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副急就章大致只花了十分钟就作好了，老婆看了甚为满意。我写这副挽联，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我作诗，快来兮。”而是有感而发，上下联都是事实，不是写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

今番开公最后一次住院而我适在台北，完全是一桩巧合事件。去年年底承两位老友——政治大学前后任校长欧阳勋、张京育二博士盛情邀请，使我有个难得机缘再次“因公返台”参加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便道向老岳丈请安之外，我也预定乘机一访未尝涉足的台中、台南。年来迭承佛光山星云大师和东海大学梅可望校长盛约，此次也想乘机报聘。

南游归来后，我看开公身体虽弱而兴致甚好，礼佛尤勤，我乃和老人约好，订期同访台北普门寺，因普门住持慧明法师原为老友，志行高洁，禅理精深。老人如按时礼佛，甚或皈依，普门近在咫尺，实在是个理想的去处。开公子女均在重洋之外，老人暮年孤寂，心里有个信仰，体外有个去处，则身心当两受其益也。老人对我的建议也甚为嘉许。谁知言未离耳，音容宛在，而老人竟遽归道山了。余住岳家不及三两日，然我们翁婿相处甚得，国事家事天下事，谈笑殊欢。迨老人住入宏恩医院加护病房之后，我每日去医院探视归来，见杂物如旧，而老人恐将永不归来矣。思念及此，亦竟为之拭泪。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人类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你想到一位爱重你的老辈遽然失去时，十分伤心是免不了的。以前胡适之先生的骤然逝世，当昭文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不觉两泪一涌而下。后来昭文写信告诉她爸爸时，也说我“如丧考妣”呢。人总是有感情的嘛。

老人总算有福，在他走完九十二年的人世风雨飘摇的艰难道路时，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记得十来年前开公八秩双庆。在我们婿女二人之间，女婿是比较欢喜热闹的，想到筵开百席，猜拳行令，好不欢乐人也。说良心话，我心头是痒痒的，想飞来台北，磕头拜寿，也好大吃大喝一番。但是形势比人强，“半子”究竟比不上“全女”，我就只好留下了。留下了，对泰山又何以为寿呢？本是个不吃长斋的呆秀才嘛，二人一议九_九_藏_书_网，以全数祝期颐，就作它十首诗吧，因而就作了十首歪诗。最后一首曰：

“亲丧”按我国固有道德应该是“无闻”的，但是旧礼在南渡之后也有了“修正”。台湾式的丧礼，儿女必须挂挽联吊父母。为遵台式新礼，昭文又要我为他们姊弟三人撰一副哭父的挽联，我遵命写了，并把开公最后的官衔“总统府国策顾问”也嵌了进去，以遵古礼。联曰：

其后不久，可怜的岳母，久病床褥，失智数年，终于撒手人寰。这次又是他们三人，泪流满面，结伴而行，返台奔丧。昭文登机前夕语我说，他们殡仪馆都有预备好的挽联，我看你还是作一副罢。我说，你拿笔来嘛。我便写了一副吊岳母的挽联曰：

事缘1939年，也就是抗战第三年，汪精卫投敌叛国，正在南京、上海一带组织伪政府，一时群丑登台，抗战已入最艰难阶段。为与日伪作生死存亡的斗争，重庆蒋公乃密令吴开先化装潜入敌后，组织“统一委员会”与敌伪斗争。这是一桩极危险的敌后斗争。开公见危受命的节操，是值得我们写历史的人大书特书的。在开公活动的前期还有租界可作掩护，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冲入租界就藩篱尽失了。经过一番搜寻之后，开公终于夜半被捕了。这一幕“捉放吴开先”（见汉奸汪曼

藏书网

云在大陆狱中所写之自白）是十分惊心动魄的——开公已决心“做第一个为抗战捐躯的中央委员”，曾数度自杀未遂。朋友，这种在日寇死囚牢中一再自杀，不是可以做作“表演”的啊。而这些惊心动魄的过程，都是他老婆孩子所亲眼看到的。做这样一位准烈士的夫人，应该也可称为烈女吧。

这次老人病笃时，十分痛苦，但他每次见到我出现，都面露欢愉之色，执手喜不自胜，在宏恩医院孟院长亲临床侧，率同谭、缪二大夫会诊做抢救医疗时，有时需要家属签字，我也只好婿代子职，以电话报告开公六十年以上的老友陈立夫、陶百川、萧铮、王铁汉、胡健中、梁永章诸前辈会商之，并与开公的小友刘绍唐先生细议之，乃遵医嘱签字。但在医师们严肃的气氛之中，我也知是泰山既颓之下的尽人事而已，乃连电昭文告急，促其率弟妹速归。三人闻讯始匆忙飞回，抵病榻时，老人已神志不清，入于弥留状态矣。

除此之外，还有些未便为“外人道”之事，便是我是个穷文人。俗语云：“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小子样样都会，就是不会“算计”，所以穷了一辈子。在捉襟见肘的客观条件限九*九*藏*书*网制之下，对远隔重洋的至亲好友探病贺寿，老伴之间，有一人能飞来飞去，已属勉强，二人结伴同行就难乎其难了。

我作的下联的情节，也是十分真实的。岳母晚年患了脑萎缩症，卧床失智数载，简直是个植物人。他们的儿女全在美国，对她可说是丝毫未尽到应有的孝道，因此亲临床褥、换汤换药，就全靠她老伴一人了。在此期间，我亦尝因公过台北数次，见他老人家服侍夫人，数年如一日，未尝有丝毫倦怠之容！语云：“久病床上无孝子。”我目击开公对夫人的心意，老实说，我为之感动不已——真有古圣人所不能也之感。忠臣孝子，烈士情痴，盖源于同一种人性吧。

逝者毕竟是党国元老，葬礼是十分隆重，极尽哀荣。但是祭之丰终不如养之薄也，我想到岳丈晚年的孤寂生活，真为之感慨无限。时代使然，夫复何言呢？

老实说，我是个忙人。平时教书作文做研究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抱奋勇地与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们搞了一些兴之所好的什么文艺协会、历史学会，开什么座谈会、什么国际会议，往往弄得半年不见天日。更要紧的则是我还要为着糊口、为着职业，干了些性所不好的美国大学系主任，在洋机关里做小官僚、当小干部，终日为着吵课程、吵预算，吵个九九藏书网没完没了，前后竟然吵了十余年没有“倦勤”。

承绍唐兄盛情，硬要我在“泰山颓矣”之后写一篇三千字的纪念文字，遵命之余，也可以说为后世社会史学家，留点我们这一代的时代痕迹吧。

他们姊弟三人携了满箱新衣欢乐而去，我这个in-law就只有独守空房、坐想寿酒口流涎了。

我撰了挽联，他们姊弟看了上联，三人皆哭。这不是我这位癫文人在舞文弄墨，我只是根据实情，写了二十一字一句、忠实的报道文学而已。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悲剧吧。

我个人是不信宗教的，但是生平却碰到些除冥冥中注定之外便无法解释的巧合事件。这次我岳丈吴开先先生之死，我竟能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且在他老人家辞世之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到他病榻前去看望他，直到看到他的心电图由快而慢，终于变成一条直线而最后熄灭。我们翁婿之间的感情不薄，但是在他离开人世时，我竟有此缘分在其病榻前送终，则是出乎我意料的。开公享高寿，弃养时已九十有二。但是近年来他已很衰迈，在医院病房进进出出也已好几次。每次重病时，总是他的一子二女轮流飞返侍疾，病减则去，一般是轮不到我这位女婿专程飞来侍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