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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施叔青 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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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刚完成的长篇《突围表演》,所有的人都在突围,包括我自己,写这二十三万字也是突围,老要和铜墙铁壁较量一下,老突不出去,每个人都要表演一番。现在我愈搞愈怪,内心更走极端,很少有人能进去。愈抽象,在语言上却愈来愈平易。我跟那些人说愈来愈明朗,那是骗他们的。
去年秋天,和北京作家们初试独一居的山东蓬莱厨艺,吃了一种叫不出名的鱼,吐出来的骨头是绿色的,史铁生和我合称它为“残雪鱼”。
韩:第一稿《黄泥街》和第二稿发生什么变化?
施:从理性控制来达到一种非理性,心理上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施:所以蝎子、蚯蚓、蜈蚣等经常在你小说里出现,评论者借此发挥……
施:当然也不知道想表现什么……
残:他的窗口主要来自非理性的力量。
残:成功的时候就是这样,找不到只好放弃,重要的不是写什么东西,而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去写。
残:不要求。我还是比较实际,注重一般意义上的感情。
我写些人在黑暗中摸索,相互之间贴近的感觉,没有情节,情节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绪的贯通,从《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还有最近这个长篇,情绪上都是一贯的,刘××读了长篇《突围表演》,说像读论文一样,二十三万字,写了整整一年,情绪从头到尾贯通。
施:感觉呢?很朦胧的感觉总可讲讲吧!

她有两个灵魂

残:(肯定地)不是做梦,就是高度集中来创造,有时还故意跟常理、现实相对,来弄一个新东西,就好像到达一个无人的旷野,自己赤手空拳,乱搞一通,得到那种快感。
残:川端康成对我影响也很大,但我的东西跟他没一点接近。
施:和读者取得共鸣、交流是不可能的。
残:有的时候他们说我在浪费纸张。
残:那点哲理!(嗤之以鼻)那么大一个文章,说明一个那么简单的哲理,人人都能说得出来。
残:把我弄到马路边,也一样能写。
残:我喜欢挪威画家蒙克,我觉得很美,有些气质跟我接近。写这些动物是表现一种意境,写的时候无所谓美丑,用小孩的眼光,觉得奇特、有意思。
这是个屋顶很高、很高的家,除了公共建筑,在大陆我去过极有限的私人住宅,从没见过天花板离地这么高的客厅。
施:想说的和借口结合起来……
施:为什么在作品里要求达到绝对的非理性?
几乎残雪所有的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总是扭曲、丑化的,与叙述者的“我”99lib•net永远水火不容。
“牙齿黄黄的,长手长脚,一看残雪的碗空了,抢着过来盛饭。”
不过,一个人性格有很多方面,我是想与现实作对,回到我原来的样子,字里行间后面,可能就是儿童的形象,没有观念,愈是恐怖、奇异,愈受吸引。
施:卡夫卡的《审判》《变形记》绝不是凭直觉即兴写的。
残:绝不是,虽然我很怕死,想活到一百岁。不跑步根本不可能写东西,有一年没写,就是身体不行,吃不消。
残:现代主义都是即兴的。卡夫卡的《城堡》就是即兴,写完了还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几十万字。
年底长沙之行,终于见到了残雪。这位创业初期,有本事将一百多个顾客的尺寸牢记在心的裁缝个体户,立在火宫殿的树影下,却是牛仔裤、白色太空装的一身成衣。
知道残雪有个上小学的儿子,我在路上惊叫起来。
走廊右边小屋,从剪刀、量尺、木台后走出残雪的丈夫,横条高领毛衣,使他上身显得很短,有棱有角的方形脸,沉默笃定,相比之下,瘦高的残雪便影子似的飘摇不定了。
残:没有感觉,那种紧张、集中不是属于关上门的。
施:要求他懂得你吗?
残:(急急插嘴)实际上又是一样。
残:时间。
在日常生活里,她称职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问起她与曾为“有名气的木匠”、现在打理裁缝店的丈夫感情生活如何?
韩:——当中有很多现实的因子,她将它打碎。
韩:就是写《真的恶声》的唐俟,他评《苍老的浮云》,结语说:“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悲愤于中国文坛的寂寞,曾经热切期望过能发‘真的恶声’的‘怪鸱’”,现在他的妹妹残雪使他听到一种真的恶声。
这栋宽敞气派的旧官邸,就是残雪的家?她圆跟皮鞋在地板上踩出很实在的跺响。她为我削梨、递茶,一副家居主妇的架势。
残:主要是内心升华的过程。写实主义的写法不过瘾,有些东西说不出来,非得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才说得出来,写第一稿时,没看外国现代派的作品,就知道只有那么一种写法。
施:你这种独树一帜的欲望很强,与众不同对你这么重要吗?
“一直就是这样。”她说。
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两个中篇有一些重复。我力图要求自己每一“批”作品不重复,实际上还是免不了。我是以更高的层次来重复自己(指形式上、感觉上的),每一次得到一次新生。
一个懂得看手相的人,断言残雪有两个灵魂,呈现在文学世界里那个鬼http://www•99lib.net气的灵魂,与世俗中与常人无异的灵魂两者是截然撕离开来的。
施:卡夫卡的文学为人类打开了一个窗口。比较起来,你的意象跳跃、零碎,卡夫卡的却扣得很紧,如果说你是点,卡夫卡是线。
难怪沙发上的我自觉渺小。
残:那时创作还很模糊,不知道要不要,能不能搞,后来感觉要搞,一种说不出来的冲动。
原以为晚上的聚会与缝纫机无缘,用不着残雪穿上自己裁剪的衣裳当活招牌,后来才听说她丈夫早已一手接管裁缝铺,让残雪沉潜她的另一特长,专心写起小说来。
残:文学上最接近的,是写评论的那个哥哥,十六岁被打成反革命,一直想搞创作,长篇没写成,索性搞评论。
她笑得很神经质,镜片后的眼睛不断眨着,然后我碰触到她的手——冰冷冷的、不属于血肉之躯似的手。
韩:耳朵长出桂花树,枯树长着人的头发……这些意象怕不怕有枯竭的时候?
“这是前湖南副省长的官邸。”
施:你觉得可能在作品中重复自己吗?
“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齿很白,很结实,能咬断细铁丝。她是异常刚毅的,但周身总是缭绕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她会在睡下之后突然惊醒,猫着腰去监听一种不明原因的骚响,还用手中的棍子拨出哗哗的声音。”
施:有谁比较可能理解你?或者一个都没有?
施:卡森・麦卡勒斯。

现代主义都是即兴的

韩:感觉到一种充分的自由,无拘无束,有人开玩笑,称它是巫术。
残雪家门口一排抽拔高挺、但树龄并不很大的桐树,跨入高高的围墙,便有走入深宅大院的感觉。
“而且她还是个正常的妈妈。”
《美丽南方之夏日》一文中,残雪深情地描绘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婆。
残雪最早的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邪恶、不洁的母亲,在叙述者“我”的幻觉中变成一盆发黑的肥皂水。另一个短篇《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阿梅(我)的母亲和丈夫关在厨房里剥蒜子,“两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婚后第二天丈夫在屋角搭一个阁楼“跟你一起睡我总害怕”,后来丈夫不回家,母亲“仿佛就因为这件事对我更加怨恨”。
韩:她写这种小说,在心理上是有伤害的,心理转为生理的伤害,非得在生理上不断补充不可。
施: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发泄,将内心的阴暗呕吐出来,达到驱魔的功效。

作品完全排除理性

残雪说:当然有一点,我还是理性很强,以后可能不会恶化,中国人的韧性是不可想象的。外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情感的经历跟一般人不同一些,复杂一点。
卡夫卡非常随意,《城堡》一下扯到这里,一下扯到那里,结尾续了三次,结不了,就算了。
残雪对遗传深信九*九*藏*书*网不疑,她的神经质是天生的,得自外婆:
她从小跟外祖母,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自然灾害时,残雪和她的兄弟靠着外婆上山采的野菜和菌类保住性命,外婆因绝食和劳累死于水肿。
残:坐在客厅写,人家走来走去,电视机的声音、儿子来吵都无所谓,被打断了,回来坐下来继续写。
残:肯定没有共鸣。至少读了能体验我个人的气质,慢慢会有些人欣赏,现在太少了。
只是外边那个凋蔽灰蒙、很冬天的院子,却使人想到种种可能……
施:受哪个作家影响最大?卡夫卡?怀特?
施:有没有感到不被理解的寂寞?
残:(轻松平常地)没什么,总有点事做,学外文,做裁缝,虚荣心也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韩:她在这个方面比卡夫卡更前卫。
施:程德培的《折磨着残雪的梦》将你的小说称之为梦,写作时,是否有如在梦境中的感觉?
韩:她最早写《黄泥街》捕捉一些荒诞的感觉,写法比较写实,她自己不满意,第一稿没写完。
残:住了几天,就睡在客厅里,别家出版社打电话来,他站在旁边“监听”,写完了,看也没看就拿去发,怕别人捷足先登。
残: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跑五千米,一年四季不断,下雨就撑着雨伞跑。晚上举一个小时的哑铃。
残:刚开始没看现代主义的作品,家里没这些书。从前读了些鲁迅、托尔斯泰、果戈理的小说。一九八三年写《黄泥街》,边写边看翻译的现代主义作品,喜欢卡夫卡、怀特,美国女作家——写《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记不得作者的名字。
施:据评论者的分析,你心里的“东西”就是现代人基本的焦虑感,从而窥测到人类生存的困境和人性的弱点……
韩:一般的感觉关闭了。
残:这是后来评论家硬套进去解释的,他的作品可以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并不是由于思索,而是来自内心情绪的积累。
韩:她是对整个人类生存方式感到不合理,到哪里都是不合理,并不是只限于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她的愤怒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愤怒,而是对整个人类生存方式的愤怒。
残:现代主义文学与技巧无关,反正到了这个程度,有很多话要说,随便找个借口把它发挥,最重要的是心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施:每天写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比如说你去买菜、吃饭时脑子里想不想?
我不同意你说我的作品零碎。
施:九九藏书时间?你自己承认不是时时刻刻把创作放在心上。
韩:还练气功。
韩:她好像一口井,总是淘不尽。

韩:反逻辑、反理性走到极端的例子。
“天井里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出她那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躬着驼背,作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
早上跑步回来,精神最好的时候,坐下来,规定自己写一个小时,写五百到一千字,再搞下去也不行了,受不了。
施:突破、新生的准备功夫是——
1987.12.16 长沙赐闲湖
“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头发里飘出,我认定这烟是从她肚子钻出来的。‘泥土很清凉’。她嗡嗡地出声,‘只要屏住气细细地听,就有一种声音。’她又说。
又说:
香港作家施叔青女士作为友好交流使者来到大陆作家中间,和许多作家进行了对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她和作家韩少功来到我在长沙赐闲湖的住宅,我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谈。施叔青女士个子小,活泼,才思敏捷。
施:不止是单纯的健身吧?
韩:她完全创造另一个世界,和我们所看的现实世界不一样——
一转身,她坐在撤下碗盘的饭桌旁,拿起本子,趴上去写起小说,走进她的另一个世界。
韩:就你理解,什么是现代派的文学?
施:怎么会受不了?你不是觉得很痛快吗?
残:每一个短篇都是一股小一点的情绪,都很贯通。稍微一偏,能看出来,有时想偷懒,没提那么高,写出几千字全部删掉。

回到我原来的样子

施:听说你对健身很热衷?
残:我说不清,人家可能分辨不出来,字眼跳出来,非改掉不可,有时人家打断,或是自己急于求成,就会出现理性的痕迹。
当时是冬天,气温为零度左右,我们那套阴暗的旧住宅同大家一样,都没有取暖设备,仅有一个800W的暖风机放在施叔青女士的脚边,而她,穿的裙子和丝袜。她一定冻坏了。幸亏谈话很热烈。她是一位逗人喜欢的、热情的女士。后来我一直担心她有没有生病。
韩:有些编辑赶时髦,争着登残雪的小说,也有模仿残雪的,可惜发表不出去。
残:有酝酿,但不能说出来。
残:暂时是这样。以后会淘尽,我的创作一定在四十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来之前,从未想过残雪居住的环境,她小说里的那个世界已足够令人精疲力竭,再也匀不出气力去关心残雪的身外之物了。
一九五七年,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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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头目被列为“极右”下放,她的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
残:那是现实主义,我不是那么一回事。
残:(不加考虑地)当然算好的!
隔天到残雪家的途中,口里衔着小摊上买的槟榔,听韩少功形容她的两个裁缝徒弟:
两个灵魂有时是否会交叉,相互干扰?
问起她在现实世界里与母亲的关系,残雪很平淡地回答。
施:文学的敏感或许勉强可找到一点联系,思维上完全不同。
施:短篇是零碎的意象组合……
残: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情感上的复仇,特别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计较得特别有味,复仇的情绪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对人类又特别感兴趣,地狱里滚来滚去的兴趣。
“她老说有个父亲和她住一起,每次去她家,老没见到。”
韩:前一阵子,几个编辑抢着要她的长篇,都住到家里来了……
残:我在塑造自己的世界,人家进去不了,完全进入我的作品也不可能,就要变成我自己。
残:那是看起来很痛快。
走出屋顶很高的残雪的家,想起她的《旷野里》,一对夫妇住在又大又黑、有着数不清的空房间的大宅里,夜里像两个鬼魂游来游去,显然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韩:创作中如何能知道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
残:从来不去想。坐在桌子前,写出上一句,还不知下一句在哪儿。完全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了,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
施:你不以为他是在演绎一套理念?
残:有一股情绪,但是不能很清楚说出来,那股情绪要用很强的理智把自己控制住,控制在非理性的状态中去创作,如不控制很可能出现理性的东西,我的作品要完全排除理性。
“外祖母特别神经质,又特别坚强,她生了十一个小孩,生一个死一个,最后只剩下我母亲一个。”
“也就是一般,一家九口人才几十块钱,她没时间管我们。”
残:假如我能很清楚地说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写这些东西。
也许是天冷,那时我们立在长沙的夜里。
残: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世界。
残:我本来就不同。现在拼命把这种不同夸张表现,原来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就赶快表现。
施:写的时候,主观状态……
施:有一天枯竭了,怎么办?
残:无所谓,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残:暂时还不会。
残:我是不想。但隔一段时间回去写,就自然有所不同。可能我特别敏感,不断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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