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疗养院回来，有时要去找咕咕一次。咕咕的哥哥制止妹妹与杨阳接触，说那种病是传染的。咕咕似乎并不在意。杨阳也知道咕咕家里人不欢迎他，但还是要去。他对我说：“我想看见咕咕，到她单位上，也到她家里去看她。有一天我怎么也受不了，跑到外面，跑到咕咕家楼下面……‘咕咕！咕咕！’”

我只大胆假设一个事情，这就是，在处长的儿子看到杨阳那张画的那一刻，长久蓄成的一种自信心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地击垮了。处长的儿子流出的是绝望的眼泪。

还需要我活动一下他身边的什么关系，请您告诉我。

杨阳的目光暗下来，叹息一声说：“没有人读懂我的画，只有我画的这个人除外。”

我有时愤怒地想过：这座城市厌弃的，将是她的最了不起的儿女之一。

他不觉得省城有什么好，黑色的烟雾漫在空中，他从车窗往外看了一会儿，后来一抹脸，抹下两点油灰。油灰是从哪里来的？

您来鉴别他吧。

如果一开始就调来搞专业，恐怕周围会议论的，反而行不通。我们这儿的画院有一个门市部，经营书画纸砚，工作人员都是从待业青年中招来的，大多是女孩子。您那个画院是否有类似的地方？如有，杨阳去卖书画也很好。他在业余时间会学习画画。您是搞国画的，但在艺术上一定也会给杨阳很多帮助。

首先是文化局的背信弃义，并没有像许诺过的，让他专业绘画；再就是那个经理对他的百般折磨。他现在连一个人起码应该享受的平静和安全都得不到，又怎么进行艺术创造呢？他在那个窝窝囊囊的地方被啮咬到什么时候？这谁也不知道了。

他一连几次来看杨阳画画，他是省里一个大机关下来招选干部的，是一个处长。他毕竟在大城市工作，并且他的儿子也学油画，他慢慢看出了面前这个小伙子是个“好材料”。当时他的心有些痒，走开两步又退回来，最后大概下了决心。

他走后不久，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处长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衣衫不整，神情沮丧，瘦得皮包骨头。我与他说话，他傻傻一笑，摇摇头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处长正为儿子忧心如焚，曾请了不少医生给他看过。这些医生大多是神经科的，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后来有一个内科医生提议请一个肠胃专家来看看，他说人的一切疾病差不多都是胃的毛病引起的。处长冷冷笑了两声，再也不为儿子请医生了。那个小伙子常常在机关大楼下面转悠，再也无心画画。

处长能够从遥远的地方将杨阳招选到省城，能说与儿子的事业无关吗？究竟是哪根神经受到了触动，使他下了那样的决心呢？处长故意将一个天才禁锢在机要室里，让红绿灯闪乱他的双目，能说与儿子的事业无关吗？这种关系又是什么？这其中有什么心理在作怪？而最后，处长又为什么坚决制止两个酷爱艺术的年轻人接触？

您如能调他去画院，他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折，也许一生都难以再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说起来太可惜，七七年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他只差一点没考进省艺术学院，但他的成绩可以上中专艺校。一位美术老师看过他的画，断言这个杨阳肯定是艺术学院的料子，不要贪眼前小利进一所中专。杨阳于是放弃了一个机会。后来当然艺术学院没有考上，原因与上次相同，文化课的分数偏低。

他的信上说，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为什么？就因为他构思的一幅新的作品上，有一架风车，有盐——他想到了盐的光亮，怎样在画布上表现这光亮……他的确是被盐的光亮激动得睡不着的。您看，就是这样一个脆弱的艺术家。我敢说能被食盐的光亮激动得失眠的人，肯定是一个艺术家。

第二天，他向当地有关领导提出：这个人要带到省城里去。

我的判断愿意迎接一千个大艺术家的挑剔，甚至愿意等候你我都难以亲睹的时间的考验。是的，他是一个注定了要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艺术的人，是在人丛中闪闪发光的一个人物，一个只需用肉眼就可以鉴别出来的艺术家。

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相信杨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也相信他下决心离开这座城市，也会与那件事有关。那是八月里的一天，杨阳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这是个温暖的星期日。他狂热地画了一天，傍黑时分完成了一张画——他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张了。那是画了一棵半边碧蓝半边火红的枫树，树下站着咕咕。咕咕的眼睛看着什么，热烈的目光投向正前方。他携着画跑到外面，一直跑到咕咕家的楼下。在楼下站了一刻，他又蹿上楼去，擂着咕咕家的门——那时也可能是咕咕不在，开门的是咕咕的哥哥，他两手沾满了面粉，扫了杨阳两眼，怒冲冲地就要关门。杨阳举了举手里的东西，喊了一声：“咕咕！”高大的男人转过身子，一把扯下画来，骂一句：“滚你妈的蛋去！”那扇门轰的一声关上了。

但这个问题连杨阳自己也回答不了。他至今闹不明白经理为什么那么恨他，处心积虑地要折磨他。最近经理又有了对付杨阳的新点子，就是让他专门负责打扫场子——广告画让邻近一个工厂宣传科的人画。这使杨阳不能容忍，与经理大吵了一架，接着病了好多天。杨阳在那个区里不用说是最厉害的画家了，这会儿却连画广告的资格也没有，这种侮辱太过分了。

您看，他是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离开了藏书网这座城市的。他要回到他出生的小城去。他是从那儿挣断脐带，投入了沸沸腾腾的生活的。如今他又回去了。

我不知道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多么难。他们除了因为沉浸在那样一个瑰丽的世界里痴迷忘返、懵懵懂懂、不知不觉被脚下的自然坎坷绊倒而外，还要提防另一类人从后脑那儿伸出的棍子。任何打击都首先指向大脑，因为那是人的核心地带。他实在太需要保护了，太需要谅解了。这样的艺术家不仅在熠熠生辉的时刻里需要援助，而是从刚刚起步时就要有人扶持。杨阳就是这后一种情形。你问他与经理矛盾的原因，我不能回答得再具体了。您是副院长，您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请原谅我的刻薄。我只是要求您能赏识他，帮助他。我觉得您在献身给艺术——既然这样了，那么我的要求就不过分了。

杨阳的肖像画使我知道了他长久地惦念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两个刚刚握手随即分离的年轻人。

他呆了片刻，扭头走了。他这才明白了，这个凶恶的男人绝对不允许妹妹再走近他了。他扭头走了，迈出了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一步……很多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非常愤怒，并鼓励他到单位上找咕咕。他摇摇头，说，他这回明白了很多。“‘小痨病鬼’——那个家伙以前这样笑着骂过我。我明白了，我没有资格靠近她了……咕咕！”他就这样离开了。

就这样，杨阳被处长带走了。他启程之前曾在被窝里想过：这回要亲眼见到那座更大的城了！他要把城里的所有楼房，甚至是所有的窗户都画下来。他会见到很多很多的画家，结识很多很多的画伴。什么也别想阻挡他，他要画个天昏地暗，不停地画，把居住小屋的天棚、地板、四壁，全都画上鲜亮优美的图画。那时他就算居住在图画之中了。他甚至想过要在将来寻找一位美丽的体积很大的姑娘，把她也画到画里；如果她愿意，他完全可以把她的身上也画上画，画上美妙的阳光下的水滴和绿色的蜻蜓，画上红艳艳的果子……第二天启程了，第三天就来到了省城。

我在杨阳住院后常去看他。他告诉我咕咕也来过。只要提到咕咕，他的眼睛就立刻明亮了。我们的谈话常常有意无意地转到咕咕那儿。咕咕给他的水果他一个也不吃，全都放在床头柜上。他挑拣一个红的握在手里，又放在眼睑上滚动一下，说：“真好的一个苹果。”

接着，杨阳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了。这对于他倒是个好事情。他一度很感激处长。但渐渐事情有了变化。他发现没有人对他退出机要部门一事表示谅解。机要工作是神秘而神圣的，一个人从这个岗位上被剔出来，就好比谷地里拔出的一棵莠草。人们猜测着这个瘦瘦的小伙子有什么毛病，是否被查出了什么历史问题、现行问题？是否行为不轨？还有人说这个小伙子之所以瘦削不堪，是因为邪癖在身，记忆力减退，当然不适宜做机要工作啦。杨阳紧咬着牙关。他只是画着，利用一切间隙画着。

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说完了。请您扶持我的朋友吧！请您挽救一个被爱的火焰烘烤得浑身灼热的艺术家！请您挽救一个正在遭难的艺术家！您将功德无量！紧紧握手！您的朋友！

那是杨阳两次高考失败之后的最沮丧的日子。街道上请他画一些宣传画，他干得非常卖力。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和焦虑，他把那些画画得又大又亮。各种颜色向人直逼过来，看上五分钟，像被各个方向伸来的拳头揍了一顿似的。他握笔的姿势让街道上的人觉得好生奇怪。他们认为的画家只是平常在街头阳光下给人画肖像的人——那些人两眼如鹰，戴着老花镜，小心地捏紧一根碳梗硬描。那才是画家哩！而杨阳瘦弱不堪，站在竹皮做成的长条脚手架上，衣服被风吹得皱到了一边去。小家伙的大笔往上一捅一捅，一会儿就捅出一轮太阳一片田野。围着观看的人真不少，老太婆们吸着嘴，发出“夫夫”的声音。

处长现在仍旧是处长，只不过几年来皱纹骤添。

咕咕高高的个子，皮肤并不很白。她在门诊部搞注射。让人见了最难忘的，除了那双眼睛，还有顽皮的嘴角。这样的嘴角与温柔文静的面容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她在那儿搞注射，杨阳就不去打针。他的身体很弱，需要打针的时候很多，但他总是忍着或到别的医院去。他说，他自己很脏，很脏很脏。

您要是读一下他关于这方面的信就好了。杨阳性格中刚强和柔弱两个方面都让人吃惊。他太善良了。目前这个是个打字员，杨阳多次画过她，我也看过寄来的一些素描。有一些，显然作者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过杨阳要画一棵树也会这样的。他信上说，她有时很美，不过有点狡猾，像小狐狸那样。这又有了另一种可爱。不过问题是他已经感到了她不是十分爱他。她如果被他所爱，那么他会终生不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回去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朋友曾经强烈地打动过他。那是个修鞋女工，据说她的脸有些红，眉毛弯弯的，一笑起来嘴巴有一点歪。杨阳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曾仔细地、快乐地向我描绘过她。他说：“也许我与她再也不会分开了？”这句话的后面不是句号也不是叹号，而是问号。

对于一个艺术家，他不能容忍从职业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工作，因为那样就包含了一种侮辱。而这一切正是别人所不能理会的。

对了，我不得不提一下倒霉的九-九-藏-书-网海参，我看出来了，您是迫不得已才告诉我的。不错，杨阳的境况得到改善、他最终要调出来，最后恐怕还是要借助于文化局局长的力量。通过一个人——这个人的选择我尚需再想想——送给局长一点海参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不过我打听了一下，最近海参是极不好搞的，而且贵得吓人。我想商量一下，海米能不能取代它——当然数量可以多一些——能不能呢？

杨阳在机要训练班上认识了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她是一位机要员的妹妹，当时正在机关门诊部工作。她的名字很怪，叫“咕咕”——杨阳奇怪地盯着她的脸，说：“咕咕咕。”——他不知怎么多叫了一个“咕”？听起来有点像斑鸠的叫声。姑娘的脸唰地红了，杨阳也不好意思地退开了一步。他这样叫她的名字完全是无意的，那只是发音器官的某种惯性作用。他还小，远远没有学会逗姑娘呢。他是真正腼腆的孩子，他自己就像个姑娘。咕咕常来看哥哥，渐渐跟杨阳熟得很了。她曾摘下眼镜让杨阳戴上试试，杨阳戴一下赶紧拿下来说：“晕死了。”又说：“这么晕你都能戴，真行。”咕咕哈哈大笑。杨阳第一次见到了摘去镜片的一双眼睛：她的眼睛这样大、这样柔和，像两湾深深的湖水。他喊了一声：“哎呀！”

这个消息震动了半个城市。人们都为杨家的人高兴。那个大机关的名字可是吓人的，去那儿工作当然了不起。杨阳的父亲是退伍军人，老人无比兴奋，没有商量就一口答应了。杨阳当时也觉得非常愉快——虽然他已经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因为他酷爱画画啊。他高兴的是作为一个人，可以初步结束在十字街头上徘徊的尴尬了。走吧，去省城！去那个大机关！

他的画很多很多，据人讲藏在了什么地方。他有一次给我看过一张人像，我看着看着愣住了。这是处长的那个儿子，绝对没错！

一个真实具体的年轻人站在了您的面前，让人不敢正视。

当然，我明白一个接受单位总要关心这一类问题的。不能糊糊涂涂地调一个人来。

杨阳又来信了。他被爱情困扰着，也被画困扰着。我读着他的信，有时真想让他直接找您一趟。当然这不稳妥，因为您太忙了，这需要您的应允。

杨阳在跟我叙述那时的情景时，常常要不时地回头看看，好像那段生活就在身后一样。那时他已经不做机要工作了，离开了操作台，做了机关资料员。那个处长好像失望得很。

这就是杨阳在这所机关的大致情景。您或许可以从中了解一下杨阳和他的艺术。我想这不仅仅是杨阳个人的悲剧，因为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角色。我不理解他们。我只知道他们是一对熊熊燃烧着的人，酷似一对孪生兄弟。可他们却是那么不同。

原单位放他走也是一个问题，这方面我正找人帮忙。他们不放他走主要是想捉弄他，让他精疲力竭，而绝不是喜欢他赏识他。这种勒索当然令人无比愤怒，不过我相信不会持久的。我正设法通过一个局长去解围，如果奏效，他就可以调出来了。因而找一个好的接收单位就变得迫切了。他如果再调到一个类似影院那样的地方就彻底毁掉了。

我正是从以上的意义去鉴别艺术家的。我有我的原则，坚定不移。技术方面的眼障顷刻坍塌，我不相信我自己莫辨真伪。我也许是一个低能儿，但我不能不忠于一种质朴的真理。于是，我只能毫无顾忌地向您进言：请您将世俗的一切偏见抛到一边，做一次勇敢的人，伸出双手去迎接一个有灿烂前程的人。

杨阳这才知道大家都来做机要工作。训练班的纪律难以想象的严明：吃饭和上操按时准点，站队报数；一个人不准外出，走得稍远了必须报告；信号灯一亮，要马上坐在操作台前；一分钟内拍打多少码子；准确而迅速的换算……杨阳适应起来也快，半年下来，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准确无误。在整个训练班上，他的各项成绩最好。又停了半年，训练班结束了。生活虽然依旧紧张，但毕竟不是在接受训练了，这就松弛了一点。杨阳于是又想到了他的画。

再比如说，为什么艺术家的行列里能够潜下更多的浑蛋和无赖？他们奇怪的是偏偏要打扮成一个艺术家。这些人好比花蕊里的虫子，伪装成花朵中间活动的生命。这是不是因为一种劳动复杂到难以言说的地步，反而更容易掺假？它不可言说，只能用一颗心去默默体察，因而沉思不语。一个伪艺术家是难以识破的，即便辨认出来，也不容易说得清晰。人们提出的证据只能是一种感觉，而人世间的任何法庭都是排斥感觉的。有的人说到底是人世间最懒惰的人，游手好闲，惧怕劳动。任何物质生产都是可以触摸的，实实在在，可以用尺量，也可以以数计。那儿没有他的藏身之地。于是他就选择了精神劳动。这种人的贪婪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他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常常使用最残酷的手段，用真正陌生的方式去把艺术家们击倒。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是那些仇视艺术者的天然盟友，内外勾结，险恶非常。

咕咕是一尘不染的，像阳光一样明亮和洁净。

他说他那时很多的作品中都有一股暖融融的调子，几乎比任何时候都爱使用明亮的黄色。他自认为那时的画是很棒的，“绝对来劲的东西”，“我明白自己是怎么了”，“这一切也许会过去的？”他后来的话中总是使用问号。这反映了他那颗兴奋而忧伤的、动荡不止的心。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隐隐地渗透，他艰涩冰冷的生活中九*九*藏*书*网印上的这一道阳光正缓缓地消逝。他说他们散步的时候，他更多地想起的是在大机关工作时的情景，那时他似乎真的爱上了一个人。可惜在一切还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刻，他被疾病折磨得倒下了，最后离开了那座又混乱又温暖的肮脏的大城市。

也许您对我的推荐和请求感到有些荒唐。您接着会原谅地一笑，因为我是您的朋友，还是一个门外汉。不过我拒绝您的宽容和谅解，因为我要更固执地坚持说：他是一个艺术家。

原谅我的冲动。也大概说了不少大而无当的话。不过那是我心中的谏言。现在我想，为了能把他尽快地调出那个荆棘窝，您只要让他进画院就行。您看一个画院中有多少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做什么都可以。

我不得不在信上问一问。悲夫。

我曾多次研究过他们之间的症结在哪里，但都搞不明白。我现在只能假设经理这个人有一种折磨人的癖好，是个虐待狂。不折磨别人，他就无法平静自己。我曾经听人说过乡间有一个狠毒的老太太，一生富贵，晚年令人咋舌。在告别人世前的五六年里，她残酷地蹂躏身边的人。她可以一夜一夜不睡觉，监督跪着的使女，让她头上顶个瓷碗。她发疯似的指使四周的一切，让整个大院里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奔波，别人不准大声说话，不准笑，连脚踏地都不准发出咚咚的声音。离她十几丈远的一个长工夜里打呼噜，她让人把他赶紧扼死——人们把长工偷偷赶跑，回来禀报说已经埋掉了，她这才舒了一口气。她要喝鸡汤，但不准许别人宰鸡，而是让人把鸡缚了翅膀和双腿递给她，由她亲自拧断鸡的脖子。她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也该记上一笔，因为这是绝无先例的。她大口呼气，眼看就不行了，儿媳抱着孩子说：“快哭奶奶！”小孙子伏在一张松弛的老手上，这只老手抖着，却越收越紧，死死攥住了一只嫩嫩的小胳膊。小孙子疼得大哭，老手还是不松。一家人吓得喊起来，好不容易才把她的手扳开，见她已经过去了。再看小孙子的胳膊，留着深深的指印，有好几处流出了血。

食盐在这儿仿佛又成了我新的尺度，但我是认真的，您也一定会同意我的。

收到了您的信。事情是这样，杨阳回老家之后谈了两个朋友。第一个结束了，第二个尚未结束。但没有定下来。这个事情当然关系到调动，不过问题是那个朋友并不理想，杨阳与她没有中断关系，完全是他的性格所致。

把他来这个大机关以前的情形告诉您吧，您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处境。整个过程简直是一个悲剧，我极不愿意谈它。

结果杨阳最后查出大病来了，烧得迷迷糊糊，被抬到了门诊部。给他注射的正是咕咕。咕咕给他卷起衣服，一眼看到的是瘦削的身躯、像儿童似的臀部。姑娘打完了针，在用酒精棉球轻轻搓揉的那一刻，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看着他，等着他睁开眼睛。在杨阳病倒之前，他曾借给咕咕很多画册，还画过咕咕好多张画。咕咕会长久地保留着这些画。

不过我很快会直言不讳地问一句：对于一个艺术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在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属于技术方面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不错，您会说一个人在技巧上的磨炼也许要花费一生的心血——但最终决定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恰恰还不是这一切。决定的东西在于他是不是一个独特的生命。生活会自然地赋予这个生命很多很多，这个生命于是就成长起来了。反过来，一个人只要接受刻苦的严格的训练，常常都会具有圆熟的技艺。而以技艺相传的，只会是一种行当，或叫做一种职业。而艺术，我的天，你能叫她是“职业”吗？

有个事情倒值得告诉您：杨阳在中学时曾参加过一次地区级画展，中央美院的一位教授看过他的画，说杨阳的天赋极高。他现在仍与教授有通信关系。

开始分配工作了。处长把他交给了副处长，副处长又把他交给了一位科长。科长是南方人，说一口古怪的普通话，并用这样的话扼要介绍了机关的性质，此次招选干部的标准、目的、其他要求，等等。接着，与杨阳同来的一大帮子人，都被送到一个机要训练班上去了。

杨阳那天醒来，一眼看到咕咕，脸一下子红透了。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咕咕的针头。

最可怕的要算值夜班了。那时候整个大楼漆黑一片，只有杨阳一个人。他害怕极了，但夜里偏偏记起的是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他一闭上眼，就看见无数的鬼在长长的走廊上跳舞，五颜六色，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信号又响起来，“哇哇哇，哇哇哇”，像小孩子哭一样。紧接着红灯绿灯交错闪亮，自动呼叫系统也发出声音来。杨阳搓揉着眼睛，一颗心嗵嗵跳着奔向操作台。工作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时间，也许只是演习，但杨阳从工作台上下来，再也睡不着了。白天要照样上班，因为值夜班轮流安排，每人在工作室睡一个星期。

世界上有什么还会比艺术更好地体现生命的冲动和力量；有什么比艺术还会更贴近生命的本色和原力？

在给我画看的第二三天，他病倒了。这次病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发烧，说胡话，刚刚清醒就跟我要一样东西。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了：他让我去宿舍取来那张画像放在病房里……不久就是机关体检，再不久就是杨阳查出了大病、再一次入院、到疗养院，直到调回老家工作。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像害了热病似的，坐卧不安，口渴烦躁，一双眼睛里有什么在燃烧。周围的人找来了科长，又找来了那个目光蒙眬的处长。处长看http://www.99lib.net了他一会儿，当证实了人们报告的事情属实时，就慢声慢语地说：“杨阳，你可要努力啊，不要使领导失望。”杨阳紧紧地盯着处长，几乎是喊了一声：“处长！我要画画！”处长一愕，立刻摆手：“不行，你是个好材料……”

“我知道你画的是谁。”

到底为什么，我想只有处长知道。因为事后他果断地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将杨阳调离机要工作岗位；再就是不允许儿子与杨阳接近。他们后来真的没有再见面。为这事杨阳曾经十分痛苦，时间长了才略好一点。处长说过：“世上有一个疯子就够了；两个疯子分开也好得多。”他的眼睛没有神采，可是我从日常的接触中发觉，处长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显然藏下了更隐秘的心思。他很爱他的儿子，并且极其看重儿子的绘画才华。我越来越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让杨阳与他儿子一起切磋，又为什么不从艺术事业的角度稍稍支持一下杨阳呢？他的心底未免也太幽暗了一些……后来我又多少原谅了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心灵的空间可以开通和间隔无数间，我无权简单化地理解一个父亲与一个儿子的特殊关系。

他可以区别于您所看到的一切人。而这之前也许您很少见过这样的情景。不是吗，生活中那么多人，人流汹涌，面孔陌生，但您会漠然地一眼扫过。他们身上缺少真正能够触动您的一点什么。这就是说他们太平淡了，似曾相识，缺乏更深层的陌生感。您没有感受到更具体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带着丰富的汁水，欣欣向荣，而绝不是一个干枯的标本。他的任何像植物身上的茸毛和枝蔓都没被修削，完整无缺。他没有被打扮、被修饰，与身边的那一群无法调和混淆——您一眼就记住了他。

谁来鉴别他呢？让汹涌而过的人群去携走他吗？不，他们会自然地淘汰他，认为他是一个在未来的路途上连累别人的人。他站在那儿，极度孱弱，赤手空拳。可他对于人间的困苦特别敏感，见了悲伤和不平就会唱一曲抚慰的歌、抗争的歌。他纯洁无瑕，一辈子也不会饮酒。几乎所有的空余时光都被他牢牢地抓住了，他在那时刻里倾听天籁。您是个艺术家，我们的友谊也许很独特。我差不多等于手扯手地将他引到了您的面前。

写到这儿我想与您讨论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人虽然也享受着艺术成果，但却常常对真正的艺术家表现出莫名的怨艾？这种怨艾甚至滋长蔓延，演变为深刻的仇视，他们并且乐于展示这种冲突，显得自己格格不入。而在一定的时机，又恰恰是这部分人最容易附庸风雅，装出一副十分在行的样子，像抓住了一只麻雀那样，要把艺术拳在掌心里。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罕见——您是画院的领导人，大概见得更多。我想一些心智苍白而又品性恶劣的人，必然会表现出这样的变态心理。他们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麻木不仁，百无聊赖，往日的放纵使他们如今已是无可挽救。但他们又不甘心让人们听到呻吟的声音，于是就放肆地谴责他们嫉恨的一切。艺术是心灵旺盛的泉水滋养出来的，所以那些心底枯干的人最容易迁怒于艺术。他们可以标榜自己是与艺术家格格不入的“另一类人”，而绝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颓废衰败的人。其实艺术家最为神奇又最为平凡，就像一粒沙子那样普通：他只是人类当中应有的一种现象，就像天空必然要发生的放电现象一样；他说到底是一种劳动者，是人的最本能的创造欲望的体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仇视艺术家的人不仅天性顽劣，而且不可理喻。说到底，对艺术家的那种怨艾和仇恨也可以看做一部分人的本能，那就是出于对一种旺盛的生命力的恐惧和嫉妒。

杨阳告诉我这件事时，两眼闪射着光亮。他说处长儿子是个少见的人物。我问他有没有才华，他点点头：“当然有。”停了会儿他又告诉我：“那张画被他撕掉了……他后悔了，又从垃圾桶里取回来，拼接贴好，可已经不成样子了。”我吃了一惊，赶忙问：“为什么？”杨阳说：“你问他吧。”

当时我们都沉默着。那一天我们在黄昏的天色里沿一行白杨走了很久。那是个深秋的日子，我们把一行白杨走尽了，又奔向一溜红枫。枫树叶儿已经有不少落在地上，杨阳取一片最红的放在手里。一道挂了青色石英墙皮的大墙在红枫的另一边。那是个陌生的、秘密的大院。大院十分森严。我们常常在这条路上走过，我很喜爱这条路。结婚以前，我与爱人常常走在这条路上。杨阳看了几眼高墙，没有做声，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是个什么大院。我们一直走到天色漆黑才折回去。那天我请他回家里一块吃饭，他拒绝了。

被画出的小伙子是让人永远难忘的。杨阳那么敏感准确、那么犀利地一下子抓住了对方肉体之内深潜的隐秘。我甚至不敢久视画面上的一对眼睛。这对眼睛初看像女孩子的一样美丽温柔，可慢慢又可以看出一股凶悍的光焰在跳荡，那瞳仁像针尖一样又亮又小，咄咄逼人。再看那被一轮朝阳映红的头发，乱蓬蓬，一绺一绺，好似狂风中不甘熄灭的火苗。我吸了一口凉气，说：

您看了他的作品也许会拒绝他。那样可真是太悲惨了。拒绝过他的所谓艺术家已经不止一个了，但愿您可不要去凑热闹。您拒绝他的理由我会想得出，那就是您会认为他的技巧尚不圆熟。如果是这样，我将无言以对。

我以前说过，处长的儿子也是画画的。处长看不懂杨阳99lib.net这张画，就回家给儿子看。他的儿子一把抢到手里，盯着画大口喘息，不愿吃饭。后来，他用拳头擂着桌子，不知为什么哭了——这是处长后来跟别人说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反正是那张画再也没有送到杨阳手里。只是不久处长儿子来找杨阳了——杨阳接待了他，谈着，沉默着，一个小时过去了，突然处长儿子插上了门，反身坐下，哭了起来。他说：“原谅我，原谅我……”他抱住了杨阳，用脸贴了贴对方的脸，又坐到原处。两个人还是沉默着。不一会儿，同屋的人回来敲门，处长的儿子坚决不开。这事于是惊动了处长，他亲自砸开门领走了儿子。

我这次唠叨得可不算少。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您可以微笑着看待我的激动。您只要明白，我的激动是因为我要给您推荐一个艺术家，他很困难，他很年轻，他很危险！您明白这些也就行了。就写这些。

杨阳哭了。他再没有吭声。

这就是那个老太婆的故事。有些人年纪不是特别大，心态与她却差不多。他憎恨一切比他鲜活的、真切的、生动的东西。任何东西以任何方式展示出美丽的姿态，都要引起他的刻骨嫉恨。要与他平安相处，也许只有装出一副临近死亡、畏畏缩缩、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不承认生命的规律，也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想像金石那样的刚劲不朽。他是世上最愚蠢的人，却要用这种愚蠢的刻度去统一一切。人类不能没有歌唱，就像绿色中必然要绽开鲜花一样。有些人喜欢寂死无声的世界，这样他的嚎叫才会显得惊天动地。你要让那样的人震怒是十分容易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你的血液只要是鲜红的、滚烫的，只要还在奔流，他就不会容忍。这种恨看起来像是无缘无故的，但这种恨恰是最为可怕的。我之所以找不出经理与杨阳矛盾的缘由，其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什么事情闹到了势不两立、一个偏要将另一个制伏制死呢？谁也说不上来。

您是画院的副院长，正处在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和时刻。如果您像对待您一贯的艺术追求那样不倦、那样不知妥协，就一定会成功地帮助他。只要您的画院要他，他做什么都可以。他永远不会让您失望。他是个弱小的又是个坚强的人。您如最后决定了就来一个信，那边放他走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回答不了，亲爱的朋友。

他被调离机要岗位是必然的。因为他后来不顾一切地画了起来，疯迷了一般。我曾见过他画的一张操作台的油画，那真是一幅杰作。我认为肯定是杰作。我不相信有人可以产生如此奇异的联想。在机要操作室里，一切都是依靠坚硬的逻辑而存在的。每一个衔钮都是严厉的，冰冷的。而杨阳却让它们有了热情，有了生命；连飞旋的电波也有了光色和性别。您如果看到这幅画就好了。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当时望着这张画，身上一阵阵燥热。您看到的会是人间一块特殊的田野，上面衍生了一些特殊的生命。生活中灰迹处处，蛛网丛生，只有火热的电波在歌唱。那些密密的按键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击中了，痛苦欲裂，嚎叫声使人发疯。红的灯绿的灯摇曳不停，像升上半空的水莲。自动呼叫系统的鸣声器像人的眼睛，怪异、深邃，蕴含了深深的愤怒，张望着所有的人。看不见的黑暗处好像存在着另一只独眼，那仿佛是一个老人的目光，一会儿善良一会儿狠毒，无声地笑着。风在吼叫，机关大楼的尖顶摇震起来。只有操作台正上方的工作灯像一只蜜桃，水灵灵鲜活可亲。一群蜜蜂卷成筒状，在窗外旋动，背景是中间蚀了黑洞的银月。电火花响着……这样的一幅画。我无法讲得清。最不幸的是它被副科长看见了，于是很快传到了处长手里。

观看的人当中有一个络腮胡子的人。这个高个子，五十多岁，两眼生得很厉害，看上去醉眼蒙眬。当时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人要决定杨阳的命运。

后来他凭着记忆画出过这双眼睛。

我心中一阵阵急躁，不断回忆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我发现我需要一颗纯洁的孩子般的心灵的陪伴。我也需要艺术的滋养。而这二者杨阳身上都具备。眼看着他在一个暴君手下受苦受难，我不知怎样才好。您的回信给我希望，我也完全能谅解您对于这件事的一切看法以及解决它的所有步骤。您显然是对的。您考虑问题是艺术家的方式，但更是一个行政领导式的。也许您的办法才切实可行。

您对杨阳很感兴趣，这使我获得了某种安慰。您问他与影院经理如何酿成了这样深的矛盾，我却无法使您得到满意的回答。我的另一个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并亲自去看过，同样没有结果。您怎么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我又怎么回答您呢？

他的境况简直令人不能相信，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他像很多艺术家一样，无法维护自己正常的生活。我想这方面的缘由您会理解。现在需要您做的是扶持他一把，尽可能地把他迎接出来。我想他在您的身边会工作得很好，您四周的人也较能接受他，因为大家都在搞艺术。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他是最适宜于栽培在您这样的花盆里，如果他在您这里也不能落脚，那真是令人悲哀。正像很多后来被公认的艺术家们一样，他现在还刚刚开始，一无所有，您当然要去看他的画，那是他的作品。您看吧，您可能一下子喜欢上了。不过他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您见了这个随便的、有几分拖沓的小伙子，见了他的忧郁的眼神、薄薄的缺少血色的嘴唇、说话时有些颤动的嘴角，您会感到一阵隐隐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