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敢保证书院一直运转下去。因为她面临许多不可抗拒的外力。我们爱这个事物，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怀着理想，带着冲动、气魄、恒念、决心，甚至也有中气和底气。这些伴随着我们走到今天。但这并不代表她是永恒的。她随时面临失败、瓦解、不得生存。

书院不是一个文学院，其重点是文化传承。文学是文化传承和构成中的核心部分。这里无形中谈文学还是多了一点。我们想继承原汁原味的四大书院传统，沿用那种方法和内容、那种程式。当然时代变了，今天跟古代肯定有所不同，不会那么刻板地、按部就班地照搬。但肯定要有这个衔接。最早的书院和后来的书院也有许多变化，后来纷纷改为学堂，废除和改制是有原因的。

即便是多多少少地以对待论文的方式来对待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损害，形成理解和诠释的误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虚构作品，作者的关怀比评论者预料的要开阔许多、复杂许多。作品不仅不是“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而且很多时候连作者自己都难以讲清，因为那是一个浑茫的、难以把握的世界，通常把这个世界叫“意境”。当然，也许用这两个字去表述还远远不够，这里只可以感悟。一个文学家用语言去表达根本没法言说的那一团感知是多么困难，所以他们会试着把词语“粉碎”。如果把语言、文字、词汇各标出不同的长度和体积，那么它们用来表达最复杂最纤细的感悟世界时，还嫌太大、太长、太粗。有些极细微处，它们的体量无法通过，因而难以运行。所有的字和词、概念，都有固定的长度和规模，为了进入极细微的局部，杰出的文学家只好把固有的词语粉碎，变成屑末，以便用来表达（修筑）无比细腻的感受世界。

昨夜花香逼人，梦中微笑；偶尔失眠的烦恼，顽皮和等待，一切都发生在进入林子之前。悉数记下这些可能过于分散了，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把握力。常常担心这是一种浪费，是耽搁，是分散精力和不务正业。有人认为把所有“琐屑”都写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去表达最重要的东西，如恨和爱。且不说这些是否“最重要”，单说过多的“恨”和“爱”，或许也会遮蔽生命中的另一种饱满、自然和真实。

随着苍老，尖顶开始修筑了。

现代世界之现代，不在于楼之高大，机器之奇巧，更不在于舞台之喧嚣，而很可能是其他：绿树下的安静，书香满城，人们脸上的阳光和微笑。

专家也要尊重人，尤其是对专业以外的人不能盛气凌人。比如到医院，有人因为亲人或自己的病，总要找专家探讨和请教，谈话时小心得不得了。因为一些医界“专家”动不动就呵斥人，问者稍不注意，“专家”的自尊就受了伤害，就要发火。不过接触更大一点的专家就可以稍微放开一点了，这时候谈话反而可以放松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大专家都是和蔼的，谦逊的，别人说了外行话他也能原谅，甚至还能从外行话中受到启发。

新的作品对我同样重要。有人再次说：不能写了，要读书，快到“第一线”去。这是一个不少的难题。

一个写作者最后要修起一个尖顶，避免化为废墟。随着成熟和苍老，最后挺向苍穹的，不一定是虚构的故事。需要稍稍不同的构筑材料。当然一个好作家什么材料都有，诗，宗教，思想与哲学，形而上。

可是进入文学写作后又会发现，作品远远不是“通过什么说明什么”这么简单，它要表达的问题好像更多，说明的方式也更复杂。只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大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作文课，才使人不知不觉或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简单化，把文学特别是散文和小说、诗的写作与阅读，都等同于议论文。

强烈的社会批判，责任感与道德感，始终是大艺术的组成部分，但这需要源于灵魂之中，需要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与真的表达。

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建筑，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建筑主体有了，但不能说已经完工。上面敞着，下雨会浇成一片废墟。还有尖顶待建。一些大建筑恢宏无比，因为它有一个了不起的尖顶，金闪闪的，精致，向上。

一个人永远只是虚构故事，编造了十年、二十年，乃至四十年，其他事情全都不做或基本不做，似乎也不正常。文字生涯也是各种各样的，能虚构就不能写实？直接的纪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直接的评述与议论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鲁迅、艾略特、托尔斯泰，所有的好作家都在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既是文学的操练，也是人生的操练。一个人过于行当化、专业化就走不远，奖赏受不了，委屈也受不了；书印得少了多了都影响睡眠。其实没有必要。

人生需要勇气，需要不停地跟内心里的懦弱做斗争，尽管会常常失败。谁都不能信心十足地说自己是一个成功者。诱惑很多，坚持下来就好。任何做了一点事业的人，还原到实际都会感到坎坷与不易。各行各业的成功者首先是艰难和顽强的。有一个朋友，无论说到什么事情都会随上一句：都不容易。这自有其深刻性。任何人与事业，哪怕做出了一点点成绩，都要摆脱许多缠扰、困苦和嫉妒，还有身体问题，有随缘行事等各方面的条件。幸运者是有的，但不多。

书院从创立的一天起就在找一个古代书院的“山长”，找一个学术造诣很深的老先生，但很难。现在是勉为其难，不能停下。不能把文学看成一个独立的专业，不能用这种思维对待文学。文学在古代书院的构成里面仍然重要，文学家要面向社会和人生。回头看一下，诸子散文，《诗经》，唐诗，宋词，在整个文化构成和传承里面的确占据了核心地位。

有人多么谦虚，甚至用宗教里的一个词叫“谦卑”都不过分；不急，慢慢向前；有一点随遇而安的、宿命的心理。正因为对世界怀有朴素的包容之心，这才有了真正的勇敢和锋利。那些貌似勇敢的尖叫，有时倒是大可怀疑藏书网的。

使用文字越久对文字的功能越是了解，会小心许多。像中医一样，年轻医生开药方较快，一挥而就。老中医胡子长到胸口了，做得很慢，加一味减一味反复琢磨。他做了一辈子，深知药性。作家写了上千万字以后，对文字的掌控会很严格，改来改去，写得很慢。他知道词性好比药性，容易走偏。我们平常讲“是药三分毒”，不是说吃了以后把人毒死，而是走偏的药性。所有的句子、词汇也都是有毒的，要慎用。

那个尖顶没有从地表起建，它的直接“抵达”或许只是虚幻的、概念的、移植的、模仿的、矫情的。

“通过什么说明什么”的理念中，文章里的所有词语都是既定的，是粗重结实的预制件，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快捷，然而却离作品所表达的真实有些遥远。比如小说中塑造人物与讲述故事，整个过程中有批判有歌颂有揶揄有讽刺，有诸多倾向，有愤怒喜悦和一些难言的情绪，有许多游离的部分，有烘托和裹挟，有寓意和叹息，有莫名之物。整个这一切都需要使用词语去呈现，而每个词语的边界，极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悄悄地切换了。

某地曾有一个特别能写的人，搬出一摞稿子就有几百万字。令人惊叹的是全都用了本地方言写成，读来生动，但外地人不懂，无法出版。谁如果让他改一下，他就很不高兴，说这才是文学语言。他忽略了微妙的、高难度的语言转换。仅仅是掌握方言多，还不是衡量文学水准的指标。有人曾愤愤不平地问：我们为什么要往普通话上靠？道理很简单，为了使更广大地区的人能够阅读。有人想到了注释，当然可以，但不能满篇都是注释。

在万松浦感受到的诗意和欢喜，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新鲜。不过这里面临的问题跟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有诱惑，有浮躁。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会觉得跟期望反差很大。书院到现在十一年了，第一二年时，许多朋友说这地方很好，比现在好，环境好，很浪漫。他们问这里的日常运转是怎样的，经济问题，其他问题，特别关注它的“可持续发展”。书院以后还能存在？有诸多担心。

一个生命在年轻的时候，比如二十来岁，可有构筑尖顶的能力？有人一起手好像就已经有一个尖顶了。果真如此，这尖顶像什么？像一个帐篷。没有体量，没有地基，还不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原来生命过程是不能省略的，要经受四季。如同树木，结果之前要生长，要经历冬天的风。尖顶无论闪烁怎样的光泽，但由于没有加在一座庞大的建筑之上，就不是尖顶了。

文路遥遥，难易自知。曾有一家出版社为某人出版了一套文集，责编私下说：编这套文集，痛苦得晚上失眠：一个人如此有才华，却写下了大量毫无价值的文字。作者几乎一直在跟随切近的功利，一直为此抒发。一个写作者的才敏在鄙俗的方面耗尽了，真是悲哀。几百万字流于此，当然不会有深度，也不会有艺术的个性。泛社会化，道德化，却无真正的道德高度。一辈子为功利服务，为观念服务，为潮流服务。

写作者有时候是停不下来的，心里有很多感触，阅读也会引起冲动。生活的各个细节都会引来创作的欲望。所以我在无法忍耐的境况下写出了《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只得服从生命的自然需求，同时强制自己阅读和关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强烈的写作冲动需要把握和积累，当一切准备充分，只能开始创作。

一个人有效的创造时间不过四五十年，只做纸上事业有些可惜。这里说一下诗人艾略特传记里写到的一些事情。他是现代诗坛的代表人物，离今天的人比较近。一般人都知道艾略特是个了不起的现代诗的开创者，但不一定知道具体的生活细节。艾略特特别喜欢猫，见了猫就挪不动腿，抚摸它，端详它。他给猫写了许多诗，美国百老汇一票难求的《猫》剧就是根据他的诗改编的。从他写猫的诗中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幽默丰富的人。这样一个人日常做什么？特别枯燥的工作，在银行里管理国外金融，每天填报表，跟浪漫的诗意相去甚远。他还写小说，戏剧作品也不少。就是这样一个人，日常生活既平凡又忙碌。

可是稍稍退开来看，有一些专门家却并非一定要钻入专业螺壳之中。在螺壳里的也会是二流人物。以文学而论，写作者大部分由于智力、立场、观念诸问题，把精力与兴趣局限在写作之内，甚至局限在某一个体裁之内。

一次写作是这样展开的：开始的时候要想一下即将涉猎的对象，一些愤怒和爱，冲动，或明或暗的理念等等。这些东西会牵引一支笔。但是如果一直被它们所牵制，目光也就浅近了，视野也就狭窄了。比如写一片林子，里面发生了好多事情，有许多故事，讲述者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方向，目无旁视。因为直奔简单而显豁的目标，一路匆促中也就忘记了一旁的小鸟，当然也产生不了那种毛茸茸的爱，没有特异的安慰和感受。没有时间研究这种小生灵，不会在意它的忧郁，更看不到两旁树叶水滴闪烁，一地草芒露珠灿灿。

大多数人都在用方言写作。有人可能认为普通话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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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人一定不是用方言写作的，究其实也会有此地的专门词汇、一些表达的特质。程度不同，都是方言写作，有的明显一点，有的隐晦一点。

人们最初受到的写作训练和养成的文章欣赏习惯，再加上整个社会教育的影响，在某些观念方面造成了模糊不清的后果。比如说“诗言志”，对这个说法从不怀疑，但对“志”的形态与方式却不曾追问。我们小时候作文常常要有个主题，要分析主题思想，即“通过什么说明什么”，最后的“结论”等，这样一套逻辑关系。这差不多形成了写作与阅读的通识。

这就走向了“第一线”，无论愿意与否。

有人注意到我作品中的一些变化：过去是极其自信的形象，现在不那么自信了，有些犹豫了。也许真的如此。过了这么久，会有变化。或许是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再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那种非白即黑的判断会越来越少。面临一个事物，会觉得有各种可能性。这等于我们常常说的“年龄不饶人”。二三十岁在大学里发言，语速很快，极其流畅，废话很少，也有激情。而今讲得很慢，讲了这一句不想讲下一句。人脑跟电脑一样，随着碎片太多，空间少了，影响运转。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子里会想到事物的许多方面，觉得一切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就阻挡了流畅的表达。如果只是强调一个方面，听起来很痛快很干脆，实际上却是片面的。问题原本就很复杂，知道得越多，就越是谨慎。

类似的一支笔即便刺向了黑暗，也往往与对手一样拙劣，境界并无超拔，胸襟并无开阔，甚至算不得个人的表达。

有的写作者满足于考虑主题思想，并以故事和人物去表达它。这样的写作在一般读者中也许颇受欢迎，但这不会是好的文学作品。这里犯了简化的错误：把审美简化为说明，把诗意简化为问答。也正因为简单才容易得到呼应，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风行。但这一切都不会持久，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最终不会拥有大读者。而只有大读者才是诗的阐释者、记录者和保有者。

有人爱诗，写诗，又怀疑自己这些长短句子是不是诗，是不是好诗。读一些当代诗，怀疑常存，因为看不懂，莫名其妙。也许有意思，但意思不大。不过是词语的调度，机灵的拆解。好在十三亿人中潜藏了多种可能。可能性建立于恒河沙数。有时候不过是三两句，好得让人受不了。读诗与读散文是两个概念。诗不像小说那样有头有尾地叙述，它是怦然心动且不可言表的某种感悟，是一次捕捉，是心头的闪电。亮光逝去又模糊。这就是读懂。

谈到外国语言的翻译，与方言转译的道理也差不多。现在要么是语言的平均数，没有什么色彩和个性，要么是完全不加转译地原样写出，没法读。

但是作家需要在写作的那一刻把方言翻译出来，让别人能够理解，而不是一般的方言。作家随着运用语言的能力增强，就会处理一些很浓烈的方言板块。缺少这种能力，只能用语言的平均值，即普通话去表述。作家用了大量方言，但很少有人不懂，奥妙在哪儿？因为作者有处理不同的语言板块的能力，能够驾驭。他一边写作一边翻译，知道一些语言的切口怎么处理：既能保留原来的特质和气氛，又能让其他人读懂。这样做的难度是很大的。

写乡野并不等于什么“野地立场”。没那么简单。正好相反，可能是太追求现代了，超越了所谓的“城市文化”。一些所谓的“现代”其实是很野蛮的，也很土。某些“现代”是夹生的，基本是蒲松龄当年嘲笑的“村里装俏”，不伦不类。在这种情形下写一点淳朴的乡村更好。这里追求的是更完美、更先进、更合理的一种生活形态。比如说自然环境，一定要被“现代”破坏掉才是合理的？往前发展，如果能够超越，才能更高更好更快更完美更人性更合理更理性，才不是夹生的“现代”，不是老土。

强烈的道德感对作家至关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力量和价值。但可惜的是，在压倒一切的抨击与谴责中，在巨大的道德激情的缝隙中，我们甚至看不到一棵植物，听不到一声鸟鸣。这样的世界是令人怀疑的。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一棵树也会让他感动。

我们虽然不能否定拔地而起的天才，却更相信一个艺术家非常朴素的操劳，他首先是一个大劳动者。许多人说到一个年轻的诗人，说他的奇异与不幸。其实主要是可惜，因为他具有对诗的无限热爱、看不到尽头的可能性、巨大的才能和极度的敏感，而且似乎具有跟个人生命经验对接的契机。但最终还是“在路上”：没有经历复杂的生命过程，从幼稚到成熟、到苍老。

为未来的书院担忧，不如努力做好当下。有一些很堂皇的场所历史也不短了，但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毁掉了，片瓦不存。很堂皇的建筑没了，但只要做出了大的业绩，就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可见有形的东西没了，无形的思想还在。建筑比人的寿命要长，但还是脆弱的。人是最脆弱的。比如说操持书院那一拨人，像朱熹这一类了不起的人物，也会逝去。人是很脆弱的。看上去很一般的事物都比人耐折腾，比人的寿命长。所以关键不在于一个人能活多久，还要看他确立的事物形成了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做出的事业是不可磨灭的，那么也就存在了。有形之物将来毁掉了并不可怕，有人会恢复它，循着它的思路往前，并且走得更远。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意思是大家都赞扬你的时候，你也不必过多地肯定自己，大家都责难你，你也不必过多沮丧。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开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不停地写，就得不停地解决问题。一个生命如此朴实，就会少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独立思考。一般来说获得了像艾略特那样高的世俗地位，那样大的荣誉，再怀疑自九九藏书网己就不好理解了。但这是真正的诗人，很自我，很朴素。

知道生命的渺小和珍贵，才会知道自己。作家作为专门家，像某些医界人士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既是写作者，也是一个读者和批评者。读后有感受就会说出来，也就成了一个评论者。耍小聪明的人认为既然写作品也就不宜做批评，不然就是“过界”。他们只想老老实实编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那些专门搞批评的人来夸自己。其实作家更应该有基本的是与非，直爽，求真。这是一种质朴。

只要真的爱诗，当个泥瓦工也仍然是诗人。爱没有丧失，诗就装在心里。最怕心里没有，只是提在手里，那就随时会被人抢走或扔掉。书院装到了心里，因为我们管不了别人，还管得了自己。这是保存书院最好的办法。对一种事物爱得深，才不容易失去。我们遇到很多极其困难的人，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心中的美好却保存得很好。这是真正感人的。有人已经拥有很多了，但稍微受到一点诱惑，就轻易地把自己的拥有扔掉了。

艾略特的朋友们见他天天坐在银行的桌子前，为那些报表操劳，有些心疼，认为他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写诗。他们为他搞了很大一笔钱，是什么基金一类，这样就可以辞去那份枯燥的工作了。可是艾略特谢绝了朋友的帮助，觉得还是有一份实在工作更可靠一些。

网络时代的尖叫太多。急切的尖叫会引起注意，被听到、被记录、被传播。尖叫既不悦耳也不持久。但不能否定所有的尖叫。有时尖叫确实需要，因为不能让所有人都沉默，或者都用中气发声。

我们大概不能简单地谈论道德和责任，这些既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艺术表达不能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虽然这种痛快淋漓往往受到推崇。

杰出的作家只面对细微而敏慧的读者，他们自己就像一架词语的粉碎机。

这对有些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专注于写小说，别的不管，一辈子吃定了编故事这种手艺。好像这个专业只要进入、撑开，里面是很宽大的，像跑马场那么开阔。殊不知退远一些看，它就小如口袋了，而且不透气。

书院有一个开放日，在这一天，社区各界都可以到书院来参观，与院里的人沟通。那些考上大学的孩子来这里座谈。有人提议书院为官员和商人办班，像某个大学堂，来许多官员和商人听讲。那里主要讲《易经》和养生学，讲怎样长生不老；还有传统文化中极有吸引力的部分，如《论语》《老子》等。讲得最多的还是神秘主义的东西，胎息，长生，阴阳乾坤。万松浦不讲这些。

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脑子去想、自己的心灵去悟。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潮流，不盲从很难；有时候是非常高兴地、自然地、心悦诚服地跟上去了。这没有办法。人在每天的灌输中，等于身不由己地被浸泡。网络时代的喧嚣，好似大街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叫。就在极其反感不安甚至愤怒的忍受中，也仍然会被引导和牵拉，会跟从。当有人指出这种生活的不合理性，拿出个人的方法时，他人就会反感和抵触。你向往安静，有人就问是否要回到远古？回到野地？身陷水泥丛林，却不允许向往树林。

在一些地区，作家们因为历史的或多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调整生存与工作的方式，进一步把自己界定为专门家和手艺人。

诗必言之有物，有生命经验。诗很难对付。一个大读者，与诗人拥有同等量级。捕捉诗意，参悟，对莫名其妙灵光一闪的参悟，苛刻的把握，准确的落实，很难。有时候觉得捕捉到了，经验上却没有把握。很容易从指缝里溜走，抓了些毛发。只将词语调度拆解是无聊的。

民间有一句话：“姥爷好见，舅舅难见。”姥爷地位高，阅历丰富，晚辈说多说少他不在意。舅舅则不得了，端起来，外甥就得老老实实。

爱诗，爱真理，爱一点点就做一点点。不是为了反驳他人而倔强，而是出于爱的捍卫。为了诗与真，得罪多少人才能承受？那要问自己。有的人非常强壮，得罪二十个人还能活得很好；有的人很弱小，得罪两个人就没法活了：那就得罪一个人。

我们书院面对的听众可能是少数，却要用十倍的力气，用底气饱满的声音去表达和传递。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其实也带有一切好的劳动者的特征，总是能够直面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真实的、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可能是最好的。他在劳动面前是谦卑的，因为他会把探究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态度。当他在某个领域获得了荣誉的时候，深知这是生命的一个侧面，并不能取代其他，更不值得骄傲。

别林斯基那样的文学评论家，用全部的生命投入艺术，投入真理的寻求。为了这些，他常常激动得浑身发抖，灼烫，咳嗽连连，甚至昏倒在地。他有巨大的愤怒和爱的能力。在一个苟且的、为了所谓成功什么都可以做的时代，稍稍地学一点别林斯基就不得了。据说这个人是孱弱无力的，看上去一点劲儿都没有，面色苍白。可是一谈到艺术问题，事关诗与真，他就再也不会退让了。他的生命能量调动起来，辩论，追究，直到最后。

现在写得比较少，不是担心没有到“第一线”去，而是其他。“第一线”九九藏书网到底在哪里，是我一直思考的，因为这是一个晦涩的问题，相信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如此。生活如果是一场战争，那么肯定会有前方和后方。生活是否一场战争，一时还无法判定。有时候像，有时候却也未必。我许多年里一直在寻找“第一线”，甚至非常焦灼。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

一个写了几百万字上千万字的人，更需要回到严格苛刻的心情，敬畏词语。如果认为熟知词语本身的套路，以此吃一辈子，那就完了；以为随便弄一堆词，连缀一番就成了，殊不知诗人和作家的死亡就是这样开始的。须用生命的力量去投入，深刻感受词语本身的魅力和能量。词语很神秘，生命投入了，力量就保存在里面。

杰出的专业人士敬业而娴熟，最终成为大匠，令人尊敬和钦佩。我们许久没有看到一个超绝的专门家了，所以对高度娴熟的职业人士无一例外地顶礼膜拜。

一个书院是这样，一个人的事业也是这样。人的一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书院，当她没有能力、没有条件站立的时候，就更加考验着创造者，考验操办书院的这一拨人。主持人的智慧、气魄，生命质量如何，将逐步显现出来。假使这个书院没有条件再维持下去了，爱书院的人怎么办？拍拍屁股走人，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找新的地方办书院。不能办这么大的书院，可以办小的书院。如果连小的书院也盖不了，那就把她装在心里，这反而更永恒更保险了。心里有一个书院，只要心不死，这个书院就存在。心里的书院会交给朋友，交给下一代。如果有了这样绝路逢生的想法，什么事业还会消亡？

文学必须是个人的沉静，是幽深的生命之吟，是幻想和沉湎，是欣悦与忧伤的诗意。一个人用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作肤浅的功利表达，耗尽了一生，虽有赞声送来，但绝非善意。关乎世俗功利的歌颂与愤慨，还不如写一只小虫子有价值。有人一辈子主要写小虫子，如法国作家法布尔，多么好，多么有意思。这是个人生命在自由状态下的观察与共鸣，是觉悟和关爱，发现和记录，自有思想和艺术价值。

人的事业如果比喻成一座建筑，基础结实，有立柱，有墙，有门窗。要盖大建筑，基础必得坚牢。什么是基础？有人认为是阅读和学习，有人认为是去生活深处。深处这个说法太通俗也太晦涩了。阅历、知识方面的准备，道德操练和修养，都属于基础。开始工作了，立柱，垒墙，透气采光，留下窗户。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一座建筑开始矗立。

赫尔岑记录他的这种状态，用了一个词：“势不可挡”。他这会儿力气大得不得了，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是一个瘦弱的、边区来的孩子，但通过学习，日日精进，懂得了为真理而献身的意义。关于艺术的准则一旦被他掌握，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孩子就有了不可估量的能量。他在城里，在莫斯科的艺术沙龙里，在贵族面前，辩才惊人。这连带了原始的力量，朴素的大地的力量。瘦弱的肩膀上挑着真理和责任的沉重，多么令人敬仰。赫尔岑的记录让人看了垂泪。但是天亮了，看一眼窗外的烟囱，庸俗的生活，跟夜里经历的别林斯基的感动相去太远。不过睁开世俗的眼睛，还能记住一点别林斯基，仍旧是好的。

尖叫不等于一切，更不等于正常的表述。总是尖叫即令人可疑。有人也会发出一声尖叫，但这是不得已的、不能持久的。

我们这里很少有源远流长的大都会，大致还是新结合的农业体。植根很深的地方文化、地方语言，只有在农村得到自然的生长。现代城市本身大都是刚搭建起来的，没有根。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虽然不是全部。如果有纯粹的城市作家，那需要是城市动物，市井里的无数曲折——真相与隐秘、不同的层次、复杂的人性，他都知晓。这种作家在西方比较多。我们这儿由于不断经历战乱，老城破坏，新区初建，没什么传统。这使人对城市文化没有信心。像美国的索尔·贝娄这一类的“城市动物”，我们这里太少了。

一个文化部门邀请大家走了好多城市。每到一地，负责宣传的领导就拿出最好的东西给大家看，最后还要到一个大屋子里放映介绍本地的光碟：现代建筑，高科技，外宾成群；表现“先进文化”，一定会有一群描了脸的老太太拿着扇子在跳，有光着膀子的男女在台上劲舞。千篇一律，像一个模板下来的。从东海岸到西部，“先进文化”都是这样，换句话说，都是扭动的描脸老太太之类。

有的地区如果保持了语言的原生态，其他地方的人根本读不懂。把生活中的语言直接搬到作品中，当然不行。因为没有对文字学、民俗学、字源学的深入探究，只好按当地发音写，别人也就没法读。同样的方言，处理起来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说方言最生动，就一定要如数保留。有一部分方言味道浓烈，读起来却没有障碍，多的是地方性，强烈的地方色彩，比如说那种特别的幽默感，生活趣味，总之极生动的地域表达，一点没有遗漏地保留了。去掉的是哪一些？是造成障碍的那一部分。这就需要巧妙的转化和翻译，把握分寸：既得到转换，又不失掉方言的个性色彩。

的确，作家有“写空了”的现象。有人误以为只要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只要时间充足，就能一口气写出无数的作品，而且肯定在“水平线”之上。仅仅如此就算成功的写作？恰恰相反，作家的失败常常就在这样的状态和认识之中。需要对自己有极大的不满足，这个不满足既折磨人，又极其必要。重新设计自己，不停地思考和总结，或许需要借助一个时间的界线：重新开始。

作家有强烈的道德感，始终对邪恶与不公和黑暗充满了愤怒，执着于抗争与揭露，只缺少了另一些东西：艺术的满足感。他的幽默哪里去了？对异性的爱哪里去了？寂寞和绝望、无助和怜悯，这一切哪里去了？非九*九*藏*书*网常复杂的生命内容都被省略了，强烈的批判与揭露意识取代和覆盖了一切。作为一个生命绷得太紧，其他也就无法游离出来。

一个人把自己塞到专业的螺壳里，其实很局促，从此人生的恢宏与舒展都没有了。

杰出的专业人士需要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人。专业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与整个生命连接一起才有深刻的表达。还是要说说托尔斯泰，尽管耳朵起茧。这人一生办过教育，当兵，管理庄园，做的事情多极了。作为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没有回避。写小说只是同样投入。苏联出版了一百卷的托尔斯泰文集，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感触多，对世界牵挂多。里面的许多稿子写一遍不满意，就再写一遍，《复活》这部长篇的好多开头都收在里面了。他看到庄园小学课本不好，就自己编，亲自为孩子撰写了许多寓言故事。他一直在改革农奴制，用心良苦。文集里面记录的事情太多了，什么艺术理论，宗教论述，应有尽有。后来人可以从诸多方面谈论托尔斯泰，无论怎么争论，都难以否认他是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写小说的不崇拜他，有可能是故意使性子。宗教人士需要极认真地对待他的学说，做教育的也要学习他，做庄园管理的也没有忽略他。打仗时，据记载他非常勇敢，是战事内行。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生命，文学这一块只是一个方面的呈现。

在文学表述中，有一种现象很容易被识别，即为了一己私利的服务与跟随。某种“尖叫”却很具迷惑性，它貌似鞭挞与批判、揭露与呼号，然而更急切的攫取欲望则藏于其中，说到底也是一种服务与跟随。这里既没有高于对手，也没有对诗与真的敬畏，表露的是同一种难看的“吃相”。

成功者其实只是坚持者，他们经历磨难之多，往往无以言表。所以对别人做成的一点事情，总要敬重在先。就因为做事不易，才需要勇气，一切预想在前。半岛人常说一句话，叫“递了哎哟”，意思是在山穷水尽、无法克服的巨难面前不得不缴械，双手递上“哎哟”，即呻吟哀求之声。耳边常有这句缠绕，深夜里想：又一次“递了哎哟”。但尽管如此，黎明时分还得鼓起勇气往前。

名声大噪之后，艾略特的诗在美国各阶层的影响都很大，甚至连公务员系统里都有好多人开口能诵。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功者，却一直怀疑自己有没有写诗的能力和天赋。可见他不是那种小有得手就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也并不把别人的盛赞当成鉴定，没有飘飘然。他在书信里几次跟朋友说：我怀疑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这样说不是矫情。有的人不要说有了盛名，就是在一个小地方得到推崇都傲气十足，哪里还会怀疑自己的才能？艾略特很朴实，可能有时候写诗很不顺手，觉得很难搞，就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

一度被很多人追随的肤浅文字要褪色是很快的，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吸引的全是乌合之众，但这一部分人真的没有记忆和诠释能力，他们无法将自己喜欢的文字转达和扩大，更不能创造性地转化和想象。他们驾驭不了这个过程。所以只是很短的时间，那些作品的“轰动”就消散了。

另一方面，在局部，在阶段性的工作中获得的幸福，也能抵消许多痛苦。把乐观和悲观统一起来，把绝望包括进来，却不等于没有绝望。绝望本身也会换来很大的幸福，因为绝望连接了理想和荣耀，还有成功。连绝望都没有，就会一无所有。有了绝望，也就生出希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写了“芦青河系列”那会儿，有人找我谈话：要停一停了，赶紧深入生活，不然会出问题。什么问题？会写空，胡编乱造或更严重的方向性问题。一个创作欲旺盛的年轻人突然停笔受不了。但还是依从规劝到“第一线”去了。最后，大约是两年之后有点忍不住，又动笔了。

词语本身有意象有内容，许多时候是个实体。词语本身的调度拆解也能够衍生出诗意，它是有效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所以那些玩弄了几百万字的人，文字在手里驯熟了，就像差遣自己的孙子、下级，对方还不得怨言。这时候就会自大和骄傲。过分地相信自己的手段，这个不行。一定要警惕，要明白词语本身衍生和创造的限度。就像鲁迅所讲：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词语的使用正是这样。有术就是技巧的娴熟，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这里只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留给时间。一个人或一个场所，能做的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做好一点就不容易了。这里常讲的一句话是：只要方向对，不怕速度慢。不要把一些事情看得太小而不屑于做，只看有无意义。比如说这几十个人的讲坛，如扩成几百人多好？有人嫌少。其实在这个时代更需要自信，耐心，谦虚，有数和有度。有人可能觉得这么有意义的讲坛，听众少就是浪费。这只是以人数论。大学问家熊十力曾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他在北大或清华，有一次在屋子里用很浓烈的地方话慷慨陈词，讲得声情并茂，一个人从外面走过，以为里面肯定有许多人在听演讲，推门一看，只有一两个学生坐在下面。这个故事说明了熊十力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对学问的尊重，还有信心。

对“现代”的批判是必须的。没有批判就没有超越。这非但不是后撤，还是激进。有批判，有认可，有创见，有幻想。以此筑成的个人世界，才是作家的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者对艺术、思想、社会、宗教诸问题，常常不可回避地纠缠在一起。如果一个作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很少思考这些，那可能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生命的感悟问题。到了五十岁以后就必然要跟这些东西相撞。生命在时间里苍老，这个时期专业的问题反而退得远了。表面上看二者割裂了，实际上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