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报个数。”

她没有丝毫迟疑，几乎立刻就念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搜寻，只一眼便从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众多极易混淆的姓名中找到了它。她用精准的飞镖将它钉在墙上，仿佛它是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对它的审判早已写就。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个忙，”巴亚尔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这样吧，”他说，“那就把空房子卖给我。”

我只能借用别人的记忆碎片将那场婚礼庆典的情形追记下来，因为我对那时的回忆纷乱混杂。多年以来，我的家人总会说起，为了祝贺新人，我父亲拉起了少年时代的小提琴，我的修女妹妹披上修道院看门人的衣服跳起了默朗格舞，而我母亲的表兄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请人将他带上礼宾船，免得第二天主教来访时他还待在这里。为撰写这篇报道搜集材料时，我又记起了许多零星的往事，其中一个无关轻重的回忆是关于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两个妹妹的。她们穿着天鹅绒外套，一对巨大的蝴蝶翅膀用金线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帽盔上的羽饰和胸前挂满的战功勋章更引人注目。很多人都记得，我趁着醉酒欢闹向梅塞德斯·巴尔恰求婚，那时候她刚刚读完小学，正像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在那个令人不悦的礼拜天留给我的长久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最为鲜明：老庞西奥·维卡里奥独自坐在庭院中央的凳子上。人们将他安置在那儿，大约以为那是个荣耀的位置，可是宾客们绊到了凳脚，误以为他是旁人，就把他挪到一边不挡路的地方。他带着刚刚失明的人的古怪表情，晃动着白发苍苍的脑袋，朝各个方向颔首致意、胡乱答话，没有人向他问好他却挥手还礼，待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却显得怡然快慰。他那上了浆的硬领衬衫和愈疮木的手杖，都是为了婚礼特意添置的。

巴亚尔多·圣罗曼不假思索。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和他的家人这一次是乘坐国会的礼宾船来的，船停泊在码头上直到婚礼结束。随船同来的还有不少知名人士，淹没在熙攘暄闹的陌生面孔中间，并没有被人注意到。宾客们送来的贺礼实在太多了，不得不拾掇出小镇上已被遗弃的第一座电厂，以展示一些最令人称羡的礼品，余下的则全部搬进了鳏夫希乌斯的旧宅。如今那栋房子已经整饬一新，准备迎接新人。新郎收到一辆敞篷汽车，车徽下方用哥特字体刻着他的姓名。新娘则收到一整套可供二十四位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舞蹈队和两个华尔兹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不免被当地乐队和由欢快的喧闹声吸引来的鼓号乐队、手风琴乐手带跑了调。

安赫拉怀揣着这些幻想结了婚。而巴亚尔多·圣罗曼也带着用非凡的权势与财富换取幸福的幻想走向婚礼。婚庆的计划越隆重，他那想扩大排场的念头便越强烈。主教巡访的消息公布之后，他甚至考虑把婚礼推迟一天，好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没有同意。“说句实话，”她对我说，“我不想让一个割下鸡冠子做汤，而把整只鸡扔进垃圾场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算没有主教的祝福，婚礼的声势也已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超出了巴亚尔多·圣罗曼的掌控，变成一桩公众事件。

“差不多吧，”他说，“但这才刚刚开始。等全都办完了，大概还要翻一倍。”

“等我醒了，”他嘱咐道，“请提醒我，我要娶她。”

“你倒直截了当，”鳏夫答道，他的自尊心被激了起来，“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只有普拉·维卡里奥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做了些什么，可是至死她也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往我身上抽，她愤怒极了，我当时以为她真的要杀了我。”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但她母亲竭力压低声响，直到天明灾祸酿成，睡在其他几间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毫无觉察。

巴亚尔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将妻子轻轻推进门里，一言未发。他在普拉·维卡里奥脸颊上吻了一下，开口时声音低沉沮丧，但又十分温柔。

“她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圣地亚哥·纳萨尔。”她说。

普拉·维卡里奥告诉我母亲，那天夜里她上床躺下时已经十一点钟了，她先在大女儿们的帮助下简单收拾了婚礼过后乱作一团的院子。十点钟前后，还有几个醉汉在院子里唱歌，安赫拉·维卡里奥差人来取她卧室衣柜里一个盛放私人物品的小提箱，她母亲想再送去一九*九*藏*书*网个装日常衣物的箱子，但跑腿的人急着要走。听到有人敲门时，普拉·维卡里奥已经睡得很沉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里奥对我母亲说，“但有那种坏消息的奇怪感觉。”她说自己开门时没有打开灯，免得惊醒别人。她看见巴亚尔多·圣罗曼站在街灯的光晕里，丝绸衬衫敞着纽扣，考究的裤子只系了松紧背带。“他身上泛着梦里才有的绿光。”普拉·维卡里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里奥站在阴影中，巴亚尔多·圣罗曼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灯光下时，她母亲才瞧见她。她的绸缎礼服已被撕碎，腰间裹着一条浴巾。普拉·维卡里奥以为他们乘坐的汽车坠进了悬崖，两人已成了葬身山坳的鬼魂。

到达小镇的那一晚，他在电影院跟人介绍自己，说他是机车工程师，要赶在变化无常的汛期到来之前修建一段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他亲自敲进发报机的，他又向报务员传授了一招，教他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还同样在行地跟那几个月正在这里征兵的一位军医聊起边境的时疫。他喜欢参加热闹而漫长的聚会，善于饮酒，乐于劝架，痛恨打牌作弊。有一个礼拜天，弥撒结束之后，他向许多一流的游泳健将发出挑战，结果只从河对岸游个来回的工夫，他就把最优秀的对手落下划水二十次的距离。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的，末尾她还加上一句评语，很符合她的口气：“他又像是在金币里游泳。”这正好与那个尚未证实的传闻相符：巴亚尔多·圣罗曼无事不通，无事不精，而且拥有无限财富。

唯有一件事令人意想不到、大吃一惊，婚礼那天早晨，新郎迟到了两个钟头才来迎娶安赫拉·维卡里奥。而安赫拉在新郎到来之前拒绝穿上婚纱。“你想啊，”她对我说，“他如果不来我倒是高兴，但不能在我穿戴整齐之后不迎娶我。”她的审慎合情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难堪的不幸莫过于穿着婚纱被人拋弃。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还敢蒙上面纱、插上香橙花，事后也被看作是对纯洁象征的亵渎。唯独我母亲认为她拿着一副标了记号的牌还敢赌到最后是很有勇气的行为。“那个时候，”她向我解释说，“上帝是理解这种事的。”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弄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耍的是什么牌。从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在婚礼上露面，到牵着给他带来所有烦恼的人逃离舞会，他始终是一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维卡里奥家的房子十分简朴，砖块砌墙，棕榈叶铺顶，上面有两个小阁楼，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繁衍。房子前面有一个几乎被花盆覆满的平台，宽敞的院子里散养着母鸡，还种了几株果树。院子深处，孪生兄弟垒砌了一个猪圈，旁边摆着宰猪的石台和肉案。自从庞西奥·维卡里奥失明后，屠宰就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首先操持这项营生的是佩德罗·维卡里奥，等他服兵役之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屠夫的手艺。

安赫拉·维卡里奥是这个清贫的家庭里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是穷人家的金匠。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他兢兢业业地打制金银首饰，终致双目失明。她的母亲普里西玛·德尔卡门当过小学教员，结婚后永远地做了家庭主妇。她那温和而略显忧伤的面容将她严厉的性格完全隐藏了起来。“她看上去像个修女。”梅塞德斯回忆说。这位母亲凭着强烈的牺牲精神，倾注全部精力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有时甚至让人忘记了她的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成婚。除了那对孪生兄弟，中间还有过一个女儿，因为夜里发烧而早夭了。两年过去了，全家人仍在给她服丧，在家时穿着简孝，出门则一身重孝。家中的男孩被教育要长成男子汉，女孩则要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织花边、洗熨衣物、编绢花、做精致的甜食，还会撰写订婚请柬。那时候别人家的女孩已不太在意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可这四个姑娘却还熟悉老一辈人的做法，知道如何照料病人、慰藉临终者和为死者穿寿衣。她们只有一件事让我母亲看不惯，就是在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几个女孩说，“不要在夜里梳头，会耽误水手归航的。”除此以外，我母亲认为谁家的姑娘也比不上她们有教养。“这几个女孩真是完美，”常常听到我母亲这么说，“哪个男人娶了她们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九*九*藏*书*网们从小就学会了吃苦耐劳。”不过，娶了两个大女儿的男人很难打破这对姐妹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而且总能觉察出男人们隐藏的不良企图。

刚好过了五分钟，他就挎着塞满了钱的背囊回到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钞票撂在桌上，上面还束着国家银行的印刷封条。鳏夫希乌斯死于两年之后。“他就死在这件事上，”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说，“他的身体比我们都健康，但给他听诊时，可以听见眼泪在他心里翻腾。”他不仅将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都卖给了巴亚尔多·圣罗曼，而且请求他一点一点地付钱，因为他甚至没有一个能存放这么多钞票的箱子。

鳏夫盯着他，眼里满含泪水。“他气恼地哭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既是名医生也是个作家，“你想啊，一笔巨款唾手可得，却因为精神脆弱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没有说话，只是毫不犹豫地摇头回绝。

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她此前从未有过未婚夫，而且是在母亲严厉的管制下和姐姐们一起长大的。即便在婚礼前两个月，普拉·维卡里奥仍旧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尔多·圣罗曼去看新房，而是由母亲和失明的父亲陪着，以保全她的名节。“我只祈求上帝给我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可是上帝没有。”她心烦意乱，本想将实情告诉母亲，好让自己从这场灾难里解脱出来，然而她仅有的两个可信的女伴在帮她做绢花的时候劝她打消原先的念头。“我轻率地听了她们的话，”她告诉我，“因为她们让我相信，男人的把戏她们全都懂。”她们向她担保，几乎每个女人幼年时都因为某种意外失去了童贞。她们还坚持说，只要旁人不知道，即便是最强硬的丈夫遇到了事，也会忍气吞声。最后她们安慰她说，到了新婚之夜，大多数男人都非常紧张害怕，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办不成；等到真相暴露，他们又会茫然无措。“在床单上瞧见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两个女人告诉她。之后她们教给了她产婆掩盖失贞的那套花招，这样便能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亚麻床单晾在院子里的阳光下，以展示那象征贞节的血渍。

“没有价钱。”

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被杀的前一晚，他最大的乐事便是计算婚礼的花销。在教堂里，他估算说仅花饰这一项开支就顶得上十四场一流葬礼的费用。这个精准的说法搅扰了我很多年。圣地亚哥·纳萨尔曾跟我说过许多遍，室内鲜花的香气总让他立刻联想到死亡，那天走进教堂时他又向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上不要鲜花。”他告诉我，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要操心为他撤去鲜花。从教堂到维卡里奥家的路上，他估算着装点街面的五彩花环的费用、邀请乐队和燃放烟火的开销，甚至还计算了婚礼前为欢迎大家而撒下的生大米要花多少钱。在令人困倦的正午，新婚夫妇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巴亚尔多·圣罗曼当时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按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酒桌上的交情，他坐在我们桌边，看上去十分轻松惬意。安赫拉·维卡里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身上的绸缎礼服被汗水微微浸湿，她竟然这么快就显出了已婚妇人的面容。圣地亚哥·纳萨尔估算着告诉巴亚尔多·圣罗曼，截止到那时婚礼已经花费了近九千比索。很显然，对安赫拉·维卡里奥来说，这话有些莽撞失礼。“我母亲教育我，不该当着别人的面谈钱的事。”她对我说。而巴亚尔多·圣罗曼恰好相反，他听到圣地亚哥的话不但和颜悦色，甚至还有些自得。

“五千比索吧。”他说。

安赫拉·维卡里奥向我坦言，巴亚尔多确实给她留下了印象，但和一见倾心毫不相干。“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趾高气扬的家伙。”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她对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呢。”宣布了手摇唱机的中奖号码后，她的反感愈发强烈，因为在焦急等待的众人中，果真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中了彩。她实在难以料到，仅仅为了取悦她，他竟然买下了所有的彩票。

“妈妈，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说，“您是一位圣人。”

“里面的东西我也都买下来。”

当天晚上，安赫拉·维卡里奥回到家时，发现那台手摇唱机已经摆在她家里，裹着包装纸，还系了玻璃纱的蝴蝶结。“我一直没弄明白，他怎么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父母相信，她没有给巴亚尔多·圣罗曼任何理由赠送这样一份厚礼，而且是以这种张扬惹眼的方式。于是，她的两个哥哥佩德罗和巴勃罗，抱上手摇唱机去了单身公寓，想将它送归原主。这对孪生兄弟办事麻利，因此没有人看见他们进出公寓。但有一点这家人未曾考虑到，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不可抗拒的魅力。兄弟两人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来，喝得酩酊大醉，不仅抱回了手摇唱机，而且把巴亚尔多·圣罗曼领到家里继续开怀畅饮。

他们两人是如何相识的，始终没有人能说清楚。据巴亚尔多·圣罗曼曾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九月末的一天，巴亚尔多·圣罗曼正躺在门厅里的摇椅上睡午觉，安赫拉·维卡里奥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穿过广场，巴亚尔多·圣罗曼在半睡半醒间瞥见了这两个穿着不祥黑衣的女人，在下午两点钟的沉寂中，她们仿佛是唯一的活物。他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回话说，就是她身边那个妇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里奥。巴亚尔多·圣罗曼一直注视着她们走到广场的另一端。

可是鳏夫一直到那场牌局结束都没有松口。又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尔多·圣罗曼经过充分的准备回到多米诺牌桌旁。

“他让我想起魔鬼，”她对我说，“但你自己告诉过我，这类话不该写到信里。”

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在巴亚尔多·圣罗曼追求她之前，公寓老板娘已经把这段逸事讲给她听了。“把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另有四个人则不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在所有的说法中有一点很一致：安赫拉·维卡里奥和巴亚尔多·圣罗曼是在十月全国假日里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回见面的。安赫拉负责宣布彩票的中奖号码。巴亚尔多·圣罗曼来到后，径直走向这个身着重孝、神色倦怠的姑娘照管的柜台。他问安赫拉，那台镶着珍珠母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它可是整个晚会上最吸引人的物件。姑娘回答说那不是卖的，而是中彩的奖品。

“孤老头儿，”巴亚尔多·圣罗曼对他说，“我想买你的房子。”

“说吧，丫头，”他气得浑身颤抖，质问道，“告诉我们是谁干的。”

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四个姑娘里长得最漂亮，我母亲说，她出生的时候脐带绕在脖子上，跟历史上伟大的王后们一样。不过她有一种孤独无依、消沉萎靡的气质，预示了她捉摸不定的未来。每年圣诞假期我都能看见她，她在自家的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沉郁。她一个下午坐在那里用零碎绸布做绢花，和邻家的姑娘们一起哼着单身女子的华尔兹曲。“她已经死吊到一根绳上喽，”圣地亚哥·纳萨尔对我说，“瞧瞧你这个傻表妹。”在她给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第一次在街上碰见她，她穿戴得很成熟，还烫了鬈发，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她。不过，那仅是瞬间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愈发颓靡委顿了。因此当巴亚尔多·圣罗曼要娶她的消息传开，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外乡人的一派胡言。

午夜过后，狂欢的人群渐渐散去，变成三三两两的嬉闹，只有广场一侧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铺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有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和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起去了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维卡里奥家的孪生兄弟也在那儿的一堆客人当中。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五个小时之前，他们还跟我们一道喝酒，跟圣地亚哥一起高歌。当时，那场独特的庆典余热未尽，乐曲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远处还有一阵阵的打斗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将要鸣响汽笛前，那些声音仍然依稀可闻，只是一声比一声苍凉。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背上，又闭上了双眼。

“我给你一万，”巴亚尔多·圣罗曼说，“马上支付，一沓一沓的现钱。”

在十月份的一封信里，我母亲最后一次称赞了这个人。“所有人都喜欢他，”她告诉我，“因为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还用拉丁文帮着做了弥撒。”那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可我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说清楚时，总习惯列出这类多余的细节。在做了这条神圣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来过两封信，然而对巴亚尔多·圣罗曼只字未提，即使他要娶安赫拉·维卡里奥的消息http://www.99lib.net已经尽人皆知。直到那场不幸的婚礼过去很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她认识巴亚尔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更正十月份那封信的说法了，他那双金色的眼睛让她不寒而栗。

一共来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和两个惹事添乱的妹妹。他们开着挂官方牌照的福特T型车来到镇上，鸭叫一样的喇叭声惊扰了上午十一点的大街小巷。他的母亲阿尔伯塔·西蒙德斯是个大块头的黑白混血女人，她来自库拉索岛，说话时西班牙语里夹杂着帕皮阿门托语，据说年轻时曾是安的列斯群岛两百名绝色少女中最美艳的一位。他的两个妹妹刚刚成年，像两匹焦躁不安的小母马。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他的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因为在图库林卡事件中击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而成为保守党政权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全镇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没有向他致敬。“我觉得这桩婚事不错，”她对我说，“不过结亲是一回事，跟下令向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开冷枪的人握手，则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挥舞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所有人都认出了他，因为他的肖像已经广为流传。他身穿小麦色的亚麻西装，脚蹬交叉系带的科尔多瓦皮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镜腿拴了一根银链系在马甲的扣眼上。他上衣的翻领上别着勇士勋章，手杖的握柄上雕刻着国徽。这位将军第一个走下车，身上沾满了我们小镇破街陋巷里灼热的尘土。他驱车前来，不过是让所有人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想娶谁就可以娶谁。

我认识他要比母亲稍迟一些，是在圣诞节放假回乡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古怪。他是个有魅力的人，但绝没有玛格达莱纳·奥利维形容的那么理想。他的把戏能把别人唬住，可我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得多，过分迷人的举止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紧张不安。最重要的是，我感到他是个很忧郁的人。那时候他已经跟安赫拉·维卡里奥正式订婚了。

鳏夫希乌斯凭着旧式的良好教养跟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含辛茹苦一辈子置办下的，对他而言它们仍是她的一部分。“他真是在捧着心说话，”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告诉我，当时他也在牌桌上，“我非常肯定，他宁可去死，也不愿卖掉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的房子。”巴亚尔多·圣罗曼也懂这个道理。

圣地亚哥·纳萨尔打算核对到最后一分钱，他的生命时限恰好允许他完成这件事。事实上，加上第二天他临死前四十五分钟克里斯托·贝多亚在码头上透露的最后几笔款项，他已经证实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估计十分准确。

“抱歉，巴亚尔多，”鳏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人心啊。”

依照当时的风俗，订婚之后还需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双方相会都要受到监视，但是由于巴亚尔多·圣罗曼催促得紧，他们只过了四个月就结婚了。没有提得更早，是因为普拉·维卡里奥坚持要等到过完丧期。不过，巴亚尔多·圣罗曼行事果断利落，所以时间还算充裕。“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栋房子，”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个，就回答说，鳏夫希乌斯的别墅是镇上最漂亮的房子。”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回答。那栋房子建在一座四面迎风的山丘上，站在屋顶平台就能望见铺满紫色银莲花的沼泽，仿佛面朝无垠的天堂；在晴朗的夏日里，可以远眺加勒比海清晰的海平线和从卡塔赫纳驶来的跨洋游轮。当天晚上，巴亚尔多·圣罗曼便去了社交倶乐部，坐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玩了一把多米诺骨牌。

将近三点，孪生兄弟被母亲紧急召回家。两个人瞧见安赫拉·维卡里奥趴在餐厅的沙发上，一脸伤痕，但已经不哭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说，“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已经摆脱死亡的威胁，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好倒下头大睡一场。”佩德罗·维卡里奥，两兄弟里更坚定果决的那一个，拦腰提起他的妹妹，将她摔坐在餐桌上。

“房子不卖。”鳏夫答道。

“圣母啊，”她惊骇地叫道，“如果你们还活着就说句话。”

“爱也是可以学来的。”

正式典礼傍晚六点结束，贵宾们告辞离去。灯火通明的礼宾船起航后，留下自动钢琴演奏华尔兹舞曲的袅袅余音。霎时间我们感到漂浮在不确定的深渊上，直到再次认出彼此，投身到寻欢作乐的人群当中。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车里，汽车在纷纷9９ｌｉb•ｎeｔ攘攘的人群中艰难穿行。巴亚尔多·圣罗曼点燃烟火，接过众人递给他的瓶子痛饮甘蔗烧酒，而后和安赫拉·维卡里奥一起下车，拉着她钻入了昆比安巴舞旋转的圈子。最后他吩咐我们能跳多久就跳多久，一切花费都算在他的账上，然后拽着惶恐不安的妻子前往他梦寐以求的新居——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岁月的那栋房子去了。

全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十分拥挤。两位姐姐意识到庆典的规模如此庞大时，曾打算借一栋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她们还盘算着要借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幸好我父母坚持那句老话：自家的女儿要么在猪窝里出嫁，要么不出嫁。”就这样他们将黄色的墙壁粉刷一新，修理了门板，平整好地面，将房子拾掇得体面干净，让它尽可能与豪华铺张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别处，又用生石灰清理了猪圈。即便如此，地方仍旧显得不够大。最后，巴亚尔多·圣罗曼想了个主意，他们推倒了后院的篱笆，借用邻居家的院子跳舞，还搬来木匠的工作台，准备让人们在罗望子树的浓荫下就餐。

“太好了，”他说，“那就简单了，而且更便宜。”

“孤老头儿，”他重提话头，“房子卖多少钱？”

可是维卡里奥一家不仅把求亲的事当真，而且异常兴奋。只有普拉·维卡里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要求巴亚尔多·圣罗曼讲清楚自己的身世。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人们所知的只是那天下午他穿着演员的服装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闭口不谈，因此就连那些最古怪荒谬的揣测也可能是真的。有传言说，他曾率领军队在卡萨纳雷省扫荡了不少村庄，造成一片恐慌；也有人说他是来自卡宴的逃犯；还有人说，曾见过他混迹于巴西的伯南布哥，靠耍弄一对驯服的狗熊混饭吃；甚至有人说，他在向风海峡打捞到一艘满载黄金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尔多·圣罗曼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平息了所有流言：他把全家人带到了镇上。

可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想嫁给他。“我觉得他太像个大人物。”她告诉我。而且，巴亚尔多·圣罗曼根本没有向她献过殷勤，只是施展魅力令她的家人着迷。安赫拉·维卡里奥无法忘记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的父母、两个姐姐和姐夫全都聚在客厅里，强迫她嫁给那个没怎么见过面的男人。孪生兄弟没有参与。“我们觉得那是女人们的事。”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仅凭一条理由就拿定了主意：一个以勤俭谦恭为美德的家庭，没有权利轻视命运的馈赠。安赫拉·维卡里奥鼓起勇气，想要暗示两人之间缺乏爱情基础，可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驳了回来：

八月底，我母亲在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随笔提到：“来了一个怪人。”下一封信里又写道：“那个怪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我还没有见过他。”没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曾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或许是实情，但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给出其他答案，因为他的口吻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掩饰。

也没有人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手里攥着什么牌。从教堂仪式到婚庆典礼，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克也跟在身边，我们谁都没有看出他的举止有任何细小的变化。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块儿长大，假期里也总是厮混在一起，谁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能隐藏什么不可泄露的秘密，更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秘密。

那个退回新娘的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前一年八月，也就是婚礼前六个月，他第一次来到镇上。他来时乘坐着每礼拜一班的轮船，肩上挎着镶银饰的背囊，腰上的皮带扣、靴子上的金属环和背囊的银饰搭配得十分妥帖。他有三十岁左右，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身材瘦削得像个见习斗牛士，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肤色仿佛是用硝石慢慢烘烤出来的。他身穿小牛皮短夹克和痩腿裤，戴着同样颜色的山羊皮手套。玛格达莱纳·奥利维跟他搭乘同一班船，一路上都忍不住盯着他看。“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可惜了，不然我真恨不得把他抹上黄油生吞下去。”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巴亚尔多·圣罗曼难以被看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