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制，“宫中六局，官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也就是说，皇帝理论上可以随意享用后宫每个嫔娥，实际上却并不能为所欲为；一是要事先通知“尚寝”官，由后者做准备，二是召幸了谁、何时何地，须记录在案。这种制度，并非出于道德考虑，而是因为皇帝的性行为关系到皇家骨血的确定问题，来龙去脉含糊不得。不过，客观上这的确是一种限制，令皇帝的私生活毫无秘密可言，同时也给别人——比如太后、皇后之类——的干预留下余地。正德深感不爽。他要的是，想什么时候搞一次就什么时候搞，想搞哪个就搞哪个。堂堂天子，搞个女人居然还要事先申请、事后登记，岂非笑话？于是，他断然地“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首先在宫中替自己实现了“性解放”——当然，这只不过是他毕生“性解放革命”的第一步，以后我们会在他漫长的宫外生涯中看见许许多多更大胆的举动。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阶级批判的误导下，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的专制统治机器有许多概念化的错误认识，尤其不知道、不了解帝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为后者对于帝王一味效忠服从，沆瀣一气。其实，严格地讲，文官系统或曰士大夫集团并非唯皇帝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准则和职业操守，那便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里面的“道”是高于一切的，包括作为具体个人的君王。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区分“国家”与“君主”的概念，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认为君主的正义性（合法性）来自于“国有道”，来自于国民的拥护，所以说：“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亚圣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亦即，在百姓、国家、君主三大要素里，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宁唯是，孟子还彻底认定一旦君权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主制时代，这样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据说在同是儒教国家的古代日本，正因为如此强烈质疑君权，孟子其人其说一直是被打压的。

不错，士大夫确有“忠君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虚言。但如把士大夫的“忠君”看作忠于某帝本人，却完全没有搞对。士大夫所忠之“君”，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并非某位坐在龙床上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的人。当一位人君是这副德行的时候，真正的士大夫是绝不驯服的，相反，会拼着性命去纠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合圣人之道，士大夫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尽其批评之责。明代士风尤其如此，抗争极其惨烈，因为不屈而死于廷杖之下者绵绵不绝。这就是所谓“文死谏”；但士大夫为谏而死的时候，与其说为昏君尽忠而死，不如说是为自己心目中有关君主的那种理想而死，这才死而无憾，死得心甘情愿。士大夫里当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巨奸大恶之徒，但若论士大夫的纯正之义，则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当维系国家与百姓之间关系的纽带。对于老百姓，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行使人和君权的捍卫者；而对于君主，他们却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亦即儒家伦理所主张的体现出辩证关系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场上，效忠君主的同时，不弃批评九_九_藏_书_网、纠谬直至抗争之责。简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只平衡器，二千多年的帝制中国能够基本保持大一统、超稳定的生态，这个人群的作用至关重要。

整个过程当中，朱厚照把他对读书、对圣贤之道的反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躲避读书、躲避责任、躲避圣贤之道，他说谎、搪塞、耍赖、装聋作哑、出尔反尔，使出浑身解数与朝臣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虽有弘治遗命在身，名义上又是朱厚照的老师，但这些身份的“合法性”，在一个无知然而身为天子的少年面前，被证明没有任何意义。这场劝学与反劝学斗争的实质，实际上是承认或者拒绝“为君之道”，绝不止是读不读书的问题。从一开始，朱厚照就借这件事，明白表明他断然不肯就范于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君主”理念。反过来说，刘健等人渐渐也觉察到危机远比日讲、经筵不能恢复或屡被中断严重得多，正德元年六月，刘、谢、李三老联名上疏，用二句话来概括朱厚照登基后的表现：“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透露出他们的不满已从读书方面发展到对朱厚照的君德产生质疑。

起初，他整日领着一群年龄一般大小的小太监在宫中“为角觝蹋麹之戏”。角觝，与今之摔跤、相扑相仿。蹋麹又称“蹴鞠”（麹与鞠通），古代球类游戏，源于且流行于军中，“蹋鞠，兵执也，所以讲武知有材也。”大约用于训练士兵身体柔韧性，后来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嗜好，民间乃有专挟此技邀宠于达官贵人者，《水浒》中高俅即赖之得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赏识而发迹；此外，据说国际奥委会已将其认定为足球之起源。正德此人，如果生在当代，送到体校练练摔跤、相扑或者足球，大概是块料子，将来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为国争光抑或成为一代国脚亦未可知，可他偏偏是皇帝！一国元首，丢下偌大国家不闻不问，整天臭汗淋漓地跟人抱来摔去，或没完没了在绿茵场上大呼小叫、带球过人、拔脚怒射……这情形，怎么想象都教人哭笑不得。

同样的问题，如果换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将有截然不同的思考。但只想堕落，且唯恐堕落得不尽兴的朱厚照脑中，唯存一个逻辑：顺我者亲，逆我者仇。众鼠辈吃准了这一点，皇上喜欢什么，他们便给他什么，而且只要给就一定给得很足！朱厚照想要的，无非声色犬马，于是，他们就献鸡犬、戏文、乐舞，导引他出宫游冶花花世界，让他醉生梦死。大臣们觉得这些人明明是在害皇帝，正德自己可不赞成。他觉得他们才爱惜他，体贴他，真正对他好。大臣越是咒骂这些人，他就越发认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正德朝路线斗争的主旋律，便这样定型了。

弘治皇帝双腿一蹬“宾天”而去，他给亿万人民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一个十五岁的“君父”——古时候，事君如事父，皇帝就是普天百姓的父亲；从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黄口小儿，中华举国之民的福祉就全交与这位乳臭未干的“父亲”了。

儒家伦理这套系统仍在运转，试图发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释放对“无父状态”欢欣鼓舞的心态面前，它简直就是一个笑柄。先帝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几位老臣安敢忘怀？根据祖制，明代的天子终生实行制度性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祖宗”的训诫与箴言以及国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讲”和“经筵”两种，前者为日常功课，后者为专题性的较深入的经典讲座。弘治所谓“勤请他出来读些书”，指的就是辅臣应该帮助新君把“日讲”和“经筵”坚持下去。我们从《武宗实录》看到，从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圣学”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二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ｈttp://ｗｗｗ•9９ｌib.nｅｔ、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

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万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从正面讲，为君者必须恪守君道，儒家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与义务，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与义务，做父亲的要守父亲的本分与义务，做儿子的要守儿子的本分与义务，大家都不失名分，社会才有君臣之义，家庭才有父子之伦，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那样，天下必然大乱，家国只能不保。从负面讲，既然君主极权体制赋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品质就完全成为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赶上有进取心的君主，则国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为君者不太犯浑，虽然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这么巨大的权力与某个下流坯捆绑在一起，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虽然历来威严肃穆的皇宫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但这跟后面的事情相比，也还算不了什么。渐渐地，正德觉得光在宫中折腾已不过瘾，他开始四处微服游荡，“随所驻辄饮宿不返”，据说回到宫中呆的天数，一个月也不过四五日。他在外面到底干啥？说起来那可就绝了。除去普通荒淫帝王都可想象到的“弹射钓猎”一类内容，正德确实玩出了个性。他曾让人把一条商业街封锁起来，命内侍从宫中搬来成堆的衣物，摊在每家店铺前面，自己则扮成小贩，“身衣估人衣”，头戴商人的“瓜拉帽”，手里拿着账簿和算盘，“自宝和至宝延凡六店，历与贸易”，跟太监扮成的店家讨价还价，彼此还一定要假戏真做，你来我往，“喧询不相下”，然后让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以市场管理员（“市正”）的身份出面调解。过罢购物和讨价还价的瘾，他会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闯至由太监掌管的皇家酒铺，那里“筝筑琵琶嘈嘈然，坐当垆妇于其中”，典型的“娱乐场所”格局，一干人等旋风般地在其间周游，“杂出牵衣，蠭簇而入”，“濩茶之顷，周历数家”。发展下去，“凡市戏、跳猿、騗马、斗鸡、逐犬”一类游乐场，正德无所不至；他还把宫女从宫中弄出来，置之于这些场所，充当“小姐”（“扮演侑酒”），“醉即宿其处，如是累日”。

搞清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性质，方能对朱厚照同朝臣间冲突不断、愈演愈烈的现象看得比较透彻，进而弄懂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太监、近倖之流像蛀虫一样几乎把国家整垮，却仍然那样倚信这一类人。

他预感到什么了吗？

然而，他是怎样自己“当家做主”的呢？

权力“毁”人不倦，尤其不受约束的权力。现代民主政治以前，没有一种能对君主权力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毫无约束。就中国而言，采取的是道德的办法，即儒家政治伦理。第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权秦帝国出现之后，因为毫无制约，君主自我膨胀、为所欲为，结果短时间呜呼哀哉。这一点后来的统治者都看在眼里，所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一方面接过了秦人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也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统治趋于稳固的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正式承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概约地讲，此一政治基础有两个要点，一是君权神授、至高无尚、不容侵犯，一是君主应自觉接受以抽象名义出现的“天”、“道”实即儒家伦理的约束，做“有道明君”。汉武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君权的这一政治基础，为以后历朝历代所传承，几无例外，机构之建、职官之设、礼仪之订乃至教育考试的目的与制度，都由此而来。不过，这政治基础虽然不再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但它只是一种“共识”而非契约，非常脆弱，不具强制性，尤其对于君主来说。责任感强的君主，或愿意学习儒家伦理并虚心接纳其约束，倘若碰上禀性陋劣的君主，儒家伦理简直形如废纸；因为享受无边权力的诱惑，确实没几个人可以抵挡，权力之“毁”人，能量无可比拟；所以历来的君主中间，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辈。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乾清宫东暖阁。一大早，司礼监太监戴义奉旨宣召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觐见皇帝陛下。弘治已经病了一周，自知不久于人世，此刻他身着便服，强打精神，端坐御榻正中。首辅刘健等来到御榻前叩头，“上令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来。’于是直叩榻下。”弘治这才开口说道：“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们）多费心。我知道。”话语恳切、温和，充满感激慰问之意；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刘健的手，“若将永诀者”，令人动容。他当众口授遗诏，由太监做了记录。然后，弘治对三大臣讲了最后一番话：“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多年后，李东阳把当日君臣对话的全过程，尽量回忆起来，记在他的一篇从政笔记中。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德迫不及待废止起居注、罢停“尚寝”的职能，此举虽公然违反祖制，却也不难理解。与此相比，他登基当了皇帝——或者说终于“获得自由”——之后，所纵容自己尽兴去做的另外一些事，却委实令人称奇。

纵观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说这个人生来有些病态的性情，人格发育明显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失去父亲，自己却当了皇帝。从心理学可知，对孩子特别是男孩来说，“无父状态”极为致命，那意味着准则、模范、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亲”符号的空缺，要么会使人的成长失去方向，要么会置人于权威瞬间瓦解、底线突然溃散的境地。

任何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都非常糟糕，更不必说一个十五岁的皇帝！假如早几年遇到这种事，母后张氏尚能以天子年幼而对其行使监护权，朝中重臣也可因顾命之名切实约束新君——就像后来万历初期李太后与张居正联手监管十岁的万历皇帝一样。然而，对于正德而言，他刚好在十五岁这一年继承了皇位；明代宫廷制度，皇帝十五岁即视为成年，标志是举行大婚。正德元年八月，正德与中军都督府同知夏儒之女夏氏行大婚礼，随即又册沈氏为贤妃、册吴氏为德妃。一后两妃，至此，十五岁男孩儿朱厚照办完了向“已婚——成熟男人”过渡的象征性手续，他有资格自己“当家做主”了——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皇帝。

这三条，弘治说得都比较客观，纵然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在眼里。当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以为这都是儿子“年少”所致，而非禀性使然，因此他恳求深为倚信的刘谢李三大臣：帮儿子一把，使他最终变成个“好人”。

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着大一统格局，其基本缘由之一，在于汉代以来国家治理一直建立在皇权＋文官统治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反观中世纪至现代民主政体之前的欧洲，以教会、世俗君主和贵族武士的三足鼎立为基本权力结构，不能实行真正的中央集权，所以时常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中国的大一统，至关重要的是文官系统的环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大夫阶层。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作为一个中介，承担君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通讯，范仲淹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再好不过地演绎了这个阶层的特性。

第二天，弘治单独召见太子本人。

朱厚照却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五月，借口天气“炎热”，将“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式的学习，也索性中止，下旨“至八月以闻”。等到八月，却赶上大婚，只好再次推后，迟至九月三日才重开日讲。可是十月间，我们又从李东阳所上奏折里得知：“近日奉旨停免日讲，至明年二月以闻。”屈指算来，从五月借口天热停讲，到九月复讲，总共讲了不过“十一二日”，现在又传旨停讲，而且一直要到明年二月再提此事；也就是说，几乎整整一年当中，朱厚照的学业都是荒废的。李东阳在奏章中苦劝：“冬至节尚远，天未甚寒，停止讲读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旧日讲。”但结果是“不纳”。翌年即正德二年的二月，三起三落的讲学恢复未数日，旋又罢停；三月李东阳上疏，称：“比奉旨罢日讲，伏望特降纶音，仍旧日讲。”未见答复。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辅臣就学习、读书一事进本督促和恳求朱厚照，双方持续二年的劝学与反劝学的拉锯战，最后以朱厚照的胜利而告终。

不知道朱厚照对于父皇的辞世有无伤恸之感，从史料来看，父亲的死和自己登上皇位，在他全然是一次彻底的解放，犹如骤然之间烈马松掉了嚼子、小鸟冲出了笼儿。

很简单：对朱厚照来说，士大夫是一股异己势力，是处处为难他、制约他，不让他从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捣蛋分子。而宦官亲随等辈，才是可任意驱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这些人从不会对他说半个“不”字。非但如此，凡自己想做之事、想满足之欲望，这些人无不百般奉承，竭尽全力帮他实现；此外还有一条，或许更重要，那即是，他必须集结和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张大此辈权势，来与朝臣抗衡。至于这些人品质有多坏，在外面又是怎样为非作歹，朱厚照毫不关心——他就关心一点：谁是我的人？

这就是所谓“托孤”吧？到了这种节骨眼儿上，素来的隐讳都不必了。弘治于是亮出儿子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形象：他无疑是爱他的，一语“聪明”，将这喜爱表露无遗；然而，除去父之于子的天然亲爱，从对祖宗江山的责任感，弘治不能不说出他对朱厚照的忧虑：一、好逸乐；二、厌于读书；三、恐怕不是一个做好人的坯子。

有部小说叫《少年天子》，单那名称就能满足我们民族对“皇帝”的埋藏极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将敬畏与期待混合在一起的心态。但实际上，“少年”与“天子”的搭配，在九成九情形下，意味着灾难。试想，一个权由天授、人民唯有默默承受的“天子”已经够糟糕了，还赶上心智未熟、半大不小、本身在成长之中，欲望骚然而理性闇弱的“少年”，岂非灾难？寻常人生，少年时代有如花朵，可这花朵一旦被捧到龙床之上，十有八九不是美和香的，而会变得丑陋，散发出一种少见怪异的恶臭。

——如果天子是少年。问题就出在这儿。倘只视其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为，大多并不如何乖常，虽然年届十五还喜欢玩骑马打仗、过家家一类游戏，或许有点缺心眼儿，但出格与古怪却谈不上。甚九_九_藏_书_网至就连他放浪形骸、醉卧花丛的行径，也不过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问题少年”都可能误入的歧途，是好是坏，终究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弘治两眼一闭，做了“大行皇帝”。太子朱厚照即位，“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赋。”权力的交接很平静，很顺利，也很老套；自古以来，中国这方面制度稳定而成熟，一切按部就班，极少出乱子——不论继承皇位的是何等样人。朱厚照——从此以后我们得叫他正德皇帝——就这样平静而又顺利、看上去毫无新意地登上了皇位；当时，大明子民谁也不知道，他们迎来的将是有史以来最古怪最搞笑的一位皇帝。

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维持不过月余光景，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是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这样一个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

有一个人最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他是在难释忧虑之中合上双眼的。

他把平生之中最后两天都用来做同一件事：安排儿子的未来。

倘仅如此，算不了什么。从大臣们的进谏中我们得知，登基以来，正德“奢靡玩戏，滥赏妄费”，喜好“弹射钓猎，杀生害物”。将“鹰犬狐兔”等形形色色动物圈养于宫内，紫禁城几乎变成一座动物园；又将太监组织成军队，披甲戴胄，执弓挟矢，以宫禁为操演场，真刀真枪地玩“骑马打仗”。

就在召见朱厚照的时候，弘治“龙驭上宾”。

想必是被朱厚照折磨得太苦，老首辅这篇奏章忍不住把话说得比较重一些了；他引用孟子一句话“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作为对朱厚照品行的批评；然后又着重反驳了朱厚照用以逃避读书的几个借口，比如“两宫朝谒”和“择日乘马”——刘健指出“乘马等事似与讲学两不相妨”，为何乘马就不能学习了呢？至于“慈宫问安”，“往来不过顷刻”，益发谈不上会影响学习，而且“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番话，不光是批驳了，隐约也在揭露正德说谎，并责备他有负父母期望，相当不留情面。

十五岁，最是不尴不尬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身体已经发育，开始有成人的欲望和部分自我意识，但同时自制力差，又仍如孩童一般贪玩；有强烈的自主愿望，却又因理智和情绪不平衡，往往使得这种自主愿望变成对自己的放纵；而且，几乎每个十五岁的人都莫名其妙地陷在反叛意识之中，与社会、家庭、师长以及一切试图束缚他们的人为敌。

朱厚照不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时还被赋予巨大无边的权力，成为“天下老子第一”的皇帝；这对于他原本极富破坏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无策。

父子间又说了什么，无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