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家驹在香港正式参加“民主同盟”实际工作，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主任。1948年北上投靠中共政权，参加政协筹备会，并出席第一次大会。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教安！

我进社会调查所后，我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以翻译世界名著为务）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当时——1933年——中国尚无《资本论》全译本）。胡亦同意，并由吴半农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译好再互相校对。吴译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订有统一合同，所有译书均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拟分卷出版。哪知译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怕国民政府禁止，吴译稿已印就而不敢发售，我的译稿已校对清样而未予付印。现在吴译本存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已成海内孤本，鲜为世人所知，仅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将我写在吴译前面“校对者的话”复印几份，分送有关方面。

我于离开纽约后，即去芝加哥、旧金山、休斯敦等地参观访问，于4月30日离开旧金山返国，途经东京，因东京有学术团体邀我讲学，兼之小女在东京工作，故拟在东京稍作停留，可能要在7月以后回国。

以上关于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详细经过，我从没有公开披露过；因为在解放以前，如谈这些，在一部分人看来，不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在进步青年看来，则未免思想不够“进步”。解放以后，全国掀起批胡运动，我如果把这些发表出来，则我自己亦难免挨批挨斗；如我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

今年4月中，李又宁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千家驹教授抵纽约访问，并指名要约我碰碰头。我想与又宁联合做东，请他伉俪午餐，而又宁不许——她坚持“独请”，不过她倒要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因为知道千君是胡适之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就顺便带一本拙著《胡适杂忆》请他指教。千公伉俪访纽时间短促，我们都忙乱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共同时间向他再次请益了。孰知别后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东京寄来的长函。读之大喜过望，读后等不及吃午餐便执笔写此短序；也来不及向千先生写信请示，便把他的长函寄给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发表了。这点我得向千教授道个歉。

胡先生当时虽名满天下，但他一点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与前妻杨梨音女士结婚，是由胡先生证婚的，时间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我们夫妇在上面签名，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在举行婚礼时，他致辞和我开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顺颂

不管我们这些“胡适的学生”对我们共同的老师的看法是怎样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结论：适之先生为人之高风亮节，对学术研究之忠贞不贰和尊重，对门生后辈之爱护提挈，看看千家驹这位胡学“叛徒”这封信——山高水长，这样的学者老师，中国历史上究有几人！？

德刚先生：

交浅言深，不当之处，幸希教之！（此函请转李又宁教授一阅）

今天，由于读了尊著，才引起我的往事回忆，把这些详详细细告诉您，希望您作为一种史料保存下来。自然，我对于尊著对胡的一些过高的评价是不敢茍同的。胡在中国文化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此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但所谓“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之说，则似过于夸大。依我之见，胡适之洞察力，其深刻度远不能与鲁迅比。鲁迅观察问题之深刻，在现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则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难免流于浮浅。兹举一例来说明：1931年，我在北大学生会主编一张周刊，叫《北大新闻》，登了一篇文章（未署名），说法西斯主义就是“独裁”。胡先生看后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考据了法西斯主义发源于意大利棒喝团，引经据典，谓法西斯主义与独裁为风马牛不相及，而讥北大学生“浅薄无知”（大意）。现在看来，究竟是胡适“浅薄”呢，还是北大学生“浅薄”呢？当然，鲁迅与胡适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不必强同。拙论仅供参考而已。

千教授这位胡适的“大门生”（一个老“犹大”），在这封信对我这个胡适的“小门生”实有无限的启发，也证实我对胡先生很多点重要的看法。人无十全，树无九枝，胡适之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识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张三说美，李四则不一定也认为是美。30年代中的青年，对“胡适”的看法已是“两极分化”。当九九藏书网时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驹者，便认为胡适“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适对社会的观察不够深刻，对社会的实况不了解，他就无法使青年思想从“左”变“右”。但是胡适是历史中人，而历史却不是只局促于二三十年的社会现象。起胡适、鲁迅等于地下，让他们在80年代再开个社会现象辩论会，其结论又何于欤？这就不是三两万字所能说得清的了。这是学术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苏雪林教授、胡颂平先生等哪能说得清呢！

千家驹教授是当今大陆上数一数二的老牌经济学权威，也是30年代“文运”“学运”时代为那时青年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适的学生。1981年夏季，我返乡葬母，顺便应约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讲演，那时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电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当时大礼堂讲台之下则挤得水泄不通，炽热之情，更难忍受。看到当时听众的热情，又想到“大跃进”时，我们安徽的“贫下中农”饿死，儿时农村伙伴几乎死亡殆尽，一时悲从心中起，乃提出大胆的批评，说得我自己也声泪俱下。好在天气太热，用手帕在脸上擦个不停，别人看来也不知道是汗是泪。讲演既毕，听众学生对我起立欢呼，久久不停。讲后心情稍安定，深觉情绪过分激动，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们为难。当我向他们提出歉意时，孰知安徽师大的朋友们颇为开朗，说我虽然情绪激动，内容倒并不“过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驹教授曾来讲演，也是对经济工作上的错误的批评——内容和我讲的“大致差不多”。这一消息，当时对我倒是个不小的震撼——大陆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讲我这个华侨所敢讲的话！千家驹教授我在大学时代便心仪已久，但对他老人家脱帽致敬，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有种”！

胡先生在北平办《独立评论》时，他向我约稿，我给他写过两篇稿子，署名为“一之”。当时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但我不愿署真名，因为胡先生在进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谓“誉满天下，毁满天下”）。胡明知我不愿署真名之故，却绝不强我之所难，对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动一字，表示“文责自负”。这九九藏书种精神，我认为也是应该提倡的。

千家驹，清宣统元年（1909）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家境不裕，十二岁入金华第七中学，与吴晗（辰伯，清华毕业，史学家，曾任中共要职，后为“四人帮”迫害致死）同班同乡且属同庚，此后结成莫逆之交。一年后转入师范就读。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夏毕业。家驹读书时即在报刊撰文，所撰《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所激赏，经吴晗介绍相识，此后受知于胡氏，介绍家驹至陶孟和主持之社会调查所工作。1933年夏派赴广西调查经济，结识桂省政界、学界重要人士，为其后任教广西大学及任桂省公职之重要原因。1934年兼任北大讲师，讲授“中国近代财政问题”。1936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随同迁往南京，此时曾被邀为冯玉祥讲课数月。家驹在南京因参加“救国会”活动，引起政府注意，后避居青岛，旋转往广西大学任教。1940年西大当局及教育部认为家驹有共党嫌疑并做反政府宣传而解聘。中山大学曾聘其为经济系主任，未到校即发生“皖南事变”，家驹不得已走香港，直至港九沦陷，始再回桂林，初以卖文为生，后一度任黄姚（广西昭平县属市镇）中学校长。家驹毕生从事财经问题研究，曾主编期刊多种，专门著作达十数种之多，为当时著名经济学家。

1934年，胡又主动介绍我去北京大学任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我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赵也嫌我思想“左”倾，不肯同意。为此我写信给胡，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此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我在1935年还是当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离我北大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我的老同学。我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我的要求，乃胡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其中经过都是陶孟和先生转告我的。

以上经过说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这也许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作风”吧！这种“民主作风”是目前台湾或大陆所最缺少的。

家驹虽在大学时代即醉心马克思主义，并曾译《资本论》，对中共政权成立也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不能免于被批斗的命运。九*九*藏*书*网据家驹自述：

纽约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时间短促，未能畅所欲言。拜读尊著《胡适杂忆》，对胡先生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胡先生是个书生、学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对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没有您那么深刻。但胡之于我，却有知遇之恩，使我终身难忘。1932年，我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我在学生时代，就在一些当时二三流的刊物上写点文章，以骗取一点稿费。一次我写了一篇题目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说，从海关报告册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货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常发生抵制日货的群众性运动），日货输入反而激增，这不能怪中国国民的“五分钟热度”，实因中国工业不发达；所以根本之图，应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工业化云云。主办这个刊物的是一个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刚好在去南京途中与凌某同坐一个车厢，胡无意中读到我的文章，他就问凌某：“千××是谁的笔名？”凌答：“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大为惊讶，认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水平，实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后一定要找我。后胡回到北平，与吴晗谈起（吴是胡的高足），吴晗是我同乡、同学，又同年，与我为莫逆之交。吴就介绍我去见胡适。胡问我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我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胡自告奋勇，主动介绍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社会调查所是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陶孟和氏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胡一向尊重，经胡一介绍，当然就成功了。但后来陶孟和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陶先生便踌躇起来了，他又去问胡适，胡回答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经胡这么一说，陶无话可说，于是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可见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而坚决介绍我进研究所的。后来他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毕业即失业”之说，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本领，大学毕业绝不会失业，并举两例来证明：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就有两个大学抢着要。前例指我，后例指吴晗，虽未指名，实则影射我和吴晗，人皆知之。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个别事例否定整个社会现象，胡氏这种逻辑，是为我所不能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