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该死，该死，”总统说，然后大声一点，“你们打猎收获不少啊。”

“大炮准备好了吗？”他悄声说，“你肯定他们能从那门口看见我的胳臂？还有，万一那些该死的炮爆炸了怎么办？自从华盛顿最后一次向科恩华勒斯开火以后从来没有用过，他们会弹劾我吗？”

后楼梯那里很冷；他们穿着袜子的脚趾走路时都缩了起来。他们轻轻地走下楼，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穿上靴子。

他们戴着海狸帽，穿着新的长礼服，除了领子和背心等细小的地方，他们腰部以上的穿着无懈可击——虽然在时间上早了一点——现在还是上午。但所有关于合适和体面的观念都给破坏了。乍一看，你会说他们来自匹克威克的英国，丝毫没有改变，只是那紧身的、浅颜色的短裤下面不是德国雇佣兵那种膝前有饰穗的长靴，甚至不是任何靴子，而是黑色的光脚丫子。在他们俩身边的地板上各有一捆卷得好好的黑布；在这捆黑布边上是两双脚趾对脚趾、脚跟对脚跟的崭新的靴子，仿佛两个看不见的卫兵隔着走廊面对面地站着。在一个蹲着的人的身边有一个用白桦树皮编的篮子，里面突然伸出一只斗鸡蛇一般的头和脖子，一只圆圆的、黄色的愤怒的眼睛使劲地瞪那镜子里淡淡的光亮。说话的声音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轻快、得体、安静的声响。

“我笑？”国务卿说，“笑什么？”

“可以，”总统说，“开枪打死每一匹马、骡子和牛。我知道他们不愿意走路的。你们去吧，马上出发。”军官们退了下去。总统转向那些地图——他现在还是战士：热切而快乐，仿佛他自己跟骑兵团在一起行进，或者他已经在精神上把这一团人马部署完毕，以他的精明与狡猾发现并选择对敌人最为不利的地方而且是首先到达那里。“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把手指按在地图上。“将军，给一匹马，让我可以在这里跟他相遇，掉转他的侧翼，把他赶走。”

“对了，”总统说，“这又是一件事情，我要……”

那叔叔举起手，绕满着脏兮兮的纱边的食指摇了摇，表示责备和不满。“请不要要求一个愚昧无知的印第安人相信这一点。”他说。接着他说，语调一点没有变化；国务卿一直不知道那叔叔现在是在对他讲话，还是总统后来告诉他的：“那白色的会议室，我想那些酋长肯定还要用相当长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房间里除了印第安人轻微而持续不断的搔痒声再没有其他声响了。然后，国务卿开始说话，他十分耐心，仿佛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你看，你侄子自由了。这篇文件说他没有杀害那白人，没有人可以再这样指控他了，否则我和站在我身边的大酋长会生气的。他现在可以回家了，可以马上回去了。你们大家都马上回家。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一个人要是不在家，他的父辈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

“是啊。”总统说。他说：“你跟他说了，这里没有人指控他的侄子？”

“什么？”总统说。

“这里，”国务卿吓了一大跳，“在我家？”

“什么？”国务卿喊了起来，又吓了一大跳，“在……”

“他们也看不出来，”国务卿说，“一直到白人来了以后。”

现在总统和国务卿坐在收拾干净的桌子后面看着那个人，他站在那里，仿佛被圈在他刚走进来的打开的门框里，牵着他侄子的手，好像一个叔叔第一次把乡下来的年轻的亲戚带进大都会的蜡人博物馆。他们纹丝不动地审视着站在他们面前的温和的，大腹便便的，长着一张柔和、温顺、不可捉摸的面孔的男人——长长的、猴子似的鼻子，似睡非睡的眼皮，松弛的、一堆脏兮兮的、五十年前华贵而入时如今旧式而无华贵可言的花边所围绕的牛奶咖啡色的下巴颏；嘴巴丰满，不大但很红润。然而，在这张松弛的、带着疲惫的、看透一切的表情的面孔后面，就像在那平和的声调和几乎是女性化的言谈举止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些东西；某些霸道的、精明的、不可预测的、专制的东西。在他身后挤满了安静而严肃庄重的黑色随从，人人头戴獭皮帽，身穿绒面呢外衣和羊毛内裤，个个腋下夹着卷得整整齐齐的长裤。

又是一片沉默。后来总统说：“不但如此，金色大鹰下面那个很大的白色会议www.99lib.net屋子，现在正有一些在那里比我权力还要大的酋长在开会。”

“对。现在对他们来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看着那个白人坐在荫蔽处——他把一个鹿皮做的袋子绑在一根杆子上，让旅行者往里面放钱，他还把大门盖得他可以从他那一间屋子的住所阳台上用一根绳子来开和关而他甚至不必离开他的座位；看着他开始积累财产——其中之一是那栋房子。”

就在这时候，那叔叔说话了；他的手指又一次从纱边堆里伸出来摇动着。“任性的孩子，”他说，“看看你给这些忙人惹来多少麻烦。”他几乎很灵活地转身面对国务卿；他的口气还是那样平和、轻快，甚至很欢乐：“现在，关于那个该死的浅滩这件小事……”

但他只是用来又一次气呼呼地看总统，头发像鹦鹉似的怒气冲天。“这个人，魏德尔，卫泰尔——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和他的家庭或家族或不管他们是他的什么人——声称他们拥有这条有争论的河的西部的密西西比的全部土地。哦，转让证书没有问题：他那从新奥尔良来的法国父亲把一切都办好了——呃，碰巧在他家或他种植园对面是三百英里内唯一的浅滩。”

“……只好每天早晨向财政部再解释一遍，”国务卿愤怒地尖声说，“为什么宾夕法尼亚州或纽约州又有一个农民一定要三百块金币以赔偿他所损失的农场和牲畜，向国务院解释我们的首都并不是被地狱来的魔鬼所包围，向国防部说明为什么十二顶崭新的军队帐篷必须用屠宰刀把顶部砍去以便通风……”

外面还在下雪；在跟雪一样颜色的天空下，跟雪一样颜色的地面上，雪花似乎在黑乎乎的马厩门口突然安静而又猛烈地显了出来。矮树丛和灌木丛一个个都像白色的气球，那黑色的边缘，轻飘飘地，没有动静地，向下延伸到白色的大地。在这些树丛中，相当有规律地分布着一些帐篷形的小丘，脊背那里升起一小股烟，进入那没有风在吹动的雪花中，仿佛雪花本身处在一种宁静的燃烧状态之中。总统阴郁地看了一眼这一切。“走吧。”他说。另外那个人低着头，把外套紧紧地裹在脸上，疾走几步，钻进了马厩。灭亡两字应用到一个党和国家的士兵将领身上的那一天真该灭亡，但总统紧跟在他身后，挨得太近了，两人的呼吸成了一股热气。逃跑两字应用到一个党和国家的士兵将领身上的那一天也真该灭亡，但他们几乎还没有进入马厩就已经出来了，已经骑在马上小跑起来，跑出草地，经过被雪盖起来的帐篷，向着那大门跑过去，大门通向那条大道，现在尚在雏形但今后将成为的一座舞台，每四年检阅一次年轻国家那充满渴望的人的骄傲而又精心盛装的、令疲惫的世界赞美、嫉妒而又吃惊的家产。然而，此时的大门却被更为当前而不是预言中光辉的未来所占领。

“这一切我都知道，”总统不耐烦地说，“当然我现在很遗憾那里有办法过河。可是除此之外我看不……”

“阁下真是个幸运的人，如果你能忘记什么的话。”国务卿说。他从晨袍口袋里拿出一副金属架子的眼镜。

“好的。后来，一个月以后，有一天，那白人提出来要买魏德尔的一些地——魏德尔，卫泰尔——该死的，该……”

“对。魏德尔同马车及一些装粮草的车先出发；他们大约走了一个来月嘛，代理人才意识到每天早晨留下来的人数又少了一些。他们装好大车在晚上出发，一家家地走——祖父母、父母、孩子、奴隶、牲畜和狗——所有一切。为什么不这样呢？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由政府出钱的节假日？他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在严冬里在陌生的国土上走一千五百英里，为什么要错过戴着新的獭皮帽、穿着新的绒面呢大衣和新的内衣内裤在慈祥的白人父亲家里过上几周或几个月的快乐与特权？”

“会的。”国务卿嘶嘶地说。

“没有，没有，”总统连忙说，“对我来说，我的印第安人民和我的白人人民是一样的。”但那叔叔的眼睛又静静地扫视房间周围；总统和国务卿肩并肩地站着，彼此可以感受到同样的逐渐省悟的惊惧。过了一会儿，总统说：“你原来以为会议会在哪里举行？”

那叔叔眼望别处。“我说你们会觉得好笑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反正得等着。”

终于他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把门一点点地打开；在他的手下门一寸寸地挪动着，没有丝毫声响；在那无边的寂静中他把眼睛凑近门缝，看见在走廊厚实的地毯上有一块骨头。那是块煮过的骨头，一块排骨；上面靠近骨头的地方一些肉上面还有人的牙齿留下的默不出声的重叠的印子。由于门打开了他也就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了。他仍然不出声响，小心翼翼地把手镜往前举起来。一瞬间他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他停顿了一会儿，带着一种冷漠的狐疑仔细端详起自己的面孔——一个精明、勇敢的战士的面孔，那位正在预测和控制人及他们的行动方面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专家的面孔，现在却堆满了孩子才有的一筹莫展的软弱。接着他把手镜向前稍为倾斜，一直到他能在镜子里看到那走廊。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地毯两侧，仿佛隔着一条河。他不认识这两个人，尽管他认识那面孔，因为三个星期以来，白天他看见它，晚上他梦见它。这脸胖胖的，黑黑的，有点扁平，有点像蒙古人；诡秘，温文尔雅，莫测高深，很严肃。他不断地看见这张脸以至他不再企图计算见过的次数，甚至不再估计了；即使现在，尽管他可以看见这两个人蹲在他面前，可以听见他们静悄悄说话的声音，他似乎觉得，在令他筋疲力尽的失眠和压力的某个说不出名堂的时刻里，他看见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对着镜子照自己的人。

“你当然不会要的。可他们是白人啊：他们的品位没法说。只要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得像他们那些人认为是印第安人的举止去做。因为只有在事后你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把他们给侮辱了或吓坏了。就像现在得一天到晚说白人的话……”

其中的一个人短暂地瞥了他一眼。他边走边客气、轻快而平淡地说，“马马虎虎。”

“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不是受你那部门管辖的吗？我只不过是个总统，我该怎么跟，譬如说，法国大使解释为什么他的夫人不敢来拜访九_九_藏_书_网我妻子，因为白宫的走廊和入口处都挤满了半裸体的契卡索印第安，不是躺在地上睡觉就是在啃半生不熟的肉骨头？而我本人只好躲了起来，离开我自己的餐桌问别人要早饭吃，而政府的官方代表却没事干，只好……”

“我不想试，”总统说，“我只想宣布一个全国性的感恩节。这么说，他们是在夜里溜走的。”

“是吗？”总统说，他吃得很快，“我猜那黑奴和牛以为他们是德国雇佣兵的鬼魂。”

“噢。”总统说。

“是啊。可谁知道呢？况且，我不可能把它留在家里，留给那些该死的懒惰的印第安人。我连根鸡毛都会找不到。你是知道的。可日日夜夜带着这个笼子也是件麻烦事。”

“拦住他？”国务卿喊道，“他后来退让到允许那侄子在当地受审，由印第安人自己来审判，他只保留关于取消那通行税征收卡的打算，因为反正没有人认识那白人。可是不行。那侄子不能来你这里，由你亲自赦免他或判他有罪。”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在我那里待了三个星期了；至少你可以忍受他们一个小时。”他对陪他来的人说，“赶快。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等着对他侄子审判。”

“可是难道那代理人不能拦住其他那些人吗？拦住他们不让……”

“我也注意到了，”总统温和地说，“我忘了。”

“拦住他们？”国务卿又喊了起来，“听着。他搬到那儿，住了下来——魏德尔，卫——该死！真该死！哪儿——对。魏德尔告诉他们那房子是他的，没过多久真成他的了。因为他说得上来，为什么每天早晨出现的面孔要比头天晚上少一些？你做得到吗？你现在能做到吗？”

国务卿又举起一只手，傲慢地，警告性地。“他们也不明白，一直到第一个旅行者来了要过浅滩。那白人给自己修了个通行税征收卡。”

“他自由了。”总统说。那叔叔震惊的目光扫视整个房间。

“你说得对。整夜蹲在这扇门外，又没有枪啊之类的东西。要是有坏人半夜想闯进来，我们能干些什么？要是有人想进去，我可不想。”

“如果他们拒绝停下来，”团长说，“我可以向他们开火吗？”

“对，”总统说，“魏德尔一定觉得这非常可笑。”

“谁不会把他们当成地球上或地球下面的任何东西？”国务卿说，“波特马克河北边沿海地区到处都是戴海狸帽、穿长礼服和羊毛内裤的畜生，他们吓唬女人和孩子，放火烧谷仓，吓跑黑奴，杀死鹿……”

“你还问？”国务卿说。他又拿起文件，怒气冲冲地瞪着它，“这一次是宾夕法尼亚来的。”他拍了一下那文件。“马里兰、纽约，现在是宾夕法尼亚；显然，只有波特马克河的水温才能阻挡他们。”他说话的口气很粗鲁，很烦躁。“抱怨，抱怨，抱怨，这次是在盖底斯堡附近的一个农民。他的黑奴天黑以后在谷仓里点着灯笼挤牛奶——突然，那黑奴一定以为有一二百人，因为那农民数着有十一二个——从黑暗里跳了出来，戴着高礼帽，拿着刀子，腰以下没穿裤子。结果，灯笼踢翻后烧毁了一座谷仓和一厩的干草和一头牛；最后一次有人看见那身强力壮的黑奴时，他正以飞快的速度逃离现场，向森林跑去，现在毫无疑问，他不是死于恐慌就是丧命于野兽之口。借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谷仓和干草，一百美元；那头牛，十五美元；黑奴，二百美元。他要求用金币支付。”

那叔叔看着他。“你会觉得好笑的。我愚昧无知，我以为即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务也会包括在……不过，没关系。”

“这正是我想到的。”总统毫无防备地说。接着他停止咀嚼，抬起头厉声说：“哎？”那三个地位低一点的人赶快转脸望别处，但国务卿继续用那温和、诡秘的神情望着总统。“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国务卿说的是什么，一如其他三个人。他的客人事先没通知就来后的一两天，在最初的震惊多少消失一点以后，是总统下命令给他们那些新行头的。他自掏腰包命令那些商人和帽匠，正如在战争危急的关头他会命令那些枪炮和子弹制造商一样：他正是在这么做的时候才无意中发现他们的数目，至少是男人的数目，因此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他把他客人那严肃而繁杂的队伍都改造得至少表面上是像样得体的。然后，两天后的一个早晨，那客人——那个一半契卡索血统一半法国血统的矮胖子，长着一张加斯科尼土匪的脸，举止像个被宠坏的宦官，脖子和手腕处的纱边脏得发黑，有三个星期了，无论他醒着还是在做梦，这个人以一种无动于衷而又无法逃避的姿态纠缠着他——在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在他和他妻子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对他正式拜访，两个随从捧着一捆东西，还有在总统看来，有百十来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安静地挤进他的卧室，显然是来看他穿那套衣服的。因为那是一套衣服，即使在那震惊恐惧的时刻，总统还有时间胡思乱想魏德尔（或卫泰尔）是在首都什么地方找到这套衣服的——一堆，一大套金色的编织物——青蛙、肩章形饰物、腰带和剑——用鲜绿色的布松松地缝在一起，作为回礼赠送给他。这就是国务卿说的事情，总统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他俩身后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神情严肃地看着壁火。“开你的玩笑吧，”总统说，“赶快开。你笑完了没有？”

于是大队人马冒着仍在下着的雪朝着那条具有崇高使命的大道前进，为首的是辆马车，坐着总统、那叔叔和侄子，那九-九-藏-书-网肥胖的手又一次放在那侄子的膝盖上，后面跟着的第二辆马车里坐着国务卿和他的秘书，再后面是两列士兵，他们中间走着黑压压的、端庄凝重的大群男人、女人和走着的或被抱着的孩子；于是在那间孕育和思考比公正的事件和人类的愚蠢还要出色的使命的崇高梦想的会场里，总统和国务卿站在众议院议长的桌子后面，在他们下面站着那叔叔和侄子，四周是那使命的活着的操纵者，还有威严的、观望着那使命梦想者的灵魂作点缀，他们的后面是由亲戚、朋友和熟人组成的黑压压的人群，从他们中间持续不断地传出那轻微的羊毛与肉体相摩擦的声响。总统俯身对国务卿说：

他又站了一会儿，端详着面前的一张张脸，直到他找到了总统。他说，口气略带责怪：“这不是你的房子。”

总统又说：“该死，该死，该死。”后来总统不说了，可那个兵还连续不断地骂了一阵子。其他人听着，表情严肃，他们小心地转过脸，只有国务卿没在听，他又拿起一份文件。“要是你能说服他们穿上长裤的话，”总统说，“至少众议院……”

“谁的荣誉？你的？我的？弗兰克韦德尔的？”

国务卿在用早饭，尽管他没在吃。他穿着晨袍，没有刮胡子，坐在没吃过的早饭中间；他读着放在他面前空盘子上的报纸，神情苦恼。壁炉前有两个人——一个是外套上还有没融化的雪的骑手，坐在一把木靠椅上，另外一个人站着，显然是国务卿的秘书。总统和他的伙伴进来时骑手站了起来。“坐下，坐下。”总统说。他走近桌子，脱下外套，那秘书上前接了过来。“给我们吃点早饭。”总统说。他坐了下来；国务卿亲自给他拿东西。“现在又出什么事了？”总统说。

“说了。还说了要是他们回去的话，代理人会亲自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仪式上公开宣布他侄子无罪。可他说——他怎么说来着？”国务卿现在用一种轻快的，几乎是欢唱的口气，几乎是惟妙惟肖地重复他所模仿的那个人，“我们要求的只是公正。要是这个傻孩子谋杀了一个白人我想我们应该知道。”

“啊，”总统说，“我明白了。那天夜里那白人给谋……”

“对，”总统说，“这是这位酋长的房子。我亲自任命他主持我和我的印第安人民之间的公道。”

“对，”国务卿说，“一直要用到最后一场冬雪在花朵和青草中融化为止。”

“……从魏德尔那里买。不大，就像这间屋子那么大，魏德尔或者卫——提出大约十种价格。不是出于收益享用的欲望，你明白，魏德尔会把那块地给他的，或者不管怎么样做一场抛刀游戏的赌注，显然当时他们还没有人想到那人要的那一小块地是去那浅滩的唯一的出入口。毫无疑问这场交易进行了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成了一种消磨无事可做的下午或晚上的举动，旁观的人看着那快乐的情景兴高采烈地欢快地笑着。他们一定笑得很厉害，尤其在那人照魏德尔的价格付了钱；后来在他们看着那白人在太阳底下围着他的财产筑篱笆时一定笑得更加厉害，毫无疑问，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中间还是没有人想到那白人是在把进入浅滩的唯一的入口处拦起来。”

“说下去，”总统说，“讲讲那浅滩。”

国务卿的秘书走上前了。“先生，我要不要把其他文件拿过来？”

“小心。”另外那个人说着勒住了马。他们在大门里面勒住了马——总统拉起外套遮住了脸——让那群人进门：那些矮矮的、宽肩膀的、皮肤黑黝黝的人在雪地里显得黑压压的，那海狸帽子，那正式的西服，结实的腿从臀部到脚腕子都裹在羊毛衬裤里。他们中间走着三匹马，马背上捆着六只宰好的鹿。他们进来了又走了过去，没有理会两个骑马的人。

“恐怕不行，阁下。”国务卿说。

“好的，”叔叔说，“那我们就等着。那样的话，其他的部落老百姓也有时间赶来了。”

“对，是没有，”总统阴沉地说，“这件事，我也得调查一下。我下过严格的命令……”他烦躁地说，“该死，该死。他们去打猎的时候也带着他们的长裤？您知道不知道？”

那叔叔略略欠身致意。“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这公鸡在这儿对你没什么用？”

“不是的，先生。他们用刀子。他们跟踪鹿群，追上去，爬到它们身上，用刀子割断它们的喉咙。”

总统在纸上写着。鹅毛笔在一片静寂中在纸上不断地划拉着，只是静寂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一种隐隐约约、连续不断的、轻微的声音仿佛从叔侄身后的黑暗而没有动静的人群中传了出来。他用沙子吸过他写的东西，把纸对叠，然后起身站着，以便使大家安静地望着他——一位在其他更多的场合下曾经出色地指挥过人的战士。“你的侄子并没有犯这桩谋杀案。我指定的在我们中间主持公道的酋长说，他可以回家去，以后再也不要这么做，因为下一次他会生气的。”

“对。”总统说，口气似乎非常严厉，于是他们又去看他。他拿起鹅毛笔，举在纸的上方。“哪个是正确的名字？魏德尔还是卫泰尔？”

总统冲到铃绳前拼命地拉了起来。秘书进来时，他一把抓住这人的肩膀，猛地转过他的身子，使他又面朝房门。“把国防部长叫来，还把从这里到新奥尔良的所有的地图都拿来！”他大声喊道，“快。”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那牛是只鹿。”那骑手说。

“哈，阁下注意到了，”国务卿凶狠狠地说，“阁下看见了又忘记了。我没有看见也没被许可可以忘记。而现在阁下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去说服他们穿长裤。”

总统立即抬起眼睛，看见那迟钝的、莫测高深的面孔以阴郁的揣测的神情打量着国务卿。但那叔叔几乎马上就开口说话。“是应该这样。但这位白人肯定会问我侄子要个钢镚儿才让他通过他那扇门。”接着他笑了起来，笑得高兴、欢快、端庄。“要是他让我侄子免费通过的话，那也许对这位白人好一点。不过现在这不是问题的所在。”

国务卿举起一只手。“等一下。他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月，表面上是在打猎，因为他白天总不在家，尽管显然他是在确认附近没有别的浅滩。他从来没有带回来什么猎物，我猜他们对这一点以他们轻快的方式大加嘲笑。”

总统一动不动地站在更衣室的门口，穿戴得整整齐齐九九藏书，只是还没有穿靴子。这是早晨六点半，天上在下雪；他已经在窗户前站了一个小时看着雪。现在他就站在通往走廊的门里边，穿着袜子，纹丝不动，瘦高的身子略微低俯，仿佛在倾听，脸上是一副毫无幽默的关切的神情，因为三个星期前他的处境就无幽默可言，他的观点也失去了幽默。从他靠着身子的手上垂着一面法国做的精致讲究的手镜，一面应该躺在女士们的梳妆台上的镜子；尤其是在这种二月天的这个时刻。

“叫他魏德尔。”总统说。

“好极了，好极了，”总统说，“你能不能把事情大致回顾一下。万一我忘记了什么。”

那没有表情的胖脸又打量了他一阵。“你会哈哈大笑的，然而我听你的吩咐。在那金色大鹰下面的那个很大的白色会议屋子里。”

“好。你……”那人又拿出一件简朴的长外套。“好，好极了。”总统说。那人还没有让开身子，他已经把外套披在身上。“还有……”这一次那人已经预料到了；总统把帽子戴得很低，遮住脸。他们踮着脚，手里拿着靴子离开了这间屋子。

马又走动起来。“我没看见有枪。”另外那个人说。

还是那轻快的、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魏德尔还是卫泰尔。白人酋长用什么名字叫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印第安人：昨天还记得，明天就忘了。”

“对。从那时起，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好像是那白人的马和那侄子的马比赛，赌注是那浅滩和那通行税征收卡对一千来英亩的土地。那侄子的马输了。那天夜里……”

总统轻轻地说：“该死，该死，该死。”他穿过房间，停下脚步从椅子边上拿起放在那里的靴子，向对面房门走去。他又停下脚步，出于三个星期以来时刻等待命数降临的习惯，有点过于小心和过于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虽然门外只有他的妻子在床上平静地安睡着。他又穿过这间屋子，手里拿着他的靴子，停了下来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放在新法兰西共和国赠给某位前任的那套梳妆用具中间，踮着脚走进前室，那里一个穿着长外套的人抬起头，接着站了起来，他也只穿着长袜。“没有敌情？”总统低声说。

“没有，将军。”

国务卿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好像一只被惹火了的铁灰色鹦鹉。“我，先生？我去说服他们？”

“什么？”总统说，“我亲眼看见……”

说话的又是那个骑手。“他们并不用枪。”

“啊，”总统说，“现在我们快说到点子上了。”

“这整件事都是麻烦，按我来说。”

“好极了。”总统说。他前面的桌子上放着墨水瓶、鹅毛笔和沙盒，还有许多瞟一眼就能看见的系着丝带、盖着金色大印的纸张，虽然没人能说那凝重的视线是否落在上面。总统看看那侄子。侄子年轻、瘦削，他站着，右手腕抓在他叔叔肥胖的、带花边的手里，带着严肃与警惕的安详的神情静静地打量着总统。总统把鹅毛笔蘸了蘸墨水。“这就是那个人，他……”

“这真的很好笑。”那叔叔说。他又笑了起来，还是那种欢快的无所谓的声调。“还有更多的我的人快要到了。我们还要等他们，反正他们也想看一看听一听的。”现在没有人惊叫起来，连国务卿都没有做声。他们只是瞪着眼望着他，而那平和的声音继续说：“他们有些人好像把地方弄错了。他们听人说起过白人酋长的首都的名字，可碰巧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名字一模一样的城镇，因此有几个老百姓在路途中打听的时候，他们被指错方向，上那里去了，可怜的愚昧的印第安人。”他笑了，他那莫测高深、睡眼惺忪的面孔带着喜爱和快乐的宽容。“但有个信使已经来了；他们会在这个星期内到达。那时候我们将研究如何惩罚这个任性的孩子。”他轻轻地摇了摇侄子的手臂。除了胳臂动了，那侄子没有动过一下，只是以他那严肃而不眨眼的目光审视着总统。

“成功了，将军。”国务卿说。

秋天的落日暖洋洋地、十分适意地照着他的肩膀，总统在秘书离开时转向书桌轻轻地说：“做完了。”他拿起信，拆开信封时，太阳光落在他的手上和信纸上，暗示这一年又将辉煌地逝去，即将到来的收获和大地宁静的烟囱上空一缕缕安详的木柴的烟雾——和平岁月的恬静的旗帜。

“他犯了这桩谋杀案？”叔叔轻快地说，“这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长途跋涉来发现的事情。如果他干了，如果那个白人也许真的不是从他那跑得飞快的马上摔了下来，把脑袋磕在一块尖利的石头上，那我这个侄子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并不认为杀害一个白人跟杀那些可恶的柴罗基或克里克部族的人一样正确。”他十分不可捉摸，非常谦恭有礼，看着那坐在桌子后面用假文件玩弄笨拙的欺骗游戏的两个得意扬扬的人物；在一瞬间总统本人跟那似睡非睡的眼睛四目相视，他低下眼睛。然而那国务卿，挺直身子，发冠激烈地向上高高耸起，怒目瞪视那叔叔。

“好极了。”总统说。他推开盘碟。“那么可以谈正事了。你还有什么文件需要引用的吗？”

突然，总统大吃一惊；他猛地跳了起来，手里拿着封信，在震惊与骇异的迷乱中瞪着眼望着它，他努力想理解时，那信中的字眼像步枪子弹似的一发发地爆炸。

他的话消失在震惊的沉寂之中；就在那一瞬间甚至那沉重的眼皮都颤动了起来；他身后那黑色人群中那由于闷热和羊毛而静静地搔抓所引起的、既轻微又持续不断的、犹如大海之轻微而永远的涌动一般的声音都在那一瞬间停止了。那叔叔用十分震惊和难以置信的口吻说：“我侄子自由了？”

“白人的荣誉。你不了解白人。他们像孩子：你对付他们得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所以如果这是规矩——客人得整夜蹲在这个人的房门外，我们就只好这么蹲。何况，比起守在外面雪地里那些该死的帐篷里，你难道不愿意待在这儿？”

“让我们说，死了。”国务卿一本正经地说，“因为在那代理人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虽然他在一份私下的通信中加了一句说那白人的病似乎是一个开裂的头颅。但问题并不在这里。”

“看上去他们是会穿的，”总统十分烦恼地说，“其他的衣服好像都很讨他们的喜欢。不过人的品位是很难说的。”他又吃了起来。国务卿看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他后来没有说。他看着那不在意的总统时，脸上出现一种奇怪而诡秘的表情，他那灰白的、怒气冲天的头发慢慢地平复下来，仿佛自己消了气。他再开口说话时，语气婉转平和；现在其他三个人都带着好奇急迫的神情看着总统。

“对，”总统说，“问题在那边，在白宫里。”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待了有三个星期了，男人、女人、孩子、黑奴，坐着慢腾腾的大车，走了一千五百英里，自从深秋那一天，契卡索代理人来调查那白人死因开始。走了一千五百英里，穿过冬天的沼泽与河流，穿过美洲大陆东部没有道路的主要山脉，由一个温和的、肥胖的、混血的暴君与家长所领导，他坐在马车里打瞌睡，他的侄子坐在他身旁，一只戴着戒指的、在脏兮兮的纱边下面的肥手放在那侄子的腿上以支持他指挥一切。“那代理人为什么不拦住他？”总统说。

“……或者卫泰尔——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国务卿不耐烦地说，“他似乎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自己到底叫什么名字。”

“文件？”国务卿说，他的头发又一次怒发冲冠了，“我他妈的要那些文件干吗用？这三个星期里我日日夜夜还想过别的事情吗？”

“你说得对。这天气真糟透了。这地方糟透了。就算他们把这个镇子白送给我，我也不会要的。”

“没人想进去。这是为了荣誉。”

“对，”总统不耐烦地说，“可我还是不明白……”

于是我们又看见他了；总统现在消失了，跟国防部长一起坐在铺满地图的桌子后面的不再是总统而只是一位战士，面对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的军官。秘书在他的桌子跟前手忙脚乱地写着而总统在他身后观看着。“写得大一点，”他说，“大到即使是印第安人也不会搞错。告示天下人均知，通过下列礼物，”他引用道，“弗朗西斯·魏德尔、他的继承人，子孙后代、受让人从今以后永远……条件是——你把条件是写下来没有？好极了——条件是他或他的继承人，子孙后代、受让人永远不再过河到上述河流的东岸……现在是给那该死的代理人的通知，”他说，“通知必须是双份，贴在那浅滩的两边：美利坚合众国对穿过这浅滩的任何男人、女人，或儿童、黑人、白人、黄种人或红种人一概不负责任，任何白人都不得购买、租借这片浅滩或接受它为礼物，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厉的惩罚。我能这么做吗？”

“该死，该死，该死，”总统说，“好吧。我们举行调查会。把他们请到这里，让我们把这件事了了。”

总统飞快地思索一番。“该死，”他说，“那就删除美利坚合众国这几个字。”秘书照办了。总统把两个文件叠好，交给骑兵团长。“给你的命令是，拦住他们。”

“上帝保佑我。把书给我。”国务卿把书递过去；是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选，国务卿在出门时从桌子上抓来的。“希望我还记得足够的用于法律的拉丁文，让我说得不至于像英文或契克索文。”总统说。他打开书，然后，总统——法律和军事方面的人的征服者、外交战争的赢家——又一次挺直身子，俯视下面黑压压的、沉默的、聚精会神的、期待的面孔；他张嘴时用的是在此以前促使人们停顿、倾听，然后服从的声调：“弗朗西斯·魏德尔，契克索民族的酋长，还有你，弗朗西斯·魏德尔的侄子、未来的酋长，听我说。”然后他开始朗读。他的嗓门高亢洪亮，深邃而神圣的音节在黑黝黝的面孔上方旋绕，在威严的圆顶大厦里回荡。他朗读了十首十四行诗。然后，他高举手臂，结束演说；他的声音富有深意地渐渐消失，他放下手臂。过了一会儿，从大楼外面传来震耳的炮弹爆炸声。此时黑色的人群才第一次骚动起来；他们中间发出表示惊喜的声响，一阵低语声。总统又开口了：“弗朗西斯·魏德尔的侄子，你自由了。回家吧。”

“对，”总统说，“关于鹿，我自己也要说一点。我来的时候遇到他们一群人正回去。他们有六只鹿。我以为我下过严格的命令他们不许有枪。”

“是的，”国务卿说，“人的品位是很难说的。可是，要是有人接受了表示荣誉、尊敬，更别说是礼节的一套衣服做礼物，而且是一位，呃，部族领袖送……”

“包括在什么里面？”总统说。

“得等着？”总统说，“等什么？”

“你应该在浅滩上举行这次赛马，”他说，“水是不会在这个白人的头骨上留下一个裂口的。”

“是这样的，先生。我看见过这样的一只鹿。它身上没有一点枪伤，只是喉咙被一下割到后脖颈。”

“啊，”总统说，“那个人，被谋……”

“这么快？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我以为……不过，没关系。”他们望着他，那张脸又变得温顺、神秘莫测、毫无表情，“我们不过是些印第安人；毫无疑问，这些忙碌的白人没有多少时间来处理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务。也许我们已经打扰他们太多了。”

总统收起镜子，悄悄地关上门。他再次安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沉思着，一筹莫展却又毫不气馁：毫不气馁是因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难题；一筹莫展是因为他不是在露天的战场面对敌人，而是在他自己高贵而孤独的办公室里被他们所包围，而他，根据法律，如果不说是根据上天的旨意，是这些人的父亲。在冬日清晨的酷冷之中，他似乎能透过墙壁看到自己无所不在，跟正在苏醒过来的庄严的白宫成为一体。在冥想他的恐惧中，他仿佛看到自己无影踪却又跟每一群南方来的客人待在一起——蹲在他房门外的那一群，外面那更大的一群——戴着新的海狸帽子，穿着长礼服和羊毛裤衩，好像是雕塑在这年轻国家的骄傲神化的标志，这座钢骨水泥的、有圆顶的建筑物的石墙上的许多雕像。一个胳臂下面夹着他们卷得整整齐齐的裤子，另一只手里拿着没有穿过的鞋子；在欧洲外交家吃惊的面孔和金色的辫子，那刀剑、缎带、星星的后面，黑黝黝的，永恒的，规矩得体，宁静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