中解脱出来了。

加缪没有放松很久。他的演讲经常与这个杀人犯的时代，这个酷刑成为国家必需手段的肮脏世界有关。他经常讲一个故事：在占领时期，几个法国人当着一些德国军官的面在一间餐馆里谈论哲学。一个年轻人宣称没有一种想法值得人为它而死。军官们叫住他。其中一个用手枪顶着他的太阳穴：“刚才您说什么？”年轻人重复了一遍。军官嘲弄他：“我已经向您证明了您的错误，您刚才证明某些想法是值得人为它而死的。”怎么样才可以在经历这类考验时，这一幕不会再次发生呢？演讲中老生常谈话题的催眠作用与一本书出版后接受访问时说的那些枯燥乏味的啰嗦话是不能相比的。加缪也谈到了尚福。就在他作为战士和演讲者的行程中，这位醒世作家帮助他容忍他的使命的局限性：“尚福是对的：当人们想在这个世界上讨人喜欢时，他就应该让不懂的人教自己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加缪在他的听众身上“检验”正在创作中的《反抗者》的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