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倒塌的不只是白宫。波士顿的布林克斯金库久负盛名，是为其他银行借贷的银行，但被戴着万圣节面具的暴徒抢走了100万美元后，声誉大跌。在泽西市的一次选举中，弗兰克·黑格的强大政府机器被一份改革计划搞得支离破碎。新罕布什尔州一名医生被指控对一个饱受痛苦又毫无生机的病人实施了“安乐死”，使得整个医疗行业蒙羞。（他后来被无罪释放。）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觉得前景不妙：在杜鲁门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当斯特罗姆·瑟蒙德州长所乘坐的豪华轿车快要经过检阅台时，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去和别人谈话，以示对他的冷淡；华盛顿的宾馆想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和黑鬼死磕到底，却接到该区住房委员会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它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处罚，结果它们取消了隔离，这可不会被登在《纽约时报》上；在俄克拉何马州，法院下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就有几千例类似的事情；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居中斡旋而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南部的白人乡巴佬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只能喝瓶黑达科尔酒解解气。
来看看之后那些事件的全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登上大屏幕，然后连续4年未下线，共放映了1694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学着演唱《风流贵妇》。T·S·艾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希巴》票房喜人。吉安·卡洛·梅诺蒂的《领事》是当年最优秀的音乐剧。文学评论家们都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摇头否定，有人甚至用谐音打趣说，它是“过肋入膝”
。而海明威本人很快成为说话恶毒的《纽约客》作家莉莲·罗斯笔下的受害者。在伦敦，乔治·奥威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的
《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崇拜他的人正陆续找出他的早期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和《上来透口气》。奥威尔这位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人物，就要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月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你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的威廉姆斯学院受雇期间曾发表言论，认为相比共产党的影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对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胁更大，因为它妨碍了言论自由。
偶尔国会山里也会传来理性的声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提名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公务员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反共分子、田纳西州参议员肯尼斯·麦凯勒硬要说利连撒尔曾将共产党员藏匿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麦凯勒质问利连撒尔其头脑里是否有张苏联革命的蓝图，以下是证人的部分回答：
巴尔的摩一下子就涌现出不少于16个新郊区住宅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洛克·雷文村，家长教师协会主席是一名第10装甲师的退伍军人斯皮罗·阿格纽。从各方面来说，阿格纽都是这种一条龙服务式社区房产业主的典型代表。尽管他当过军官，却是个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叫我特德吧”），还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吉瓦尼斯俱乐部的活跃分子。阿格纽持有律师执照，但没有从业。他明显对担任公职非常有兴趣，政治风格则是新式的。当时巴尔的摩市市长小托马斯·亚历山德罗还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以彰显他美籍意大利人的身份。阿格纽也出身于市中心的外裔聚居区，却竭力摆脱这种背景：他到美国圣公会教堂做礼拜，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卫尔克。他的休闲娱乐都具有中产阶级特色：在电视上观看巴尔的摩小马队的比赛，收听曼陀凡尼的音乐和阅读《读者文摘》喜欢刊载的那种精简版散文。他喜欢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墨守成规几乎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和洛克·雷文村的其他男人一起给汽车清洁、上蜡，当时的车型有1948雪佛兰Fleetline、1949别克特别和奥兹莫比尔88款。而每到星期一，他就穿上一套双排扣服装（每排有两粒扣子，后来变成三粒），把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在施赖伯食品商店的办公室。9点以后到的人都是这样听说的：阿格纽经理非常推崇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有幸知道自己为何被解雇的受害者们会收到这样一份通知，开头写着“证据显示……”紧接着罗列罪状（以下是从当时的指控文件援引的内容）：
钱伯斯于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整理出3卷微缩胶片和84份文件（其中43份文件是在普丽西拉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还有41份备忘录是希斯手写的）。钱伯斯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妻侄内森·莱文——布鲁克林的一位律师，让他把信封藏在安全的地方。在10年以后的1948年11月14日，钱伯斯找到莱文，要回信封。信封一直被放在杂物柜顶上，布满灰尘，莱文站在浴缸上才能够得着。钱伯斯在厨房拍了拍灰尘，带着打印件和书写的备忘录，来到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这些文件的出现让希斯惊慌失措，但他仍故作镇定，立刻让律师将文件呈给司法部门。这一招很漂亮。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是机密文件，钱伯斯就会被禁止提及此事。此外，钱伯斯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其所出示的文件揭露出他是密件接收者。尼克松的工作人员黔驴技穷了，担心会是钱伯斯入狱。但并不只有希斯聪明，钱伯斯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去，他把微缩胶片藏在自己马里兰州农场的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当众议院调查员问他还有其他什么证据时，他领着他们去了农场。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求对南瓜里的文件实行24小时监控，两天后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新闻。
这种情况当然很少发生，它除了能鼓舞那些善良的人以外，毫无作用。美国的利连撒尔们估计错误，内部颠覆的恐慌并不能通过证据和理性得以解决。首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反共恐慌也是病态的。在那段狂热结束之前，一切都只能顺其自然。但同时，如果它落入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就会变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参议员塔夫脱明白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共和党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反共分子的一次口头攻击（“克里姆林宫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个条件就是，在美国国务院内隐藏着一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促进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正中塔夫脱下怀，他告诉记者：“要肃清国务院内部的共产党，唯一的方法就是更换国家领导人。”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在为1952年的总统选举热身。那时美国人民将选举新一届总统，而罗伯特·塔夫脱则很有希望当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直白：“成败在此一举，我们会赢得选举吗？”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养了一星期，接着就埋头准备国情咨文。后来，这篇咨文确实改变了历史。然而，在那些于1948年最后几星期里涌现出的创新之举中，被认为和杜鲁门的名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并不是在1月5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而是出现在两个星期后的总统就职演说上。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12月末，我们在起草总统就职演说稿时确实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我们的总统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倒性的巨大胜利。所以他和我们都认为，在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应该向全国提出一些宏伟、新奇、具有挑战性的内容。”既然给国会的国情咨文里详细论述了国内问题，那么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难点在于杜鲁门对外政策的重大方面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上有所体现。那时克利福德想起了“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国务院递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开始试行一个小型的技术援助计划，而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我记得前景并不被看好的问题：能不能在远东地区开展这个计划，就像欧洲复兴计划一样”。于是，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它吧。具体的执行细节我们以后再商量。”杜鲁门已决定向来参加就职典礼的群众阐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将始终坚持建立联合国、开展马歇尔计划和成立新的北大西洋联盟。除这三点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即对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在演说词的最终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些消息的。听说过电视机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看过的人还是相对较少。但有些流行的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空中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电视当然需要这些节目。电视机的7英寸小屏幕已由12英寸甚至14英寸的屏幕替代，“雪花”次数也少了很多。但电视节目实在没有观看价值。先说说那些摔跤运动员，尤其是“华丽乔治”。在他上台之前，他的仆人会先出场。仆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燕尾服，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条绣有乔治的姓名首字母缩写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喷雾式香水，以使他的主人不至于受到对手汗臭的侵扰。比赛开始前，总要故意停顿一会儿，让观众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女士们先生们，他今晚要穿黄绿色！不对，是鲜红色！”）乔治有88套缎子做的服装，又抵抗不了貂皮底裤的诱惑。于是，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道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拉塞尔：请坐下，希斯先生！
在华盛顿的鸡尾酒派对和宴会上，谈话的主题与美国其他城市并无多大区别，只有一样不同，就是议论政治问题时满口专业术语。住在波林宾馆或栗山宾馆的客人逐渐领略到报销账单的好处。更多人意识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突破225的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缴纳444377889美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科姆街或卡洛拉马广场上，男人们能对国会各个委员会中议案的审议情况了解得更细致，而女人们则更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在纽伦堡法庭干得极其出色的那些工作。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受过教育的华盛顿人才开始追捧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衷的事物。例如罗素·林内斯在1949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别出心裁地把美国人按照文化修养分为高、中、低三等，这本来是茶余饭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较真地对其进行了研究。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坐着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01天，成功横渡太平洋，使那些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惊叹不已，也激起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在萨顿酒店或达拉斯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穿着同样裙子的女士，裙子长度都在小腿肚附近，她们可能在那里对黄金单身汉评头论足，千万富翁身兼国会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暂时出国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学院去了巴黎索邦大学学习。）
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终于查出了原因。在竞选的最后一周，工程师有一个骇人的发现：1814年被英国烧毁的房梁还没来得及换掉，就要断了。绘满壁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重达70磅，已经下垂了6英寸。总统一家打算去独立城，他们前脚刚出家门，那些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工具和脚手架从另一个门进了白宫。白宫的翻修预计花费540万美元。也许重建一栋大楼反倒更便宜，但人们绝不可能把白宫拆掉。修好后，白宫的下一任主人会拥有空调、防火装置和多频道有线电视。维修期间，杜鲁门总统一家暂住在白宫对面，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国宾馆1648号。
1/6的女性在青春期前就有过性高潮，还有1/4则会在15岁时经历。
自由党派把共和党反共分子看作舞台上的反派。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将这个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居然还扬扬得意起来。某个下午，好奇的观众也许会溜进参议院的来访者旁听席，聆听政府被抨击为“乳臭未干的伪自由派”，他们总是“可怜兮兮地尖叫”着“共产主义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他们“出卖了中国使其沦为无神论的奴隶”。最合适的词还得留给“国务院那些按莫斯科政治路线行事的跟屁虫”，他们四处喷撒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红色迪安”则一边谄媚地向莫斯科的领导卑躬屈膝，一边无耻地呜咽哭泣。很多时候，记者都在质疑苏联政治局里的反美言论可能还不如美国国会里所说的这些不堪入耳。
“你最好还是坐着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杜鲁门刚开场，接着马上说，“我希望你回来接任国务卿，你愿意吗？”
事情还没完。8月底，当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的内容，最后一批勇气可嘉的国民党人坐着舢板从大陆港口出发去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执行飞行任务归来，所拍摄的照片让人惶恐不安。B-29轰炸机的任务本来是搜集气压路线，它所拍摄的照片应该只能引起低级技术人员的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的迹象。解释只可能有一种，苏联某地发生过原子弹爆炸。这个发现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人一直对自己说，即使苏联能制造出核武器，至少也要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了。杜鲁门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再摇头表示不愿意相信，他问道：“你们肯定吗？你们肯定吗？”得到证实后，他沉重地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了。”
就在这时，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自由派选民的关注，并大大地冒犯了他们。民主党人提心吊胆地追踪着审判，希望大量间接证据能够以某种方式解释清楚整个案件，僵局也让他们很失望。竟然有8个陪审员相信钱伯斯，这让他们很受打击，而且他们也没心思和一个爱争论的年轻共和党议员产生不快。但尼克松却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十分害怕希斯先生会被判无罪”，甚至说法庭“显而易见地偏袒被告”，这也是事实，但要求调查法官就不明智了。而触怒那些简单相信正义，宣称“普通美国民众希望放弃案子里所有技术性细节”的人更不明智。没有技术性细节的审判就像动用私刑。A·J·李伯龄相信希斯但又无计可施，他注意到“若不能给尼克松议员不喜欢的人定罪，就是‘非美’”，另一句评论更加激烈，认为尼克松就像“受困的银行出纳员，把毕生的积蓄押在一匹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马上”。
麦克道尔：那么，你确定他是乔治·克罗斯利？
委员会委员：还有一位也指控你是共产党员，他知道你与已知的共产党员来往了七八年之久。这是我们找到的部分证据。
对见多识广的华盛顿人来说，这些话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大部分民众却困惑不解——所有这些有关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颠覆了他们以往对其的印象。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是像赛珍珠笔下那些在人间天堂过着美好生活的农民，一直是忠诚可靠、热情好客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艾奇逊意图遏制共产党的战略似乎完全破产了。他在自己撰写的白皮书中承认，中国新政权也许会“有助于实现苏联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取得的所有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似乎一瞬间就被这场发生在亚洲的灾难一笔勾销了。
95%男性的性活跃期开始于15岁之前，在十六七岁时达到高峰。
1/3的男性和1/7的女性在青少年时期有过同性性经历。
在新英格兰北部的乡村酒馆里，白人农民怨声载道，大谈社会的发展及其重要，或索性说它根本不重要。纽约正在爱德怀德修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为谁？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即将建成世界最大望远镜——为了看看月亮吗？谁都知道做这种事情毫无前瞻眼光。社会新风尚层出不穷，人们忙着追赶潮流。欧洲的枪炮刚刚冷却，德国人就开始出口首批塌鼻子的大众汽车，在美国的售价为1280美元。美国女性在阅读页面有洞的《鉴赏》杂志，购买1948年刚上市的汰渍洗衣粉。许多乡村酒店的老主顾都要求将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年轻人赶走，甚至赞成不惜一切代价。阿贝兹是最早的嬉皮士，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在1948年显露头角：个性腼腆、温和的素食主义者，一头披肩长发，满脸胡子拉碴。他把自己的人生观写在一首名为“自然之子”的歌中。纳特·金·科尔的演唱使它轰动一时：
第四，我们必须开展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贝利小姐：首先，我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秘密组织”。我根本没听过这个词。我可以发誓，我从未加入什么共产党。
政府确实发出通知了。国民党溃败后，艾奇逊决定对美国人民说出全部事实。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厚达1054页的白皮书，承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宣布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一一说明造成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情的经过。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这三位美国将军都曾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主义，但都徒劳无功。自战胜日本以来，美国提供给蒋介石的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事实上，这都是在浪费弹药——运送给国民党的美军武器有75%最后都被毛泽东缴获。在白皮书的导言中，艾奇逊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政权竞争力弱、贪污腐败，并且不顾人民疾苦。他还说：
朱利叶斯给了格林格拉斯夫妇1000美元，并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复杂的逃亡路线：从墨西哥城出发先到瑞典，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抵达莫斯科。他说，当地共产党会和他们会合，为他们引导每一段路程。格林格拉斯夫妇拿着准备好的护照照片，又一次迟疑了。露丝病了。朱利叶斯急疯了，又给了他们4000美元，但夫妇俩却告诉他，他们要留下面对惩罚。11天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戴维。他必须在妻子和姐姐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妻子露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罗森堡夫妇正在收听《孤胆骑警》时，联邦调查局的人闯了进来。当时只带走了朱利叶斯，艾瑟尔则留下照顾两个儿子。后来她也进了监狱，不得不为两个儿子另作安排。他们在战时背叛了国家，等待他们的是在纽约新新监狱接受电刑。
至40岁时，超过1/4（26%或700万）的已婚妇女承认有过至少一次通奸行为（由于人们会隐瞒自己的不忠诚行为，所以金赛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而结婚的时间越长，通奸的可能性就越高。
但是这时，金赛却对美国人透露了有关他们自己的如下事实：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米99lib.net勒巴赫酒店回到华盛顿之前，有人建议他不要入住白宫。那里虽然没有政变，却潜存危险。这座美国最著名的建筑正面临着倒塌的危险，杜鲁门却不以为然。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记录：“杜鲁门总统感觉到书房的地板有明显震动，他感到很担忧。”四面无风，周遭却叮当作响。总统将医生的听诊器放在墙上，甚至能听到嘎吱声。
对于反共的中坚分子来说，阴谋愈演愈烈。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在战前便已存在，他们还有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显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成立伊始就深得民心，但其对于共产主义一事，始终没有统一的看法。对于某些人而言，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苏联的间谍；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看作交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员；而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在政治上的死敌来说，共产主义只是全力拥护社会改革的一种模糊概念而已。
现在政府别无选择。杜鲁门总统在媒体见面会上说，关于间谍的讨论与竞选毫不相干，只是为了转移目标。但是他的司法部门仍在动手抢夺还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手里的文件。在纽约，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放大的微缩胶片。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都被传唤了。12月15日，希斯被控告两次做伪证。他的初审始于1949年5月31日，于7月8日结束，陪审团因意见不一而陷入僵局：8人认为希斯有罪，另外4人与之意见相左。这样的结果让法官很是不快。在希斯案子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很热心：推翻控方、支持被告以及拒绝那些能让陪审团解开迷惑的证人出庭。那些希望判决希斯有罪的人对他都感到很失望。
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记载了他的生平：
证据显示，1943年以来，你一直与某某有往来。他曾对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参与研究的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皮条客、编辑、牛仔、教师、出租车司机、文学经纪人、医院护理员以及闲散的贵族。他们的回答都用密码记下，编档保存，然后输入IBm计算机。当有效样本量达到几千个时，金赛请了几位助手。除了大学提供的研究基金外，他还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动笔撰写有关人类男性性行为的第一卷著作时，金赛和他的三个主要助手已完成40个工年的工作量，汇编了1.2万个个人案例。之后，他们又开始分析、研究女性相关的资料数据。第一卷著作定于1948年1月上市销售。
就是在布莱尔国宾馆里，“公平施政”诞生了。在杜鲁门总统任职的前三年中，他把自己当作罗斯福政治遗愿的执行者。但此时，美国已有1/3的人民脱离了贫困。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言，瞬息万变的经济呼吁新自由主义的诞生。甚至在这次奇迹般的选举胜利之前，杜鲁门的一群得力助手就已经在好几个星期一的晚上开会讨论计划。他们开会的地点是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位于华德曼公园的公寓。尤因主张制订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后他就因此成为使美国医学会头痛的人物。（除尤因外，参加者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最初想出的一系列计划的雏形，都由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及。现在加以完善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失业补助、农业补助和通货膨胀控制方面的新措施：对低收入者削减32亿美元的所得税、联邦政府向学校提供资助，以及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这些项目，再加上尤因的医疗计划，后来成为肯尼迪新边疆政策和约翰逊伟大社会政策的核心。
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阿尔弗雷德·C·金赛的职业生涯还和他成千上万的同僚近乎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担任教师多年、荣升终身教授、研究那些瘿蜂等。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里，他的形象已为人们熟知：身材高大、结实粗壮、一头浅黄色的头发和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学生们都对他的耐心和自制深感钦佩。他有教授们该有的所有爱好：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他从未传出任何丑闻，甚至没有和任何麻烦沾过边，人们想背后议论他都找不到理由。总之，他就是那种小心谨慎的教务长想找人开设婚姻问题课程时尤其偏爱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教务长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惹出问题，并引起轩然大波，还使这所大学成为色情作品收藏家的圣地。
委员会委员：另一个人说，他第一次注意你是在1936年前后，那时你是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
美国反应迟钝。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战胜日本后，美国的报纸经常登载中国的局势，说共产党步步紧逼，而国民党蒋介石则节节败退。但是中国幅员辽阔，美国对中国的地理状况比较陌生，当地的军队又因为尚未机械化而行动缓慢，所以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并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认识蒋介石，报纸也不时登载毛泽东的照片——相貌端正，眉头紧锁，总是不停地抽烟。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那边的战事错综复杂又远在天边。他们认为，如果有重要情况出现，政府便会通知他们。
但他很聪明……他这样对我说：
波特：那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用作证据。
波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要求会被驳回，但我们仍要求让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中伤来自哪里。
他的颈前松松地系着一根橙红色的丝质围巾。他那一头茂密的金黄色卷发，看上去好像在美容院打理了4个小时。他闪亮登场，鼻孔朝天地对着那些干活的仆人们。他慢条斯理地把头上的乔治式发夹（闪闪发亮的镀金小发夹）拿下来，把它们掷给人群。接着他就甩甩头发，像一条高贵的西班牙猎犬。
三个星期后，杜鲁门才向美国人民公布这个消息。9月23日，他授权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我们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弹爆炸。”在白宫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一接到声明就直奔电话而去（发稿）。他们走后，由于预计公众的反应将会很强烈，所以总统躲了起来，他的内阁成员也都销声匿迹。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约翰逊，他因此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上了精神病，而约翰逊在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他接受了媒体采访，与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情况，并轻描淡写地提到苏联的原子弹：“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不要把事情夸大。”大多数有责任心的编辑因担心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在设法降低这个声明的爆炸性程度。但这个打击太大了，没有任何办法降低其影响。在芝加哥，物理学家哈罗德·C·尤里告诉记者，他觉得这真是“晴天霹雳”。他说：“只有一种情况比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加糟糕，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麦克道尔：请坐！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希斯和玛丽·希斯(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1929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丽西拉·范斯勒·霍布森结婚；孩子有蒂莫西·霍布森（继子）和安东尼；马萨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律师。1929～193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律师，1933～19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署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1935年任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1936年任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任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雅尔塔会议；1945年于旧金山任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Beta Kappa兄弟会成员、alpha delta兄弟会成员、学会会员、大都会成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7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18区第五大道522号。
麦克道尔：你确定这是他吗？
“什么也不做”的第80届国会的作风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主党，其影响远超外界想象。共和党掌管国会山后，策划了不下35起忠诚度调查案件。《美亚》杂志事件被吵得沸沸扬扬，杜鲁门便于1946年任命了一个调查重大忠诚案件的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国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1947年3月21日，经该委员会建议，杜鲁门颁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并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计划”。但喧嚣仍然不止。于是，国务院极不情愿地批准国会调查员行动，负责检查人事档案。调查队由名叫罗伯特·E·李的
共和党人、反共分子带领。李带走了国务院108名雇员的档案。这些档案全部未经审查，其中包括没有证据的指控、待确认的报告、恶意谣言以及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数据。某些来源甚至还未注明，其他材料也只代表了李的团队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的前方阵营，一位劳工领袖受到一位制造商的指控（因为他曾经带领这位制造商的工厂工人罢工），被打为共产党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另一队国会议员组成的队伍要求更新李的名单。国务院回答道，最初调查的108名雇员中，现在仅有57人在职。这样一来，那些所谓的名单及其相关文件又被束之高阁。但57这个数字，之后还会再次出现。
以下这些证据确凿。11月7日，希斯夫人从账户里取出400美元。4天后钱伯斯就买到了他的汽车。银行存折和汽车商的发票都可呈上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辩解说，她取钱是为了装饰他们的新房子。但她没有任何收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她几乎取出了他们所有的存款。由于只剩下14.69美元（存款太少了），希斯不得不从银行借300美元支付自己汽车的月供。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没有家庭会为一位不太熟且信用不好的人做如此大的牺牲。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控方问陪审团：“如果你们有支票账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并且还未迁入新居，你们会这样做吗？你们会一次性取出400美元吗？你们会出去买装饰品，先支付现金，让他们以后把东西送来吗？”两名女陪审员笑了。她们当然不会这样做。普丽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在“猜疑时代”早期，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都试图对这个红色妖怪付诸一笑。10年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败坏罗斯福新政的名声，以造成国家恐慌。要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现在出现，似乎难以想象。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证时，《纽约客》记者李伯龄肆意嘲弄本特利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将利用废物制造合成橡胶的秘方（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交给了艾尔，也可能是告诉了他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大约日期（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盟军参谋长一确定就会传达给苏联的同事）。我忘记她得到信息的地点了，但她确定那个传给她信息的男人说，是从罗斯福总统前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那里得到的情报，但柯里发誓他对于破译苏联代码一事一无所知。”
据艾奇逊回忆，他当时惊讶得“无言以对”。总统建议他回去和妻子商量。艾奇逊夫人无异议，于是她的丈夫便接受了。1月21日，艾奇逊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52任国务卿。可能除了西华德以外，艾奇逊是美国最具争议的国务卿了。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今《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同样的幽灵降临美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理查森曾向国会议员吹嘘：没有发现间谍，肯定是搜查人员把他们吓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不仅让联邦雇员遭殃。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来纽约参加科学研讨会时，就被拘禁在埃利斯岛上一夜，因为几个匿名电话说她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帕内尔·托马斯在《自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原子弹工厂里的红色分子》，暗指所有科学家都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都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订阅《苏联医学评论》（由美苏医学学会出版的专业杂志）的医生们，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起来邮寄。
那年8月，李伯龄无休无止地开本特利小姐的玩笑。于他而言，本特利小姐是“肉豆蔻”玛塔·哈丽，而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女王”而是用“迷人”、“金发女郎”（她两者都称不上）形容她后，这位《纽约客》批评家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女王”。他后来的评论变得更加尖酸刻薄。笑话归笑话，这个女人的确败坏了正派人的名声。他写道，这种审讯“让人联想到一群低能儿在玩侦探游戏”。李伯龄认为：“编辑们对于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如果嗅不到合成橡胶燃烧的气味，那一定是对消息极不敏感。”如果认为他这是想贬低证词就错了，那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并且违反了他笃定的信念。然而，当傻里傻气的南达科他州众议员卡尔·蒙特说“证据太过模糊，还不足以轻信”时，李伯龄评价道：“我觉得报界忽视了审讯滑稽的一面。”
希斯：主席要求我，我会坐下，拉塞尔先生，主席要求我坐下……
但民主党人也希望获胜。哈里·杜鲁门很清楚，现在不但质疑声四起，而且还有更多问题等着他。共和党很会蛊惑人心，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也从莫斯科派出了间谍，美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责任维护国内安全。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杜鲁门首次怀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遍布北美地区。当时，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部的一名苏联编码员伊戈尔·古琴科抱起一摞罪案文件，踉踉跄跄地在夜里出逃并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古琴科的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组织，英国和加拿大都有公民牵涉其中，最后，两位从事“最高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也被卷进来，他们分别是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福克斯博士。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参与的是华盛顿与其加拿大盟友共享的原子能计划以及其他国防机密，大多都能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孩会把自己“留给”那些仍然保持“纯洁”（因此，新娘穿着白色婚纱）的有教养的女孩，而婚后，他们都会对彼此忠贞不贰，白头偕老。男性同性恋者通常被认为是妖怪或变态，人们认为他们精神失常、泯灭人性。即使在阅历丰富的人眼中，鸡奸、口交、舔阴以及兽交也只存在于幻想中或不过是在更衣室的笑话。
从前有个男孩，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神情陶醉的男孩……
波特：是在发誓后采证的吗？
所谓的“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1949年3月4日，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授权，该计划重燃了人们的希望。利用美国的技术改革原始农业技术，由此提高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可以设立多个类似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机构，治理当地水患。“尽管有人批评总统先打击后问理，”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人们普遍赞同他的殖民地开发项目。”《基督科学箴言报》报道：“杜鲁门总统把美国技术资源贡献给世界，梦想改善那些不幸者的生活状况，他的举动激发了英国和西欧地区文人志士的思想大变革。”不难想象，从一开始，国会中就有人反对，迪安·艾奇逊把这些人称为“老顽固”。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和乔·马丁抱怨连连，印第安纳州的詹纳认为这都是厄尔·白劳德一手策划的，而塔夫特想弄清楚钱该从何而来。
那些在结婚当天已经不是处女的女性婚后通奸的概率比其他女性高一倍。
其实，肯尼迪曾与反共分子合作，但这事很快就为人们所忘记，或许是因为他后来出任了总统吧。而另一些人在中国问题的争论上，表现得更加激进。早在1947年10月，身为坚决反共分子，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列特在《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报道》，指责华盛顿的官僚撤走美军，让蒋介石陷于危难。卢斯报社对此问题的讨论尤其激烈。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父亲是一名传教士，他是所谓“中国游说团”的核心人物，这个游说团的成员甚至不惜背叛美国，誓死效忠国民党。1948年9月6日，《生活》杂志宣称雅尔塔会议是绥靖政策的“高潮”。之后，那些用来掩饰的花言巧语迅速消失了。共和党开始将其在国会中的对手视为“叛国党”，雷伯恩认为这是尼克松对他的诋毁，从此怀恨在心，再也没有原谅过他。南达科他州众议员蒙特请求总统“清查”联邦雇员，揪出那些“有亲苏化倾向而导致我们的外交政策混乱的人”；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布苏联的间谍如同舞毒蛾，“遍布美国各地”；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罗伯特·里奇指责迪安·艾奇逊为斯大林办事。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詹纳认为，每一个为蒋介石献策却未能阻止中国红色潮流的美国人都有罪。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叛国者的代表”，是“活脱脱的谎话精”，他联合“叛国贼和绥靖主义者，在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持续影响下，一步步出卖美国”。
当选三个星期之后，总统派人请来了卸任后从事私人律师的迪安·艾奇逊。据艾奇逊回忆，走过白宫时，他看到这栋大厦只剩下外墙还矗立在那里，而这是为了“照顾民众的感情”。接着他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布莱尔国宾馆里总统的“小型办公室”。总统请他坐下，然后笑着说：
理查森主席：那倒没有。
迪安·艾奇逊则是另一种心情。这位国务卿在希斯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就认识这位年轻人了。他在联合国做联络工作时，希斯曾在他手下工作。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的职位，暂时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亲近同事们用银盘托着一个可装冰水的保温玻璃水瓶送给他。刻在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希斯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5年。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霍默·比加特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国务卿大人，你对阿尔杰·希斯的案子有何看法？”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记得：“我想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希斯和他的律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都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置之不理。”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原则做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这些原则很早之前就为我们定好了。它们在橄榄山上宣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的开头找到。”九九藏书网
贝利小姐在赛斯·理查森的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便暗示她可能会成为长期积怨的牺牲品。委员会主席回答道：“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五六份真实可靠的报告。”虽然波特向理查森施压，但理查森仍拒绝说出检举人的身份。他还补充，就算他想这么做也不可能，因为“我压根不知道他们是谁，从事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某委员提到了档案里的一项指控，对话如下：
这确实让人暗自发笑，但这恐怕是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笑了。其他文件被解密后，显然有一些对莫斯科具有极大价值，新闻记者手里的一些文件被政府扣押了，因为国务院判定这些文件极度机密，就算现在（1948年）公开，也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文件的内容并不重要。就算它们只是天气预报或交通事故，但出现在前共产党情报人员手里也让人震惊，因为所有文件都是以密码d（国务院最高机密文件密码）传递的。这意味着代码已被破译，美国外交高级机密已受到威胁，其他政府机构能够随时窃听、获取各盟国外交部长之间的谈话内容、机密线人的姓名、军队调动以及总统指令等很多方面的情报。的确，国务院前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确认“南瓜文件”的巨大规模时，认为如果这些文件在1938年被其他政府获得，尤其是密码d丢失的话，将是“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
除了教育行业外，受打击最大的恐怕要数娱乐行业了。纽约的三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美国无线电艺术家协会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反击》一书，其中列出151名演员、导演和作家的名字，都是曾出现在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中的人物。《反击》在各家广播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被广为阅读，外界督促他们解雇榜上有名的人，并在雇用新人前认真对其调查。接着这三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该书罗列了更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播音员和演员。《反击》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共产党员最认可的广播公司”，震撼了整个娱乐业，副总经理们只好将《红色渠道》保存在书桌底部的抽屉里。在美国广告业中心麦迪逊大道以及整个好莱坞，这本书都被称为“黑名单”。
那天晚上，艾奇逊给他的女儿玛丽写信：
麦克道尔：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在他家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美国人小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当风吹得恰是时候，伦敦的夜晚就会勾起人们的记忆，仿佛能听见高射炮响，以及纳粹德国空军机群在头顶的嗡嗡声，喧闹嘈杂。稍加想象，你还能看见探照灯射向空中。然后，幻想一位孤独而勇敢的美国青年，他不怕牺牲，穿过短波的静电干扰和噼啪声，告诉自己的同胞，我们必须知道：
这——就是伦敦……
我站在屋顶，俯瞰整个伦敦……我想我们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周围传来的一阵阵炮声了。现在，探照灯在同一方向来回照射。你将听见两起爆炸。听，它们响了！我想，几分钟内，周围应该会有弹片飞来。近了，更近了。
飞机仍然在高空盘旋。今晚早些时候我们听到的头顶传来的爆炸声又响了。那时候，我们听见许多炸弹从空中落下来，落在附近几个街区。此刻，头顶传来了高射炮弹的爆炸声。然而，附近的枪声似乎已经停止。现在，你能感受到探照灯就在你头顶正上方。一会儿，在离你更近的地方又会传来两声爆炸。它们又响了，那冷酷无情的声响。
默罗站在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顶楼。这座大厦是德国的主要目标，十分危险，所以广播之前还需要获得温斯顿·丘吉尔的批准。夜复一夜，默罗登上顶楼或者其他地方，向观众们描述发生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特拉法加广场的大浩劫。高楼大厦在他身边倒塌，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也被毁了三次，然而他仍然用平静沉郁的声音报道他的见闻，将英国的战况及生存情况更真实地带给美国家庭。他的播报从不装腔作势，轻描淡写造就了其工作的有效性。在播报最后，他会以当前伦敦的流行语作为结束：“再见——祝你好运。”
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尤其当他后来与乔·麦卡锡抗争时，默罗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爱国主义、个人荣誉和西方文明价值观。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这位极富雄心壮志的穷小子奋力前进，成为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军官候补生。他之所以选择华盛顿州立大学，是因为那里最早开设大学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冷静，知道自己未来的事业。他喜欢将自己形容为报道准确、客观、传统的新闻记者（“我试图成为一名记者，评论员有点神圣，我从来不敢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上，他更像传统的传教士。在他从伦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记得，你们曾经想让我成为一名传教士，但是我没有信仰，除了相信自己。现在我正在一个影响力极大的讲坛上传教。我经常出错，但是我试图像传教士那样说话。一个人不必非得当上牧师才会说真话。”
默罗在学生团体和教育机构工作了5年后，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29岁的默罗乘船前往英格兰，接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公司。那里并没有太多工作，且大部分都十分无聊：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1938年，当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时，默罗正在波兰组建哥伦比亚广播学校。默罗当下包机飞往维也纳，及时报道了纳粹军队入侵的情况。接着，他雇用威廉·夏伊勒组建了一支最优秀的战事报道记者队伍，继续报道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伦敦闪电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的其他主要战役。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命默罗为该公司副总经理，但由于默罗不懂预算，也不愿开除员工，两年后便主动辞去了职务。他凭借一档以莫尔斯电码拼出n-e-W-S的夜间新闻，重回广播电台。伦敦成就了默罗，他将那些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稍加改动，以“这——就是新闻”开头和“晚安——祝你好运”结尾。1948年，默罗与弗雷德·W·弗兰德利一起制作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在请听》，该专辑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声音。很快，默罗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同撰写了年终新闻综述，它在圣诞节中的角色就像莱昂纳尔·巴里摩尔《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一样，举足轻重。
默罗起初不愿离开广播站去电视台工作，但是这一转变是必然的。默罗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播音员，正如《提示》杂志中写到的：默罗帅气潇洒，甚至足以担任电影中战地记者一角。数百万人虽然与默罗素未谋面，但在书上读到他“世界末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描述默罗在战争中的样子：他用手比画着、时不时点点头、满头大汗、看一看时间，老是在口袋里掏香烟。从1951年起，随着《现在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的首播，美国观众可以在客厅电视上看到默罗播新闻了。由于他那时正处于巅峰，且坚持完全独立，所以美国观众也看到了大众传媒历史上一些最为精彩的新闻报道。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上相机，前往朝鲜战场前线，向美国展示散兵坑中的圣诞节是怎样过的。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称，对于《现在请看》和其姐妹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来说，没有什么是可以因困难或担心引起争议而不做的。他就对麦克阿瑟的看法问题采访了杜鲁门，又请麦克阿瑟谈谈杜鲁门，还在克里姆林宫采访了赫鲁晓夫。他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现在请看》是第一个讨论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的电视节目——这个话题除了默罗，其他评论员想都不敢想。《现在请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是1954年3月9日那晚，默罗胆量过人地质疑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是骗子。
他最后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美国的历史，但对于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合众国的公民是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引起的敌意，怎么说都不算夸张。晚间11点的新闻播音员唐·霍伦贝克，仅仅在节目结尾时说了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说的每一句话”就引发赫斯特报系对他的报复，最后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告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职员们宣誓效忠，请了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对他们进行审查。公司被默罗的事吓呆了。（默罗在当时已任哥伦比亚广播网董事，他说在接下来的那次董事会议中，同事们对他节目的反应是：“好节目，只是你这样做让我们感到惋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并没有看报道：“我从来不听也不看广播电台和电视里极‘左’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那些东西。”他甚至不屑回应，所以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广播时间交给尼克松副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则借此机会请求麦卡锡与共和党建立统一战线。
如果作为一名冷战分子，默罗的热情没有被充分认识到，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公民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都同样有这份热情。与其他同胞一样，默罗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热心支持者，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美国加大军备开支，认同美国应在欧洲有更强大的驻军，支持总统有权无须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美国军队到国外。默罗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划了一道线，”他赞许地说，“没有跨过半岛，但是跨越了世界”，并预言在越南采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默罗也赞同威尔逊式自决的自由观点。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说美国国务院“错误判断了战争的本质，它既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这一切都足以使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考虑邀请默罗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了。
默罗欣然接受，一方面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适逢默罗对大众电视现状大失所望。随着情景喜剧、智力竞赛节目以及单调乏味的西部片的出现，电视年获利总计10亿美元。默罗激烈反对电视的“颓废、逃避现实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隔绝”，但新闻行业巨头对此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现在请看》这档周播节目砍掉，改为临时特约节目。新闻人戏称新广播为“时不时请看”。
爱德华·默罗的晚年并不如意。他本来就不适应官场，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决议将美国新闻署作为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因而导致该机构的良好声誉一落千丈。他的“世界末日的样子”预言中最为严峻的情况即将发生，示威游行将要上演，而记者们的露面更加剧了城市的骚乱。过度追求广告利益使电视网越来越没有底线。为了插入更多商业广告，“插播时间”竟从32秒延长至42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是默罗最后一个得意之作，但最终也难免被另一档节目代替，节目内容有关一匹会说话的马。默罗于1965年春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就发布了他的死讯，而紧接着这条新闻简报的，就是香烟广告。
默罗的骨灰被洒在他在纽约的波灵农场上，但这并不代表默罗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就在农场土地之下6英尺处，埋藏着全新的电视电缆。只要这根电视电缆永存，只要通讯的社会影响力永在，默罗的精神就会永存。
这——就是默罗。
尼克松：根据你的证词是这样的。
若不是渥太华的古琴科叛变，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组织绝对不会暴露。即便如此，解开这个复杂的间谍网，加拿大骑警、苏格兰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三方联合调查了4年才完成。福克斯是破案的关键人物，他向苏格兰场在哈韦尔的一位督察坦白，供出了纽约的哈里·戈尔德。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在戈尔德的公寓里搜出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标出他与福克斯和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会面地点。这一发现让戈尔德崩溃了，无法再否认。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得知戈尔德被捕的消息后，拿着报纸去找露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离开美国，因为戴维很可能会牵连他们所有人，包括他的亲姐姐艾瑟尔·罗森堡。露丝说：“我们哪儿也不能去，我们还有个刚刚10天大的婴儿呢！”罗森堡答道：“孩子不会死。每天都有小孩在海上或是火车上出生，我的医生告诉我，只要带上足够的罐装奶，把水烧开，孩子就不会有事。”
对于金赛的研究项目和人们对它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些美国人的特性。“再没有其他人对自己如此好奇，”克莱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谁如此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或者如此饥渴地阅读那些即使是最被嗤之以鼻和最肤浅的评论……与其他相比，金赛的研究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推动个人与社会进步，因此一直对它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似乎把这些统计数字看作一个挑战——如果获得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性高潮是最新的潮流，那么美国准备走在潮流前线。1970年，两本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的主题都是“告诉读者如何解读金赛的资料，以使自己尽情纵欲”。事实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那些曾认为性冲动太强烈是一种罪过的孩子们反而担心他们的性欲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嫩伯格写道：“美国刚摆脱认为性欲可耻的心理，就变得以缺乏性欲为耻。”在尼克松时代，新女权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争辩究竟女性投身事业是会使她们男性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赛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的满足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很重要。
两天后，钱伯斯出现在《与媒体见面》（当时的一个广播节目）上，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辩论。他说：“希斯过去是共产党员，没准儿现在还是。”人们等着希斯把钱伯斯告上法庭。等啊等啊，9月27日，希斯终于在巴尔的摩控告钱伯斯诽谤。案件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全国大选就开始了。对于希斯来说，这正是退出的好时机，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最终杜鲁门获胜，弄得共和党人手忙脚乱。他们不但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也失去了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另外，委员会中的两名共和党人在改选时也落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会议员的预料。11月7日星期三，钱伯斯作为被告，在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现身。届时，他向希斯的律师提供早期与原告有联系的证据，如果有的话。走投无路之际，钱伯斯只好说出震惊整个国家的真相：原来早在10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丽西拉和钱伯斯都是苏联间谍网成员，向苏联泄露美国国家机密。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成为主权国家。英国也撤出了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不情愿地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殖民主义战前的政治体制正在走向消亡。美国对此持赞成态度——从美国立国的角度来看，它不可能采取其他态度。但是，对于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美国人，他们还是为又少了一个熟悉的标准而感到不安。布莱尔国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焦虑了，而除此之外的外国事务，要么令人困惑不解，要么使人心烦意乱。关于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经使人提不起兴趣。回到美国国内问题，一群波多黎各的狂热分子密谋在布莱尔国宾馆暗杀总统。然而，哈里·杜鲁门为了全面把握外界情况而东奔西走，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大家意识到在无可匹敌的美国美国特勤局的管控下，没有人能杀害总统。
委员会委员：证人是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为哥伦比亚特区的共产党活动调查提供了很多信息。
现在，美国政府要为前一年竞选总统的行为付出代价。那时候，共和党提名的正人君子被另外一名“强棒”击败。11月2日，共和党人研究着城里小报上的消息，都是杜鲁门所经过的小镇上的，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了解杜鲁门这个人是多么的阴险狡诈。现在他们要尽可能地谴责当局，而这个亚洲危机以及美国失去核垄断的地位都是应该谴责的核心问题。有人从参议院共和党那边听说，是美国“失掉了”中国——蒋介石的失败应归咎于华盛顿，因为有叛徒与共产党密谋，帮助毛泽东上台。这纯粹是个“红色阴谋”，当罗斯福前往雅尔塔时，密谋就开始了。
希斯：此时此刻，请允许我郑重声明，我想邀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针对在委员会以外的社会领域做同样的陈述，放弃免除因诽谤被起诉的豁免权。你敢不敢？我希望你他妈的赶快这样做。我绝对不会碰他（对拉塞尔说），倒是你们碰到我了。
男子摔跤节目之后就是女子摔跤。如果还有比男摔跤运动员更糟糕的人物的话，那就是她们了。她们个个肥得像体形庞大的母狗，两个乳房像装满一半的麻袋，阴毛从大腿根部垂下，身上总有剃毛时刮破的伤口。她们的恶趣味之一是跨坐在裁判员身上，直到他尖叫讨饶为止，观众很喜欢这种场面。等到电视台的制片主任也感到恶心之后，这些女人就被打发走了，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而棒球赛和拳击赛之间的节目则变成了利奥·塞尔泽的轮滑比赛。这种比赛简直难以形容。参加比赛的女孩子身材苗条，个性粗鲁，穿着曲棍球队的制服、防撞头盔和四轮溜冰鞋。她们围成圈子，不停旋转，你撞我，我抓你，骂骂咧咧，负伤挂彩，大声叫喊。哦，还有，她九_九_藏_书_网们把裁判按在地上，用她们的钢质溜冰鞋狠狠踢他。观众认为这样很有趣，一家人都围在电视机前百看不厌。其中一个名叫格里·默里的轮滑运动员有很多粉丝，几乎可以媲美“华丽乔治”。可是体育记者们太挑剔了，对两个人都不喜欢。1949年，乔治正处在事业巅峰，年收入高达7万美元，“红发佬”史密斯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猛烈抨击他，说他“脸孔不如格劳乔·马克斯漂亮，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高超，摔跤技术不如康尼·麦克娴熟，而普林斯顿的三角俱乐部则有比他强得多的女演员”。看完格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约翰·拉德纳写道：“轮滑是一种体育运动。中古时代末期的波希米亚民众喜欢把人抛出窗外，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指控他既是共产党又是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流氓恶棍。加入《时代周刊》前，他还没有脱离共产党，却无数次发假誓说已经与其没有关系。少年时，钱伯斯和兄弟迪克签过一份自杀协议，结果迪克自杀，钱伯斯却食言了。17岁时，他与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廉价旅馆同居。后来，他带了一名女流浪者与母亲同住在长岛——母亲之所以同意他这样做，据他说是“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第二个”。他曾因为写了亵渎神明的剧本而被赶出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做过小偷。他曾起誓为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效力，却很轻易地就退出了。他漫不经心地承认，自己各个方面都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现在，1948年，人到中年，满身赘肉，满脸忧郁，面带愁容，眼皮浮肿。
那些积极配合防卫工作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有一家公司花了300万美元重新添置保险箱、保险柜，用来存放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障学术自由，不免左右为难。一个接一个的立法机构要求教师们宣誓效忠，仅仅在加利福尼大学，就有1.1万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解雇了175名拒绝宣誓的教授。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由学校董事会主席、家长教师协会会长以及警察局局长监督执行。在很多地区，退伍军人协会或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还负责查看教学课本中是否有煽动性内容。
近70%的男性在35岁之前招过妓女。
1948年年初，另一名众议院议员要求查看国家标准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成为政治诽谤运动的受害者后，便宣称自己受够了共和党的审前盘问。3月13日，他命令所有政府官员将人事档案收归密存，拒绝国会的一切请求或传讯。抽取的档案中，抽取段落完全脱离语境，歪曲上下文的意思，让政府无从辩白——这使总统的处境非常尴尬，而他的指令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既然没有官方的材料加以否定，反共分子便更加肆无忌惮，做事也越来越不顾忌后果。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尼克松断然指责民主党，称民主党应该为“美国境内共产党日益猖狂的阴谋”负责。民主党领袖极力否认，但其内部的一些后座议员已经与反对派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称，在雅尔塔会议上，“病怏怏的”杜鲁门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建议，将千岛群岛和其他战略要地“拱手让给”苏联；美国政府还曾迫使蒋介石与毛泽东联合，而杜鲁门对蒋介石夫人的态度即使不算“轻蔑”，也“很冷淡”；美国国务院听信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蒂摩尔这种政治顾问的意见，白白浪费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肯尼迪因此得出结论：“这就是关于中国的悲伤故事。”
“你将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就是彼此相爱。”
文件中会包括一封正式的解雇通知：“上述信息表明，你是共产党的一员，或与之具有特殊关联，或是对其表示同情。”这位不幸的雇员收到法院（《韦氏词典》称之为星法院）的解雇信，仅仅是“基于谣言”。而公开的全面调查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让家人蒙羞。从对他进行忠诚调查起，他就成了疑犯，在证明他清白之前，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有罪。他的邻居会突然在街上被安全局的官员拦住问询，不能接受他妻子的宴请，甚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与他的孩子玩耍。而被怀疑者的儿子不能加入童子军，他本人也不能拜访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最后，他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生活（如果他还有积蓄的话），和家人相依为命。
他的朋友倒是见过他，不过不是私下里，而是在实验中。作为一名客观的研究人员，工作时他就不把他们当作朋友，而是看作实验样本之一，对他们进行测量并按差异分类。在他们的配合下，他制订了一套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基本访谈提纲，包括300～500个问题，覆盖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慰、梦遗、性幻想、爱抚、婚前和婚后的性交史、通奸、换位、射精频率、口交、肛交、兽交以及独特的性癖好。交谈后，他的朋友们是否离他而去不得而知，但在布鲁明顿校区和其他地方谣言四起，说他正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敢接近的雷区掘地三尺。没有哪一方面会被遗漏，他用特殊仪器测量婴儿们之后发现，他们在四五个月大时就会经历性高潮；大龄单身女性吐露，穿制服的男士会让她们达到性高潮；某个青春期的孩子在一天内经历了26次高潮；一位博学老练的律师则在30多年里每星期平均射精30多次。
50%的已婚男性有过通奸行为。
85%的已婚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
其实塔夫脱是知道的。钱当然只能来自国会。但许多靠总统入选国会的民主党人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又一次联合起来反对政府。18个手握重权的参议院委员会的主席都来自南方各州，而参议院临时议长、众议院议长和两党党鞭都隶属这个联盟。直到1950年6月5日，国会才通过了“第四点计划”，并同意拨给它杯水车薪的4500万美元，直到那时，杜鲁门才有权签字执行。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限制性条文，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的那样，它大大降低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最初提出时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善良又尽职的邮递员会面临解雇呢？犯有叛国罪、参与间谍活动、鼓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案》已明令禁止）、揭露官员隐私，或被司法部长定义为属于破坏分子组织的人都会收到解雇信。至于他是否参与了以上任意一项，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行。只有当用人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在解雇信中才会“明确、完整”地写明原因。否则，被告可能连何时、何地犯了罪都不知。如果当事人仍有传统的权利与原告当面对质，本来也可能知道真相，但如今这样的权利也没有了。因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政策，公布检举人的身份可能会阻碍将来的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司法部长宣布的联邦调查局名单上的机构是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被判有罪的这些机构不许辩驳，而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机构的公务员，或者认识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都会被解雇。也就是说就算与人交往，也会受株连获罪。
1949年6月，现在任职最高法院的前司法部长克拉克评论说，联邦政府的风纪从未像现在这样好，“感谢忠诚法令”。很难想象他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美国的每一位律师都知道，这次调查让正当的法定诉讼程序形同虚设。汤姆·佩因还曾骄傲地吹嘘新大陆已成为“欧洲各地受到迫害的热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风港”，这还真是对他的嘲弄。当时在华盛顿风靡一时的书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政治迫害》，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编负责编辑，回顾了忠诚调查中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公正案件。约翰·罗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出版的《哈佛法律评论》中指出：“有罪定论所造成的影响相当于刑事犯罪的后果：失业、持续的耻辱、谋生能力的不断削弱等。”忠诚调查已经花费了1200万美元，其中有个最有趣的案子等着上诉，其罪名是因为在“一战”期间抛弃了自己的队伍而被解雇，而当时他才9岁。
事情愈演愈烈。国会山的民主党人认为反对派在1949年12月已经探底，因为那时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做出决议，认为国务卿失去了美国人对他的信心，并且不可能重获信任，所以坚持要总统将他免职。最终，这份决定到了哈里·杜鲁门的桌子上，他立即将其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到底，甚至连底儿都没有见呢。
民主党愤怒了。这些“南瓜文件”看起来似乎是钱伯斯这出闹剧最滑稽的部分。文件的内容由媒体披露后，24小时监控看起来是如此荒诞可笑。就像A·J·李伯龄在《纽约客》里所写的，它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即使在1938年，这些事情都没多大意义，在1948年更是如此。其中一个文件里说日本想在哥斯达黎加某个岛购买锰，可是那里根本就不出产锰。另一份文件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注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交换参谋。还有一份文件记录纳粹准备马上夺取奥地利，可是那时全世界都知道了。里面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观点：“希特勒很可能正准备牺牲奥地利，换得外交政治的胜利。”
麦克道尔：休庭一两分钟，等我回来再继续。
在数千名受访者中，2094名单身女性报告了总计46万次性交行为，其中476名曾怀孕，而令金赛吃惊的是，80%的未婚妈妈都说她们并不后悔。
中国内战的结局并不如人意，但这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对抗后的结果，美国曾设法对其施加影响，但毫无成效。
“所有的标准都是胡搞乱来，”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赛的报告后抱怨道，“无论是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都颠覆了稳妥可靠的传统生活方式。”他是哈佛大学1900届毕业生，对新政尚难接受，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战后的日子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日新月异，改弦易辙毫不留情。
钱伯斯并不颤颤巍巍。他确信11月17日第二次审判时，新法官的公正以及希斯新换的律师会使其比第一次审判少些戏剧性，自己能够胜诉。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政治大案，必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虑。从1949年到1950年1月，即第二次审判结束后，冷战的气氛正缓缓上升。两次审判期间，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到第二次审判时，蒋介石已经全盘皆输。在东欧，苏联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起来，防止西欧也受影响。同时，苏联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在美国国内，司法部长手里的危险组织逐月增加，间谍告发事件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人们不再认为其难以置信。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朱迪丝·科普朗，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史密斯法》的被告们与希斯在同一栋大楼受审，审判过程中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在弗利广场上共产党游行示威的声音。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分开10年后在康默德酒店的房间里当面对质时，亨利·华莱士的推断还有可能是对的。17个月后，陪审团第二次离场商议时，美国人反对苏联和反对崇拜苏联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一致通过，判定希斯这两条罪状成立。
自此之后，关于交换配偶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美国人对其已审美疲劳。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学实验室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在那里，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性交。人们发现，要想恢复到金赛的报告发布以前的那种性无知状态已经不可能了。在那之前，刚进入青春期的十三四岁的少年会和年长些的年轻人低声谈论性，但也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而天真的信息。成年人只会和其配偶谈论这个问题，但也不过是以讹传讹。金赛访问了数千对声称婚后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在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后，证明她们所说属实。金赛团队的一个调查人员发现，有1000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却对自己婚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子女困惑不解。（她们的丈夫也同样无知。）对于情况和他们一样的其他数百万人来说，有关生命的真相就像尚未有人踏足的巴西内陆一样，神秘莫测而难以捉摸。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缺乏正确的指导，仅有的研究是哈夫洛克·埃利斯那令人半信半疑的调查，1/3的受访者都说自己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根本没受过任何指导。结婚手册早在1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就出现了，即奥维德的作品，但是谬误百出。因为缺乏知识，所以迷信肆虐：男孩们相信手淫是堕落的行为，女孩们则被告知“深吻”或“湿吻”会导致怀孕和性病。但是性冲动比恐惧更加强烈，男孩女孩们时不时地通过爱抚和中断性交的行为防止受精，事后却又羞愧不已。也许最令人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构都坚信，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会和世俗的领导者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呆若木鸡的程度，才有可能指望他们在来到教堂举行婚礼时还是纯洁的。（至于他们怎样在新婚之夜克服那非理性的恐惧就没有提及了，而且这和其余的问题一样，也是难以启齿的。）除了父亲对儿子和母亲对女儿那仓促而毫无实质的交代之外，成人生活在他们心中完全就是噩梦和鬼怪。他们普遍的感受就像由秘密社团的前辈传授的经验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云雾中，而他们的子孙们自然也该如此。
贝利小姐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指出委员会流程是对宪法保障的公然蔑视，而理查森却以“政府服务是一种特殊情况，不涉及权利”这样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推卸责任。然后，他看看日程表，开始钻研另一批未处理的控诉，与同事商议。这就是反共分子主持下的司法。
琼·缪尔的经历就是典型例子。前一天她还主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奥尔德里奇的家》，第二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红色渠道》，当天下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终止了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媒体的解释让原本就堕落的时代更加陷落，其他公司也开始效仿它的做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圆滑地说，缪尔当然不是共产党员，她一直都忠于自己的国家。但可惜她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会让赞助商感到惊慌，也会激起民愤，从而影响公司。简言之，解雇她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后中伤她。从那时起，“有争议的”几乎便成了“不忠诚”的代名词，同样能让一个人的前途尽毁。渐渐地，大多数人开始质疑那份“黑名单”。但如果有人打抱不平，周围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恼火地说：“无风不起浪。”
作为费城民众集会的赞助商之一，你的名字出现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公报》上……该集会由国家争取和平委员会赞助。经司法部长认定，该委员会为共产党组织。
2/3的单身女性有过某种形式的婚前性行为。
然而，钱伯斯倒是两个人中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的：“有史以来，希斯这个案子最能说明普通男女和那些假装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个案件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这一点比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也更让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党都认为阿尔杰·希斯很快成了一种象征：民主党自由派将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现在正受到攻击；而对于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了让他们厌恶的东部精英。自由主义者首先表态，他们坚定地认为希斯是无辜的，并劝说持异议的人也相信这一点。保守党在这方面动作慢了点儿。起初，他们不认为钱伯斯会赢，但理查德·尼克松给他们指明了道路。早在知晓钱伯斯和希斯之间争斗的真正意义之前，即叛国行为被定罪之前，双方就举起旗帜，摆开阵势，准备开战了。此后，双方渐渐丧失理智，案件盲目升级，到处都是愤怒。悲剧的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推断是错误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政党胜利了，钱伯斯不仅是对的，而且还持有证据。
1938年4月，钱伯斯与共产党决裂，但从1937年五六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将手里所有的机密文件、电报、报表和急件都给了他。他们的传送方式有三种：有些是原件，钱伯斯就用微缩相机拍下来，然后把原件还给希斯；有些是希斯整理后自己手写下来的；其余的则由普丽西拉带回家，用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她丈夫又悄悄把文件归还国务院档案室。做这个事情的不只他一个。亨利·朱利安·沃德利，国务院贸易协定处主任、美国某世家后裔是钱伯斯的另一个接头人。现在沃德利已经承认此事，多亏诉讼时效已过，他没有被起诉。可是，希斯曾经对这些矢口否认——他已经走过头了。由于做了伪证，他已被套牢，再也走不出来了。
希斯：你知道是谁挑起的。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户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言词而被大学开除。不可一世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宣布和全美橄榄球联合会合并，震惊体育界。弗兰克·辛纳屈的咽喉大量出血，时髦女郎们于是转投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的怀抱。在Down Beat（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爵士音乐杂志）的评选中，斯坦·肯顿比伍迪·赫尔曼略胜一筹，领衔全美最好的爵士乐队，虽然有些评论家开始怀疑即兴音乐创作是否会像“摇摆世代”那样，似曾相识。玛丽·麦卡锡参观格林尼治村后，狠狠地批评“那些穿着双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音乐家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同样穿着双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迷胡乱吹奏”。
（这时，希斯站起来，向钱伯斯走去。）
20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找到他们想要的。也许这并不正确，但只要足够接近他们想要的结果，就可以分裂国家，让许多人毙命。如果那些“政府中的共产党”没有泄露原子弹计划，也只是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种计划。实验室里的间谍都是一路货——他们聪明、敏感、理性、生于世纪之交后不久，而且对“一战”都留有恐怖记忆。他们见证了股市大崩盘后的经济危机，接着又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中欧遭受侵略以及慕尼黑事件的耻辱。欧洲的民主让他们感到绝望，于是他们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相信共产主义能够重建世界。为了这一事业，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大多数人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黄金机遇，但认为所有人都能尽一份力。在行政机构的人可以窃取国家机密，如果是内阁以下级别，则会建议采取苏联的办法九九藏书，例如击溃德国的鲁尔区。即使是个普通人，也可以做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其中一个通讯员，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座参议员和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殖民地饭店（位于白宫和杜邦广场之间）就餐。他告诉他们，他急需建议。过去的一年里，约瑟夫·R·麦卡锡遇到的都是坏事。他把两党有名望的参议员都得罪了，在自己的州里也遇到了问题。1949年，威斯康星州律师事务管理局差点因为其违背职业规范，而取消他的律师资格。因为他在司法机关供职的同时，还参选参议员，但局里只是给了麦卡锡一个警告。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很任性（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我们相信他不会再犯。”
就在一批工人修缮白宫的同时，还有很多工人正在围绕着大城市的郊区小镇干得热火朝天。拔地而起的新郊区包括希伦戴尔、加登维尔、诺斯伍德、帕克维尔、诗德伯翰、盖恩斯维尔、德鲁姆卡斯尔、安妮斯利、威尔顿代尔、邓巴顿和塞达克罗夫特。而莱维顿已成为美国的住宅区样板，模仿者数以千计。而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在破土动工，试验开发另一种名为“森林公园”的住宅区。他们意识到退伍军人的家庭都小有积蓄，且工作稳定，为了满足这些人对住房的迫切需要，他们率先修建出围绕着购物中心的“花园公寓”用于出租。租客的存款增加后，他们又设计出错层式别墅，由租客自己出资修建。结果是公寓里的租客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居民人数一直保持在3万。这些人都要到购物中心的商店里采购日用品，而这些商店也由这些商人所拥有。住在那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受房东剥削，但大家仍然乐在其中。连那里的建筑工人也很眼红，都迫不及待地想搬入这些新郊区城镇。
再难找到比他更具吸引力的“罗斯福式”的人物了。用起诉他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范”。他清瘦、皮肤黝黑、穿着讲究，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理想主义者——既是人民公仆，又是乔特律师事务所的一员，以民主党改良派的身份列入华盛顿《社交名人录》。他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曾是辩手、赛跑名将和班上“最擅长交际的人”。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名美国最高法官和美国前首席检察官，约翰·戴维斯（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以证明。希斯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他带着哈佛口音，笑容满面，如同罗斯福最有魅力的时候。他步伐优雅，仿佛是在他经常出现的巴尔的摩跳交谊舞或是在吉布森观看网球比赛。审判时，他看起来更像是尊贵的听众而不是被告。说这样一个人是共产党，就如同叫他“骗子”一样让人难以置信。
参议员，我脑袋里确实有那份蓝图……民主制度的其中一条原则……是极力反对任何人偷走别人最珍贵的东西，包括他的良好声誉，无论是影射还是间接讽刺都不行。尤其不能以民主的名义给他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深信，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如果发展下去，甚至会摧毁整个国家。我深信不疑。
1/6生活在农场里的男性有过兽交行为。
战争结束前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兴起了关于忠诚问题的讨论。如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事件一样，知名学术杂志《美亚》事件，也被搞得一团混乱。1945年年初，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研究分析员在翻看1月26日那期《美亚》杂志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竟然有战略情报局的保密情报，其中一部分还逐字引用了原文。其实这并没有多大影响。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战略情报局通常会给所有文件盖上“保密”印章，而《美亚》杂志所公布的内容是美国国务院之前交给驻中国的美方记者的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也盖着“保密”印章。战略情报局行事粗暴的官员随即突击搜查了《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发现了其他“保密”材料，都是些有关部分省份的水稻产量、地下水位或者牲畜数量的报告。战略情报局提出诉讼，但陪审团拒绝控诉任何人，因此司法部门并没有立案。但这些人依然不肯罢休。他们指控《美亚》杂志叛国，这组分类数据又与中国有关，此后，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并不能因此说希斯是国际政治的受害者，只能说国际政治让他陷入困境。通览两次审判的记录，尽管法官有所偏袒，但当人们看到第一次审判结束时，竟然有4位陪审员投票认为希斯无罪，的确感到很奇怪，因为单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定他的罪。希斯承认备忘录是他的笔迹，但他辩解说这只是习惯，因为常常为上司弗朗西斯·B·塞尔总结长文件时进行摘录。塞尔及其秘书都否认了这一点，国务院也没人听说过有这样的传统。审判时，希斯被问到钱伯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摘要的，他表示不知道，他认为也许是有人仔细搜寻了他的废纸篓，把这些文件保留了下来。然后控方毫不留情地追问，为什么它们是折叠好而不是被揉成一团，希斯认为那无从知晓。
当问到为什么还保持着处女之身时，22%的人坦承“是因为缺少机会”。
这方面的情况也和其他方面一样显示出杜鲁门时代和尼克松时代似乎相距不止一代人的时间。1972年，未婚女性必须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才能出席社交场合的惯例，或者男子在接近年轻女性时轻触帽檐以示礼貌的行为，都被认为不合时宜，就像1948年在社区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迷你超短裙和脏话一样。奇怪的是，诺曼·梅勒出版
《裸者与死者》那年，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时，只能自己制造新动词。1949年，约瑟夫·甘农是决定《纽约时报》广告栏内容的负责人，他一共修改、删节和退回了1456份广告稿，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里面包含淫秽信息。甘农在遣词造句方面天赋异能，总能对那些不合适的用词进行删改。一则宣传性感内衣的广告说，这种内衣“不雅，但非常漂亮”，被改成“巴黎风情，但精美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主打词是“50位丰乳肥臀的人间尤物”，经过甘农的手，就变成“50位魅力四射的天仙”。那些穿着妇女紧身胸衣而曲线尽显的模特儿被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模样，使人质疑究竟为什么要买这些胸衣。《纽约时报》还给萨莉·兰德的相片画上了衣服，从锁骨到股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跟在身后叫嚣的人就包括尼克松，他告诉记者，他认为国务卿的评论“令人恶心”。还有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弃艾奇逊。那个月，国会对“橄榄山的消息”并不感兴趣，它需要的是战利品。“二战”结束还不到5年，世界已经开始解体。中国离美国而去，斯大林有了原子弹，国务院内藏有间谍——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艾奇逊的记者招待会过后6天，总统宣布已经开始研制杀伤力极大的氢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美人民泼冷水，他在电视里警告人们：“放射性物质会毒害大气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灭绝……全部灭绝近在眼前。”4天后，伦敦警察厅逮捕了福克斯，理由是他将美国原子弹信息泄露给了苏联。“我们还要怎么容忍？”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喊。“福克斯、艾奇逊、希斯以及国外氢弹威胁我们，新政也在慢慢吞噬美国。老天，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吗？”
大选以后，许多亟待解决的国外问题都压在了杜鲁门身上。马歇尔将军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摘除了一个肾脏，因而他只能留任至总统宣誓就职。杜鲁门为继任人选绞尽脑汁，他不能选一个他的好朋友、一个无名官员或一个路易斯·约翰逊那样花钱大手大脚的竞选赞助人（他将在3月代替詹姆斯·福莱斯特出任国防部长）。马歇尔的继任者必须是位被各位态度友好的大使钦佩、受到莫斯科尊重并在国会里享有盛誉的人物。
电影这种娱乐方式依然最具话题性。在它最后那段光辉的岁月里，银幕上展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影片：约瑟夫·L·曼凯维奇的《彗星美人》（演员有贝蒂·戴维斯、乔治·桑德斯和安妮·巴克斯特）、乔治·库克的《绛帐海堂春》（演员有朱迪·霍利德和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卡罗尔·里德的《黑狱亡魂》（演员有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和特雷弗·霍华德）、《晴空血战史》（格里高利·派克主演）、《日落大道》（葛洛丽亚·斯旺森主演）、《岳父大人》（斯宾塞·屈塞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梅电影公司投资320万美元的音乐片《飞燕金枪》（贝蒂·赫顿主演）以及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由于他和该片的女主角英格丽·褒曼有个私生子，而且两人毫无悔意，于是该片遭到天主教团体的抵制）。
在有如下这些材料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与阿尔杰·希斯的对决像是一个谜：伍德斯托克牌打印机、蓝翅黄森莺、嵌金希区柯克椅、沃尔塔广场的房子墙上贴着的桑葚图案、“希利”和“普罗斯”的昵称、手写便条以及400美元的“借款”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借款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将旧车折价后，他还缺400美元。他跑到希斯夫妇那里借钱，得到了那笔借款。
在结婚那天以前，新郎已经平均经历了1500次性高潮。
这些叛徒罪恶滔天，英美反间谍网又漏洞百出，让他们得以逃脱。当时的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易主，但这样的恶性事件当时并未发生。对选民而言，整个事情可能不过是上帝的旨意。保密工作虽然差得令人哀叹，但两个国家都没有继续在实验室寻找替罪羊。一般人缺乏足够的科学素养，无法正确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气体扩散过程不太可能引发选举争端。而且在这些罪犯中，除了共产党，无法证明他们与其他政党有什么关系。而共和党想要的就是在这伙将美国的秘密泄露给苏联的人里，找出一群新政支持者，或至少其中之一是新政派。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我以前告诉过你，这完全是悲剧——无论可能的事实是多么合理。我知道我肯定会被问到这个案子，这很难回答——这不是简单的回避还是回应的问题，那一点儿都不难。但是，要想说出一个人的心声，不受那些在你身后叫嚣的人的影响，将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恰当地表达出来，这很不容易。
1949年4月4日，在迪安·艾奇逊的欣然主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在美国国务院新建成的礼堂里签字结盟。当天，一位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把毛泽东麾下久经沙场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对岸是少数几个南方省份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长江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手下身经百战的士兵们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介石已把他最信任的30万部队撤走，在上海周围组成了最后防线。5月的第一周，朱德还在向上海发起猛攻，蒋介石已经渡过海峡逃到台湾地区，带走了尽可能多的国民党人。至此，可以说中国政权已经不属于他了。剩下的一切只是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艇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诸多港口；9月2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一天，联邦德国也宣布成为主权国家）；12月8日，蒋介石宣告在中国台湾组成新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介石建立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东方大国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4%（260万）的男性“在青春期开始后只喜欢同性，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性向”。
没有人会质疑第一种解释。苏联间谍确实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在这方面，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任何模糊的释义只会激励他们更加团结。而对于极端保守主义来讲，对共产主义的模糊解释则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对他们而言，任何想要改变他们年轻时代所熟知的世界的尝试都是可疑的。如果他们能将一位新政支持者打上“红色”标签，那么就能全部否定中间偏“左”的事物。
回顾20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发现“美国的道德风气有所改变，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濒于绝望”。他指出：“在20世纪的前40年，人们渐渐不再认同教会所守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上帝也好，其他神也好，都已经走出教堂四处布道去了。1949年，人们确信上帝出现在洛杉矶市一个巨大的帐篷附近。这个帐篷是葛培理搭起的，他三十出头，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福音传道者，信徒们叫他“比利”。那年，比利吸引了30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来到他的帐篷“神殿”，并使6000人改变了信仰，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牛仔、一个骗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钱伯斯：确定是他。
10%的男性在16～55岁有至少三年的时间几乎只喜欢同性。
要是他曾邂逅小威廉·H·怀特，肯定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怀特比他大一岁，曾任海军陆战队军官，当时是《财富》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把阿格纽这类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认为工作单调乏味或竞争激烈而无意义，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或者说属于他们的职业赖以存在的任何一个组织。因为在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内科住院部实习而准备合伙开诊所的年轻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久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月薪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院进修的前程似锦的陆军少校、在大公司的车间里进行研究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博士生、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终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大多数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彼此联系的，正如有些人常说的那样，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至于这条船驶向何方，他们却很少发问。不出25年，到了他们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们就会和其他与他们一样的人一起，成为美国的中流砥柱，被《时代周刊》后来称为“指挥的一代”。到那时，他们就会忙得团团转。至于现在，他们还在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和同辈们聚会、喝喝小酒，在郊区的活动中心娱乐放松——玩玩凯纳斯特纸牌、打打乒乓球、下下中国象棋等。还有，在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悄地低声议论一下印第安纳大学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
当时，杜鲁门政府也为反共运动提供了最大支持：动用1940年颁布的《史密斯法》，审判了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导人。但这些恐怖的真实情况甚至不足以让媒体做出反应，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些都再普通不过，就像1932年的普遍性失业。除此之外，9835号行政命令还鼓励美国人窥探自己的同事、朋友、邻居甚至是亲属的私事。而忠诚调查也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打压手段。1947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着手对200万名联邦雇员进行“逐个核查”，从邮递员到内阁成员一个也不放过，以追踪“不忠诚分子与破坏分子”。另外，联邦调查局还负起调查每年申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50万人的责任。任何具有“不良信息”记录的人都会被全面调查，包括他的过去（有时甚至回溯至童年时期），联邦探员会询问认识或者被以为认识当事人的所有相关人员，问询内容包括当事人的生活习惯、社交生活以及政治信仰等。所搜集到的数据交由地区忠诚牢查委员会审议，要么撤销控诉，要么举行听证会，做出裁定。而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仍可做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它的裁决才是最终定论。
你的名字被署在一封国家宪法自由同盟的公开信内，时间是1941年12月28日，其内容是要求迅速将武器运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司法部长认定，国家宪法自由同盟是共产党组织。
单身女性和已婚妇女在结婚前“不是处女”的比例达50%。
当时有两部正在排练中的戏剧后来都大受欢迎，令人记忆深刻。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关于女巫的，一部是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不该烧死她》，另一部是约翰·范·德鲁滕的《夺情记》，因为美国就要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猎杀女巫行动了。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事绝不限出现于百老汇。1949年，叮砰巷制作了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极具传播性。它刚取代胡迪·莱德贝特的《晚安，艾琳》，成为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亚洲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发现，由于亚洲大陆发生了一些事，他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到中国去了。不客气地讲，美国遭遇了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和首都的其他人一样，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早就知道，灾难即将来临。虽然她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后来追究责任时火花四溅的互相指责，但是，在杜鲁门第二届任期的头一年里，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的气氛就已经很明显将一点就着了。要发生什么大事，空气里都是躁动不安的情绪，想躲也无处藏身。不久，重重疑虑就要笼罩全城。
对萨莉来说，在那些日子里可谓穷途末路。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脱衣舞时，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的次数数都数不清了。桑普森警长做证，被告在嘉年华的穿插表演中连内裤都没穿，“简直是赤身裸体”。萨莉愤怒地抗议，她身无分文，买不起裤子。由于没有一个保护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有罪而进了牢房。警察剥夺了她的一切，包括女性隐瞒年龄的权利。她表示抗议：“抱歉，我不会说的。”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地从她嘴里套出来了，于是美国的报纸爆料：她已经46岁。只怪她生不逢时。在西海岸，有个比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自己的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莲·梦露。1948年9月，她出演了自己首个电影角色后，被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解雇。（制片公司对她的评价包括“不会演戏”、“声音像尖叫”、“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遮丑”。）但拥有自由身的诺玛·琼·贝克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后，依靠拍摄裸体照片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她最具挑逗性的一幅照片还以鲜艳色彩被印在了安全套前端（当然没登在《纽约时报》上）。但对萨莉来说，这条路走不通了，在这个用钱就能买到性的世界中，她已年老色衰。可是，金赛却看不出萨莉和玛丽莲有什么区别，这是他的典型态度。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输入布鲁明顿那台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希斯：我没有……http://www.99lib.net
有时候，个别事情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就足以证明。贝利小姐毕业于布尔茅尔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1948年春天她41岁。她在美国就业服务中心工作长达14年，一直是模范员工。她唯一一次公共活动是加入美国公务员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并未被纳入司法部长的指控名单。贝利小姐是当地美国食品加工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因此遭人妒忌，但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罪了什么人。她被押往哥伦比亚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但控方找不出合理证据，也没有证人。贝利小姐矢口否认有罪，并请出几位品德信誉较好的见证人，但还是被解雇了。
理查森主席：这就是证据。
这才是真正的背叛，不是那些逼着幼儿园教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狂热爱国者的妄想。毫无疑问，这个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福克斯-纳恩-梅间谍链是国际间谍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莫斯科，他们交出图表、公式和数百页的秘密资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过程到导弹的设计蓝图都十分详细。尽管全身心地投入核武器的制造过程，苏联对其了解也不过如此。美国斥资20亿美元，集合了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动员美国工厂，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取得巨大成功，在日本上空爆炸。那时，苏联情报负责人从福克斯的报告中已详细了解了整个原子弹制造过程，而目睹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景象的福克斯在报告里还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个信息可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的物理学家们还无法制造出原子弹。他们虽然掌握了相关的物理理论，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制造原子弹。这次叛变缩小了美苏之间的核差距，而这些英美叛徒也让冷战至少提前了18个月。
10多年中，“黑名单”成了娱乐业的代名词。这一次要挟正中要害，吓坏了靠公众舆论为生的娱乐业管理层。时间已经冲淡了这个时代的一些触目惊心之事，但不能原谅那些公司经理，如果他们不软弱屈服，不至于让自己陷于遭受威逼的境地，也不至于如此不堪。通常情况下，他们知道一位明星是因遭到竞争对手妒忌才被列入黑名单的。而对于低等级的人，经理们会立即解雇一些布景工人或化妆人员，理由是这些人“不忠诚”或是“危害安全”。但如果有一位高管能真正挺直脊梁，那些所谓的反击者也不会得逞。
希斯：是的，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他自己的供词为证。
杜鲁门听完后，也和其他人一样，怀疑其真实性，但加拿大事件的确使他有所动摇。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几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旧事重提，搬出《美亚》杂志事件的后果，再次质疑杜鲁门政府。作为回应，12月4日，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公布了一份包含90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这些组织都疑似共产党前方阵营。那一年，名单上的数目不断增加，截至1948年5月27日，又增加了32个组织。如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虽然其当初的目的只限于为美国的盟友苏联提供食物和药品，但曾经任职于该机构的每个人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些曾经按苏联政治路线办事的政府公务员也被解雇，用当时的话来讲，他们是“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拉塞尔：我希望不受打扰。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遇到危机时，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由于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他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华盛顿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被选为美国最差的参议员。而他则提醒在殖民地饭店的顾客们，过两年他准备再次竞选。
起初，钱伯斯看起来并不正确。希斯演得太好了。其他人都躲在第五修正案的庇护下，或找其他借口逃避，而他没有。1948年8月4日，希斯得知钱伯斯第二天要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指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就先给委员会发电报，要求有发誓否认控告的权利。第二天，希斯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显得义愤填膺。他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否认钱伯斯的所有指控。最后，蒙特主席对希斯的“配合态度”和“坦率直言”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走过来与希斯握手。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只有尼克松紧紧盯着希斯的脸。这个月还没过完，就证实了这位年轻的加利福尼亚州议员似乎有先见之明——事实上，他的推断是建立在可靠的情报来源上的。联邦调查局之前已经开始调查希斯。该局一个名叫艾德·赫默的特工每天给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牧师打电话，告诉他调查的进展，再由克罗宁牧师转达给尼克松。尽管如此，在8月的第一周还是没多大进展，不得不说尼克松极具毅力和洞察力。他提议让钱伯斯和希斯当面对质。
对于金赛的报告，没有人能保持中立。整袋整袋的邮件被送到布鲁明顿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这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赛跻身第一批一夜成名的人物，他的照片之类的东西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使他害怕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找到他，向他吐露他们曾闭口不言的性生活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一直秘而不宣的，但对金赛来讲，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20世纪40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美国。女孩子要想成为会员，就必须携带男伴在团体面前亮相，并承诺之后每星期至少参加一次性交大会。当这股浪潮抵达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赛对此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实事求是地指出（对那些认为性交是神圣行为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在印第安纳州每星期有45万次通奸行为。金赛说：“正是因为如此，当看到报纸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惊讶。”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人冒充金赛的调查人员打电话骚扰一些受人尊敬的夫人。在金赛的统计数据发表一年以后，人们开始怀疑，体面正派究竟为何。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是接到纽约市女性的电话，要求和真正的调查人员取得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更让人难以回答了。
他需要一个竞选议题。他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随着夏季慢慢过去，一切变得没那么可笑了。宣誓后，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指证37位前政府雇员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其中有17位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是共产党或间谍。他们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名字像保罗·罗伯逊的老唱片《泥炭沼泽士兵》或《四位起议将军》那样，不怎么被人记起了。1948年以前，他们并不为公众所知，但他们全都是掌握实权且有决定权的人。还有6个人没被传唤。其余的人中，哈罗德·韦尔已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阿布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不是间谍；在美国国务院服务14年的老兵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实他是共产党员后，从曼哈顿一栋楼的16层窗户跳下或是摔下死了；前国务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不利证据的压迫下死于心脏病；另外还有12人发誓，所有对自己的指控都是诬告。但其中有两人被指控做伪证，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决有罪，随后在监狱被谋杀；另一个是阿尔杰·希斯。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的了解是基于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8月25日，尼克松在纽约康默德酒店400号房间开始了他的审问。这是案件的转折点。尼克松的质问和钱伯斯对他的了解让希斯慌了神，他指认钱伯斯原名叫乔治·克罗斯利，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认识的一个游手好闲的自由作家。尼克松步步紧逼，要求希斯另找三个证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这显然令希斯心烦意乱。他答道：“有可能的话，我会的。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想看。事情发生在1935年，我唯一能够想到肯定知道他是乔治·克罗斯利的人，应该就是我在奈的委员会（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结交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谈话是在那两位重要人物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以及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展开的。
起初，总统并不明白渥太华间谍组织如此事关重大。到了2月，杜鲁门收到了埃德加·胡佛提交的一份供词，这是纽约意大利情报图书馆前雇员伊丽莎白·本特利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这个案件的破获很难说是联邦调查局的功劳。7年前，钱伯斯打算在美国政府找一个人，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而本特利小姐本想向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市分局自首，却没人理会她，直到联邦调查员在路旁监视她，发现一名苏联间谍塞给她2000美元时，他们才真的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陈述都非常惊人，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她说5年来自己一直是苏联间谍，负责在华盛顿搜集高度机密文件，然后转送到纽约的苏联联络人手中。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政府前雇员的30余人中，有劳克林·柯里，他曾在1939～1945年任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并两次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现为派克大道上某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另一名是财政部前副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理事；以及商务部的后起之秀，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英俊小生威廉·雷明顿。钱伯斯又指认罗斯福政府的9名官员为共产党员，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杰·希斯，当时他即将离开国务院，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
金赛分析说，在对婚姻问题产生初步看法之前，他必须阅读大量有关人类配偶之间生理互动的资料。他去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在那里，他大为震惊——无论在印第安纳大学还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任何相关资料。令人惊讶的是，男女对彼此的了解还远不及他们对瘿蜂的了解。人类甚至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性行为都一无所知，更别提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常。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无法容忍的。他决心扭转这一情况，就是这种决心支持着他熬过了耗尽精力的长期研究，在他内心熊熊燃烧直至生命尽头。大概就是描述这段时间，金赛夫人说：“他开始研究性行为以后，我就几乎没有再在晚上见到他。”
在官僚政治的漫长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浪费时间和纸张的现象。即使是在理查森私设的法庭上，像贝利小姐的案子这样，所有证据都对被告不利而被判罪也极为少见。实施忠诚调查的5年里，联邦调查局共调查了300万名美国人，并进行了1万起全面调查。初步控告案有9077起，其中有2961起案件在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审理，且有378人被解雇。一位国会委员要求理查森总结调查结果时，他说：“还未发现哪个案件或是证据直接指明当事人是间谍。在联邦调查局找到的证据中，还未说明任何一个案件涉及间谍。”
贝利小姐：我很担心，如果我在这里认罪，会不会就让这位证人真的成了可靠证人。但这绝不可能，因为这些指控根本不成立，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增加这些指控的可靠性。
这是非常复杂的。时至今日，有些人尽管信仰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铁证如山，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还相信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无辜的，而“希斯事件”仍是一个谜。要理解1948年夏天发生的奇怪现象，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都坚持认为被魔鬼跟踪，家里的其他人则一再安慰他们说没有魔鬼。大家一遍遍地搜查房子，什么也没找到。孩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听上去荒谬的故事是真的，其他人却置之不理。直到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小孩子注意到小房间的门是半开的，他猛地将门打开——一个真正的魔鬼走了出来，身高10英尺，满嘴獠牙。在加拿大的伊戈尔·古琴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后，美国叛逃者在华盛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门不是开在小房间里，而是通向主卧室。
当年，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个被报告震惊了的女人放下报告（《人类男性的性行为》，共有804页，售价6.5美元，1948年卖出27.5万多册），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赛有太太吗？”事实是，他有，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项重要工作之前孕育的。但这并不是说之前他就赋闲在家。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南奥兰治上学的时候就非常热爱分类学，当时他写了一篇记录鸟类雨中行为的文章，并在一本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从那时起，他就喜欢搜集、记录各种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的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该大学的动物学同事们认为他会因对瘿蜂的大量研究而名垂青史。瘿蜂是一种在中美洲东部发现的无害昆虫，为了搜集标本，他曾跋涉8万多英里，对350万个标本进行测量、分类和保存，以展示它们的个体差异。通过显微镜，他记下了每种瘿蜂的28种不同的测量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客观中立的，对他来说，这个瘿蜂和那个瘿蜂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对它们的行为做出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的用处还不止如此，它将使美国为之惊奇。
但是太晚了，希斯已经铸成大错。在此之前，他的孤注一掷还有点儿作用。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他反驳钱伯斯的话、两人声誉的差别，都让结果不言而喻。再者说，就算是共产党员也不算是罪犯，而且窃取国家机密的重罪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委员会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采用本特利和钱伯斯的证词了。但是威胁钱伯斯让其脱离豁免特权的庇护，并威胁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局势则大为不同了。现在，钱伯斯不得不出示证据。历尽波折的整件事情将被移交法院，由法院判定谁在说谎，败诉者将因伪证罪被判入狱。
1950年1月那个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完成了判决，尼克松议员收到了无数贺电，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能够定罪，都归功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政府存在的这股叛国风，最终以大家都深信不疑的方式被揭露了出来。”胡佛很少激动，但是扬扬得意之情在这几行字中表露无遗。很容易想象出来他那个周末的心情。一开始，他就对新政派有所防备，现在，整个国家的人终于看到他是多么正确了。
眼神有点羞怯和悲哀。
的确如此，没有风哪来的浪呢？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缪尔有什么罪过。她们是无知和恐惧的殉葬品，正如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但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早已把真正的秘密带走。斯大林一造出原子弹，很少人认为世界还有和平的机会，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这么认为，而苏联科学家能造出第一个核武器，完全归功于苏联副领事安纳托利·雅科夫列夫，她是聪明了得的间谍，在“二战”期间，她组织了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的精密谍报网。
那些相信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会公正处事的人，只是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他认为委员会主席赛斯·理查森是“共和党内杰出的保守主义者”，与司法部有密切接触。毫无疑问，理查森的上任只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的门生，但说到公正处事，并不尽人意。这位主席年近70岁，在华盛顿担任美国医学会和普尔曼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同时也是麋鹿会、大都会、火树俱乐部和切维·切斯俱乐部的会员，他正是那种消极定义“忠诚”的国教教徒，如同一位非美人士，总是把正统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
8天后，希斯和钱伯斯在华盛顿又一次进行对质，并且是公开审理。这次，希斯明显没那么强势了。他带了律师，而且在回答问题前都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为开头。即使是问他是否是应法院传唤参加听证会时，他的回答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收到传票后就自愿来到这儿了，这也说明我会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告诉国会议员，希斯曾给过他一辆1929年a型福特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机动车登记记录里查到。希斯无力地答道，那是辆旧车，丢在大街上任其慢慢锈蚀，“几乎没什么经济价值”，所以他就让克罗斯利开走了，或是以为他开走了。想了一会儿，他说：“我给了克罗斯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刚开始要说，尼克松打断他：“等等，我并不想打断你的那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就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车，你完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你一生中送出了几辆车，希斯先生？”台下发出了不友好的哄笑声，希斯坚持说完他的开场白，并坚称自己将唯一一件“最好的收藏品”给了克罗斯利，“因为我能把自己的住所都让给他住……”这时，哄笑变成了一片沉寂——委员会所有人的想法一致：若明知那个人是游手好闲之徒，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给他。希斯给出的三个证人的名字也是无用的——一个已过世，一个找不到，还有一个对克罗斯利丝毫没有印象。
单身男性平均每星期会经历3～4次性高潮。
在大西洋沿岸城市里，电视观众（或是门肯所说的“呆子”）在每千个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在哥伦比亚特区最低，大概是因为那里正在上演许多别的事情。华盛顿已展现出符合其权力中心的新形象。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旧貌换新颜。在马萨诸塞大道或不远处的各国大使馆里，从愚昧无知的欧洲来到这里的厨师们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名声。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灵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派对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人们很少见到共和党人，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坚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定调子，如同过去16年的情形一样。
在全体女性中，3/4的非处女表示不后悔有过性行为，其中毫无悔意的是那些生活最混乱的，而最感到懊悔的则是那些性经历最少的。
委员会其他成员决定再次传唤钱伯斯，他们认为希斯可能是无辜受害者，是钱伯斯认错了人。第二次非公开审理（希斯也不在场）时，钱伯斯开始显露自己对希斯以及希斯的妻子和家庭的全面了解。他记得，他们夫妇亲切地称对方为“希利”和“普罗斯”，宠爱自己的宠物狗可卡犬，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房子里配有嵌金希区柯克椅，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顶端有一只鹰，墙壁上半段是桑葚图案的壁纸，下半部分是镶嵌板。钱伯斯知道的还不只这些，但这已经足够证实他与希斯夫妇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关于他们家的孩子、仆人、家具和爱好的事情，总能说出个一二。希斯的一个爱好就是赏鸟。钱伯斯描述了希斯在波多马克河看到蓝翅黄森莺的那种兴奋劲儿。碰巧，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约翰·麦克道尔也是个业余鸟类学者。当希斯再次被召回委员会时，麦克道尔问他是否看到过蓝翅黄森莺时，希斯眼前一亮，高兴地回答道：“看过，就在波多马克河。你知道那地方吗？”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它们飞回来，在那些沼泽地筑巢。头很漂亮，真是很美的鸟儿。”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却令委员会印象深刻，这是希斯没想到的。
理查森主席：当然，这无济于事。如果这些证据是真实的，就不是谣言或是中伤了。我们很难公开这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