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某年隆冬，朱元璋视察城濠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锄子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皱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读chónɡ）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平常，他尤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多么辛劳了吧？

在朱元璋，“不知奢侈”，未必是觉悟和境界较别的皇帝有多高，可能确因苦出身。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降军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说得很实在。然而跟他出身相类者，毕竟以容易腐化为多，而且腐化的速度和程度往往也最惊人。所以对朱元璋的不腐化，我们还是得“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更多看到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面。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

九九藏书

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也真是千古奇闻了。

一次，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讲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野史有些故事，说他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云云，我们或有99lib.net异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无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

朱元璋既然黄袍加身，肯定发生了“变质”。然而，这种“变质”，为古往今来造反者所共想，如未实现，亦属“非不欲，是不能”。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丛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这句话，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洪秀全脑海肯定都浮现过。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史上不乏接近成功的造反者，最后不虎头蛇尾的却只有朱元璋。为什么？看看闯军打下北京后的表现，或洪秀全在天京皇宫里做了些什么，大概不难明白。以那些也想“变质”却不成功者为参照，我们发现，实际上朱元璋除了有所变，更有所不变。单论从造反者转为统治者，他可谓摇身一变。但换个角度，看看在两个身份中的表现，印象相反，朱元璋是他同类中变化最小、最少的一个。

除了嗜杀，他还有一个嗜好：嗜俭。在中国，政治家节俭，往往是道学面孔的一部分，公开示人以俭，公众视线之外，其实颇为侈费。朱元璋不是这样，他的节俭，不是为“垂范天下”做做样子，是穷惯了，是“积习难改”。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九九藏书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顶不下来的。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贵重石材）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对朱元璋，人们谈得较多是他屡兴大狱、滥刑重典，我一度因此将他归于“大暴君”行列。后从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

到朱元璋这儿，终于破了一回例。他真的不曾忌其微贱之时，不因做了“万岁”，而掩却来历出身。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主要是用来造酒，而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九_九_藏_书_网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紃”，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说：“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据说，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三分之二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实际上，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还恼怒，以为羞辱。

“均为人耳”。并非朱元璋已有“平等思想”，而是“万岁”之后未忘贫贱往昔，使他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一时振聋发聩。朱元璋有嗜杀之名，但过去只注意到杀人多，却不曾留心所杀的主要是什么人。经孟森点拨，再去查证史著，果然。汗颜的同时，从中领悟到，读史确不宜粗。

不过，这个“泥腿子”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头。比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看来，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并不总是好事。

这“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对皇帝来说显得古怪精灵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出卖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说起来，精神高度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民本”那一套，但实际做法是他的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