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参加过侵华战争。

饭后大家合影留念。他们对我的直言非但没有丝毫不快，反倒带着些许的敬意与我告别。

爱，是不能忘记的；恨，难道就可以忘记么？她写爱，在于反映现实、表达理想；她写恨，却出于尊重历史、警觉人民。除了对侵略的恨，对掠夺的恨，也有对遗忘了恨的恨。她竟然以国际问题做文章，似乎她的翅膀也不再那般沉重了。

谈到舆论，我们的报纸都是党报、准党报、政府机关报，只能贯彻官方意图、行外交词令，老百姓只好不明真相跟着转。能够反映群众舆论的篇幅，实属凤毛麟角，还免不了提心吊胆。

为官的尽管去说官话，为民的又为何不能尽情地说民话？要不要战争赔偿？这样事关全民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民说话的份儿。要知道，这决不仅仅意味着钱啊！日本人在赔偿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占有了台湾，还获得了二亿两白银的赔偿。即便是今天发生的一起车祸，虽然同样是人命，在赔偿问题上，日本人却决不让日本人的价值与中国人的价值等量齐观。难道日本人仅仅是为了钱么？为什么日方从不表示“为了日中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决定不要这笔赔偿”？

一月九日，专门评论英国皇家事务的评论员指责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顾问们伤害了英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因为白金汉宫决定派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前去参加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礼，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日本侵占的远东国家死去的、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侮辱。

报纸剪辑后的杂感：

远东战争罪行起诉班子前成员罗伯特律师，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本应对裕仁进行审判，如果他当时受审的话，他会被判决有罪，而且被处以绞刑的可能性极大……”

关于二次大战中裕仁的罪责问题：

竹下登替侵略辩解的屁话，官方尽可以只表示遗憾。可事实上，一个“遗憾”，何以能表达亿万中国人民的极度愤慨！人民为什么不能站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

东条英机受审时说，日本任何一位臣民都不会违背天皇陛下的意愿行事……这意味着袭击珍珠港是天皇的命令，并证明他应对这场战争负全部责任，从而打破了天皇是个傀儡的说法。后来东条在以天皇名义的巨大压力下，改变了口供……

英国《独立报》一月十一日。记者戴维·基斯著文：美国的干预使“裕仁免于受绞刑”。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揭露天皇罪行的纪录片，将于本月播出。

愚以为，报纸的功能无非有二，一为传播信息，二为反映舆论。

竹下登首相称：已故天皇“六十二年来一心祈祷世界和平与国民幸福，并天天为之实践躬行。在过去那场不得已而爆发的战争中，出于不忍目睹国民苦于战祸的情景，不顾自身安危，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

新西兰国防部长鲍勃·蒂泽德说，裕仁“应该在战争后被枪毙，或者公开把他碎尸万段”。

又及：拙文发表不久，日本《9９ｌｉb•nｅt读卖新闻》曾致电于我，说是他们读了这篇文章，想与我当面谈谈。我回答说：“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谈，你们就好好学习我这篇文章吧。”

说到传播信息，现在比“文化大革命”时好一些，但仍旧少得可怜。飞机出事登报，总是因为有外国人在内，不得不登。有些记者报道多些，可能还有被劝退或勒令报纸改组的危险。

日本官方对天皇裕仁在侵略战争中罪责的部分发言：

我在此郑重地将张洁《从裕仁之死说到引导舆论》（载《新观察》1989年第6期）一文推荐给读者诸君。

我们很穷，建设“四化”资金不足，很需要这笔钱。即便这笔钱不还给深受日本烧杀抢掠的中国百姓，还给中国政府也行。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记者玛格丽特·夏皮罗发自东京的报道。日本把已故天皇裕仁描绘成一个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主张和平的人。这种说法在海外引起了愤怒。

自民党发表谈话说：“六十二年来为国内外考验所表现的陛下的业绩，无可估量的伟大。”

这是战犯裕仁天皇及其幕僚、政客策划发起的一起罪恶滔天的侵略战争，本应由他们负起这一战争的罪责。

说明天皇对他的军队征服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感到高兴的证据，是出自他的宫内厅长官木户的日记。

二次大战后，被日本烧杀掳掠、铁蹄蹂躏的中国，与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耗尽本国物力、财力、人力的日本经济水平不相上下，而他们现在已向全世界发起了经济攻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却依旧贫穷，落后。

张洁说：是啊，既然一个被侵略者都不要求国际法庭给侵略者以制裁，你还能指望侵略者承认自己是侵略吗？

台湾《时报》报道，立委宣以文在书面咨询中指出，日军当年在我国奸淫掳掠，无恶不为，写下了人类史上最丑恶的一页，中国人惨遭杀害的超过二千万。二次大战后，日本曾分别向美洲、欧洲致歉，然而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遭受日本荼毒最烈的中国百姓，不但从未表示歉意，还一再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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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历史，否认当年的罪行。

野间宏一行频频点头称是，反复检讨：“我们对中国人是有罪的。”

日本官方企图抹煞裕仁罪责的答辩激起国际公愤。

澳大利亚有数千名军人在日本战俘营中丧生，一个退伍军人组织把裕仁比作希特勒。鲍勃·霍克总理最初表示他可能参加这位已故天皇的葬礼，现在说，他将不来了。

正当的舆论渠道被引导得不见了，自然出来许多小道消息。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弃世，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结果还不是民谣谶语到处飞，也没传到秦万世，至秦三世就结束了。

该纪录片揭示，裕仁知道，一九三七年至少有两万名中国人在南京遭屠杀。

读罢此文我才发现：不论作为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日本，全是靠侵华战争发的家。

台湾方面：当局对裕仁逝世一直表示沉默，但报界要求严厉追究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有影响的《中时晚报》社论以《历史正义不要装看不见》为题，开头说“集荣誉、侵略和罪恶于一身的天皇的一生结束了”，然后又评论说，“根据历史正义的立场，我们对天皇不对在战争中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表示道歉而死去表示遗憾。”

中国的作家很少撰文议论外交事务。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资格运用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在外交事务上，官方的声音当然地代表了亿万人民——几十年来就是如此。这种状况能改变么？

不久，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的《报刊文摘》上看到，由日本学者井植薰所著《如果日本支付战争赔款》一文的片断。文中说：

一九四五年，我们失去了第一次机会。当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与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竟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当然还有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及怀着各种目的的政治力量，不能算是光明磊落的插手。

今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围绕侵略战争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讨论时，竹下登首相居然说：“在学问上难以对侵略战争下定义。”又说：“关于侵略战争的学说各种各样，我也不认为联合国的讨论就是结论……战争是非常悲惨的行为，这是事实，但确定其性质是困难的。”他回避谈及“当事者西德已有定评”一事。

具有现代功能的报纸中国还没有出现，只有打破报纸的垄断局面，帮助并允许民办报纸刊物的发展，才能使报纸现代化。传播信息、反映舆论，这是新闻改革的必由之路，是民主化不可避免的进程。

日本客人除代表团团长野间宏先生外，还有井上光晴、夏堀正元、针生一郎等人。席间，几位日本朋友忽然谈起二次大战，谈起他们各自对中国人的负罪感，以及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所应承担的罪责……

张洁将对于裕仁去世所引起的种种反映剪辑列书，以示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最深的中国的态度，与其他国家舆论界的态度之反差。

张洁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我们很穷，建设“四化”资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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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需要这笔钱。或者，哪怕日本政府赔偿中国人民一元钱也行，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世界舆论和良知，举行隆重的赔偿仪式，以明确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的性质以及日本在道义、法律上所应承担的罪责。

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袭珍珠港，裕仁至少在这一袭击发生前一个月就知道此事。

新华社驻东京记者报道，已故天皇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一位君主，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去世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元首。“战前是整个帝国军队的统帅，并且被‘神化’。战败后，日本否定天皇是神。根据新宪法，天皇成了国家的象征。”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在日本历史学家中，已成为讨论的一个题目。”

中国的舆论不能老用一个口径包揽十亿张嘴。

新闻媒介既然被称为人民的喉舌，那么，理应反映人民的心声，内政，外交，概莫能外。即算是党报、政府机关报，也可辟专栏发表民众议论外交和国际事务的文章，哪怕这些文章有异于官方的口径和调子。

如果有一位作家，竟然在报刊上撰文这样抨击日本首相竹下登——“几近无赖地将一场明火执仗、烧杀掳掠的侵略战争，化之为‘学问’的讨论，竟敢如此强奸世界人民的公论。如果他再来中国访问，我们应该往他脸上吐唾沫。”——人们一定会既感痛快，又感惊讶。

荷兰王室宣称，将不派代表参加葬礼。（据说荷兰在东南亚死了两万人——笔者）

他们的话，触动了我久梗在心的一腔怒气，不觉冲口说道：“是啊，既然一个被侵略者都不要求国际法庭给那侵略者以制裁，你还能指望侵略者承认自己是侵略吗？所以我们对日方制造的光华寮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事件以及日本右派法西斯若干起挑衅事件，多次抗议而无效果，是因为我们早就把本属自己的权利扔掉了。”

这部纪录片还揭示，不对日本天皇裕仁起诉的决定，是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做出的。

张洁就是张洁。张洁说的就是张洁说的。哪怕她发誓要往某首相脸上吐唾沫，那也纯粹是她个人的意志，或许还代表了许许多多人的意志，但决不是官方的意志——这是明摆着的。有什么必要去担心会妨碍、会伤害、会影响什么什么呢？新西兰的国防部长鲍勃·蒂泽德说，裕仁“应该在战争后被枪毙，或者公开把他碎尸万段”。人家还是国防部长呢，然而，又怎么着？

附：澳门《华侨报》发表评论说，看了我国政府对裕仁之死“表示哀悼”的有关报道后，作为中国人“很不是滋味”“莫名其妙”。我们今天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和对裕仁之死的态度，决不能混为一谈。

对裕仁之死，连台湾舆论界都发出了声讨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行之声，而大陆的舆论界呢？究竟该不该派外长率团前往日本哀悼，被质问之后也不了了之。

去年年底到冯牧同志家串门，正赶上他要去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团，我也就随他一同前往。

此外，我将天皇裕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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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反响剪辑成文，以便对比，这也许比单条阅读更有意思。

内阁法制局长官味，二月十四日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就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表明见解说：“根据旧宪法规定，天皇不承担国内法上的一切责任，所以昭和天皇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另外，在国际法上，远东军事审判也没有对天皇提起公诉。因此，责任问题已经解决。”

不但如此，日本作为一个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中国人民在长达十四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日战争中的损失，也未做丝毫赔偿。

韩国大报《东亚日报》发表社论：“不管日本花多大力气来否认他应负的责任，却不能否认战争是以他的名义宣布的事实。”

一个国家元首，竟敢如此强奸世界人民公论，几近无赖地将一场明火执仗、烧杀掳掠的侵略战争，化之为“学问”的讨论。如果他再来中国访问，我们应该往他的脸上啐唾沫。

退而言之，哪怕日本政府赔偿中国人民一元钱也行，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世界舆论和良知，举行隆重的赔偿仪式，以明确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的性质，以及日本政府在道义、法律上所应承担的罪责。例如美国，至今还在偿还美籍日人的存款在二次大战中被冻结的损失。又如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租赁给联合国修建办公楼的那块土地，实际上是赞助性质，但维也纳市政府与联合国曾签订正式协议，年租金为一美元，每年由联合国派代表将租金送至维也纳市政府，正式履行付款手续，用以说明这块土地的所属权。

报纸后面有“小参考”，“小参考”后面有“大参考”，“大参考”后面有“内部参考”“参考要闻”等等，这后面还有多少内部报刊，则非我等所能知晓。国家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层层设防，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老百姓只好以口头的和出口转内销的消息为信息来源，这样反倒可能以讹传讹，倒不如主动增加透明度，让每个公民对国内国外的事情，自由地发表见解。

上面所剪辑的许多国家的民间舆论，也没有哪一桩影响了外交关系，造成了涉外事件。

所以，光引导舆论，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不是办法。现在已是开放时代，各国都有比较，我们这种舆论一元化的办法长不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与日本恢复邦交之际，我们又失去了一次机会。日方主动提出赔偿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损失，而中方表示，为了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决定不要这笔赔偿。

英国《卫报》对于“裕仁做了好事的善良神话”进行了抨击。它说，这就是“日本右翼企图借此（裕仁的死亡）时机推行他自己的勾当的一部分。”

朝中社称，裕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本应处决，是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日记写道：“天皇笑容满面，热泪盈眶。他说：‘我亲爱的木户，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做了什么，爪哇投降了。荷兰的整个东印度群岛以及缅甸都是我们的了。’事情发生得似乎太快，天皇非常高兴，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张洁愤然：中国的舆论不能老用一个口径包揽十一亿张嘴。

韩国的《朝鲜日报》称裕仁是头号战犯，并说：“不能忘记在他统治下，数以百万的朝鲜爱国志士惨遭戮害。”该报又于最近载文指出，“朝鲜人民的最高代表去为一名战犯的灵魂祈祷，那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政府方面因为和日本有一定的外交关系，有些话不便讲或不能讲，是否应该允许老百姓讲，给老百姓一个可以抒发舆论的地盘或场所，甚至可以给他们反对某某人访华抗议、游行的自由；

作为一个政党，自然要为自己制造舆论，以贯彻执行自己的纲领。但作为唯一的政党，将一切舆论都引而导之，造成众口一词的局面，还有什么舆论可言？又如何参考不同阶层人士的舆论，以做出科学、民主的决策？

我又谈起一九八三年，与日本作家小田实为此争论得非常激烈的往事。那次会见，小田实先生从头到尾不停宣讲“日本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受害者”，理由是美国人在广岛扔了一颗原子弹。

除去官方报纸，如果再另辟一些渠道，就可以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反映一些意见。即使涉及外事，也无非是言论自由，政府不便过问而已。

中国大陆方面，《东京新闻》十月八日刊登驻京记者岛影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既报道“战前的天皇”也报道“战后的天皇”》，全文如下：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愿张洁的谔谔之声，将引出千人的谔谔之声。

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我本不应搭茬儿，可是小田实先生不断老调重弹，使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便说：“我反对原子战争，也同情受过原子弹之害的日本人民，但是中国在被日本侵略的十四年里所受的灾难、蹂躏，要比这颗原子弹的危害深重得多。如果日本军队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岛子上，不侵略别人，不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恐怕广岛也不会挨那颗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