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不知为何怦怦直跳，我的拳头握紧了。我一定很难过。博世先生在他的本子上做了一个标记。

这部无声电影中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棱角分明的、倾斜的。活塞下落棒极了。蒸汽从地板炉排里喷出。穿着囚衣的无脸寄生虫艰难地前行。肥胖的监工从钢结构阳台上甩出牛鞭。

也许他是对的。也许我应该去参观这样一所学校。也许这样一次参观正是调查要求的下一步。

一个假人坐在我的驾驶座上。他不是接送我的司机，他只是我设备的一部分。他戴着黑色的皮手套，穿着黑色的皮靴，里面没有手脚，手套和靴子就是他的手脚。因为没有方向盘，所以他的手套放在膝盖上。

在无情的午后阳光下，她蹒跚地走向出租车。她转过身，又跟我说了些话。“你要小心，别吸入那些东西，”她告诉我，“否则你身体里可能会长出葡萄柚大小的肿瘤，而且永远得不到合理补偿。”

然后我去找它们。我看了烤箱，撬开了电视机后背，还把靠垫里的填充物拽了出来。我希望我有一双透视眼，这样我就能看到那些待在舒适巢穴里、凄惨叫唤的蝉。我本可以绘制它们的群体统计图和社会组织图表，然后彻底消灭它们——粉碎它们的卵、烧死它们的幼虫、折磨它们的首领，以获取战略情报。

我走到卡车边上。透过两辆卡车之间的窄道，我看到赖特伍德大道被烈日炙烤着。人行道和路沿之间生长着一排杂草。一只黄色的蝴蝶飞过。我一直等到周围没有人了，才通过其中一个坡道，上了一辆卡车。我打算去参观一所小学，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问我。

我说我过去是个傻瓜，但我可不相信他。把这个小傻瓜想象成一个纸人会好一点。给他穿上一件浅蓝色的纸衣、一条灰色的粗纸裤、一双黑色的小鞋子。把他塞进一个可以滑动的纸板公寓，在一个玩具剧院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叫作工厂。纸板墙、纸板人、纸板机器。很好。现在，给他断掉的右臂安上一个强力螺丝刀，给他断掉的左臂安上一个假肢。

前面板的顶部安装着有彩灯的屏幕，面朝椅子，向下倾斜。红、绿、蓝。在屏幕下面，一台摄像机对着我的脑袋。

在厕所一侧的角落，有一张紫色的椭圆形贴纸，上面写着：自闭舱。

我用肩带钩起水箱，把它搬到厨房，然后用喷嘴对准摞在水槽里的盘子。我打开阀门，花色盘子上吃了一半的烤面包变成了黑色，杯子、勺子和炒鸡蛋变成了黑色。水槽和里面泛着泡沫的水变成了黑色。黑得发亮的物质悄悄爬上墙砖，把橱柜的门染黑了。

客户：“你说什么？”

我从沙发上爬下来，在客厅里踱步。房子里所有的水龙头都在出水。埃弗森太太的衣服被塞进下水道里、塞进门缝里。水在地板上积了三厘米深，出不去了。我在房间里踱步，等着水面升高。我一不小心，在松动的瓷砖和餐垫上滑倒了——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一半疯了，一半死了。

“他们安排我做新的工作。”

我正在追踪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部件——电脑键盘。一个传送带把键盘运进一个有拱形顶棚的狭窄砖穴里。我挤在传送带旁边，侧身深入砖穴，想知道它通往哪里。砖穴很长，迂回曲折。光线是充足的，但是我的膝盖受不了了，弯腰爬了那么久，我的背也很疼，而且还因自言自语而口干舌燥。于是我爬到传送带的支架下面，小睡了一会儿。

“叫醒我！我看够了。我不想到处看这些血淋淋的东西。”

货梯把我带到一楼一间三层楼高的房间。坐在面板上的我，看到一排排的铝质小房间，就像那种室外厕所。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些技术员正从诊断车上拉电线到一个小房间的服务端口。他们是检验团队。

“现在开始。恭喜你，这个新工作对你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我真的想不通。

我被告知该做什么，我会照做。如果我忘了要去哪里，我的主管会提醒我。如果我不理睬他，他会重复说。人们家里全是害虫，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的主管，我的主管就会派我出去杀虫。人们不想被虫子骚扰，人们希望安宁地溶解，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希望得到安宁，但是总得有杀虫的吧。

“我是杀虫员，”我大喊道，“杀虫员来了。”

板条箱太高了，几乎碰到卡车的银色车顶。但我还是爬了上去，空间恰好够。我趴在两个板条箱上，手臂撑着下巴，等待着。

在机库的一端，一组人正把轰炸机推到阳光下。我跟着一架轰炸机出来了。轰炸机沿着倾斜的跑道滑到一台巨型磨床的漏斗里，然后被切成碎片——我想，这样一来，碎片就可以熔化，模压成更多的飞机部件。

菲利克斯变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工作，但是他忘了刮胡子。他瘦了。他的眼睛像被俘士兵的眼睛。字幕：一天早上。

在搬车床的时候，菲利克斯发现有个东西夹在车床和墙壁之间。（令人伤感的背光亮起，不祥的风琴声传来。）菲利克斯掸去上面的灰尘，发现那是一个并不特别的黑盒子，大小和大词典差不多。他露出一种奇怪的、反常的表情。这个盒子里有一些东西。那天晚上，他偷偷地把盒子放在外套下面，带回了家。字幕：过了些天。

当我的心脏衰竭时，心脏病专家为我准备了一颗新的心脏。当他们打开我的胸腔时，肝脏医生给我换了肝脏。他们还在向阿马里洛的一家肾脏商店买新的肾脏。这里的食物很好吃，所有的花销都由我的工作保险支付。

我将服务手册刻在视觉皮层上——四卷理论完善和零容忍示意图——无锈、无磨损、无磨损电缆。我曾经为了找乐子，默读过它。

我的货车状况不太好。拆车人把它所有的轮胎都卸了下来，还撬开了引擎盖，用轮胎撬棒敲碎了汽车玻璃。汽车玻璃的碎片散落在驾驶座上。拆车人从货车自带的工具箱里拿出了钢锯。货车慢动作式地爆炸了，就像汽化器示意图里一样，一堆部件飘浮在半空中。发电机飘到一边，电池飘到另一边。

我离开了办公室，开始往装配线走。我的螺丝刀手还拿着备忘录，所以我又看了一遍。比之前更糟的是，我不但不能看，现在连它讲了什么都记不得了。这些天我究竟是怎么了？日常用品会让我感到困惑。纸杯、闹钟、备忘录……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有用的，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它们叫什么。

一年前，我是一辆垃圾车里的导航。要是你没有鼻子，那么工作还是挺爽的。但他们把我从那辆车上扯下来，并接入了现在这辆车。嗯，像我们这样的，也不会追问理由。

然而，当我从浴缸里起身的时候，我的头不小心撞到浴帘杆。我大发雷霆，把墙上那该死的浴帘、托架一股脑儿全拽了下来。我和浴室的半面墙一起倒进浴缸。我站在飞扬的尘土里，手里拿着浴帘杆，凝视着墙壁。

你从那些粗糙的东西开始，引起害虫的注意，并把一些害虫冲到开放地带。你一旦知道要对付的是什么，就能有选择性地毒死它们。你可以用聚合物来堵住它们的气门，或者用信息素搅乱它们的性生活，甚至喂它们吃酶，搞坏它们的消化系统，让它们挨饿。方法无限多，今天是药剂师的节日。但是，在你从木制品里弄出一只害虫，给标本贴上标签之前，你只是在夸夸其谈，而我还没看到一只害虫。

在这里，梦就像放老电影一样。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原声在播放。

我通常不会对害虫有情绪反应，但是那只巨大的蝉让我浑身难受，它让我觉得铝骨发凉、衣服瘙痒。

我侧过身来，睡着了。感觉很像在下落，像掉进一口又深又黑的井里。

“你是杀虫员吗？”她问我，“进来吧。咱们去小房间谈谈。我正在看一档节目。”然后她进屋去了，留我自己在门廊上。我得循着电视的声音找到小房间。听起来不那么简单。

在我的印象中，扶手椅一般没那么小。适用人群是五岁儿童。安全带的锁扣有锁孔，是锁上的。一切都很合理，形式遵循功能。

他被称为移动设备，因为他可以离开我，走到车外去。他的外套是黑色塑料做的，裤子、帽子和脸也是。他的头上装着双摄像头，镜头盖是带网格的红色玻璃，就像红绿灯。我可以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东西，也可以通过他脖子上的扬声器来说话。我可以转动他的头，或者轻拍他的脚。我可以派他进入房子里，用他来杀虫。

“我？我随机挑选部件，然后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值偏离了某些参数，我会在表格上记录。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走了之后，我关上门，现在房子归我了，现在只有我和害虫了。但是我得先把地板准备好。

滑道渐渐平缓，我被甩到一个结冰的池塘上，肚子着地，停了下来。冰层摸起来很薄。一只黑鸟从我头顶飞过，咒骂着我。我试图向池塘边爬去。冰面裂开了，我掉入池塘，只有头露在上面。我的手在冰面上乱抓，但是根本没用。

反正当我伸手到墙里去抓蝉的时候，埃弗森太太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走下来，绕着离我最近的小房间走了一圈。这里有空调通风口和一些从底部伸出的未连接的管道，但是没有门。四面都用螺丝钉固定着。一旦你进入这个厕所，你就真的在里面了。

我当时唯一的朋友是市政车库门的开门器，当我出去或回来时，她会为我开门。她告诉我，我的问题出在：我曾经是一个人，现在我的期望太多。我不清楚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其中一部动画片讲的是一只喜鹊想吃一条虫子，另一部动画片讲的是一只狼想吃一只羊。我很喜欢这些笑话，但是虫子和羊并没有被吃掉，这让我很不爽。我认为故事应当务实。

“来了！来了！”屋里传来人声，“别把门踢坏了！”然后是安全链解开的声音。我把狮子狗踢到铝墙和一盆君子兰之间的地方。

移动设备：“我喜欢待在室内。墙壁、地板，室外的一切没有这种边界，还九九藏书网要面对各种天气。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盒子里，那么所有的盒子都不会丢失。”

1997年，我在图森市的工作是杀虫。我的生活很简单。我放弃做人，并努力成为一辆公共工程车。

它紧张地朝墙壁冲去，然后停了下来。我站着没有动，在处理光学数据。我扫描了它的背部和轮廓，并通过形态学比较器进行比对。这种蝉不是一般的十七年蝉，而是食肉动物。

到了医院，他们把我推到一张吱吱作响的轮床上，穿过一条散发着薄荷味的走廊，进到一个房间。一个鼻塞的放射科医生从纸杯里给我倒了些变味的水。一面荧光镜嗡嗡作响。放射科医生把我翻过来，又照射了一次。

他的新工作，就是当电视显像管经过的时候，把梅森奈特纤维板安装到钢架上。他的左手放置螺丝钉，强有力的假肢把螺丝钉拧紧。他的手会按预先设定的回路操作，不需要他动脑子。

客户：“太可怕了！你住在这附近吗？”

“也许这啥也不是，伙计。我有个朋友从这里下到二楼工作，他负责安装坐垫。所以你想啊，坐垫、录像机、马桶、彩灯……这到底是啥？你知道吗？我都不敢想！有一百万种可能，但是我根本不愿去想。”

我朝诊断小组走去。那里有一个矮小、秃顶的男人，戴着厚厚的龟甲眼镜。他拿着一个笔记本，嘴里叼着一个烟斗，监督着另一个技工——他是我以前部门的博世先生。他肯定像我一样被提拔了。他转身面向我。

时间流逝。供水公司停止供水，电力公司停止供电，电池没电了，我和我的朋友——虫子们一起合住在那所被毁的房子里。我的货车被月亮烤得只剩骨架，它站在小巷里，被冬天的倾盆大雨所侵蚀。

卡车颠簸着行进，突然停了一下，左转，换挡。在普拉斯基街的红绿灯前，司机踩了刹车，向北转弯，卡车进入坑洼的道路，隆隆地行驶。我身下的板条箱一跳一跳的。

一口深黑的井。三个姐妹在井底，吃着糖浆，浑身难受。她们患了严重的黑暗病。

在交配季节，雄蝉变蓝，并开始发光。它们在天花板上爬行，像闪烁的星座一样。我想知道昆虫是不是机器、机器是不是昆虫。有些昆虫会飞，但不是每一种昆虫都会飞，机器也是如此。飞行机器可以杀死人，昆虫也可以。所有的东西都汇聚成一个点，但是它不会闪烁。

“我要打断他们的骨头。”它不停地说道，“快出来，亚历克斯，你不想看我打断他们的骨头吗？”

“我们的猜想一样赞。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装上喷枪，腿开始发痒。我没有腿，只有裤子和金属桩，所以发痒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确实觉得很痒，就好像前世的事情。

然后我告诉它们，我会让它们停下来。它们高兴地尖叫，在我身体里滚来滚去，踢着腿。

“别脱衣服。”埃弗森太太说。

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他的工作是巡视机器，用秒表计算压缩循环，并在一个本子上做记录。还有的时候，他坐在一面倾斜砖墙的壁龛里，在桌边拉动一台加法机的杠杆。

我的状态很丢人，我本来不应该工作的。我的传动液在渗出，轮胎里有气泡，电磁阀也出了故障。我本应该上拖车，让机械修理工装我的轮子轴承。

我双手捧着脸。它看起来像一个古老易碎的橡胶球，布满裂缝，而且还往下掉粉末。

“也许这层楼和我那一层生产不同的东西。”我猜测道。

然后我看到了面板。当时我正在储藏室里游荡，堆满铝质面板的货梯停在了我那层楼上。面板是“1.2×2.4”平方米的，是目前为止最大的部件。我决心跟着它们，它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坐在面板上，货梯开始上行。

“打扰一下，我做一个调查，你认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但是人必须睡觉。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我真的是个自欺欺人的机器。自欺欺人很简单。你只要随便找个地方，一直工作，永不睡觉。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而这是你能做多少事情的关键。

所以他的注意力四处游荡。他研究水泥地板上的灰尘，或者看其他的装配工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思考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再不然，他就闭上眼睛，倾听工厂的声音——弹簧扳手的嗒嗒声、传送带马达的嗡嗡声、空调发出的白噪声。

“给你加12%的薪，”博世说，“这是一次提拔。你知道为什么选择你吗？因为你的考勤记录是最优秀的。你从不生病吗，亚历克斯？”

一辆军用吉普车朝池塘开了过来，车灯很刺眼。它径直驶过冰面，停在了我的面前。我的眼睛被车灯刺疼了。我等着他们来救我。但是吉普车只是停在那儿，空转着马达。最后喇叭响了，它让我别挡路。

我在椅子上醒来，试着回忆那个梦，但是我只能记起：我在这里做什么？

客户：“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我想用扫帚弄死它们，但是它们躲到屏幕下面去了。”

他听起来就像个谜。没有手，从不睡觉，跟工厂开什么战？我不知道，但是挺毛骨悚然的，哈哈哈。

花生酱？鸡肝？死狗？死狗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我走到月光下，把它带回室内。我把它放在床罩上，藏在装浴袍和网球拍的卧室壁橱里。

我站起来，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在电脑区。米黄色隔板从天花板上的卡槽垂下，每个人都戴着空气过滤器，目的是保护印刷电路。

我迷惘地醒来，把头探出橡胶片。我以为我是从一口井往下看。井的底部有一个明亮的房间，里面有穿着白色工作服和白色拖鞋的男人女人，在墙上走来走去。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一批自闭舱准备发运。每个盒子都用一层泡沫包裹，并用铜带固定。他们将紧贴自闭舱的纤维板条箱钉在一起，然后把板条箱推过金属坡道，推进运货的卡车。

移动设备：“害虫吗？”

“你是说老师在监视屏上看孩子吗？”

查普曼最著名的作品是《三套车》，1997年，本选集编者通过汉姆西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它广受赞誉，大概是当年阅读量最高的科幻小说。然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一度被120多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它被杰夫·范德米尔的 “利维坦”（Leviathan）系列收录，才终于出版。拒绝这部小说的编辑众多，事实上，在菲利普·K.迪克奖颁奖典礼上，查普曼恰巧就坐在其中两位拒绝过这部小说的编辑中间。《三套车》的遭遇也说明，当时在美国市场上出版自成一格的长篇作品是多么困难。

“别废话，浑蛋。叫醒我。”

菲利克斯来上班时，比以前更加憔悴。他的大衣奇怪地缠在身上。他把大衣脱下来，挂在一根钉子上。他的右手被一只粗糙的爪子所取代。没有病假，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缺了一只手，断手上还装着这只肮脏的自制爪子。

火花从我的光学部件里飞出来，房间里都是棕色的烟。我变成了几根摇摇晃晃的银棒和黑色破布。但是我很高兴，因为虫子都被逗乐了。我摔倒在地板上，火焰熄灭了。蝉成群结队地爬上我的残骸，准备庆祝。蓝色的蝉爸爸与穿着裙子和衬裙的蝉妈妈在我胸前跳起华尔兹舞。蝉宝宝们拿着牙签穿起的小棉花糖，冲到我脸上的最后一堆火堆里。戴着白色硬帽子的保姆蝉把幼虫放进婴儿车里，在我的腿上来来回回地推着车。最后，它们在我的躯干上支起一个帐篷，在微型独轮车和小吊车上表演马戏。

我走到伊万杰琳后面，她是一个老年黑人妇女，腿上还有静脉曲张。我喜欢伊万杰琳，因为她欣赏我假肢的巧妙之处，有一次她还给了我一张圣诞卡。今天她穿着一件艳丽的粉红色裙子，头上有卷发器。电路板在移动，伊万杰琳把二极管托盘上的二极管拍到每一块电路板上，一手拿着镊子，一手拿着焊锡枪。她看见我，就拔掉了耳塞。

入睡后，我做了另一个梦。我梦到看一部无声电影，讲的是一个过于严肃的年轻人，名叫菲利克斯。他的胡须剃得很干净，长相有日耳曼人的帅气，黑色头发从宽而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就像科林·克莱夫。

很久以前，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年多前，我住在一个多雨城市的一个潮湿地下室里。那里的跳蚤很成问题，因为它们喜欢我，把我当作食物。跳蚤咬过的地方，被我一直抓，抓出了血。血干之后结疤，我又挠。最后，我去了一家超市，在那里的宠物区买了一些猫用跳蚤粉和几个灭蚤项圈。我把跳蚤粉撒在床和沙发上。项圈的话，我戴在脚踝的地方，袜子下面。当时我以为这就能解决问题。不幸的是，这些项圈是为有毛皮的动物设计的。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们来实验一下吧。”

移动设备：“你的狗，我已经妥善安置了。”

“绕着走！”我大声喊道，“绕着走！这么大一片池塘，你绕开我！”

博世先生的办公室位于我们工作的地下室一角，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隔间。那里有一张金属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衣帽架。鹅颈灯在一张沾了油渍的纸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光圈。博世先生是一个戴眼镜的秃头，他的镜片很厚。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然后他沿着桌面，把一张备忘录推给了我。

乔挠挠下巴。“好奇害死猫。”他对我说。

我回到厨房，在水槽里给一个水桶装满水，然后把一罐酒石酸钾的盖子拧了下来。我把三杯危险的黄色颗粒倒入水中，它们飞溅起来，发出咝咝声。我找到一个拖把，用它把地板全弄湿了。九-九-藏-书-网如果有柜子或梳妆台挡住我的路，我就把它的腿扯下来，拖到院子里，然后扔到火堆上。但是我还没有弄好，拖把就散架了，还是没有看到害虫。

我小心翼翼地蹲下，将一只手掌伸向蝉。这只可怕的昆虫试探着抽动了一下，发出吱吱的叫声。让人恶心的是，它随后集中精力冲向我。我用手套捏死了它，咔嚓一声巨响，壳碎了。

“管它呢！我忙得很。”

客户：“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我慢慢弯下腰，俯身凑向狮子狗。它一边咆哮，一边撕咬我的脚踝。“狗狗乖，”我说道，语气里充满了抚慰，“好狗狗。”我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装着加压甲基三聚氰胺的圆柱体，并举过头顶，然后将它狠狠地砸向那个浑蛋，直到那个浑蛋松口。我把它一脚踢到门上，它弹了回来，落在一堆碎物里。

这些事情都是意料之中的。这些年，所有的基因序列都经过廉价复制。这一代没有一个幼崽看上去同上一代一样。如今，在小狗毛毯上动来动去的小狗都黏糊糊的，虚弱无力，像刚出生一样，根本不像小狗。

所幸，蝉的头没被损坏，并不影响存档。它死的时候，亮晶晶的眼珠子还瞪着我。我举起手，它就挂在我的手下面——被自己的黏液粘住了——无力地晃着腿。然后它掉落到地板上。我把它的尸体塞进一个三明治袋里，地板下面的蝉还在叫唤。

但是她说的话已经慢慢地潜入我大脑里的一个黑暗角落。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危险的问题。

我走到小巷里，打破了一堆包着旧垃圾的塑料壳。我拖着两个黑色塑料袋回到屋子里，用花园的耙子将垃圾耙匀。我运了好几次，直到垃圾的厚度达到十五厘米，然后我又躲进了衣橱。

“这地方看起来好多了，”她对我说，“非常感谢你。你知道吗？我在我妹妹家和一位年轻的社工对话，她重新安置了我。我在新住处过得很开心，他们为我们准备午餐，提供免费的药品，我有自己的水床和录像机，我整天看色情片。太棒了！你继续你的工作吧，年轻人。非常感谢你勒死了那只鹦鹉。我一直不喜欢它，它是人家送的礼物。”

护士们把我的双手取下，还把我从头到脚缠上绷带。几天来，我除了躺在床上，通过一根导管往小塑料袋里排尿，什么也做不了。后来我的肾衰竭了，他们便把我的肾动脉绕到一个嘈杂的透析机里。

早在一年前，垃圾收集就终结了，但是图森市仍旧会派一些队伍四处散布新鲜的垃圾，并在垃圾周围铺上一层会硬化的泡沫。他们用塑料做这个事情，很惊人。人的数量锐减，但是新塑料却大量增加，它给了未来以希望。

我来到一个铁路枕木搭建的障碍物前。我顺着一根绳子爬到顶上，两条腿越过去。然后我吃惊地发现，障碍物的另一边是光滑的铝。我抓不住，沿着陡峭的滑道滑了下来，两只脚在前面，就像坐游乐场的滑梯一样。

我的大锤忙活着，把一些架子和隔板都敲下来了。然后我关掉所有的灯，靠墙坐下来，开始思考。

移动设备：“我哪里都不住。”

但是，透过冷气机轻微的杂音，我听到一种新的节奏。刺耳的声音，很多刺耳的声音，从墙壁、地板，从四面八方传来。那刺耳的声音，就像是一群蝗虫。我从衣橱里出来，打开一盏灯。虫子继续叫唤，躲在自己的缝隙里很安全。

客户：“哦，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我今晚去我妹妹家住吧。她住在高速公路上，但是她已经结婚了。”

“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可能说过。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在城南，绕着斯通的小巷行驶，我要找着一个地址。我看了一眼灯柱上漆的黄色数字，然后对照我内部的街道地图。我的光学器件扫描了这个腐烂的城市，将墙壁、小巷和垃圾箱转化成车辆模拟空间。我的轮胎压过被太阳炙烤的排水沟里的垃圾。我的光学挡泥板在监测路边。没什么车，没有行人，也没有司机。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居民。雨水渠淤塞了，因此接下来的冬季，洪水将淹没这个地方，让城市服务陷入永久性瘫痪状态，造成水电停供。比较顽固的居民拒绝撤离到安全地带，后面有他们好受的。

“你对自己以及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威胁，亚历克斯。你需要治疗，亚历克斯。很多治疗。”

另一位检查员拍了拍我的肩膀，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路。于是我走到一边，好让他把软管拧到马桶的水管上。他在测试冲水系统。我觉得呼吸很困难。我的骨头感觉就像泡过水的纸板，随时可能在十个地方折断。

博世先生解释说，我的新工作是去做其他人的工作。不是同时做，而是一次做一样。我将解放其他岗位的工人，让他们每人休息10分钟。

在断电那天，电视屏幕上的图片收缩成一个白点，然后消失不见。有的时候，孩子们用石头砸窗户，但是我没有理会。蝉会收拾他们的。蝉已经把红蚂蚁赶出了图森市，现在它们正在吃最后一批居民。

我的手套紧贴在一个被压扁的塑料袋上。我把塑料袋拽了出来，你猜猜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一个上面有奶油芝士和果酱三明治的白面包，爬满了蛆。我把它扔出窗外。

我回到屋里，一拳打在该死的热水器上，凿穿了该死的卧室墙壁。然后我拽下浴室的水槽，把它丢到该死的阁楼上。我只是想让那些该死的蝉看到，我是认真的。

斯泰潘·查普曼（1951——2014）是一位美国作家，1997年，凭借他首部同时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三套车》（The Troika，1996）获得菲利普·K.迪克奖。他在伊利诺伊州的格伦科长大，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查普曼一生中要么全职写作，要么做零工。他曾经和妻子琪亚一起，为亚利桑那州的小学生表演公益木偶剧，表演最终因木偶起火而告终。查普曼写过一本古怪的儿童版数学书，还为各种艺术节创作演出剧本。2014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他正伏案工作，创作新小说。

“用来看孩子。”

菲利克斯被叫到他上司伊万的面前。伊万是一桶长着海象胡子的猪油。伊万命令菲利克斯清理一间发霉的储藏室，腾出空间好摆放新的机器。于是，菲利克斯卷起袖子，开始干活。

我祈求得到释放。我醒了过来，摸索着打火机，点上一支烟，又睡着了。刹车的声音传来。我们来到密苏里边境的一个称重站。

只要断一条脆弱的风扇皮带，就彻底完蛋了——汽车会轰然散架。但是这座城市不管这些。在绝望的日子里，这座城市需要每一辆交通工具。如果它还能开，就得投入工作！那是他们的理念。我该向谁抱怨？我感觉不到疼痛，虫子也感觉不到，但是虫子至少可以死亡。虫子确实比机器更加有优势。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对我说，“你应该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小学，他们大部分都只用自闭舱。”

但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在那里。我是说，谁会往我的杂物箱里放那样一个三明治呢？让它在那儿腐烂？谁会干这种事？

其他工人被他吓得不敢发问。谁都不和他说话了。但是人们私下的议论非常多。于是，菲利克斯被叫进了伊万的办公室。伊万坐在桌子对面，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字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从墙上和门框上取下轴承，往前走。我撞翻了一个茶几，但我没有管它。我知道作为一个茶几，它想要躺倒。真希望有人也能让我躺倒。

但是我没空泡妞。我背负着调查的任务，而且我马上就要看到成品了。我都能闻到它的气味。零部件就在我的眼前组装。我看到一个钢架，六十一厘米宽、九十一厘米长。我的老朋友显像管出现了，三个一组，被螺丝钉固定在架子里面。而彩灯被安装在显像管旁边。我的流程图上众多的盘根错节就要汇聚成主干。

客户：“你看过这个节目吗？我最喜欢这个节目了。”

肉身不再，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不用再被虫子叮咬，甚至被虫子吃掉。而且，如果我还是人的话，我早就自杀了。要么死了，要么精神错乱。然而我当时的逻辑非常清晰。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亚历克斯？”

在我的脚下，大地在旋转。星星环绕着埃弗森太太的屋顶，我烧了她所有的杂志。有什么东西在咬我的腿。

“我正在训练成为一台机器。我什么时候开始呢？”

“亚历克斯，你可算来了。有啥事吗？”

但是既然我做不到，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用撬棍砸埃弗森太太贴着粉彩壁纸的墙。

门打开了，一个老太太看着我，用一只手遮住刺眼的太阳光。她的胳膊就像拔过毛的鸡翅膀，她的脖子就像个粉饼。她穿的是矫形鞋，尼龙袜拉到脚踝上面，老花镜用一根绳子挂着，还戴了一个助听器，助听器挂在一根绳子上。

当我是一辆垃圾车的时候，我有一个类似的移动设备，作用是清空垃圾桶。有时他甚至会把溶解物倒进车里。有些人在公共厕所之类的地方溶解，在这些地方的溶解物救护车不管。

我不再替其他人工作，我更改了自己的工作内容。我要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观察人们在那里做什么，以及做出来的东西去了哪里。一个叫里维斯的嬉皮士有一个有趣的理论。当他把三个不同颜色的彩色灯泡——一个绿色、一个红色、一个蓝色——拧进显示屏时，我问他：

“我没有说老师。”

“但如果你大胆猜测……”

“嗯？”

“博世先生！”

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很好，告诉我在哪里擦洗，给我找了一件干净的工作服和一个空气过滤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装有假体。假眼睛特别流行，大多数人偏爱的风格是大黑眼珠、白色小孔。面对一个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严肃小伙，所有的年轻女士都很乐于介绍自己在做什么。但她们总是指一些小到我看不见的东西。我遇到一个名叫乔安妮的女孩，她是从南方来的，信浸会教。她的手腕上——而不是手上——装有插头。插头刚好能插到显微操作盒里。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移动设备：“我要求你离开这个房间至少24个小时。”

我整晚都躺在那里等着，用眼睛看着，戴着手套听，用靴子闻。空调自己开了，又自己关了，真会自我调整。汽车驶过。我闭上了眼睛，只靠听。我的头好像缩进了胸膛。

“谢谢你的关心，博世先生。”

然后，我把我的帆布袋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整理好了所有的泵和罐子，稀释剂和喷雾器，所有黏稠的糖浆和致命的粉末。我拿起一罐杀蚂蚁和蟑螂的混合药剂，把它拧在一个带铜喷嘴的红色胶管上。

作为一个小说作家，查普曼把神话、科幻、幻想和超现实主义融为一体，写出了众多不同寻常、讽刺和黑色幽默的小说，这些小说往往是反体制的。他与马克·吐温、拉弗蒂（R.A.Lafferty）、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等杰出的美国自由思想家有着相似之处。查普曼的第一个故事卖给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约翰·坎贝尔，于1969年12月刊登在杂志《模拟：科幻小说和事实》（Analog:Science Fiction and Fact）上，此后又四次被达蒙·奈特的著名选集《轨道》（Orbit）收录。他的作品后来还被获得世界奇幻奖的“利维坦”（Leviathan）系列（1994——2002）收录。然而，查普曼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品常出现在《芝加哥评论》《夏威夷评论》《威斯康星评论》《象鼻虫》（Zyzzyva）等著名刊物上的科幻小说作家。他一生共发表30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只有少数作品收录在《危险音乐》（Danger Music，1996）和《档案》（Dossier，2001）中。《完整的故事》并未完成。

我的货车疯了。一个墨西哥孩子站起来，它就把那孩子撞到防风栅栏上。它坚信他们是拆汽车的，我说什么它也不信。

我进入货梯，跟着一批组装好的录像机到了楼下。一个叫乔的亚洲人告诉了我组装顺序。乔留着杂乱的山羊胡，有一双灵活的手。他整天都在装配厕所冲水槽。他在拧漂浮的铜球。

伊万杰琳从凳子上下来，僵硬地走开了。

驶上高速公路。风低声哀号。我在路上。穿过玉米地和养牛地，穿越黄昏和黑夜，一路向西。每当我在黑暗中看到东西，我都会拿出打火机，点着火。在那稳定的蓝光里，有我的手，有板条箱。是的，我在板条箱上。

我很能理解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合理补偿。

这就说得通了。“那摄像头呢？”

客户：“你想喝点儿果汁吗？”

“里面为什么会有厕所？”

待在那里很舒服。橡胶翼片悬挂在两侧，用来保护作业不受灰尘的影响。我侧身躺着，因为背上起了疹子。有时候一个调查者必须忍受疹子。

“教孩子们东西。”

里维斯就到此为止。轮班还没有结束，我就打卡回家了。我从普拉斯基走到洪堡，然后乘公交车向东到了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我住在三楼，在沃尔格林楼上。我吃了些爆米花，就犯困了。我睡在地板上，因为我还没来得及买床垫。屋里有很多的蟑螂和老鼠，但是它们从不挡道。我想可能是我把它们吓着了。

移动设备：“没有。我是个杀虫员。”

这个时候，电影中断了，银幕变白，梦也醒了。

这部小说在三人前世的梦境故事和现世对身处何处及怎么脱身的探索之间转换。在这种探索形式下，查普曼创作了一个鲜活有力的救赎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悲情被幽默所激发，痛苦被安慰所化解。

客户：“它们很烦人。成百上千的，从窗框里进来，吐口水在玻璃上。我不知道它们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你想吃饼干吗？”

我用自己的钢和塑料的拳头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把他架在自闭舱上。

我让假人举起手，解开他的安全带。我打开驾驶员侧的车门，把假人的腿放出去，结果他的两只靴子都插在了碎石上。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并让他转向我的最远端。凡事不能想得太多，否则会变得复杂。

这座城市是由推土机、水泥搅拌机和起重机建造的。人类办不到。人类不能在这里生活，因为他们会得腹股沟淋巴结炎，长肉瘤和囊肿，生石膏压疮、流行性溃疡、无名肿瘤。他们的小麦会害锈病，无论他们喷洒什么样的化学药剂。他们的水里全是清洁剂。要是他们没被毒死，他们还得对抗害虫。新型突变害虫！胡蜂是从智利来的，还有亚马孙河的跳蝎子、挪威的轮虫、马来西亚的杀手等足动物。人类活得很艰难，那些没有住所的人会把自己锁在汽车里，活活饿死，或者把自己封进大垃圾桶，然后窒息而亡。至少他们不必再担心鼠患，虫子把所有的老鼠都吃掉了。

我戴着项圈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大黑跳蚤像往常一样在我身上跳来跳去，我的脚踝上全是血红的水疱，我用颤抖的双手从我的肉上解下了塑料脚镣。

那个夏天，我花了好几个礼拜，学会了在地下室我们那层完成装配的每一项操作。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希望我能很快成为一台机器。除了失眠和想得太多，我很满意。直到我做了那个噩梦。那是一天夜班第一次茶歇的时候。我在自助餐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

我打开车的后门，拽出我的帆布袋和工具腰带。我把帆布袋背在肩上，把喷枪和气雾剂装进袋里。我有各种药剂可以对付各种害虫——蚂蚁、蜘蛛、蟑螂、跳蚤、剪刀虫、有甲壳的鼻涕虫。

我站在窗前，喷着踢脚板，看着液体浸透它。路灯现在亮了，星星都看不见了。微风吹动路边的枯草。我把喷嘴对准窗玻璃，油性黏液顺着玻璃滑下来，从窗台上滴落，然后我进了卧室。

我突然想杀了博世先生。杀了他，或者我自杀。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如果我用炸药炸了工厂，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用炸药不管用。如果你想做点儿什么的话，你得悄无声息的。你必须比人类更不留痕迹。你必须是一台机器，并且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

她向门口走去，但是我比她快多了，我可不想让她那么轻易地离开。她还得给我的喷药服务签字。我把沙发放在她上面，然后坐在沙发上。

移动设备：“不用了，谢谢。”

我知道很多关于虫子的事。我的只读存储器里有1996年版《美国北部城市所有昆虫的介绍》。识别可以通过豌豆虫的外壳颜色，从冬季的浅褐色，到金黄色；可以通过巨大蚰蜒的刺；有时虫子的叫声进一下编码器，就知道了。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在建造自闭舱。这个小房间就是成品之一。但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不容失败。就在你有了嗜血的欲望时，这些小贱人深入到狭窄空间，也就是你触及不到的地方，就像你后背中央的瘙痒一样。狭窄空间，劣质建筑的标志。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踢该死的墙上的那些洞。

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坐在货车的驾驶室里。我们把车停在一家中餐馆的后面，那家餐馆蟑螂泛滥。我打开杂物箱，伸手进去拿轮胎气压表。

我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有人移动了装货坡道。是铰链发出的声音。黑漆漆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发动机开始振动。

1995年，当我还住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闷的小傻瓜。那个时候我有腿，还有大部分手臂——那是我一生下来就有的。在第一次跃进后，我自我毁灭的速度放慢下来。当我在工厂砸断自己的一只手，回家去喝啤酒，然后什么也不想之后，快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一定十分眷恋自己。

很快，我就像白兰地里的布丁一样燃烧起来，窗帘也着火了。烤热的蝉从我的腋窝和裤裆爬出来，冒着烟，掉到地上。狂喜的昆虫尖叫着坠落，死得很高兴，就像疯狂的飞行员抛弃燃烧的轰炸机一样。

但是那头没有回音。

“不，”乔说，“都一样。”

但是我的工作不是拯救人类，我的工作是杀死害虫。你不会看到我生病，你不会看到我溶解。我、数字时钟和录像机都是免疫的，上帝对他的选择给予了微小的支持。有时候太小了，你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

客户：“你想吃饼干吗？你结婚了吗？”

我休息了一会儿，我觉得我有资格休息。我坐在埃弗森太太的浴缸里，电视机在我的膝盖上。我看了几个小时的周六晨间动画片。

我梦见自己是一个受训士兵，正在上障碍跑的课。在阴暗的天空下，有光秃秃的树。结霜的棕色土壤在我的靴子下面裂开。我慢跑着，呼出白气。只有我自己，也许我受到了惩罚。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失去了知觉。我在带刺的铁丝网下不停地爬。

“孩子们会拉屎，亚历克斯。”

埃弗森太太打电话给她的妹妹，并收拾好了为过夜准备的衣物。然后她叫了一辆出租车。两小时后，出租车来了。我赶她出门的时候，她给我的离别指示是，冰箱里的食物可以随便吃，但是我不能移动她的家具，因为那都是她精心摆放的。

我把锤子手伸进洞里，跪在该死的杂志和饼干上，试图把地毯钉拔掉。但就是拔不掉！“该死的地毯钉，”我自言自语道，“真想用手把这该死的地毯扯下来。”

那就是他的样子。

我凝视着墙壁，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看到了水管、钉子，在阴影下，还有一个苍白的豆荚挂在一张丝状吊床上。在豆荚里有许多乳白色的幼崽，或扭动着，或在睡觉。这是一窝蝉宝宝。成年蝉把头从裂缝中伸出来，发出了惊慌的吱吱声。

在附近，有一支木偶乐队在演奏手风琴和小号，听起来像是在开派对。

移动设备：“这是什么？”

如果我能停止思考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敏感了。就连我不想思考的时候——我燃烧着的时候，或者基因突变的蝉咀嚼我神经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就好像今天就是世界末日。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货车用窄波束发出了响声。它想提醒我，巷子里出现了会对车辆造成安全威胁的东西。原来，是有几个长相可疑的墨西哥孩子，背对着防风栅栏坐着。一个孩子剃了光头，正在用螺丝刀剔牙，另一个女孩脸上有紫色的文身，戴着一条火花塞项链。货车以为他们在谈论它，它怀疑这些孩子是拆汽车的。而我认为它在大惊小怪。

春天，雄蝉长出翅膀，在我的周围嗡嗡作响。它们扑向我的脸，又嗡嗡着飞走。它们在我胸口挖隧道，在我的伺服系统上磨尖下颌骨。当我叫它们停下来的时候，它们说，有本事让我们停下来啊！尸体不能下命令！

一条脏兮兮的狗在巷子里跑着，嘴里叼着一张有油污的包肉纸。它根本没有看见我。我没有气味。我走向防风栅栏，然后跟着那条狗一直往南走，直到看见一扇绑着铁链、上了挂锁的大门。我把手套挂在电线上，想了一会儿。幸运的是，我的工具当中有一个断线钳。

《三套车》是一部经久不衰的超现实主义科幻杰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漫画的影响。书中的一些段落极富想象力，其大胆程度，堪称科幻小说之最。虽然小说中的辛辣、幽默的风格让人想到约瑟夫·海勒和特里·萨瑟恩，但是查普曼独具一格的是，在作品中融合了神话、心理学和来世的元素。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吉普车机器人（亚力克斯）、一只雷龙（娜奥米）和一个老妇人（伊娃）的故事：三个紫色太阳炙烤着一望无际的沙漠，三位主人公在沙漠中艰难跋涉，他们失忆了，只有在晚上、在梦中，才能记起自己的部分身世，更加糟糕的是，沙尘暴把他们从自己的身体里拖出来，然后放入另一个身体。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猜想自己变成了什么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救护车不会让我照镜子，而且我的眼睛也没了，烧得像两个小绿洋葱。救护车真是蠢，响个不停。它给我讲了一个冗长晦涩的笑话，说一只宠物狗被放入微波炉中。真蠢！

我们在做什么？为教育系统有限公司工作。组装什么？产品是什么？我四处打听，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大家只是说：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就此打住。但我不是精神正常的人。我是一个缺失梦想、正在训练的机器，我在做调查。

我从东十六街向北转，驶入斯通和罗素之间的一条碎石小巷。在我的西边，是一块堆满破烂的空地。在我的北边，有一排宽约两米的迷你公寓，屋顶上有天线和湿垫冷却器。巷子里，被塑料覆盖的垃圾就靠着公寓。在我的东边，是房子的后院，前面有一排防风栅栏。我把车停在一所房子旁边，这是一个叫埃弗森太太的人的住所。我车上的涡轮机不转了。我用窄波束提交了一份状态报告。今天真是够倒霉的，8月，某天下午1:27。

“亚历克斯，”我对它说，“你反应过度了。亚历克斯，听到了吗？”

一位老太太睡在沙发下，一个机器人坐在沙发上。我们俩都没有呼吸。外面很黑，警笛在镇上的某个地方响着。

我不得不简化平面图。我去货车里找来一个撬棍。太阳已经升起，砾石也湿透了。一辆洒水车沿着斯通的小巷缓缓地向北行驶，途经长老会教堂和麦德兰美容学院。

本书所摘录的《亚历克斯是如何变成一台机器的》就选自《三套车》的第7章和第10章，完整地讲述了亚历克斯被贪婪的工业资本主义逼得失去人性的故事。

成年蝉冲破了豆荚。每只成年蝉肚子里都塞着几只蝉宝宝，它们想爬走。但是它们逃不出我的掌心。我只要伸出手套，握紧拳头，就能把它们的家园变成屠宰场。我可以用花生油炸它们的幼崽，蘸上辣酱，然后挨家挨户地售卖。碰上我，它们能有什么办法？

喇叭声在我的耳边响起。我站在两辆叉车之间，两个司机正在争通行权。我避开了他们。

“好了，”我说，“行了。快叫醒我。”

院子里铺着红砖，有一个圆桶仙人掌，生长在一小口井里，还有一个秋千组合架，但是没有秋千，只剩下锈迹斑斑的滑梯。我站在房子的拐角处，向东一转，发现了前门的台阶，于是去敲了敲门。而就在此时，我被一只充满恶意的食肉动物袭击了。虽然它只是一只小狮子狗，但是它咬住了我的腿。

我的内脏器官状况稳定下来之后，眼科医生给我换了一双新的眼睛。一切看起来都很柔和——淡淡的珍珠灰色和漂白的水，面包模子的颜色。我靠，这可是眼睛。我得去习惯它们。

我走回工厂，想跟别人分享我的发现。博世先生在那里，但是当我想和他说话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去了更衣室照镜子，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嘴张不开：我的头是白色塑料做的，光滑且中空。

我看到埃弗森太太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她一边看电视机，一边吃东西。圆形橘色饼干摞在方形橘色奶酪片上，摆满了整个盘子，盘子放在一个带支架的托盘上。在盘子的旁边有两个盒子，一盒装着奶酪，一盒装着饼干。每过一两分钟，埃弗森太太就会吃一块饼干，盘子里的饼干慢慢变少。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座该死的房子烧了。

我走过一组自闭舱，走到一个拆掉一侧面板的地方，想看看里面的样子。小房间铺着黑色塑料，上面还有一层泡沫。马桶则嵌套在一个带扶手的黑色塑料椅里。坐垫上有一个洞，对着马桶。没有马桶盖，但是有安全带。

我自己不太重视噩梦。任何人都会做噩梦，就连机器也会做噩梦。噩梦是一种酷刑般的测试。你继续下一件事，下一件，再下一件。

“因为孩子们被捆住了，因为没有门。”

“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些是什么，博世先生？”

我不得不用手臂把东西搬出去——采样器、室内盆栽、罐装番茄酱……搬不完的东西。真是个老鼠窝！这让我想勒死一只鹦鹉。

当他们取下我的绷带时，我的皮肤也跟着脱落了。这是皮肤科医生计划好的。他专门从波士顿一家制药公司订购了新皮肤，然后给我换上。刚开始我觉得很痒，但是我很高兴有了它。

你可以想想你的人生目标。你可以算算距离下一次茶歇还有多久。等茶歇时间到了，你可以去所谓的自助餐厅——一排靠着石膏板墙的自动售货机——然后坐在聚氨酯座椅上，再想想别的。你可以喝着热巧克力和鸡汤思考。你可以吃个热狗和冰激凌三明治思考。你可以想想今天拧紧了几颗螺丝钉。如果你是我，你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停止思考。这是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如果我停止片刻，我就会死机。

我站起来，发现了一个水桶和一根软管。我踢倒了厨房的门，大步走到小巷。月亮是圆的，天像白昼一样明亮。我的靴子踩碎了一小块玻璃。我从货车的罐子里抽了些甲醇，倒在自己头上，我又回到室内找火柴。

“纯属好奇。”

“什么？”博世先生说。

“也许这是一个收费厕所，里面有付费电视。”

“把焊锡枪给我，我来替你工作。”

他抽了一口烟，皱起眉头：“这些是教学点。电子化的教学点，学校用的，小学用的。”

一个扶手上有一个支架，支撑着一张塑料桌。桌子里嵌了一个电脑键盘。对面的扶手连接的是一个自清洗的碗，就像你在牙医的椅子上看到的痰盂。小房间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红色橡胶管。我推测那是一个冷粥的导管。冷粥搭配镇静药，说得通。孩子得吃东西。把孩子关在一个没有食物的小房间里是不人道的。

然后他们给我做了咨询。我需要很多治疗，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安的人。如何用社会接受的方法排解自我仇恨，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的心理医生对我很有信心。如果我努力工作，如果我不断改善，那么未来我可能大有作为。我甚至可能成为送货车或翻斗车。对他人有用，对康复是如此重要。

夜幕降临，我胸部周围又结了一层冰。我被冻在池塘里，不再有溺水的危险。星星出来了。

但是她还在呼吸，于是我去厨房拿我的喷枪。我要让她在收据上签字，然后把她干掉。我明白我在这座城市里所肩负的使命——杀死害虫，包括任何妨碍我的多余居民。要小心谨慎，不被发现。我是一个化学武器。而埃弗森太太又老又碍事。我应该让她活下去吗？她年老体衰，又没有用。

“教什么？”

我关闭了水箱上的阀门，看着黑色窗帘、黑色床罩和枕套，装满黑色衣服的衣橱，还有黑色通花碟巾上的黑色香水瓶。有毒的渣滓帮了大忙，它赋予不平的木洞以月球表面之美。

空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把它的电插头拔了下来。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只蝉。

然后，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朝着它们大骂，就像你有的时候对正常生物大骂那样——“出来，你们这些黄色的小浑蛋九-九-藏-书-网！”“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诸如此类的话。

我去了更衣室，打开我的柜子，准备把我的螺丝刀换成一种用途更广的假肢。我选择了原来戴在左臂上的假手。

于是我这样做了。电视机从台子上砸下来，摔得粉碎。一个装满小摆设的箱子倒在电视机旁边。不管了！去他妈的！我还有工作要做！我扯下地毯，用它包住扶手椅和鸟笼，把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拖进了院子。

我只能天天躺在沙发上，双脚放在靠背上。而我那肿胀的黄色脚踝，流出了咸咸的眼泪，顺着我的腿往下流。由于我的愚蠢，我经历了自我厌恶，然后顿悟：当你不看标签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你的心理问题，亚历克斯。你有个非常大的心理问题。这我以前说过吗？”

菲利克斯坐在那里，一半身子在阴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伊凡。他仍然高傲得不想撒谎，但是他怎么能告诉他的上司，他把手伸进了一个黑盒子里呢？伊万低头看着那只爪子，一只很容易挠破人喉咙的爪子。

喷雾剂可能会把害虫赶到地基里去，也许我可以用诱饵引它们出来。

“我不知道。”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在敌人的记忆船击沉你的梦想船之前，击沉他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你被困在玩具卡车里、玩具箱里、海底的一个洞里，你觉得在窒息之前你能逃脱吗？你怎么认为，亚历克斯？你能离开那里吗？你能出去吗？

我一直跟它们说：我不能吃这个。它们以为我在开玩笑。

不过，害虫们不会自己现身，我需要更多的诱饵。

我站起来，擦了擦嘴，然后走开了。我在装卸区找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哭了起来。我在自欺欺人。我没有什么调查任务。我只是个愚蠢的波兰人，幻想着自己是圣徒。

“孩子们为什么不能穿过大厅，走进厕所呢？”

他编造关于他过去的谎言。他假装自己在一场战争中失去了双手。是的，他正悄悄地与工厂开战。显然，工厂赢了。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而他不需要钱。钱能做什么？他从未离开过工厂。他不见天日，从不睡觉。

我拿起备忘录，放在自己面前。我不想看，但是我被严格要求不能抗拒。痛苦的经历告诉我，当你违抗别人的指令时，你会立刻陷入他们愚蠢的自我世界里。为了避免争吵，我不再和任何人说话。我活在自己愚蠢的世界里。可怕的孤独，而且总是被白痴环绕——这就是我的生活。老鼠减少挑衅，把自己的脚咬掉了。博世先生耐心地看着我。我尝试去看备忘录，但是不管我怎么拿它，都感觉是上下颠倒的。

我开车在城市中穿行，这是一个没人出门的城市。人们待在家里看电视，并逐渐溶解。造成这一切的是一种新型病毒，它会让人溶解。人们溶解后，救护车鸣着响亮的警笛将他们化成的黏液送到大学医院，确诊他们已经死亡。确认之后，卡车将把一桶桶的黏液运到奥拉克尔大道上的公墓，用推土机将他们掩埋起来，然后填写表格。

墙纸起水泡、剥落、冒烟。黑水沾满了厨房的天花板，并蔓延到客厅。几块卷起的油漆从墙上掉了下来，留下锯齿状的白坑。

埃弗森太太今天可能会回家。但是她不能待在这里，因为我打算让那些蝉生不如死。

我没有拒绝领工资。事实上，我领三份工资，因为别人三班倒，而我每天用不同的名字不间断地上班。下午四点，我会用亚历克斯一号的名字打卡下班，用亚历克斯二号的名字打卡上班。

但是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变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而越来越不像一个人。如果你想逃避这一切，你必须成为一台机器。

“嗯。”

我的平面图显示，我站在门廊上。但是所谓的门廊，是一个堆满杂物的地方，有陶瓷纪念品、一沓沓杂志、陶瓷灯、圣诞卡等。天花板很低，几乎没有什么移动空间。

“太好了，亲爱的。你太聪明了，不应该在这里干活。”

“你在说什么？”博世先生说。

我告诉自己：“别惊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能惊慌。如果我能保持逻辑清晰，一切都会好起来。

“公司想给你换岗。这是管理层想出来的一些新的狗屁激励法。你看看。”

我咳醒了。浓烟很呛人，有一股烧焦的猪排味。显然，纤维板箱是易燃的，我着火了。幸运的是，这发生在一个称重站。他们一发现我，就马上叫了救护车。周围是愤怒和厌恶的大吵声。

我正站在装配站上，安装梅森奈特纤维板。这个时候，领班博世先生和看门人西弗先生沿着过道走来，停在了我的身后。博世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弯弯手指，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西弗接替了我的位置。

移动设备：“我要求你离开这个房间至少24个小时。您必须遵守此步骤，我才好安全部署致命熏蒸剂，以彻底消除您的害虫问题。”

我跟着冲水槽往下游走，寻找组件会合的地方。

西弗还在我的工位上，满腔热情地做着我的工作。显然我们都被提拔了。我沿着装配线走，一路走到运送录像机成品的货梯前。我注视着人们，记住他们的装配动作。我心想，如果有足够多的我，整个工厂哪还需要他们？

我躺在清洁工具柜里，有一个拖把和几瓶姜汁汽水陪着我。我老是忘事情。我忘了我在做什么。（洪水淹没了房子）我忘了我做过什么。（我的车钥匙丢了）我忘了我的计划。（有一天，房子的屋顶会坍塌，太阳会把我的光学插座晒褪色。）我所有重要的部件都已经被人撬走了。

我梦见我像往常一样在装配线上工作，只是我们不在制造电视机，而是用砂轮机制造飞机零件。塑料芯片从我的护目镜上弹了出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巨大的机身部件的原料是苯乙烯。苯乙烯非常易燃。于是我走下工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组装这些部件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机库，里面全是实物大小的轰炸机，轰炸机里面空空如也。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不会飞。

然后让他站在传送带旁边。传送带上的一个个电视显像管陆续从他身旁经过，它们被安装在带电路板和彩色编码电线的钢架上。

“哦，太好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上班的路上，到沃尔格林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秒表。如果我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的话，人们应该会和我说话。这个记的动作给人一种正式感。

从四面八方，从下面、从上面，涌来欢乐的叫唤声。那些蝉绕着我的双脚旋转，为我加油。我黑色的塑料脸在熔化，带着蓝色的火焰，还发出奇怪的声音。蝉飞舞着，放肆地大笑。

我做调查的地方在铁轨对面的楼里，于是我用秒表测了一下从打卡机走过去要多久。20分钟，太浪费时间了。从此我不打卡了，我自由了。

洗过的衣服在往地毯上滴水。是的，小房间里有晾衣绳，上面挂着正在滴水的衣服。这就说得通了，这样她就不用到室外去了。

“走开！”陌生人对我大吼，“我压根儿不认识你！”

我来到拉塞尔大街，停在一个门窗封上的图书馆边。图森市只有我守规矩，停在停车位上，但是我又能怎么办？这习惯已经改不掉了。一辆拖车拖着一辆没有轮子的轿车经过我的身边，进入拉塞尔大街跛行：它有一个车胎瘪了。我转到拉塞尔大街，朝南行驶。

失明之后，我不太适应。头几天，我拼命回忆各种东西的模样，想在它们永远消失之前把它们牢牢地记在脑海里。但是我越想记住，就越记不住。最后我放弃了。

继续，我对自己说，把你的头探进去。没人会用剑扎你的鼻子。继续，亚历克斯。又不会辣眼睛，仔细看看。

我给蝉讲笑话。我说，你听到的话，就阻止我。蝉给我送来食物，教会我一些东西。我不能吃这些食物，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家庭、沙漠和灵魂谋杀的事。

我的六个轮胎压过开裂的水泥地。我的甲醇罐上的压力通风口被堵住了，我的减震器就是搞笑用的，但是我仍在工作，这对这座城市来说很重要。我有一个备用轮胎，但是没有千斤顶。我有一个雨刷不见了，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强迫症般把光秃秃的金属条放到风挡玻璃上。还有，我的自言自语太多了。

糟糕的是：当我闭上眼睛，我又做梦了。在梦里，我平躺在传送带上，望着天花板，传送带载着我前行。突然，传送带停了，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卸下我的右臂，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传送带又开始滚动，每当它停下来，就会有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卸下我身体的某一部分。梦做得越久，我剩下的就越少。

它从空调里掉了出来，掉在地上。我靠，真是个大家伙，足有十五厘米长。它有着蟋蟀一样的褐色壳，锯齿形腿，弯弯曲曲的触角就像盲人的拐杖，在地板上敲打着。这是一种基因发生了剧烈突变的巨型蝉。它应该出现在怪物电影里，剧情是摧毁胡佛大坝。

几个检查员强行将我拽走。他们刚一放开我，我就跪下呕吐，全吐在小开间的马桶里。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件东西，而它就在你的手边。

那不再是博世先生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我摇晃他的肩膀，对着他的脸大叫：“梦！梦！给我换一个梦！或者你叫醒我！”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深夜，我站在一扇昏暗的窗外。一切似乎都在缩小，墙壁和地板分离，小巷里的砾石和露台的砖石分离。轮胎胎面和柏油马路分离，广告牌从天空中消失，星星从地球上消失。女人和男人分离，男人彼此分离。我睡不着，我根本理解不了。

客户：“你打算什么时候喷药？因为我得把宠物移走。我不能让我的宠物接触化学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