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将军阁下在理，我也不想知道，我们是老派的天主教徒。”
只有他本人仿佛没有感到死期已如此迫近。蒙蒂利亚将军晚上九点紧急召来的法国医生亚历山大·普鲁斯珀·雷弗朗不必把脉就知道将军早在几年前就已踏上死亡的道路。根据病人颈项无力、胸部下陷和脸色枯黄的症状，他判断主要原因是肺部损害，之后几天的观察证实了他的想法。他一会儿用西班牙语，一会儿用法语同将军单独交谈，在初步询问中发现病人在歪曲症状、混淆病痛方面有了不起的才能，诊断时他竭力忍住咳嗽和吐痰，憋得透不过气。临床诊断证实了医生视诊的印象。从那晚开始到以后的十五天中，医生发布了三十三份病情公报，认为除了身体的沉痼之外，将军精神上的痛苦也十分严重。
将军马上回答：
城防司令胡安·格伦少校在大雨中跑来报告说他们逮捕了一个在比斯瓦尔先生家帮佣的女人，因为她把将军在索莱达剃下的头发当作圣物兜售。将军听说他的头发都成了买卖的商品，又勾起了伤心。
十二月的第二周，路易斯·佩鲁·德拉克罗伊上校路过圣玛尔塔。德拉克罗伊是在拿破仑军队服过役的青年人，前不久还是将军的副官。他探望了将军之后马上写信给曼努埃拉·萨恩斯，告知她实情。曼努埃拉一接到信就赶往圣玛尔塔，可是在瓜杜阿斯得到消息说为时已晚。这个消息把她从世上抹去。她消失在自己的影子里，除了将军的两箱文件之外没有别的牵挂。她把箱子存放在圣菲一个可靠的地方，几年后丹尼尔·奥利里按照她的指示领取出来。桑坦德将军上台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她驱逐出境。曼努埃拉以倔强的尊严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先去牙买加，然后过了一段悲惨的流浪生活，终于在派塔落脚。派塔是秘鲁太平洋海岸一个肮脏的港口，各大洋来的捕鲸船都在那里停泊。她做些编织活，抽抽劣等卷烟，排遣被遗忘的愁闷，在手指关节炎痛许可时制作一些动物糖果卖给水手们换些零钱。她的丈夫索恩先生在利马荒郊遭到歹徒抢劫，身边钱财有限，却被刺死，他遗嘱中留给曼努埃拉的财产相当于她结婚时的嫁妆，但这笔钱从未交到她手上。三次值得纪念的来访对于孤苦伶仃的曼努埃拉是莫大的安慰：一次是将军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他们一起回忆了光荣的往事；另一次是在阿根廷抗击罗萨斯独裁政权后回国路过的意大利爱国者吉乌塞比·加里巴迪；第三次是在世界各大洋航行、为
《白鲸》一书收集素材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她晚年由于髋骨骨折，躺在吊床上动弹不得，替热恋的青年男女用纸牌算命，为他们出些主意。她五十九岁时死于一场瘟疫，防疫官员烧毁了她的茅屋，将军的一些珍贵文件，包括情书，都付之一炬。据她告诉佩鲁·德拉克罗伊，她保存的将军遗物只有一束头发和一只手套。
“我们一直很穷，不过什么都不缺。”他说。
德米耶尔先生正在想别的事情。
“我仿佛已经被当成死人了。”他说。
“恰巧相反，”将军说，“我们一直很富，但是什么都不够。”
医生把神甫介绍给将军，说早在主教们在讲道台上大肆攻击将军，指控他是淫邪的共济会员，把他逐出教会时，那个神甫就是将军的少数支持者之一。将军似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只在看到神甫长袍上的血迹之后才清醒。神甫请将军施加影响，不准牛在城里乱跑，路上有这么多车辆，不出事故简直不可能。
将军没有理会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悚然清醒地认识到，他那逆境与梦想之间的疯狂追逐这时已经到达终点。余下的只是黑暗。
“你被当成是名副其实的圣徒。”
“船已经开了。”他说。
有一天却不行了。他正想独自下楼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我两腿一软不知怎么就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告诉一个朋友说。更糟糕的是，他侥幸没有摔死是因为他在楼梯口就昏厥过去，由于身体太轻，没有继续滚下楼。
将军说：“在我们的国家，一个主教的斡旋居然能消弭革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什么出息？”
“将军阁下，困扰我们的不是士气，”他说，“而是淋病。”
在音乐的鼓舞下，他中午喝了一小碗肉汤，吃了椰蓉饼和炖鸡。饭后，他躺在吊床上要来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说：“我眼睛这么有神，还死不了。”大家已经不指望雷弗朗大夫创造奇迹，现在又产生了希望。然而正当病人看来有好转的时候，却又把萨尔达将军误认为三十八个西班牙军官之一，那三十八个人是博亚卡战役之后，桑坦德未经审判，下令在一天之内枪决的。没多久，他病情突然恶化，再也没有恢复，用剩下一点力气喊着，要乐队走得远远的，别打扰他临终的安宁。恢复平静后，他吩咐威尔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写封信，请他看在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分上同乌达内塔将军和解，免得全国陷入可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他所能口授的只是信的开头：“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你写这封信。”
将军也清楚。“那条路不对，”他说，“应该去里奥阿查，看看能否使我们杰出的将军们终于决心打几个胜仗。”他离开牌桌之前，认为有责任向房东夫妇解释。
大西恩纳加水道缓慢炽热，散发着有害的蒸汽，他们便改走海路，利用那年提前刮起的北方信风。挂着方帆的双桅船为将军准备了一间舱房，船只保养得很好，清洁舒适，行驶时有一种欢快的气氛。
“牙买加希望我去。”
“随他们去吧。反正现在没有我不能听的账目。”
刚翻修的旧海关房子是全国最古老的建筑，有二百九十九年的历史，前不久经过翻修。将军的卧室安排在二楼，面对海湾，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喜欢待在正厅，那里有挂吊床的铁环。正厅里还有一张粗雕的桃花心木长桌，十六天之后，这里成了他的灵堂。他的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躺在这张桌子上，身穿蓝色的将军服，但是八颗纯金的扣子在丧事的混乱中不知被谁揪走了。
但是大家都认为真正的理由在于他上午接到的有关里奥阿查战况的消息，那些消息比先前收到的更糟。从这边的海岸到另一边的海岸，整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内战的幽灵在她的废墟上肆虐，在逆境面前知难而退是将军最厌恶的事。“我们准备做出一切牺牲来拯救里奥阿查。”他说。病人的忧虑比他不可逆转的疾病更使加斯特尔邦多大夫担心。只有他可以同将军谈实话而不伤将军的心。
自从将军立了遗嘱以后，医生把他所掌握的所有姑息疗法全用上了：脚上敷芥子泥，擦脊梁，浑身涂镇痛药膏。针对他的习惯性便秘，医生用了立时见效但作用剧烈的灌肠剂。医生怀疑有脑溢血，进行了发疱治疗来排除淤积在脑袋里的风邪。这种疗法是用刺激性很大的昆虫斑蝥晒干研成粉末，贴在皮肤上产生水疱，吸收身体里的毒气。雷弗朗大夫在垂危的将军身上用了六块发疱膏药，五块贴在后颈，一块贴在小腿肚上。一个半世纪之后，许多医生依然认为直接死因是这些腐蚀性的膏药，引起了排尿紊乱，先是小便失禁，然后疼痛带血，最后膀胱下瘪得贴在骨盆内壁，正如雷弗朗解ｗｗw•9９ｌiｂ•ｎｅt剖尸体时发现的那样。
圣玛尔塔的日子越来越凄怆，当将军恢复些许平静，再次提出愿去德米耶尔先生的乡间别墅时，雷弗朗大夫立即鼓励他去，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的迹象。将军动身前夕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这对大家都是一句谶言，因为他一生中很少提到死亡，最后几年里更没有听他谈过。
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弦，拨到正确的钟点，将军躺在吊床上，即使能睡一分钟也好。那时他才看到窗外的内华达山，清晰蔚蓝，有如一幅油画，使他想起一生中住过的别的房间。
那个星期，八名高级军官由于反政府活动被逐出委内瑞拉，来到圣玛尔塔。其中有几个解放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尼古拉斯·席尔瓦，特立尼达·波托卡雷罗，胡里安·因方特。蒙蒂利亚请求他们非但要向将军隐瞒坏消息，而且要把好消息说得更好，让将军的心病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做得更夸张，把国内形势说得欢欣鼓舞，以至将军的眼里又闪出旧时的光芒。将军重提搁置了一星期的里奥阿查问题，又谈起委内瑞拉，仿佛他的理想马上就能实现。
费尔南达·巴里加想进去。
“那就不是圣玛尔塔，”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是加拉加斯。”
将军不停地想改变气候环境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潮湿的时候，他要干燥；冷的时候，希望暖和；在山区的时候，想换海洋气候。他老是烦躁不安，一会儿要开窗透透空气，一会儿要把窗关上，一会儿要把安乐椅放在背对阳光的位置，一会儿又要挪个地方，直到折腾得筋疲力尽，躺在吊床上晃荡才显得太平些。
他轻松地触动了将军心中孩子气的一面，赢得了将军的好感。更使将军信任的是他没有另开处方，而是把加斯特尔邦多大夫配制的止咳糖浆亲手喂了一匙给将军喝下，再给了一片安眠药，将军自己希望得到一些睡眠，心甘情愿地吃了。他们海阔天空地又聊了一会儿，直到安眠药起了作用，医生踮着脚尖走出房间。蒙蒂利亚将军和另外几个军官送他回家，医生说他打算和衣而睡，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叫他，蒙蒂利亚听了大为惊慌。
他白天竭力显示往常的勤奋，把伊巴拉、威尔逊、费尔南多或者身边最近的人叫来，指示他们代写他已没有耐性口授的信件。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清醒地认识到将军忙于安排后事。那些信件都牵涉到他亲近的人的去向安排，其中几个还不在圣玛尔塔。他不念旧恶，替他以前的秘书何塞·桑塔纳将军谋得一个外交职务，让他新婚后过上舒适的新生活。他经常称赞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心地善良，为卡雷尼奥安排的职位使他日后当上了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他替安德烈斯·伊巴拉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向乌达内塔要了委任状，让他们以后至少有稳定的薪俸。席尔瓦日后成为总司令和陆海军部长，八十二岁去世，晚年得了他特别害怕的白内障，视力减退，经过奔走努力，出示他身上多处伤疤证明他的战功，终于得到残废证明，靠养老金度日。
将军不再说什么。
他的军官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些安排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后半辈子仍旧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包括五年之后，他们又一次在委内瑞拉聚首，和佩德罗·卡鲁霍司令并肩作战，为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进行军事冒险。
他直到那时候才知道。当地的医生们用过锰酸钾溶液灌洗，用乳糖溶液缓解疼痛，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便把问题提请军官们解决，军官们对于该怎么做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全城已经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看成是传播瘟疫的使者。将军最担心的是军心涣散，发现事实真相后倒不太惊慌，下令绝对隔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问题。
那几天最使将军烦恼的是泪腺流脓，他情绪大坏，终于同意用母菊浸液滴眼。他参加玩牌，暂时排遣傍晚的愁闷和蚊虫的骚扰。他生平做事难得后悔，但有一次同房东夫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论时，感慨万分地说一项满意的协议比赢得一千次诉讼更可贵，使房东夫妇大为诧异。
上午十一点钟的太阳直勾勾地晒着廓落大街的沙地，整个城市都反射出热气。将军感到欣慰的是不必在那里长住，只要调养一下就可以离开，然后挑一个大风大浪的日子出海航行，因为法国医书上说晕船有利于排除胆汁，清理肠胃。他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要等船和坏天气却不那么容易。
谁都忘不了一八一七年七月四日那天，将军和一小批军官，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为了躲避西班牙军队野外的突然袭击，在卡萨科伊马礁湖的水里泡了一夜。将军半裸身体，发着高烧直打冷战，突然喊叫着宣布他今后要怎么做：首先攻占安戈斯图拉，
翻越安第斯山脉，先解放新格拉纳达，后解放委内瑞拉，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最后征服直至秘鲁的大片南方土地。“然后我们登上钦博拉索山，在覆雪的峰顶插上大美洲共和国的三色旗，那个共和国千秋万代永远团结自由。”他最后说。当时听他说话的人也以为他神志不清，但是不出五年，那个预言不折不扣地逐步实现了。
为了不让阴郁的气氛加速垂危病人的死亡，费尔南多从马马托科请来一个街头乐队，在院里罗望子树下不停地演奏了一天。在音乐的镇静作用下，将军反应很好，几次要求重复他喜爱的对舞舞曲《三色堇》，以前他每到一地就散发这支舞曲的乐谱，民间十分流行。
“不用写回信，”他说，“等我身上填满黄土之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在码头上迎候的人寥寥无几，圣玛尔塔人本来就对任何带官方色彩的事情不感兴趣，何况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圣玛尔塔是共和事业最难吸引的城市之一。博亚卡之役奠定了独立的基础之后，萨马诺总督逃到该城等待西班牙援兵。将军本人曾数次企图解放该城，但直到共和国已经建立之后，蒙蒂利亚才达到目的。除了保皇派的怨恨之外，圣玛尔塔人对卡塔赫纳都有敌对情绪，认为卡塔赫纳是中央政权的宠儿，将军对卡塔赫纳人又特别有好感，助长了这种情绪而不自知。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海军上将何塞·普鲁登西奥·帕迪亚的速决处死，糟糕的是他和皮亚尔将军一样，也是穆拉托人，即使将军的支持者中间，也有许多人感到不满。做出死刑判决的军事法庭的主席是乌达内塔，他当上总统之后怨气更大。教堂的钟没有按预定计划敲响，没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莫罗要塞上没有鸣放礼炮，说是军火库的火药那天早上受了潮。将军上岸前不久，士兵们忙乎了一阵子，以涂去教堂侧墙上用炭写的标语：“何塞·普鲁登西奥万岁。”少数几个在码头迎候的人接到他到达的官方通知时并不怎么激动。最引人注意的是埃斯特维斯主教没有到场，他是通知名单上第一个重要人物。
双桅船静悄悄地鼓着方帆，几乎是贴着水面飞行，轻捷平稳，没有产生将军希望的用以排除胆汁的晕眩。再往前，当他们经过延伸到海岸的山的一条支
九九藏书网脉时，波浪变得汹涌，风势也大了。将军急切地观察那些变化，食肉飞禽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他觉得天旋地转，冷汗湿透了衬衣，泪水模糊了眼睛。蒙蒂利亚和威尔逊不得不扶着他，因为他身体太轻，一个海浪就可能把他从甲板上卷走。下午，帆船驶进平静的圣玛尔塔海湾，他那虚弱的身体里已经没有可以排除的东西，他疲惫不堪地躺在船长的床铺上，奄奄一息，但为了愿望实现而感到陶醉。蒙蒂利亚见到他这副模样惊骇万分，下船前让奈特大夫再看看他，奈特决定用担架把他抬上岸。
他们两人的姓名永远和将军的姓名联系在一起。威尔逊先后任英国驻利马和加拉加斯的事务专员，继续在第一线参加秘鲁和委内瑞拉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奥利里先在金斯敦，后在圣菲居住，长期担任英国领事职务，五十一岁去世。他写了一部长达三十四卷的回忆录，叙述他在美洲时在将军身边的生活。他把自己默默无闻却又硕果累累的晚年归纳为一句话：“解放者已去世，他伟大的事业已湮灭，我在牙买加退隐，致力于整理他的文件，写我的回忆录。”
事实也是这样，因为他像将军一样不善理财。将军死后，他在卡塔赫纳靠政府赈济，借酒消愁，想忘掉过去，结果上了瘾。他穷困潦倒，七十六岁时在解放军退役军人的一个肮脏的收容所里死于震颤性谵妄。
他不再阅读书信文件。如果非写信不可，他就指点一下，让费尔南多代笔，少数几封需要他签名的信也不看一遍。早晨他坐在阳台上望着沙漠一般的街道，看那头驮水的驴子、那个卖干鱼的自得其乐的女人、十一点准时放学的小孩，以及长袍上打了不少补丁的神甫在面前走过，神甫在教堂门廊里向他祝福，然后消失在炎热中。下午一点钟，人们都在午睡，他向满是烂芦苇秆的河边走去，吓飞了广场上一群群的兀鹫，偶尔有几个人见他形销骨立、穿着便服还能认出他，向他招呼，他一一回答，终于来到码头对面投弹手驻扎的泥巴苇子墙的棚屋。士兵们闲得发慌，士气低落得让他担心，营房乱七八糟，臭气熏人。但是一个仿佛热得昏昏沉沉的军士长讲了实话，使他目瞪口呆。
车队只消穿过马路就到他下榻的旧海关房子。那是星期三，晚上八点左右，由于十二月和风初起，滨海小路上有些周末的气氛。街道宽阔肮脏，有阳台围绕的石砖房屋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保存得更好。居民们搬出家具，全家老小都坐在人行道上，有些人家甚至在街心招待客人。树间的一群群萤火虫发出的萤光照耀着滨海大街，比灯火还明亮。
“我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居然考虑到临终圣事了，”将军对医生说，“我可没有相信在天国永生的福气。”
“我梦到了圣玛尔塔，”他说，“非常清洁的城市，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白房屋，但是海被山挡住了，看不见。”
将军从索莱达请蒙蒂利亚派一艘小轮船到邻近的萨瓦尼利亚港口，便于他实践用晕船排除胆汁的计划。蒙蒂利亚没有立即照办，因为堂华金·德米耶尔，一个曾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合伙人的西班牙共和党人，早就答应向蒙蒂利亚提供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不定期航行的汽船。德米耶尔当时没有闲着的船只可派，蒙蒂利亚便在十一月中旬派来了一艘事先没有通知而抵达圣玛尔塔的英国商船。将军一接到消息就表示要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我坚决不死在这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行。”他说。接着，他仿佛看到卡米尔在临海一个花团锦簇的阳台上注视着天际，等着他去，激动地舒了一口气说：
“我清楚，”将军说，“每一个哥伦比亚人彼此都像是一个敌对的国家。”
“莫里纳雷斯大爷现在准是在烧床垫，把匙子埋掉。”
他似乎处在临终前的清明状态，一连口授了好几小时，咳嗽剧烈发作时也不中断。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跟不上他的速度，安德烈斯·伊巴拉用左手写字也不能坚持很久。书记员和副官们都疲惫不堪，只有骑兵中尉尼古拉斯·马里亚诺·德帕斯仍在坚持，他用清晰的字体正确地记下口授，纸都写完了。他要人去取纸，但迟迟不来，便继续写在墙上，连墙壁都几乎写满。将军十分感激，把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情场决斗用的两支手枪送给了德帕斯。
将军还试图说服佩德罗·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让他回新格拉纳达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事态迅速发展，没有如愿。他立下文书，赠送一笔财产给他的侄子费尔南多，便于他在政界腾达。迪戈·伊巴拉将军是他的第一个副官，也是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以“你”相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将军建议他离开委内瑞拉，去一个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临终之前甚至为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求人情，尽管那时候他对布里塞尼奥仍感不快。
为将军安排的卧室又一次勾起他的回忆。他仔细察看，仿佛每件东西都是一个启示。除了挂有幔帐的床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雨下个没完，潮湿开始使记忆出现了裂罅。气温很高，晚间也不减退，将军的衬衣老是湿漉漉的，一夜要换好几次。“我像是待在蒸笼里。”他抱怨说。一天下午，滂沱大雨形成的洪水似乎要把房屋都卷走，将军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看水流挟带着贫民区的断砖残瓦、家用器皿和动物尸体在街上流过。
“假如一开始就给我这份权力，这个人准能活到一百岁。”他说。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计划攻占马拉开波的日期已到，但胜利的影子却没有看到，他的焦急溢于言表。十二月份已经临近，下午的天空像黄晶一般清澈璀璨；现在他担心的不仅是失掉里奥阿查以至整个沿海地带，而是委内瑞拉会组织一支远征军，把他理想的最后一点遗迹一扫而光。
“我们沿着正确道路从头开始，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他说。接着，他以无可争辩的自信做出结论：“我再踏进阿拉瓜山谷的那天，委内瑞拉全体人民都会起来支持我。”
将军立遗嘱时，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卧室。在这种庄重神圣的场合，他和别人都一言不发。晚上洗澡时，他请将军更改遗嘱中有关他的条款。
“现在根本不是战争必要与否的问题，”他说，“而是荣誉问题。”
下午，他当着来访军官们的面制订了一个新的军事计划，军官们出于怜悯，热情地帮他出主意。晚上他们不得不继续听他用预言的口气宣布怎么从零开始重建他理想的广阔大国，这次要干得彻底，一劳永逸。有些人以为是在听疯子的胡言乱语，只有蒙蒂利亚敢反驳他们的惊讶。
将军在例行条款之中特意破格加了一条，为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儿子的模范行为和忠诚向爵士表示感谢。这一荣誉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没有同样对待奥利里将军，奥利里奉将军之命留在卡塔赫纳听从乌达内塔总统调遣，没有及时赶到为将军送终。
“我认为他根本经受不住这次航行，”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说，“不过还是让他去吧，怎么都比待在这里好。”
“不是夸口，我凭一个人的口音就能猜出他是在巴黎哪个角落里长大的，”医生说，“尽管我本９9ｌib•ｎeｔ人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镇，很大才离开。”
“妈的，”他叹息说，“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
榨糖厂的奴隶们停止了工作，在藤枝扶疏的窗外久久地瞅着将军。他裹着一条白被单，比死后更憔悴苍白，剃光后刚长出头发茬子的脑袋随着音乐节奏摇晃。一支曲子奏完，他就像在巴黎歌剧院里那样文雅地鼓掌。
上周以来，天气开始好转，原先阴雨连绵，现在白天晴空如洗，晚上星汉灿烂。将军对良辰美景毫无兴趣，有时躺在吊床上出神，有时无牵无挂地玩牌。不久之后，他们正在玩牌时，一阵带玫瑰香气的海风吹跑了他们手中的纸牌，刮开了窗户的插销。莫里纳雷斯太太为美好季节的先期来临感到兴奋，不禁嚷道：“十二月来了！”威尔逊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关好窗户，免得屋里的东西吹得乱七八糟。只有将军还在沉思冥想。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答得很干脆：
“那也许是我们身体健壮的秘密所在。”医生说。
他曾四次横渡大西洋，骑马踏遍他比任何人都解放得多的土地，但是从未立过一份遗嘱，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我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遗留给谁。”他常这么说。当他在圣菲准备行装时，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将军建议他立遗嘱，说是旅人以防万一，都这么做，他一本正经、不开玩笑地说他的近期计划中没有列入死亡。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他却主动要口授遗嘱和最终文告的草稿。谁都不清楚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还是他备受折磨的心灵的失误。
佩鲁·德拉克罗伊见到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已处于办丧事的混乱状态。整幢房屋像是一条没有舵的船。军官们没有白天黑夜，困得不行时才睡觉，个个肝火旺盛，雷弗朗大夫请求他们保持安静时，连平时小心谨慎的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都对他拔剑相向。他们不论什么时候饿了都要弄些吃的，费尔南达·巴里加即使劲头再足、脾气再好也照顾不过来。最消沉的军官们日夜玩牌，大声嚷嚷，也不怕隔壁房间里垂死的病人听见。一天下午，将军发烧昏睡，有人在平台上扯开嗓子骂娘，说是六块木板、二百二十五枚大钉、六百枚普通小钉、五十枚金黄色小钉、十巴拉马大普兰细布、十巴拉马尼拉纱带、六巴拉黑纱带，多算了十二比索二十三生太伏。
那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把信件写得含混不清，把军事简报故意搞得错综复杂是很正常的事；当初策划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时行之有效的密码通讯制度由于政府懒散早已废弃。将军老是担心军人欺骗他，蒙蒂利亚也有这种疑虑，这一来问题更为复杂，将军急切地希望解开这封信的谜底，便派何塞·帕拉西奥斯去圣玛尔塔，名义上是采购一些当地市场上没有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捎上几瓶干白葡萄酒和小麦啤酒，真正的目的是弄清楚密信的含义。其实非常简单：蒙蒂利亚想说的是米兰达·林赛的丈夫已经从翁达监狱押解到卡塔赫纳，赦免是指日可待的事。谜底毫无奥妙，将军十分失望，甚至并不为自己替牙买加的救命恩人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高兴。
将军兴致勃勃上了船，想待在甲板上观看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它挟带的泥沙使海水呈现灰色，有好几里宽。将军穿着一条旧灯芯绒裤，头戴安第斯软帽，上身是双桅帆船船长送给他的英国海军上装，在阳光的照射和微风的吹拂下，他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船上的水手为了让他高兴，捕获了一条大鲨鱼，鱼肚子里除了一些金属小物品外，还有几个骑手用的马刺。他像旅游者那么兴高采烈，终于累了，又陷入沉思。他招呼何塞·帕拉西奥斯过来，附耳说：
雷弗朗大夫三十四岁，温文尔雅，衣着讲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六年前，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复辟之后，他失望之余来到美洲。他的西班牙文说写都正确流利，然而将军一有机会就炫示法语。医生立即辨出了他的口音。
“已经十二月了，我们毫无进展，”他说，“怪不得人家说宁肯要坏军士长，也不要无能的将军。”
中午时分，他们在大西恩纳加前面驶过，那是一大片混浊的水面，天上各种飞禽争先恐后地在捕食一群金色的小金枪鱼。沼泽地和海水之间是炙热的硝石平地，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渔民的房舍集成村落，院子里铺晒着他们的捕获物，远处就是那个神秘的西恩纳加小镇，白天都出现幻影，使得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学生怀疑他们老师的叙述是否正确。大西恩纳加的另一边则是内华达山脉常年积雪的峰顶。
“世界的命运有赖于里奥阿查。”
“那个可怜的孤儿一向喜欢女人，”她说，“死的时候床头不能没有一个妇女，尽管我又老又丑，没有一点用处。”
堂华金·德米耶尔有生之年一直记得他们薄暮时用担架抬上岸的那个瘦得可怕的人的模样，他身上裹着毛毯，套戴的两顶软帽遮到眉毛，只剩下一口气。但是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滚烫的手，灼热的呼吸，以及超自然的意志：他下了担架，由副官们扶持着站直身体，挨个儿招呼大家，每个人的头衔和全名都不遗漏。然后他被架上马车，倒在座位上，脑袋无力地靠着，但是眼睛急切地望着车窗外面一去不返的世界。
他的遗嘱是把遗体运回委内瑞拉，原属拿破仑的两本书由加拉加斯大学保存，给何塞·帕拉西奥斯八千比索报答他的长期服务，留在卡塔赫纳由帕瓦儒先生保管的文件全部销毁，玻利维亚议会颁发给他的一枚勋章归还议会，苏克雷元帅送给他的镶有宝石的金剑还给苏克雷的遗孀，其余财产，包括阿罗阿矿，分给他的两个妹妹和他已故的哥哥的儿子。此外就没有什么财产了，因为还有大小几笔债务要偿还，包括兰开斯特教授那笔令他牵肠挂肚的两万银比索。
晚上，他同费尔南多聊了很久，第一次就前途问题帮费尔南多出点主意。他们两人合写回忆录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侄子在他身边多年，不妨尝试着单独写，作为消遣练笔，也好让他的子女了解那些光荣与磨难的年代。“如果奥利里不改初衷，他能写出一些东西，”将军说，“但角度不一样。”费尔南多当时二十六岁，活到八十八岁才去世，但是除了一些不连贯的札记之外，什么都没写，因为命运使他丧失了记忆，这也是他的大幸。
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第一晚，将军睡得很好，第二天似乎大有起色，甚至在榨糖厂兜了一圈，赞扬纯种牛，尝尝糖浆，说了一些炼糖的内行话，使大家十分惊异。蒙蒂利亚将军对这种变化感到奇怪，要雷弗朗大夫讲实话，大夫解释说将军虚假的好转现象是垂危病人常有的。几天内，也许几小时内就可能死亡。蒙蒂利亚听了这个坏消息茫然失措，一拳打在墙上，手都破了。对他说来，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多次对将军说过假话，一直是出于好意或者小的策略考虑。从那天开始，他出于怜悯而不对将军讲实话，并且吩咐接触将军的人都这么做。
距离加拉加斯二十四里的圣马特奥榨糖厂是他乡愁的中心。在那里他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他在西班牙结婚，妻子是个九-九-藏-书-网美丽的出生在美洲的贵族姑娘，也是他的亲戚，他当时唯一的理想是在圣马特奥榨糖厂与娇妻厮守，过幸福生活，同时经营扩大他富甲一方的产业。婚后八个月，妻子就去世了。死因没有确切记载，不知是恶性热病还是意外事故。丧偶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他从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殖民地公子哥儿突然成为另一个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从此不提死去的妻子，不回忆她，也没有续弦的打算。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一瞬间唤起他回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浆的气味，榨糖厂里的奴隶们表情呆滞冷漠，甚至不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巨大树木围绕着为接待他而粉刷一白的房屋，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榨糖厂，不可逃避的命运将带他去那儿结束生命。
“在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将军说，“我们没有同桑坦德妥协，结果大家都受到损害。”
遗憾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预言只是烦乱的下午的幻象。第一个星期郁积的苦痛迅速汇集形成一阵摧毁一切的狂风。那时候，将军的身体已抽缩得很厉害，衬衫袖子得再卷上一圈，灯芯绒裤管得剪掉一英寸。晚上只在开始时能睡三小时左右，其余的时间不是咳得喘不过气，便是高热谵妄，再不然就不停地打噎，那症状是在圣玛尔塔出现的，越来越严重，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下午别人都在打瞌睡，他望着窗外白雪皑皑的山峰，转移自己对痛苦的注意力。
“妈的，你们别嚷嚷啦！”
“我死去的妻子，”他惊觉过来说，“请别在意，那是我年轻时的一桩不幸。”
“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
星期三傍晚，当邻近的马马托科村的神甫来举行临终仪式时，费尔南达·巴里加在路上撒花瓣，担任领唱。她带领两行身穿粗麻布长袍、头戴花冠的赤脚印第安妇女，她们擎着油灯照亮道路，用印第安语唱丧歌。费尔南达在前面的路上撒了一层花瓣，那情景震撼人心，以至谁都不敢上前拦阻。将军听到他们走进卧室时从床上坐起来，用手臂挡在脸上以免灯火耀眼，大喊着赶他们出去。
圣玛尔塔主教在十一月初亲笔给将军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说上周邻镇西恩纳加的居民企图组织一次暴乱，声援里奥阿查，主教出面斡旋才平息了居民的情绪。将军也亲笔写信向主教表示感谢，并且请蒙蒂利亚酌情行事，但是主教迫不及待地向他要债的做法使他很不高兴。
最大的危险在于行走，倒不是怕他摔跤，而是明显地看出他走路实在吃力。在家里上下楼梯当然会有人扶他，虽然他自己一个人也行。问题是真正需要搀扶的时候，他不让别人这么做。
十二月十日早晨，将军醒来时情况大坏，左右的人唯恐他想忏悔，赶紧去请埃斯特维斯主教。主教很快赶到，十分重视这次会见，穿了主教的法衣。但根据将军要求，会见秘密进行，没有见证人在场，前后只有十四分钟。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主教匆匆出来，有点失态，不同众人告别就上了马车，尽管不少人邀请，他没有主持追悼仪式，也没有参加葬礼。将军虚弱不堪，自己下不了吊床，医生像抱初生儿似的把他抱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半坐半卧，以免咳嗽时气绝。他喘过气后，要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医生。
他接着玩牌，一局没完，他把牌搁在一边，吩咐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做好动身的一切准备。威尔逊上校前一天刚把将军的行李再次搬下船，因而给弄得莫名其妙。
“好吧，”他说，“果真是这样，就放掉那个可怜的女人。”
“我老是看不够，眼睛都酸了。”他说。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你还在关心里奥阿查，”他对将军说，“这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幸。”
“公平的是咱们一起死。”
长时间得不到消息，凶吉难卜，使人焦躁不安，这时候圣玛尔塔一个骑马的信使送来了蒙蒂利亚将军晦涩难懂的短笺：“人已经在我们手里，事情办得很顺利。”将军觉得信的内容奇怪，送信的方式又很特殊，心想一定是头等重要的军务大事，也许同里奥阿查的战役有关。他认为这一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谁都不愿相信。
“是圣马特奥的气味。”他叹息说。
“维维恩街，”将军高兴地说，“您怎么知道？”
尽管如此，将军的精神状态同他虚弱的身体情况很不相称，他似乎认为正在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只是微不足道的不适。他彻夜失眠，躺在吊床上望着莫罗要塞灯塔旋转的灯光，忍住呻吟，不透露病痛，眼睛一直盯着他自己曾称之为世上最美的灯火辉煌的海湾。
他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收拾行李，当天夜里，为了寻找一些非带走不可的文件，熬到很晚。他累极了，一觉睡了三个小时。天亮时，他睁眼躺在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宣告日期的时候，他才清楚自己在哪里。
两句迥然不同的话说得都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原是将军母亲的奴隶，按照她的安排，很小开始就伺候将军，从没有正式获得解放。他一直在奴隶和自由人的边缘徘徊，从没有给他关饷，也没有确定身份，他的个人花费包括在将军的私人开支之内。他的吃穿同将军完全一样，但十分简朴。他既无军衔又无残废证明，年纪又不适于重新开始另谋生计，将军不能撒手不管。因此没有商量余地：有关八千比索赠金的条款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不容推却。
“那才公平。”将军结尾说。
“我们这里也反对卡塔赫纳的专制。”莫里纳雷斯先生说。
外面在高声唱账，喧哗逐渐平息，整个院子里只听见一连串的品名和价格。雷弗朗大夫在卧室里替蒙蒂利亚将军更换骨折手上的绷带，两人都明白病人看上去像在打盹，其实很清醒地在听账目。蒙蒂利亚身子探出窗外吼道：
将军的嗅觉变得非常敏锐，以至身上带搽剂气味的医生和药剂师奥古斯托·托马辛不得不离得远远的。他让人在房间里喷洒比以往更多的古龙水，继续用那些无用的药草汤洗澡，自己刮胡子，狠命地刷牙，做了非凡的努力抵御死亡的污秽。
“只要有朋友，就还有希望。”莫里纳雷斯说。
“完全相反，”将军说，“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坐落在内华达山嘴、离圣玛尔塔一里远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是一个甘蔗种植园，附有炼制原糖的榨糖厂。将军乘德米耶尔先生的马车走上尘土飞扬的大路，十天之后又循原路回来，不过回来的是搁在牛车上的用他那件旧披风裹着的尸体。早在望见房屋之前，将军已闻到随风飘来的热糖浆的气味，在荒凉中产生了错觉。
十二月一日，上午八点左右，他登上双桅帆船曼纽尔号。华金·德米耶尔先生把这条船交给他随意使用：兜兜海风排除胆汁，去他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榨糖厂以换换环境，从他的多种疾病和无数痛苦中稍稍康复，或者前往里奥阿查，再作一次拯救美洲藏书网的尝试。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一起乘双桅帆船同来的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设法让一艘美国三桅帆船格兰普斯号替曼纽尔号护航，格兰普斯号除了配备多门火炮外，船上还有一位好大夫奈特。但是蒙蒂利亚看到将军病病歪歪的样子，不想仅仅听取奈特博士的意见，还同将军的当地医生商量。
莫里纳雷斯太太用亲热然而坚定的责备口气说：
“谁啊？”他问道。
将军没有精力参加任何政治或社交活动，偶尔接待一些客人，也都是路过该城向他告别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的身体不听从愿望而生气。他借住的房子在十一月份之前还是凉爽舒适的，主人把它布置成了一个宽敞的家庭病房。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是被战争毁掉家产的许多人之一，战争给他留下的只是邮政局长的职务，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薪俸。他为人十分宽厚，将军从上次路过这里开始称呼他大爷。他妻子是个自得其乐、具有强烈母性的女人，整天织花边，卖给从欧洲来的轮船上的人，价钱不坏。但是将军来后，她把时间全用于照顾将军了，甚至同费尔南达·巴里加闹了些小矛盾，因为她相信橄榄油对肺病有好处，要在将军吃的豆子里加橄榄油，而将军出于感激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莫里纳雷斯太太为了听他们聊天，早就把摇椅挪近了牌桌，这时插嘴说：
他们不让她进。于是她坐在窗外祷告，企图禳解垂死者亵渎神灵的胡言乱语。以后她靠政府赈济度日，一直为将军服丧，活了一百零一岁。
“不是这么回事，”雷弗朗大夫说，“经验证明，良心上的问题解决后，病人精神状态改善，有助于医生的工作。”
将军没睁眼，插嘴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不须细听就知道现在唱的账目同那笔二百五十三比索七雷亚尔三夸尔蒂约的款子有关。那是市政府向一些私人募捐，并从屠宰场和监狱经费里拨一部分凑成的替他办丧事的款子，品名清单则是替他钉棺木和修墓用的材料。那以后，何塞·帕拉西奥斯奉蒙蒂利亚之命不准任何人进入将军卧室，不论对方是什么军阶、头衔和地位，他又制订了看护病人的严格制度，同他自己的死没有差别。
“注意，”蒙蒂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在卡萨科伊马也以为他说的是胡话。”
由于费尔南多生病，将军向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首先口授了一批略显凌乱的评论，表达的内容与其说是愿望，不如说是他的教训：美洲难以治理，干革命的人徒劳无功，这片土地必然会落到一群不知节制的人手里，之后又被形形色色但又没有区别的暴君所控制，还有许多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已经流露的伤心的思想。
将军立刻修正了自己的话：“您肯定比主教大人虔诚得多，因为他维护西恩纳加的和平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是要团结教徒们同卡塔赫纳打仗。”
“在政治问题上也这样吗？”莫里纳雷斯问道。
病人背着医生，自作主张喝了一杯驴奶，周末情况更趋恶化。他母亲常喝加蜂蜜的温热驴奶，在他很小的时候也给他喝以治咳嗽。但是那个偏方的味道，以及它所勾起的亲切而遥远的回忆搅乱了他的胆汁，使他呕吐不止，彻底垮了下来。奈特大夫只得提前动身去牙买加请一位专家。他千方百计请来了两位专家，花的时间短得难以置信，但仍旧太迟了。
“诺曼底的干奶酪很好，葡萄酒却不怎么样。”将军说。
那不是政治部署而是将军临终前为他的孤儿们作的安排。他向威尔逊口授致乌达内塔的信中有一句惊人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里奥阿查之事已经无望。”当天下午，将军收到那个捉摸不透的埃斯特维斯主教的信，请他在中央政府斡旋，宣布圣玛尔塔和里奥阿查为省份，从而结束同卡塔赫纳的历史悠久的分歧。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刚念完信，将军就做了一个泄气的手势说：“那些哥伦比亚人出的主意都是搞分裂。”后来，当他和费尔南多一起处理未复信件时，表现得更粗暴。
“谢谢，”他总是这么说，“我自己能行。”
雷弗朗和奈特一星期内商谈了好几次，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雷弗朗认为将军以前感冒没有得到很好调理，肺部落下了病根。奈特大夫根据皮肤颜色和晚上发烧，认为是慢性疟疾。在病情的严重性方面，两人都没有分歧。他们想请别的医生会诊来解决矛盾，但是圣玛尔塔的三个以及省里别的医生都拒不应召，也不作解释。于是雷弗朗和奈特大夫商定了一个折中的治疗方案，用镇咳剂治感冒，用金鸡纳霜治疟疾。
“阁下有巴黎口音。”他对将军说。
“把那些长明灯拿走，简直像是鬼魂游行。”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他说。
“别自寻烦恼啦，神甫阁下，”将军连看都没有看他说，“全国都一样。”
“她名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将军突然说。
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上次来将军住所后留下了马车，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赶紧用这辆车把他送到圣尼古拉斯峡谷，替他在宽街安排了一间敞亮通风的卧室。半路上，他左内眼角开始淌出黏稠的东西，使他很不舒服。他什么都不理会，有时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其实是在整段整段地背诵他喜爱的诗歌。医生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干眼睛，将军一向注意仪表整饬，现在居然让别人代劳，使医生觉得吃惊。快进城时他才清醒，因为一群惊牛几乎撞上他们的马车，最后把教区神甫的四轮车掀翻。神甫从车上给甩了出去，但随即一跃而起，浑身连头发都沾上白色的尘土，前额和手上满是血。将军惊魂甫定，继续上路，投弹手只得在前面开道，让那些闲逛的行人和光屁股的小孩闪开，他们只想看热闹，根本不知道车上那个形容枯槁的人是谁。
他同埃斯特维斯主教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太和谐。尽管手握虔诚的法杖，主教却是一个激昂的政治家，不过境界不高，他从心底里反对共和国，反对美洲一体化，反对同将军政治思想有关的一切主张。主教是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会议的真实目的是阻挠苏克雷得势，主教心领神会，在那次会议上，无论在选举政府官员或是在争取友好解决同委内瑞拉冲突方面，主教都耍了很多手腕。莫里纳雷斯夫妇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下午四点钟吃点心时，听到将军一句意在言外的话并不感到诧异。
他以临终的洞察力扫视着房间，第一次看到了真相：借用的最后一张床；破旧的梳妆台，那面朦胧的镜子再也不会照出他的容貌；瓷面剥落的洗脸架，上面的水盆、毛巾和肥皂只能给别人使用了；豁了口的八角挂钟全无心肝地匆匆走向那不可逃避的约会：十二月十七日他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将军做的梦表明他们不会去牙买加。费尔南多一早就在码头上安排旅行的细节，回去时看到他叔父正向威尔逊口授一封给乌达内塔的信，要乌达内塔发一份新的出国护照，因为下台政府的护照没有效力。这是他取消旅行的唯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