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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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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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学,没有一样事情可以长久地吸引我的兴趣。我曾以为我是一个毫无生活目的、不能执着追求、蜻蜓一样飞来飞去的人,但是在文学里,我发现了自己。花了近四十年的光阴,太晚了一点,因此我格外珍惜。不论成功或失败,却是那样锲而不舍、那样不顾一切、那样一往情深……不知他人如何,我却常常感慨,一个人能找到自己,是多么的不易。有时人活一世,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更不要说找到自己。
文学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难道仅仅是因为愚昧,才有人非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吗?不,它是一种武器。
…………
福楼拜因写《包法利夫人》而被诉讼法庭十多年之久;
嗨,我又起锚了。岸、岸上的人、狗、鸡、房屋、树木…
九九藏书
…万般景物变得越来越小,它们全让我感到留恋,可是我的船却不能留在岸上,没有海,船又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它就不能?!
可我也没见着你写了什么超出自身经验的惊人之作,是不是?
难道我的船已经搁浅,只能在深夜、在海的远处,倾听海的呼唤了?而当初,也曾有过怎样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于是我来到海边。畅怀地大笑,绕口令似的耍贫嘴,拼命地游泳,像一只船那样在海上任意地漂浮——不被控制、听任浮力的托举,是多么惬意的一种解脱。
艺术家是通过自己的音乐、文学、绘画、表演和世界进行对话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赞赏还是怀疑这种固执: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痛苦的形式,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在磨盘里磨,把自己的胆汁吐出来,蘸着去写呢?
我欣喜它们把我造就成一个有缺陷的、然而具有体会一切直觉的人九九藏书,不然我今天就写不出一行文字。记得托尔斯泰对他的弟弟说过:“你具备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优点,然而你缺少作为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缺点,那就是偏激。”
竟是这样的容易?
我却暗自庆幸,要是我身上还有那么一点人性,要是我没做什么投机取巧、伤天害理、卖友求荣的事——这是我多少引以自豪的——和那些文学的陶冶是分不开的。
我喜欢船。
如果这样,我就不是我了。
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美或伟大。”
正是文学把我的某些理念唤醒,它们也许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完美,我甚至为此碰得头破血流,但我并不追悔。人在热爱某物或某人时,往往不那么客观、不那么理智,他总得为他的所爱,付出些什么、牺牲些什么——假如这也算牺牲的话。
上个月回家的路上,心绞痛发作,眼瞅离家不远,我却走不到头了。99lib•net只好蹲在一棵树下,吃下一片硝酸甘油,顶着一头头冷汗,淋着一阵阵急雨,看急骤的雨点扑打着水洼里的积水,不知怎么想起自己艰辛的、做过好事也做过错事的一生……
我看见,远远地,海浪迎过来了。滚滚地,不断地。我知道,最终,我会被海浪撞得粉碎,但这是每一条船的归宿,它不在这里又在哪里结束?
承认别人一个“好”,或在文学这条大路上也允许别人有个插足之地,对你难道就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
徐骏因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迫害致死;
我以为他的立论过于偏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作家按照自己的灵魂塑造人物。人在艺术形象里,还可以看到创作的美。
在即将发表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里,我这样写道:“真正使人感到疲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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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的,不一定是将要越过的高山大河,却是始于足下的这些琐事:你的鞋子夹脚。”
1981年7月
我把大海拥进怀抱,让海浪一次又一次拍击我那孱弱的心脏。
我再次修补了我的船,该补的地方补好,该上漆的地方上漆,该加固的地方加固……对不起了,它肯定还能用上一些日子。
吴晗同志因写《海瑞罢官》被迫害致死……
时兴“思想改造小结”的年月,逢到挖掘我那冥顽不化、难以改造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觉悟不高,自由散漫等等恶习之所以产生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时,人们总是宽宏大量、无可奈何地说:“张洁的问题,主要是中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的毒害太深了。”
如果我像你一样,心怀什么目的,说你的创作照样有许多上不了台面之作,可是你很幸运,新老关系任你使用,不必像很多作家那样苦苦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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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而我还是喜欢你待在文坛教父或文坛教母的位置上,我虽不是教徒,但我崇尚与人为善的品德。
文学对我,从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苛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向往的那个样子。
还有因那不好说出口的原因而贬低你的——你反复写的不就是自己那点破事!
想不到我那并不高明的小说,却引起个别人的怀疑,或是说某篇小说就是张洁自身的经历,还有人自告奋勇佐证: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真像那么回事。
或有人对某篇小说对号入座,入座之后,不那么舒畅之后,便把我告上掌有生死簿的权力机构,然后就沉醉在从自己过长的舌头喷射出的唾液所映射出的彩虹中,以为那点唾液便是足以淹死我的汪洋大海。
镜子里,我有了一张印第安人的面孔。我咧开嘴巴,一排白牙在闪烁,健康好像重又回来,我又有了力气。
太阳底下,我的皮肤铜似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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