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仁宗和曹太后选择过继英宗，那是“圣意素定”的，要不然，为什么要把他养在宫里，又为什么曹太后要把外甥女嫁给他？“此殆天命，非人力也。”曹太后没有亲生子女，自小养在身边的高皇后就等于是她的女儿，是她的至亲骨肉！

英宗的第二次病休，从六月初三开始，一直延续到七月十三，共计四十天，比第一次长了一倍。七月十三，英宗初次驾临紫宸殿，接见文武百官，举行起居大典。这是英宗自六月初三发病之后第一次与百官相见。除二府大臣之外的大多数官员，包括谏官司马光都是自六月初三之后第一见到皇帝。这四十天来，流言漫天，人们甚至怀疑皇帝的生死。此番重见，君臣双方都是百感交集，皇帝流了泪，司马光也是泪眼朦胧。

曹太后更想不通，英宗的高皇后（1032～1093）为什么竟然也冷待她。她们可是如假包换的至亲骨肉。高皇后的母亲是曹太后的亲姐姐，她是曹太后的外甥女兼养女—这个跟英宗同岁的女孩，小名滔滔，同样也是四岁入宫，养在姨妈的身边，长大之后才出宫。

调查的结果很简单，打水的故事是韩虫儿想象出来的，仁宗根本没有召幸过她。就像大部分幽闭宫中的女子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女奴做着被皇帝临幸的美梦，她用想象做大了肚子—很可能是得了某种怪病，比如心包炎、肝部肿瘤，骗过了别人也骗过了自己，结果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忙。韩虫儿撒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理由却简单得可怜。她想要不挨打，每天都有好吃的！

有关英宗行为失当的流言蜚语不断越过宫墙，流向开封的茶楼酒肆、桥头街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英宗南面为君的能力。本朝以孝治天下，这样一个病恹恹、连自己的行为都无法控制的悖逆之子，又怎能担当起治理天下的重任？

这一下，轮到曹太后沉默以对了。

根据宫里传出的消息，英宗是个奇怪的病人—他拒绝吃药，“传闻太医所上汤剂，鲜用服饵”，基本不吃。

正推辞间，曹太后忽然叹道：“相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英宗的病看起来真的是很严重。从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四犯病，到二十四日，整整二十一天，皇帝都没有离开病榻。“丧皆礼官执事”，仁宗丧礼的一应事务都是礼官在操持举行。按照礼仪，英宗是孝子，是整场丧礼中那个最悲伤的人，所以，群臣要向他表示慰问，这叫“奉慰”。奉慰仪式倒是举行了，实际情况却是“群臣奉慰，则垂帘不坐”。群臣向皇帝的宝座表示慰问，宝座前垂着帘子，帘子后面、宝座上头却没有坐着皇帝。这是英宗第一次“病休”。藏书网

在宰相那里得不到安慰，曹太后就转向了枢密院。枢密院和中书是分班奏事的，所以，曹太后有机会跟枢密使们单独接触。老太太哭诉说：“无夫孤孀妇人，无所告诉。”她说自己是一个没了丈夫、也没有儿子的可怜的寡妇，满心的委屈不知向谁诉说。堂堂太后，天子之母，以天下养，竟然像一个普通寡妇老太太一样抹着眼泪。富弼、胡宿、吴奎几个听了，都觉得鼻子发酸，可是除了劝老太太放宽心，也更无他辞—在维护英宗皇位的原则问题上，他们和宰相们并无二致。

曹太后实在想不通，英宗为什么会这样对她。他们本来渊源至深，有过短暂的母子情分。景祐二年（1035），四岁的英宗入宫时，曹太后二十岁，是前一年仁宗刚刚以盛礼册封的皇后，仁宗的一生至爱—张贵妃还没有出现，仁宗和皇后关系融洽，曹皇后在尽力掌管后宫，也盼望着自己能为仁宗诞下一子。对于这个进宫“招弟”的小男孩，曹皇后心里喜欢，照顾有加。

曹皇后打点起十二分的精神，操办了宗实与滔滔的婚礼。英宗和高皇后婚礼的盛况，司马光当时在开封国子监教书，亲眼所见。多少年之后，开封人还在津津乐道。那是“天子娶妇、皇后嫁女”，哪怕是公主皇子的婚礼，也没有这样的风光体面啊！

这番对话，让所有在场的大臣都为韩琦捏了一把汗。退下来之后，有人问他：“跟皇太后这么说话，不是太过分了吗？”韩琦回答：“不如此不得。”

英宗的病不是无源之水，曹太后的伤心也有根有据，理由充足。

仲针当然就听话地拿起药杯，继续劝进。可是英宗连眼皮都不肯再抬起。

不想韩琦步步紧逼，竟又接口道：“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众人，指的是宫里的宦官、女官。

诈孕奇案所引发的邪恶猜想，很快就在现99lｉｂ.neｔ实中得到了可怕的印证。

韩虫儿诈孕事败露之后，曹太后通报了宰相。宰相们都主张处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奴。曹太后反对，她说：“把虫儿安置在寺姑庵里，目的就是要消除宫里宫外的怀疑。如果杀了虫儿，那些不知情的人必定会以为她真的生过皇子！”

嘁嘁喳喳的窃窃私语甚至蔓延到了朝堂之上，大臣之中也出现了怀疑和摇摆。面对质疑的声浪，韩琦说：“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固不信也！”这一句话，声音不大不小，语气坦然坚定，一时之间，解了很多人的惑。

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二府大臣选择了维护皇帝，结果是冷落了太后。而太后则牢牢地把持着垂帘听政的权力，不肯撒手。亲情无处着落，老太太怎么舍得放弃这最后的护身符？！可是，皇太后与皇帝的关系终归不是普通母子，也不是寻常对手。他们的关系实在不同一般。对此，司马光有着最到位的阐述：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对好儿女，竟然在登上皇帝、皇后的宝座之后这样待她，英宗出语伤人，高皇后也不冷不热，他们凭什么？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河拆桥，人心难测？！

转眼到庆历七年（1047），宗实和滔滔满了十六，大家都以为仁宗早已忘记了当日的戏言。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对曹皇后说：“咱们夫妇都老了，也没个儿子。从前养在宫里的十三和滔滔都长大了，我为十三，你为滔滔主婚，就让他们男婚女嫁，做成一对吧！”仁宗的恩典和情义，让曹皇后偷偷哭湿了两方绣帕。差不多七年了，张贵妃宠遇长盛，骄横跋扈，曹皇后隐忍避让，处处小心，简直恨不得把自己裹藏起来。如今，仁宗旧事重提，践行前诺，这对她，对曹家和高家，是多么厚重的恩典，而这一番荣耀，是张贵妃怎么样也夺不去的。曹皇后甚至觉得，之前再多的冷落寂寞，也都是值得的了。

司马光发现，英宗虽然已经开始正式视朝听政，但是却不肯说话，“群臣奏事，一无可否”，“独于万几，未加裁决”。人是一本正经地坐在宝座上了，可是什么主意也不拿，什么判断也不做。简直像泥塑木胎一般！

九月间，宫中又传出一桩奇案。

万般委屈之下，为了自卫，曹太后的本能反应便是握紧权力，唯有那道帘子垂着，能够直接过问政事，代表着皇权的皇帝“符宝”还在手里，才能让她感到安全。

第二天，太后隔着帘子痛哭流涕、一五一十地数落英宗的不是，最后说：“我老太太简直没有活路了，相公得给我做主啊！”韩琦回答得极干脆：“这是因为生病的缘故，病好了，就不这样了。儿子生病，母亲怎么可以不容纳他呢？！”这番话把老太太噎得很是不高兴，倘若没有参知政事欧阳修（1007～1072）从旁劝解，赞美曹太后一贯大度，非寻常妇人可比，只怕曹太后真要当面翻脸。然而，欧阳修也只是话语柔软，态度却是跟韩琦一样，丝毫不肯退缩。他接下来的一席话，又说得老太太无言以对了。欧阳修说什么？“仁宗皇帝在位时间久，恩德润泽，天下信服。所以仁宗皇帝晏驾之日，天下秉承他的遗命，尊奉爱戴他所选定的皇子继承大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如今太后深居宫中，我们也不过是五六个措大（读书人），一举一动如果不符合仁宗的遗意，天下又有谁肯听从？”这就等于向太后明言，宰相支持皇帝，皇帝不可以动摇！九*九*藏*书*网

司马光的“窃惑”之叹，王畴的“畏忌”之问，表面上是在追问皇帝，实际上剑指后宫，直逼曹太后。台谏官与两府大臣在打配合，敦促曹太后调整态度。母子失和已经不是传说，作为儿子，特别是过继儿子，英宗在孝道伦理中处于下风，无法直接对太后表达不满。他的沉默即是抵抗。

韩琦可以在外面维护皇帝的形象，却无法深入后宫去缓解皇帝与太后的关系。曹太后对英宗的耐心越来越少，甚至竟然对着宰相大臣出口抱怨了。该怎样应对？

宰相韩琦当面领教了英宗的怪症。韩琦奉召进宫觐见曹太后和英宗，正赶上英宗的服药时间。发病之后，英宗搬到了柔仪殿东阁的西室居住，而太后住在东室，以便监督英宗服药。英宗在榻上半躺半卧，紧闭双唇，看都不看药杯。曹太后坐在一旁，冷着脸，气急无奈。韩琦见状，只好“亲执药杯以进”，亲自拿着盛药的杯子喂给英宗。英宗“不尽饮而却之”，没喝完就推开药杯。这一推显然是用了力的，杯子里的药汤洒了，洒在了韩琦的官袍上。曹太后赶紧命人取出袍服来让韩琦换上。宫里的男人衣服，多半是仁宗的旧物，韩琦哪里敢穿？

这是六月二十三日，英宗第二次病休二十天之后，司马光给皇太后及皇帝的上疏中的文字。这段话道出了英宗与皇太后之间关系的真谛：第一，“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若没有皇太后的支持，皇帝就没办法君临天下—选择皇帝为继承人的是先帝，在先帝死后扶助皇帝登上皇位的是皇太后。皇帝继承大统的合法性来源于先帝和皇太后，而皇帝的继续统治则需要皇太后的持续支持。因此，皇帝应当感恩，勉力做先帝和太后的孝子，此外别无他途。第二，“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若没有皇帝，皇太后也不可能安定天下。皇帝已经即位，其合法性受到大宋列祖列宗的承认和天下臣民的拥戴，皇太后想要抛开皇帝另起炉灶，是不可能获得承认的！皇太后必须接纳皇帝这个儿子，此外亦无他途。最后，综上所述，“两宫相恃，犹头目之与心腹也”，皇帝和皇太后之间，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只能改善，不能恶化。这封奏札，司马光是同时上给皇帝和皇太后两个人的。他希望他们勘破利害，从大局出发，尽释前嫌，和衷共济。

在此之前，韩虫儿一直宣称，她肚子里怀了仁宗皇帝的龙种！她说，有一次，她去打水，仁宗皇帝看见有一条小龙沿着拴水桶的绳子爬了上来，这条小龙只有仁宗看见，旁边的人都没看见。仁宗觉得这是生儿子的吉兆，就召幸了韩虫儿，又留给她一个金钏做表记。然后，韩虫儿就怀孕了—至少是她觉得自己怀孕了。到得九月，仁宗皇帝已经驾崩五个月http://www.99lib.net，韩虫儿肚子里的龙种也早该呱呱坠地了。可是，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九月十七日，太后下旨，传召产科医官十人、产婆三人入宫验看，并将韩虫儿身边的三名宫女送内侍省盘问，真相终于大白。

七月十三，起居大典结束之后，英宗转入垂拱殿，轮流接见宰相府、枢密院等重要机构负责人，讨论政事。五天之后，英宗首次接见契丹使者，并且恢复接见新任及离京中高级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礼仪之中从来都蕴含着权力。皇帝在向邻国契丹和掌握实权、实际管理国家的中高级官员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权力。进入八月，英宗的办公时间延长到午后。表面上看起来，英宗基本上已经开始正常办公，履行皇帝之职。从首都开封到河北边境，闻知此事的官员百姓都松了一口气。可是，作为谏官的司马光却越发不安了，因为，他离皇帝很近，能够看到更真实的细节，而他所看到的英宗皇帝的实际情况，距离正常履职实在还差得太远。

四月二十五，仁宗大祥，英宗终于亲自出来行了礼，还让人卷起帘子，接受百官的慰问，并且在三天之后“临朝听政”。司马光本来以为，英宗从此就可以正常履行皇帝的权力和责任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到了六月初三，“上复以疾不出”，再次病休。正常的朝会、听政活动再次中断，国家大事又只好靠皇太后隔着帘子跟宰相大臣们商量决策。皇帝跟外界的唯一联系就只剩下了与两府大臣的例行会面。

英宗和高皇后的婚姻大事，更是曹太后与仁宗一力操持的。那时候，英宗还是濮王府的老十三宗实，高家的滔滔还是一个聪明温顺、不解世事的小女孩，曹太后还是曹皇后，仁宗和曹皇后的关系也还融洽。仁宗和曹皇后对坐闲谈，宗实和滔滔在旁玩耍，活脱脱是一双好儿女。仁宗看着有趣，对曹皇后笑说：“将来一定把这两个小的配成一对儿！”曹皇后微笑颔首。这样的话，仁宗说过好多次，直说得滔滔羞红了脸，直说得宗实的眼睛再也不好意思望向滔滔。

翁氏降级是因为受了韩虫儿的牵连，而韩虫儿这个卑微的女奴究竟能犯下什么样的过错，值得皇太后亲下教旨处分，甚至震惊开封政界呢？

相公不易，太后岂不是更难？如此说来，皇帝实在是不讲道理极了。太后这话，分明是谋求共识的意思。韩琦低着头，以沉默作答。药杯推挡之际，他与英宗刹那目光交会，分明看见英宗眼底的委屈、隐忍和不安—皇帝不信任太后的宫廷为他煎的药，换言之，皇帝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心怀忧惧！

十月末，昭陵复土，仁宗入土为安。山陵使韩琦使命已毕，从巩县赶回开封，在政事堂里还没有坐稳当，太后就派宦官送来了一包密封的文书。韩琦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英宗所写的流露着怨气的歌词，以及一封长长的英宗所犯过失的清单。当着来人的面，韩琦面无表情地把这些东西全都烧成了灰，然后对来人说：“请你覆奏太后，太后常常说官家现在心神不宁，所以，他有些出格的语言、举动，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从韩琦那里没能得到响应，曹太后又转向了英宗的长子、十六岁９9liｂ•ｎｅt的仲针，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劝劝你爹呢？”

九月二十一日，皇太后下旨，宫中贵妇永昌郡夫人翁氏降一级，她的“私身”（女奴）韩虫儿发配到尼姑庵带发修行。这则看似简单的处分决定背后所隐藏的离奇案情，则令开封政界目瞪口呆。

英宗的病是对内不对外的。面对太后，他癫狂、无礼，“时出语颇伤太后”；对于那些在仁宗后期跋扈一时的宦官，他的态度极不客气，“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于是乎，宦官们成群结队跑到曹太后跟前说他的坏话，曹太后与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僵。

毫无疑问，在韩虫儿的处置问题上，曹太后的方案更稳妥。但是，当司马光等人仔细回想韩虫儿事件的整个过程时，却不能不为英宗捏了一把冷汗。韩虫儿怀孕是得到了曹太后肯定和保护的，自从虫儿自称有孕，太后就派了宫女专门照顾她，还每天拨给二千铜钱让她购买可口的食物。换言之，在诈孕被揭露以前，曹太后、翁夫人以及所有的知情人应当都认为，韩虫儿的肚子里仍然保留着仁宗最后的骨血。也就是说，如果那是个男孩，他就应当是仁宗的独生子，是仁宗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说得再直白一点，从四月到九月，在英宗即位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韩虫儿的肚子里一直隐藏着对英宗皇位最大的威胁，而那个威胁是曹太后所允许的！曹太后究竟意欲何为？！当然，也许曹太后绝无恶意，她只是作为仁宗的妻子和仁宗大家庭幸存的女性家长，本能地保护仁宗的龙裔。然而，当英宗与曹太后的关系恶化之后，就不由人不做邪恶的猜想了。

皇帝与皇太后两下里纠结撕扯的，是个人情感。而司马光所说的，是道理，是形势，是格局。形势比人大，个人若不肯委屈情感，服从于形势格局，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问题是，人在伤心时，哪里还顾得上形势格局？

韩琦丝毫没有犹豫，开口就说：“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皇帝在宫里面好不好，全靠太后保护周全。不把皇帝照顾好，只怕太后也难以安稳吧！这是什么话？！韩琦竟然这般犀利露骨，曹太后的心理准备显然不足。她像是小孩子碰到了滚水，慌忙回应道：“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

这样的皇帝，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安。它让司马光很容易就联想起仁宗晚年的情形。可是，那究竟是不一样的。仁宗晚年的沉默，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中风之后言语艰难。眼下，当今圣上“御殿听政，已遵旧式。出入起居，皆复常度”。明明是可以正常工作了，为什么却不肯拿主意，行使权力？司马光上疏直言，“臣窃惑之”。同样察觉到英宗状况异常的，还有御史中丞王畴，他的表述方式比司马光更为直接，王畴反问，难道皇帝是“有所畏忌而不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