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采访 彭国梁 《创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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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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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几年你写作丰收,今后你还有些什么计划?
答:《污水上的肥皂泡》于一九八五年写成,通过作家何立伟、王平等朋友的介绍,得以在《新创作》上露面。这件事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一个惊喜,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功。我一贯在创作上很自信,但对于发表一事却比较悲观,总认为很难有人真正理解我的作品。使我惊奇的是,当时《新创作》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张新奇在我当时还无人所知,并且又文风特别冷僻的情况下,不拘一格地选发了我的处女作,这对我后来创作的迅速发展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污水上的肥皂泡》是一个寓言似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如何蓄意杀母,最后将母亲变成了一盆污水。小说的整个氛围十分阴森,透露出一种颠覆的决心。可以说,这篇处女作是我在中国文坛亮出的姿态。
问:你的第一篇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发表于《新创作》,并立即在文坛产生影响,能否谈谈你当时的创作状态?
再说雅和俗,雅一定产生于俗,有了世俗的体验,才可能升华与抽象,世俗体验越多越深,升华得越高级,越不带雕琢的痕迹。艺术上不管多深奥多怪诞的意象,都是从生活的日常体验而来。但这并不是说二者可以画等号,可以将作品中的所指庸俗化。理解某些大雅之作需要一定的修养和才气,并且往往要读者一同加入作者的创造,而不是被动地欣赏。

1998.5.15 长沙英才园
问:很多评论家将你的创作归类为女性主义创作,你认为他们说得对吗?你觉得国内的女性主义创作已达到什么高度?还要如何努力?
答:我完成手头的两本关于卡夫卡的书之后,打算出一部新长篇。这部长篇是讲一位叫“痕”的男子的故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写他,虚拟出种种奇境,分开来看似乎是一些中篇,但又有内在的联系,手法上有些异想天开。现在已和省作协联系好,打算参加他们的长篇精品工程。写完这个长篇,则打算再写一本评论集,评所读九九藏书网过的中外作家。总之要做的事太多了,感到时间不够。
答:我们是朋友,朋友在一起聊天,当然就没有什么拘束了。
问:国内文坛有没有和你观点比较一致的作家?你看他们的作品吗?
问:又有好久没见面了。你总是那么忙,不敢打扰你。听说你的文集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喜事,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书呢?答:《残雪文集》共有四卷,每卷三十多万字,全部是小说,按年代划分,后面还附有作品目录,国内外部分评论,评论目录。此书面向的读者为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以及文学研究者。文集的出版颇费周折,曾与几个出版社谈过,未能谈好,直到去年,终于由独具慧眼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萧元要去,经社领导通过发稿,目前正在印刷之中。这套书的出版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相信它一定能满足读者的期望。从最初发表作品到今天,十三年已经过去了,这套文集反映了我走过的路程。
问:相对于一些走红的作家来说,你的作品的读者面比他们窄,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首先谈怪与不怪的界限。一般来说大众公认,约定俗成的东西为不怪,标新立异,走在大众认识前面的东西为怪。就纯艺术来说,最忌讳的恰巧是前者,因为艺术的本质是创造。每当一种新的艺术出现,必然有一段为大众适应的过程,这过程或长或短,在大众没有适应的时候就会以为怪。但如果是真的艺术,并且有人读它,又站住脚了,那就会变成新的传统。艺术有传统的根源,但决不等于传统,因为它是个人的超越。别人说我的小说怪,我把这看作对我的肯定,也许部分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自觉,但这不要紧,我有耐心,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认识我的特殊的、超前的创作个性的。再讲二者之间的联系。我所做的工作,是向内探索人的灵魂的工作,我所达到的深度到目前为止达到的人还不多,所以我一旦将人的灵魂深处(首先是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给人看,很多人就会觉得陌生、不习惯、不舒服,而以为怪。实际上那正是最普http://www•99lib•net遍的人性,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所以我在写作时的文风是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排除了主观的褒贬了。敏感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某种幽默,某种隐秘的激发,那是上帝的眼光,是文中的诗意。我希望我的读者保持对“怪”的东西的好奇心,不要轻易地就放弃,以此来说明自己还没有丧失活力,满足于躺在传统上睡大觉。
答:我的作品的读者面确实比很多作家要窄,我把这看作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作家的作品分为很多类型,有的畅销(尤其通俗一点的文学),造成空前的轰动,有的不畅销,但长销,即每年销一点,长期有读者。我的作品属于长销的一类,就我出版的那些书来说,印数都不算少,《黄泥街》印了两万,《辉煌的日子》印了一万五,又加印了。虽然国内读者不太多,但我相信我的作品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读者,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杂志都比较欢迎我的稿子。从开始创作到现在已有十三年,我每年都发表一定数量的作品,都有一定反响,并不是大多数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我比较同意王蒙的看法,他说都要知足,你的作品畅销了,但在文学圈子里没什么影响,你该知足;你的作品没有畅销,但在圈子内得到好评,你也该满足。现在是多样化的好时光,就看你写不写得出东西,作家的生命就写在上头。
答:当然看,有意思的就挑着看一些。作家余华在文学上的某些主张同我比较一致。他的著名中篇《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走得很远,达到了世界第一流的水平。那样的小说,对人性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探讨,我深为感动。可惜这些作品在文坛上没有得到中肯的评价,评论家们太不耐烦了。
问:经你这样一解释,也许我再去读你的作品又会有一些新的收获。确实,保持好奇心,克服人固有的懒惰和惯性在阅读时十分重要。我再问你一下,从我同你之间十几年的交往来看,我觉得你很平易近人,而且你以前当过个体裁缝,因此可以说,你有“俗”的一面,但为什么你写的东西无一例外的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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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看似与大家公认的现实相距甚远的、特别“雅”的作品呢?你如何处理自己与你周围的这个世界的关系?
问:谢谢!
答:当然可以。我的生活刻板、单调,而且没有任何爱好。我每天六点多起床,一起来就到外面去慢跑,跑四十分钟,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多半是想家务琐事。跑完回来洗澡洗头,清理房间,八点多吃早饭,九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这几个小时的工作包括小说创作、评论和英语作品阅读。十二点半吃中饭,下午基本是英语作品阅读。我已经读完了全部卡夫卡的作品的英文译本,由此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评论,可见收获不小。晚上不工作,听听广播,了解国内外的形势。还有一项固定的活动,就是下午四点和丈夫到外面散步,不论刮风下雨都要坚持走得远,自得其乐。一般我不轻易打乱自己的生活秩序,我的写作就依仗我严谨的生活方式。有时也会有个把人来访,都不是文学界的,是几个老朋友。可以说,凡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创作,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开会之类的事,没事也从不外出旅行。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将一直保持到老。
问:很难得与你这么文学地聊天,而且聊得这么通俗。这么愉快。
除了杨里昂老师的女儿,我最近还收到一个女孩的信,她刚二十,进大学不久,她看了我发表在《新创作》上的小说《变迁》之后,立刻就写了一篇三千字的评论给我寄来,她说这篇作品非常明快,鼓起了她生活的信心。她的评论也不错,我很惊讶这么小年纪的人竟会有如此深的感受,一下子就切中了核心。她将一篇表面看去十分阴郁甚至黑暗的作品称之为“澄明”,也令我感叹不已。看来知残雪者,青年也。青年人思想框框较少,富于独创性,敢于挑战,这都是阅读的最好的素质。
问:《新创作》的社长杨里昂老师说,他的女儿很喜欢你的小说,她把你的小说当童话来读。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思,细细一想也不无道理,比如《污水上的肥皂泡》,同狼外婆的故事不是也有些相似的地方吗?还有《变迁》中的主人公换皮肤,也使我想起民间故事中的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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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精。你怎样看?
答:我认为当代文坛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这是我们的悲哀。同国外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写作相比,我们这里的所谓“女性写作”甚至是一种反动。一些作品字里行间处处透出古代士大夫狎妓的口味,内容上不知不觉地迎合着主流文化意识,要么就是自恋狂,个人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回忆,哪里谈得上什么特别意识。人家女权主义运动是为了同男人平起平坐,更好地享受生活,我们这里是自怜自叹,搔首弄姿,只想如何迎合男人的口味。穿的是三十年代的旗袍,流的是“香汗”,最好别结婚,结了一定要离,还最好没孩子,即算有孩子也是她一个人的,与男人无关,这样才更有味,更有故事,男人也更爱看。就看过的一些这类作品而言,大都是失望,完全没意思。
答:我非常高兴。我一贯认为残雪的小说属于未来的年轻一代。我想,也许由于小说里的寓言成分比较重吧,寓言与童话总是很接近的。小读者们有一颗未被世俗完全污染的童心,他们比较容易走进残雪的世界。我在国外讲学时,日美两国欣赏残雪作品的人里头有很多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他们恋恋不舍地追到火车站来送我。当然在那些地方残雪的读者也不乏童心未泯的老作家,老教授。例如残雪每本书问世都写追踪评论的日本老作家日野启三,就已经七十岁了,他的作品这几年也开始介绍到中国来,我和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曾对我说,《黄泥街》真是写得太美了,那是童话的世界啊。而很多成年人则认为《黄泥街》脏、丑、恶心,读不下去。这都是后天的观念污染所致吧。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作品里面都有一个个与我们公认的平面世界不同的立体世界,如果能进入,就会产生那种美感,那种儿童似的感动,那是成年人久违了的感觉,总之是与世俗公认的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
彭国梁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时,他还在《湖南电视报》当记者,后来他成了《创作》杂志主编。他是热心肠,为人风趣,大胡子的男子汉,写起文章来却很秀气。我也记不得他写过我多少篇“印象记”了,反正大报小报上都有。这篇对话是惟一的一篇正儿八经谈文学的对话。我们在一起时不谈文学,我们愿意轻松聊天。99lib•net
问:有人说你的小说是当今文坛上最为怪诞的小说,我倒认为可以从你的一些小说中读出一种正常、一种强健的个性来,例如《公牛》《旷野里》《天堂里的对话》《天窗》,包括你的近作《新生活》《美丽的玉林湖》《变迁》等,都非常富有诗意和情感的逻辑。不知你是如何看待怪与不怪之间的界限和联系的?
答:我想,我之所以专门写“雅”的作品,恐怕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俗,而恰好是我的本性非常俗,对俗事非常关心,有兴趣的缘故吧。我刚开始创作那几年,还担任着家中的缝纫工作和家务,每天和顾客打交道,处理同徒弟的关系,上街买菜。直到后来生活好了,才把这些工作交给丈夫。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本质上与那时有大的不同。当然随年龄增长,我学会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技巧。现在我基本上同文学界的人保持距离,以便潜心创作。但我有我的独特的深入生活的方式,我使自己处在我称之为“中间地带”的环境中,这环境有点像个安全岛,这我可以伸缩自如。我这种封闭同一般人理解的封闭不同,我更愿意将它说成“间接联系”,因为直接联系是我敏感的个性难以承受的。我也设想过,如果自己同外界勤联系的话会出现什么局面。我想那会非常的烦恼,为克服烦恼就拼命写,到了四十多岁就告别人世。我不想四十多岁就死,我想活八十多岁,到那时候还能写。至于我是如何与外界“间接联系”的,你可以猜想得到。所以我很同意巴金老人说的,要允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深入生活。我不认为为了写一篇作品去下乡、下厂是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那是最好的,各有所爱。我认为作家应写自己最有感受的东西,没有感受,或感受枯竭了最好不写,写出也不可信。
问:大家都说你神秘,能否谈谈你每天的生活?除了写作之外,你还有什么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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