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当然也不是省油灯。他原是国府元老、党中副总裁，在上海一带自有其庞大的潜势力。如今组织伪府既受吴开先之阻挠，乃欲以得吴氏之头而甘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汪伪竟悬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吴氏头颅。以那时十万元的购买力来折算，也可说是书生头颅有价！

太史公这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千年长存、于今为烈啊。吴开先这位“准烈士”，抗战期间没有随诸先烈而去，如今以九秩高龄，身心两健，瞻望期颐，真是应该庆贺了。

在1943年4月，吴开先蓦地飘然而返，并由日军专机送回，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公就故弄玄虚，让敏感的老美慢慢去猜吧！这事实，只是告诉一向欺人太甚的美国文武，“老子不打了”不只是一句空话！

九、笔戏雕虫　心存黎庶

“内称不避亲！”我们搞历史的，是应有啥说啥的——绝不因为他是我的丈人！

微妙的是，蒋公对此项“诬蔑”却笑而不言，始终不肯表态。

汪伪特工杀人之残酷，亦不在日寇之下，悬十万重赏、死活不拘的头颅，现在就在刀下——身首异处，一秒钟内就可决定！

为什么如此呢？理由极简单：这一着棋是美国参谋本部马歇尔这一干人所最怕的。

在那种情况之下，舍汪记新朝的高官厚禄不要，偏要待在死囚牢内，做个朝不保夕的、汪副总裁政权下的文天祥，那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们读历史的人、看电视剧的人，对烈士、对受难者、对屠夫、暴君、刽子手……看得何等轻松！

抗战初期以后，国共摩擦加剧，共产党的宣传，口口声声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或与日、伪阴谋联合反共，他们能举出无数个例子来。1943年春，吴开先脱险归来，在共产党方面说来，自然又多了个例子。

可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对他另有用途，不要他死，那么，他想做个“抗战期间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见汪曼云文），这个光荣的烈士头衔可也不易取得。吴氏决心服毒、跳楼、吞回纹针、绝食……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之下，要死也死不了。

十、亲率儿女　献诗祝寿

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着想，吴氏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接受汪副总裁的领导”，写一本“CC内幕”的畅销书，加入老友周佛海、陈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九-九-藏-书-网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二、春申江上　往日繁华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汪氏组织了一个伪政权，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贪污腐化，两党皆不能免，岂止汪氏？其实，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三、身陷敌牢　矢志成仁

总之，在1943年初，美方一连串的胜仗之后，日寇败征已现，乃想在东亚大陆减轻压力，以便全力在海上与美军搏斗，以防其在日本本土登陆。在这项新决策之下，彼方深知汪伪政权不值一顾，乃转而向重庆乞和了。

四、呕唾倭酋　佯狂却敌

开老是幸存了他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生命；但是他却不能摆脱当时国际、党际，甚至国民党党内的风云诡谲的政治。因为吴氏在离开沦陷区之前，汪精卫曾亲约午餐，日军最高将领冈村宁次亦曾约见恳谈，其后又搭日军专机去广州湾，重返自由祖国——这些事原是身为阶下囚的吴开先所无法掌握之事，他是一任敌伪摆布、无法做主的，但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却有其极敏感的国际政治、党际政治和党内斗争的超级意义。吴氏处此夹缝中，遂成为各方各取所需、任意蹴踢的政治皮球。

以他个人在敌伪眼光中的“罪大恶极”，他可以被“立刻处决”。

“烈士”并不是人人可做的。有做烈士节操的仁人志士，往往也是“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日军魔掌之下，莫说做死囚犯，甚至做“顺民”，其生命也是旦夕不保的。君不见诗人郁达夫乎？郁君通日语，在中日文坛均享盛名，并曾为日军做翻译。可是郁君却于日本正式投降之后为日军所捕杀！日军杀郁达夫究为何事——灭口欤？泄愤欤？吾人不知也。但是郁君死后，有谁替他喊过一声冤？缉过一天凶？倭儿凶手还不是逍遥法外！吴开先招敌伪之忌远大于郁达夫呢！吴氏如不于1943年春乘机脱逃，其后命运如何，纵延至日寇投降之后，亦未可知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做法，将来岂不是落个汉奸下场？但是那时日寇正席卷东南亚，“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庆岌岌可危，全国精华均已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

政治是残酷而龌龊的。它对国共两党之内所谓忠党爱国、舍身赴义的党员，乃至党外为抗日救国拋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是太不公平了。抗战八年，我爱国军民伏尸三千万——多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五十年来，有多少人怀念他们，甚至提到他们呢？而贪赃枉法、鼠窃狗偷之辈，在他们的血迹上享其荣华、受其富贵，有什么天理可讲呢？

汪精卫本是吴开先的“长辈”——老上司、副总裁。党龄、事功、道德……都是吴开先的榜样，汪的左右也是吴开先的知交好友，如今忽然天旋地转，吴开先竟然做了99lib•net汪精卫阶下的“待决死囚”！在这生死交关的情况下，汪氏如温语招降，甚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叫吴开先在精神上何以自处？

当时美国佬对华情报所得，却把这个“绝无可能”的情势变成了“绝大的可能”。美国佬这项无常识的情报，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党内的反蒋集团实是最主要的来源（见美国已公开的战时秘档），这也是玩政治的各取所需吧——他们要“糟蹋”蒋介石来讨好史迪威。

再看看国共两党这盘棋吧。

敌伪之想利用吴开先做“热线”固无论矣，重庆的“最高当局”蒋公的反应又如何呢？那就微妙了。蒋公的个性，和历史学家所知道的史实，都是绝对“抗战到底”的，在胜利在望的曙光中，绝无与日寇妥协之可能。但是这一“绝无可能”，那时在国际政治中有决定性影响的憨直的美国佬不知也——这也是美国的“中国通”的不通之处吧。

据开公告诉我，他那时匿居沪上，是不管“行动”的。那种披坚执锐、与敌伪在街头战斗，自有那些经特殊训练的中下级忠贞之士去赴汤蹈火。他自己的职责则是抑制汪政权之扩展，作曲突徙薪之谋。敌伪双方当然深知他的重要性，然格于当时租界上的英美势力的阻挠，他们对吴氏这位上海社区的地下领袖，也无法加以有效的报复。可是这一形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瞬息之间便大局逆转了。

但是吴开先这位死囚犯，为何在抗战末期竟能越狱潜逃，堂而皇之跑回重庆呢？这一点就不能不归功于盟军作战之英勇和正直的上帝之保佑了。

以敌伪之间乃至敌伪本身各派系间的争功、妒忌与倾轧，他也可随时被害。

六、退隐台北　从不言禄

一个战败不屈的将领，激于义愤，拔枪自杀，这在国共内战中，有很多国军高级将领如张灵甫、黄百韬等等都是如此“捐躯”的。可是被俘之后，自裁不死，其后又颇受礼遇，甚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但是你还是志立不屈，终于“从容就义”，那就很难了。纵是基于民族大义，而真能从容就义者，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文天祥相国一人了。洪承畴被俘之后，原先不也是决心殉国的吗？

盖斯时我军新败，敌后人心动摇。汪、陈（璧君）诸逆乃诡称汉奸主和乃汪、蒋之“双簧”，汪氏之“国府还都南京”，有渝方蒋公之默契。一时颇能蛊惑人心，动摇抗战信念。因此吴开先返沪之主要目的，便是向敌后人民，尤其是上海金融巨子，重申抗战要旨，揭穿此“双簧”之烟幕。吴氏并冒险公宴沪上金融界诸领袖人物，于宴会上以中央大员身份，直斥汪、陈诸逆为汉奸、“双簧”为谬论。一时忠奸有别、泾渭分流，汪氏组府几至一筹莫展。其原因便是汪氏组府之最重要“阁员”，厥为伪“财政部部长”，而开公望重春申，与沪上金融界原有胶漆之谊。今又衔蒋公之命，挟孔祥熙氏之密函，足可阻止汪伪向金融界之九九藏书网渗透。汪伪之“财政部部长”，势必选自上海金融界，而金融界诸贤拒不附逆，则汪伪之窘可知矣。

吴开先何人？他只是一位九死一生的、被日军释放回来的俘虏。论功行赏，理应盛大欢迎、加薪晋爵才对。可是这位“活烈士”在中美对垒的国际政治上发生作用了。他是中美围棋大赛中的一颗棋子，用存取舍之间，全看下棋者的需要和意志了，至于这棋子本身的是非荣辱，那就不在下棋者的考虑之列了。

八、布衣婿女　差报平安

开公被捕之后，有几种可能的下场：

一、江东元老　北伐少年

“自古艰难唯一死！”身临生死边缘的仁人志士的感觉，可不一样啊！

吴开先于1943年4月，被日军以专机运送至广州湾释放，辗转逃还重庆。

最可叹的是，国民党为对付美国，既故意不作公开否认；对共产党和党内的反侧分子，亦仅暗示并未与敌伪有任何往还。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微妙情况之下，吴开先便成了个牺牲者——他被冷藏了，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官也丢了。百劫归来，无官一身轻的来龙去脉，我们根据史料的分析，大致不会太错吧。

可是，这时我全民族浴血抗战已苦撑六年，六年艰苦岁月中，日方一再诱降，我方迄未动摇；如今胜利已成定局，日寇屈膝有期，反而与败寇谋和，是不需常识即可判断取舍的。日方此举，也只是处于绝境，勉存梦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至于吴氏呢，他正可利用此一资格，乘机脱离日寇魔掌，岂不也是侥天之幸？

因此蒋公那时对美国压力唯一反击的武器，也是他们最怕的武器，便是：“老子不打了！”事实上，那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华府商谈美援，也动不动把蒋公这一“老子不打了”的态度暗示给罗斯福；罗斯福在惊恐之余，往往也就拿出大把大把银子来维持“老子去打”。

太平洋战争一起，美、日立刻宣战，日军乃冲入租界。他们那时要搜捕我方的第一要犯，自然就是吴开先了。处此紧急情况之下，开老理应呈报中央，撤入安全地带，无奈他艺高胆大，自恃为老上海，以为在数百万市民之间化装隐匿，敌伪双方都是不易寻获的。这一点，他虽保持了他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并表现出他吃老虎的个人胆量，但是他也低估了敌伪的搜捕能力——重庆方面派来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区区上海一市之内，他们竟然搜捕不着，则敌伪特工的这机关、那机关，岂不通统都要关门了！

十年前（19九九藏书网78）开公八十双庆时，我个人因课忙未能亲飞台北参加祝贺，乃亦效颦匆草贺诗十首托内弟缵文携献老人，聊代跪拜。今亦附骥刊出，以博亲朋大雅一粲。前贤杰作暨匆草拙诗，多涉及开老当年嚼舌抗倭功在国史之往事，如不稍加说明，则年轻一代读者，或不知所指何事，因稍作“史释”如上。乞高明惠正焉。

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内幕知识，他可被“严刑逼供”，终于“瘐死狱中”。

他们终于掌握了吴家匿居的线索，侦骑密布，便把吴开先这个渝方派来的地下总指挥，于1942年3月18日午夜，一网成擒！

原来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不数月便席卷东南亚，囊括了整个西太平洋，一时气焰之盛，真是拿破仑当年亦不过如此。美军在新败之后，在海军上原属劣势。我有位学生王书君教授曾用中文写过一本大书曰《太平洋海空战》，便叙之甚明。但是美国海军何以于短短两年之内反败为胜，节节反攻，终使日本海军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守本岛呢？在史家参查无数种因素之后，也不得不嗟叹天意胜于人力——日寇这个侵略者，实受天谴！在珊瑚海、中途岛诸海战中，美国海军的胜利，很多方面都是很偶然的——美方并无必胜的条件和信念。

今且将开公当年脱险返渝，陪都高层文化界于右任、程沧波、汪东、汪辟畺诸先哲对开老慰劳、庆功感赋诗先期发表，为抗战诗文之一章，以飨同文。

在那种生死交关、庙堂沟壑的强烈对比之下，吴开先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条“愚不可及”的道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史迪威此人是个志大才疏、毫无政治头脑的老粗，与威风凛凛的蒋委员长极不相能，他竟公然呼蒋为“花生米”（peanut，这原是国际密电中的代号而史公开之）。偏偏他掌握了美援“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他和蒋、何（应钦）打交道，最常用的口头禅则是“QUID PRO QUO”（有来始有往）。他的最高目标是把蒋介石挤得靠边站，由他取蒋而代之，出任“中国战区陆空军总司令”，这一最高职位，他是几乎到手了！

司马迁叹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

七、文桂承欢　子孝孙贤

开公自大陆易手之后，万人如海一身藏，隐于台北市廛已四十年。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而老人倒颇能淡泊自甘，对过去风云往事，亦不愿提及。仅儿女劝索之下，始亲笔自述十余万言，交德刚整理付梓。窃思开公事业牵涉中、日、美三国暨国共两党，兼及汪伪政权史料，“我国国史馆”、党史会、日本防卫厅，乃至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与夫今日上海各界汪伪史料，均连篇累牍，未细加查阅，便仓促校勘付印，未免过分草率、辜负正史，故迄未动笔。所幸海峡两岸言论如今均同时开放；日、美两国秘档近日亦不难探求。今后有余时余钱，当再细细推敲之，务期为民国正史留一页也。

这时吴、汪之间虽忠奸有别，在实力上倒是旗鼓相当的。开公那时是重庆国府驻沪的最高级干部——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因此国府留沪各系统、各机关，在体制上都悉听调度，再加上各级干部九九藏书同仇敌忾之心，则开公所掌握的实力亦自可观。

史迪威与蒋公虽成水火，但与蒋公和孔祥熙院长的枕边人却往还得十分投契。精明的共党人士，和心怀宿怨的李济深辈党内领袖，又都看穿史老大的弱点和实力，把他哄得团团转……在这种党内外微妙情况之下，老史那时在重庆真是炙手可热。他有的是美援。他和蒋某打交道，一定要有来才有往。重庆当时一穷二白，拿什么来“往”呢？

但是如何向重庆表示友善、求和罢兵呢？利用汉奸向重庆示意，断无此可能；利用唐生明等伪降之士，亦嫌分量不足。这样他们便想到在押的待决死囚、重庆方面的第一号大俘虏吴开先了。开释吴开先以表示倭方觅和诚意，而吴氏又是重庆方面地位足以“通天”（面谒蒋公）的高干——用目前的术语来说，他们要利用吴开先作为对蒋通话的“热线”（hot line），吴是他们掌握中的唯一具备此“热线”资格的人物。

日军杀人之残酷，远在德国纳粹之上。抗战初起，他们在南京一地，三天之内就屠杀了三十余万军民老幼；而其杀人手段之野蛮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吴开先这位在上海地区领导抗日的第一号人物，现在是落在日本屠夫手里了。

须知那时中美之间的关键人物是史迪威。史可说是马歇尔的“私人”，而马歇尔则是罗斯福言听计从的智囊。

这一幕“捉放吴开先”（参见汪曼云狱中口述）的历史故事，对吴氏来说，真是历经险劫、得庆生还了。所以他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一下飞机，真是亲朋云集，欢声载道。党内外诗人墨客自于右任以次，并联席庆功酬唱，佳作集至数十首，复由沈尹默书家专抄，刊集成卷，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不朽的文学佳构。十余年前，开老乃把此轴历史文献交其长女昭文保管，由于开老不喜自我标榜，素不以此手卷示人，故见之者绝少。唯昭文读汪曼云《捉放吴开先》一文后，对其最后一章谓开老返渝往接者仅三人；又谓有开老出席之宴会友朋裹足之说，大起反感，以其与事实适得其反，乃请示老父，决定将此手卷公布，不仅为驳汪文之不实，亦以飨文史界之同好，兼为历史文献存其真迹。

我的岳丈吴开先先生是国府主政大陆时期的一位重臣、高干和抗日陷敌未死的“幸存烈士”。他在1939年秋，正当我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政府紧锣密鼓之际，奉蒋委员长之命，自重庆经南洋潜返上海，借租界掩护，领导沦陷区抗日活动，并破坏汪伪组府工作。

我民族八年抗战，在道德上说，是黑白分明的。汪、陈夫妇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拋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之时，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

五、胜利还乡　内战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