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什么事啦？”
维卡里奥兄弟将他们的计划至少告诉了十二个来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之前就将消息传到了各处。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为，街对面那一家人不可能一无所知。她以为圣地亚哥·纳萨尔不在家，因为她一直没有看见卧室的灯亮起来。她尽可能地恳请每一个人碰到他的时候捎句话提醒他。她甚至嘱咐来给嬷嬷们买牛奶的见习修女，让她给阿马尔多神父传个话。四点钟过后，她看到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厨房亮起了灯，便让那个每天来讨一点儿牛奶的乞妇给维多利亚·古斯曼最后一次捎去紧急口信。主教乘坐的汽轮鸣响汽笛时，几乎所有人都从睡梦中醒来准备前去迎候，那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还不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其他的人不仅知情，而且对细节了如指掌。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大约会永远记得阿庞特上校那矮胖的身材让她感到一丝怜悯，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个快活的家伙，虽然他独自练习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后，弄得自己有点神魂颠倒。那个礼拜一，他的举止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轻率愚钝。事实上，直到在码头上碰见圣地亚哥·纳萨尔，上校才重新想起这档子事，并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得意。
“别胡扯了，”他说，“他们谁也杀不了，更别说是那样的阔佬。”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就像往常那样，佩德罗握住两把刀在砂轮上翻转刀面，巴勃罗摇动砂轮转柄。一边磨着刀，他们还一边跟其他肉贩议论着婚礼的盛况。有人抱怨说，尽管是同行却没有吃到婚庆蛋糕，兄弟俩答应稍晚就送来。最后，他们让刀在砂轮上发出铿锵的乐声，巴勃罗将他的那把凑到灯前，锋利的刀尖闪着寒光。
我们在窗下唱小夜曲，在院子里燃放烟火和爆竹，但却感觉不到别墅里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当时没有想到房子里没人，尤其是那辆新汽车还停在门口，车篷折叠着，婚礼中挂上的缎带和蜡制香橙花环还原封未动。我的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那时候像个专业的吉他手，他即兴为新人弹唱了一首打趣婚姻的歌谣。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明月高悬，空气澄澈，山崖下的墓园里闪动着一簇簇磷火。另一边，隐约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苍茫的沼泽地和加勒比海磷光闪闪的海平线。圣地亚哥·纳萨尔指着海面上闪烁的光芒对我们说，那是一艘贩奴船受苦的鬼魂，它满载着从塞内加尔劫掠的黑奴沉没在卡塔赫纳的港湾里。他应当不是良心上有什么歉疚烦恼，因为那时他还不知道安赫拉·维卡里奥短暂的婚姻生活已经在两个小时前结束了。巴亚尔多·圣罗曼拉着他的妻子徒步返回她父母家，以免汽车的马达声过早地泄露他的不幸。他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在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独自守着暗淡无光的空房。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凭着直觉已经有所领悟。她敢肯定，维卡里奥兄弟并不急于复仇，而是迫切地想找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可是阿庞特上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穿过厨房的门回到家中，我母亲特意没有闩门，以免我们回来时吵醒父亲。路易斯·恩里克睡觉前去了趟卫生间，就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我另一个弟弟海梅起床准备上学时，发现他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里哼着歌。我的修女妹妹因为宿醉未消没有去码头迎接主教，她也叫不醒路易斯·恩里克。“我去卫生间时，五点的钟声正好敲响。”她对我说。稍晚些时候，妹妹玛戈特进卫生间洗澡准备去码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路易斯拖回他自己的卧室。沉沉睡梦中，他朦朦胧胧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鸣响了头几声汽笛。这之后由于被婚礼狂欢耗尽了体力，他又酣然睡去，直到我的修女妹妹匆忙套上法袍，冲进卧室，发疯般地将他唤醒：
然而快吃完早餐时，他记起了警察刚才报告的情况，两条消息合在一起，他立刻发现它们就像两块能够完美拼接的拼图。于是他沿着通往码头的大街往广场走去，主教就快到了，街边的居民已经开始活跃起来。“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快五点了，天下起雨来。”拉萨罗·阿庞特上校对我说。一路上，有三个人拦住他，向他透露了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消息，但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99lｉｂ•ｎｅｔ地点。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了他一句。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回到店里，看见孪生兄弟正和警察莱安德罗·伯诺伊交谈。他是来给镇长取牛奶的。她没听到他们聊些什么，不过从警察出门前端详那两把屠刀的眼神中，她怀疑维卡里奥兄弟已经把计划透露给他了。
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乔装打扮方面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天赋，他最喜欢把混血姑娘打扮成别的模样。他常常抢走几个姑娘的衣服给其他姑娘穿上，最后每个姑娘都变得不像自己，反倒显出别人的样貌。有一次，一个女孩看到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竟忍不住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从镜子里走出来了。”她说。但是那一晚，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一次享受易装大师的乐趣。她编了个拙劣的借口将圣地亚哥·纳萨尔打发走，那次记忆的苦涩味道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我们带着乐手跑到大街上游逛吟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里奥兄弟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我们正在狂欢。将近四点时，圣地亚哥·纳萨尔突发奇想，邀我们登上鳏夫希乌斯的小山丘，为新婚夫妇去演唱。
维卡里奥兄弟离开了牛奶店。镇长轻率的做法让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再一次失望，她原本以为上校会拘捕这对孪生兄弟，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阿庞特上校给她看了看缴来的屠刀，就算了结了这件事。
上校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找到了两兄弟。“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虚张声势，”上校依照他自己的逻辑对我说，“因为他们不像我想象中醉得那么厉害。”他没有盘问两个人的意图，就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喝令他们回去睡觉。他泰然自若地对待他们，就像在惊慌失措的妻子面前一样若无其事。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还没有卖完，维卡里奥兄弟就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另外两把刀，用报纸包裹着。一把是剁肉刀，刀面粗糙，锈迹斑斑，长十二英寸，宽三英寸，那是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战争期间因为买不到德国刀而用一把钢锯改制的。另一把要短些，但刀面很宽，是弯曲的。法官在预审报告上画了一幅简图，或许是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述，便大着胆子说它像一把小型阿拉伯弯刀。他们就是用这两把刀杀的人，两把刀都很粗笨，而且磨得很厉害。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返回去，穿过走廊，混血姑娘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花丛旁。我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房间里没有灯光，但我一进门就闻到了女人温热的气息，看见了黑暗中那只失眠的母豹的双眼。于是我便心旌摇荡地忘掉了一切，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谁都知道兄弟俩是忠厚老实人，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我们想那准是醉话。”几个卖肉的人这么说。在这之后碰见兄弟俩的维多利亚·古斯曼和其他许多人也都这么讲。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几位屠户，是不是屠宰卖肉的营生会掩盖某些人嗜杀的本质。他们反驳道：“我们宰牛的时候，都不敢看它的眼睛。”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不敢吃自己宰的牲畜的肉。另一个人说，他不忍心下手杀掉他熟悉的母牛，特别是在喝过它的奶之后。我提醒他们，维卡里奥兄弟就屠宰自家养的猪，他们非常熟悉那些猪，还给它们起了名九_九_藏_书_网
字。“那倒不假，”其中一个屠户回答说，“不过您该知道，他们给猪起的不是人的名字，而是花的名字。”只有福斯蒂诺·桑托斯隐约觉出巴勃罗·维卡里奥那句恐吓的话里夹带着真实的成分，他便开玩笑似的追问，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应该比他先死的有钱人多的是。
福斯蒂诺·桑托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俩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告诉我，“又用别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吵嚷着，说他们要去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肠子掏出来。于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胡扯，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他们手里的刀，以为还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这一次，兄弟俩一进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就注意到他们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
律师认为这起凶杀案属于捍卫名誉的正当行为，而且觉得持这种观点问心无愧。审判结束时，孪生兄弟扬言，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作案几分钟后，他们到教堂自首，从那时候起就料想可以用这个说辞做辩护。兄弟俩被一群愤怒的阿拉伯人追赶着，气喘吁吁地闯进阿马尔多神父的住处，将两把光洁的屠刀撂在神父的桌上。杀人的暴行耗得他们筋疲力尽，衣服和胳膊已被汗水浸湿，沾满鲜血的脸上淌着热汗。不过，堂区神父却认为他们的自首是极有尊严的举动。
福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心存疑虑，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一位警察。这位警察是过后不久来到肉市上的，他要买一磅猪肝为镇长预备早餐。根据预审报告记录，警察名叫莱安德罗·伯诺伊。凶杀案之后的第二年，他在节庆赛会上被一头公牛用犄角挑开颈动脉而致身亡。因此，我从没访谈过他。不过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证实，维卡里奥兄弟坐在她店里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这位警察是第一个踏进店门的人。
圣地亚哥·纳萨尔说他迟些再喝，并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再给他送一套和身上这身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上床躺下，维多利亚·古斯曼就从讨牛奶的乞妇那儿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捎来的口信。五点半她叫醒了他，不过没有让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自己提着一身亚麻套装上了楼，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女儿落入主人家的魔爪。
“没什么，”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想要杀了他。”
实际上，兄弟两人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般相像，到了危急时刻，脾性更是截然不同。我们这几个朋友，上小学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勃罗比他弟弟早出生六分钟，直到少年时期还富有想象力，做事果敢。而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我看来更加感情用事，因此也更为专断。二十岁那年，他们一起报名服兵役，巴勃罗·维卡里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顾家庭。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治安巡逻队服役十一个月。由于死亡的胁迫而愈加严酷的军纪，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能和替哥哥拿主意的习惯。退役前，他染上了严重的淋病，病情十分顽固，军医最暴烈的治疗措施、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清洗剂都无济于事。后来在他入狱期间，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朋友一致认为，巴勃罗·维卡里奥突然对弟弟言听计从，是因为退伍归来的佩德罗一身兵营做派，而且还添了个新花样，只要有人想看，他便撩起衬衣展示左肋上子弹留下的伤疤。对于佩德罗像得了勋章一样到处炫耀大人物才患的淋
病，巴勃罗·维卡里奥甚至觉得很是光彩。
我弟弟却不记得他说过这句话。“就算他真的说过，我也不会相信。”他这样跟我说过很多次，“谁他妈的相信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尤其是还拿着杀猪刀！”随后兄弟俩问他圣地亚哥·纳萨尔在哪儿，因为他们曾经看到我弟弟跟他在一起。我弟弟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是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和维卡里奥兄弟在听到他的话后大惊失色，这句答话作为他们各自的呈堂供词写进了预审报告。据他们说，我弟弟当时回答：“圣地亚哥·纳萨尔已经死了。”随后他模仿主教的姿势做了祝福，转身绊到了门槛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在广场中央，他和阿马尔多神父擦肩9９ｌib•nｅｔ而过。神父穿着法袍正去往码头，身后跟着一个摇铃的侍童，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在户外做弥撒而准备的。维卡里奥兄弟看见这些人走过去，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家，”他说，“眼下的问题是该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然后接着过年。”
维卡里奥兄弟不会看到那扇窗子透出光来。圣地亚哥·纳萨尔四点二十分回到家里，不必打开任何一盏灯就可以走进卧室，因为楼梯的壁灯整宿亮着。他一头躺倒在黑暗中的床上，没有脱衣服，他只能睡一个小时。维多利亚·古斯曼上楼叫他起床去迎接主教时，发现他就这么睡着。我们一起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儿待到三点多，她亲自把乐手们打发走，熄灭院子里舞场上的灯，吩咐那些寻欢作乐的黑白混血姑娘们独自回房休息。她们已经不停歇地工作了三天三夜，先是偷偷地招待婚礼嘉宾，之后又敞开门款待我们这些狂欢之余尚未尽兴的人。至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我们常说她这辈子只睡一次觉，那就是永世长眠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绰约最温存的女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她的床上技艺，不过她也是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一栋四门大开的房子，有几间供人租住的屋子，一个当作舞场的宽敞庭院，庭院里悬挂着从帕拉马里博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大灯笼。是她夺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荡的床更让人悲伤。圣地亚哥·纳萨尔第一眼见到她就丢了魂儿。我告诫他：“雄鹰追逐苍鹭，危机四伏。”可他听不进去，仍被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迷人的召唤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燃起他狂乱的激情，成了他十五岁那年为之哭泣的主角，直到易卜拉欣·纳萨尔一顿鞭子把他从床上抽起来，关进圣颜牧场一年多。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仍有一种严肃的情感，却已不再是混乱痴狂的激情。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十分尊重他，只要他在，就绝不与其他人上床。最近那次假期，她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有些疲惫，早早将我们打发走了，但是大门却不上闩，走廊里还留着一盏灯，是让我偷偷地回去跟她私会。
“或许在上帝面前无罪。”阿马尔多神父说。
“上帝啊，”他讥讽地说，“主教知道了会怎么想？”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真地打量着他们。她太熟悉这对孪生兄弟了，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他们俩，尤其是在佩德罗·维卡里奥服役回来以后。“他们还像两个孩子。”她对我说。这个念头让她打了个冷战，因为她向来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她把奶具准备好，跑去叫醒丈夫，告诉了他店里发生的事。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睡半醒地听她讲。
“不管在上帝还是在世人面前，我们都无罪。”巴勃罗·维卡里奥说，“是为了名誉！”
“现在他们俩没了凶器，谁也杀不了了。”他说。
“他们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
维卡里奥兄弟是在四点十分进的店门。那个时间只卖些吃的东西，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甘蔗烧酒，不仅因为她对兄弟俩高看一眼，也是为了感谢收到他们的婚庆蛋糕。这对兄弟两大口就将整瓶酒喝干了，依旧面不改色。“他们已经喝得麻木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就算喝下去的是灯油，也不能让他们血压升高。”之后，兄弟俩脱下呢子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酒。他们的衬衫上满是汗渍，胡子一整天没刮，看上去像是乡下人。第二瓶酒他们喝得慢些，一边坐在那儿喝，一边固执地盯着街对面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暗淡无光，阳台上最大的一扇窗连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卧室。佩德罗·维卡里奥问克洛蒂尔德·阿门塔，那扇窗里亮过灯没有。她回答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拉萨罗·阿庞特上校差几分钟四点起了床。警察莱安德罗·伯诺伊赶来报告维卡里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刮完胡子。前一天夜里他已经处理了好几场朋友间的纠纷，再多一桩这类的案子也不必着急了。他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遍蝴蝶领结，直到完全满意为止。为了藏书网恭候主教，他又把圣母会的肩衣套在脖子上。在他吃着早餐洋葱炒猪肝的时候，他的妻子激动地告诉他，巴亚尔多·圣罗曼把安赫拉·维卡里奥休回娘家去了。可在他听来，这件事并没有多少戏剧性。
“白佬，”她叫住他，“咖啡快好了。”
“不是为了这个，”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说道，“应该让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
这句回答太过自然，教她简直无法相信。但是，她留意到兄弟俩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布里。
所以，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兄弟两人迈进店门时不如之前坚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给他们来了一瓶烈性朗姆酒，盼着能让他们醉死过去。“那一天我才发现，”她对我说，“我们女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孤独！”佩德罗·维卡里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换了新刀片的安全剃刀，可他却用屠刀刮了胡子。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那简直是粗野透顶。“就像电影里的杀手。”她对我说。后来，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我，这事是真的，他在军营里学会了用剃头刀刮脸，之后就再也没能改变。他哥哥刮脸的方式远比他斯文，用了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安全剃刀。之后两个人慢慢安静地喝着那瓶烈酒，睡眼惺忪地望着街对面那栋房子昏暗的窗口。与此同时，许多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牛奶，询问店里没有的吃食，实际上是想看看，兄弟俩是否真的在等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要杀了他。
“你们想一想，”他对兄弟俩说，“要是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
多年以后，维卡里奥兄弟告诉我，他们起初先是到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找圣地亚哥·纳萨尔，两点钟之前他们还跟他一起待在那儿。这个情况，连同其他许多信息都没有写进预审报告里。实际上，兄弟两人说他们去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正一起哼唱着小夜曲在街上闲逛；总之，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去过。“他们要是来了，绝不会离开这儿的。”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告诉我。我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对她这句话深信不疑。事实上，维卡里奥兄弟是跑到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里去等人的，他们明知道所有人都可能出现在那里，唯独圣地亚哥·纳萨尔不会。“只有那儿开着门。”他们向法官解释道。“他迟早会露面的。”他们被释放后曾对我说。可是谁都知道，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前门即便在大白天也永远是从里面闩上的，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腰里总挂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里奥兄弟在房子这头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却从后门进了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出门迎候主教时，圣地亚哥·纳萨尔却走了朝向广场的前门，这其中的缘故，让预审法官百思不得其解。
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大清早要去杀他吗？”她问。
“多保重。”她对他们说。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耽搁了一阵，这次是佩德罗·维卡里奥以为他哥哥在有意浪费时间。他们喝咖啡时，正值妙龄的普鲁登西亚·科特斯走进厨房，她手里攥着一卷旧九-九-藏-书-网报纸，准备将炉子烧旺些。“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告诉我，“我不仅同意，而且如果他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履行责任，我就不会嫁给他。”走出厨房之前，巴勃罗·维卡里奥从她手里抽出两沓报纸，递给弟弟一沓，两人把刀裹起来。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站在厨房里一直看着他们走出院门，此后她又等了三年，一刻也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勃罗·维卡里奥出狱，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谁不知道啊，傻瓜，”巴勃罗·维卡里奥答话时似乎心情不错，“我们只是来磨刀的。”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圣地亚哥家的后门跟他分手的，他们约好一会儿在码头上碰面。家里的狗听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像往常一样吠了两声，他在暗影中摇晃着钥匙让它们安静下来。他穿过厨房走向屋子时，维多利亚·古斯曼正照看着灶台上的咖啡壶。
更夸张的是，在重述案情时，他们将凶杀过程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凶残，甚至描绘说，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大门上布满了刀痕，不得不动用公款去修补。在里奥阿查的监狱里，兄弟两人等候审判长达三年，因为他们无钱交纳保释金。狱中的老囚犯记得他们性情温和，为人友善，但从未见他们流露过一丁点儿悔意。不过根据种种事实推断，兄弟两人似乎并不想避开众人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而是千方百计让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成功。
“他自己心里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
我弟弟在回家的路上走进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去买香烟。他喝得太多，对当时的场景记忆模糊，但是他忘不了佩德罗·维卡里奥让他喝了口酒，那酒实在要命。“简直像咽下一团火。”他对我说。睡着的巴勃罗·维卡里奥听到我弟弟进门，猛地惊醒了，朝他亮了亮手里的刀。
从未见过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从妹妹口中得知那个人的姓名后，维卡里奥兄弟便进了猪圈里存放屠宰器具的储藏室，挑出两把最好的刀：一把是剁肉砍刀，长十英寸，宽两英寸半；另一把是刮皮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用破布把刀裹起来，拿到肉市上去磨，那时肉市里只有几个摊位开了张。天色尚早顾客还不多，但有二十二个人声称听到了兄弟两人说的话，他们全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存心说话给别人听。肉贩福斯蒂诺·桑托斯是兄弟俩的朋友，看见他们三点二十分就进了肉市，当时他刚刚铺开卖猪下水的摊位。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礼拜一清晨早早跑来，还穿着婚礼上的深色礼服。他通常会在礼拜五见到兄弟俩，时间要晚一些，而且他们总系着屠户的皮围裙。“我当时想他们俩喝得太多了，”福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不仅弄错了时辰，还弄错了日期。”他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我们是存心要杀他的，”佩德罗·维卡里奥说，“但是我们无罪。”
那时，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这家店一直是这样的：清早卖牛奶，白天供应吃食，过了傍晚六点就变成一家酒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而她丈夫，老实厚道的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晚上照看酒馆直到打烊。不过那天婚礼散场之后，来了不少客人，过了三点钟也没能关门，他便先去睡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比平日起得早些，她想赶在主教到来之前做完手上的活儿。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看见堂区神父从门前走远，孪生兄弟显得十分失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然而许多年之后，在昏暗的卡拉菲尔疗养院隐居的阿马尔多神父向我坦白，他其实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口信和别人传来的紧急消息，那时他正准备前往码头。“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对我说，“我首先想到这不是我的事，而是市政厅的职责，后来我决定顺路给普拉西达·利内罗捎个话。”然而，穿过广场时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您得理解，”他对我说，“在那个不幸的日子，主教要来。”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绝望，他嫌恶自己除了敲响救火的钟声，竟然什么主意也想不出。
我们走下山丘时，我弟弟邀请大家去市场上的小饭馆吃炸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跟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岸走去，旧码头边散布的穷人下榻的客栈开始亮起灯来。拐过街角时，圣地亚哥·纳萨尔朝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