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

范纯仁在“邓绾事件”上看到了同样的仇恨之火。邓绾这个人，我们在第20章中早已做过介绍，此人以歌颂新法得官，从一个小小的宁州通判被直接提拔进宰相办公厅，从此青云直上。“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就是此公名言。他曾任谏官，又长期在御史台任职，为新法鼓吹张目，后来得罪王安石，被贬出朝，徘徊地方。再后来，经过多次大赦恩典，邓绾的官衔待遇得到恢复，四月四日，也就是王安石过世前两日，邓绾被从邓州调往扬州。这本来是一次正常调动—前任宰相韩缜外放，出知颍昌府（今许昌），现任颍昌知府曾孝宽要给韩缜腾地方；而曾孝宽是前任吏部尚书，要换也得换个好地方，于是改任知邓州（今邓县）；所以，现任邓州知州邓绾要改任扬州知州，以便给曾孝宽腾地方。颍昌府、邓州、扬州虽然都是州级单位，但在宋朝的官场序列当中，权重是依次递减的。邓绾改任扬州知州是一次多米诺骨牌式连环调动的最后一环，本来很正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番调动却惊动了新任殿中侍御史林旦（？～1091），惹来了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攻击。林旦上疏，指责邓绾“人品下流，是个天生的两面派、马屁精”，又说邓绾冥顽不灵，从邓州改扬州，尚且心怀不满，因此请求太皇太后对邓绾“特出圣断，重行诛殛!”由于林旦的弹劾，朝廷将邓绾的任命从扬州知州改为滁州知州。林旦却仍不满意，继续穷追猛打，“请求朝廷削去邓绾一切官职，把他流放到边远地方，终身不予恢复，以谢天下！”

消息传到开封时，刚过晚饭时分，司马康正搀扶着父亲在堂前的小院欣赏新开的第一朵白芍药。宰相府的差人送来江宁府的文书，司马光捧读之后，命人焚香，取来公服和幞头。在儿子帮助下穿戴整齐之后，司马光对着南方长长一揖，而后肃然站立，默默不语，许久，眼角淌出两行清泪。司马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踌躇间，只听司马光轻声吩咐：“去书房。”

此时的范纯仁，年届六旬，已经是政治场上一名饱经风霜的老将。三十四年前，他父亲范仲淹去世，欧阳修以老友的身份为范仲淹作神道碑铭，坚决主张范仲淹在中年时期与他年轻时弹劾过的宰相吕夷简实现和解，二十六岁的范纯仁强烈反对，甚至把欧阳修的神道碑文删掉了二十hｔtp://wｗｗ.９9ｌｉｂ.nｅt几个字才刻石，结果彻底惹恼了欧阳世叔，欧阳修当面扔掉了范纯仁送来的碑文拓片，说：“这不是我的文字！”那个时候的范纯仁不理解，为什么欧阳修一定要在碑文中让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在年轻的范纯仁心中，父亲是正义的化身，吕夷简则是邪恶的代表，正义与邪恶之间，怎么可以有和解的空间！二十一年前，范纯仁是侍御史，韩琦是宰相，欧阳修是副宰相。英宗要尊崇生父濮王，欧阳修、韩琦主张英宗可以称呼濮王为“父亲”，范纯仁坚决反对，愤然上疏，甚至暗指宰相操弄权柄、威胁皇权，惹得韩琦当众堕泪。那个时候的范纯仁四十岁，他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代表，他越是激烈地批评韩琦、欧阳修，便越是对大宋王朝好。如今时光流转，范纯仁坐到了当年韩琦、欧阳修的位置，也终于明白了韩琦的伤心与欧阳修的坚持。父亲有父亲的伟大之处，作为宰相，吕夷简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英宗是否称呼濮王父亲，对于本朝政治又有何损伤？真正分裂了士大夫群体、损伤了大宋元气的，不是濮王的称号，而是围绕着濮王称号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现实政治之中，不可能有纯粹的非黑即白，妥协、和解都是必须的，“召和气”才是当务之急。

制书首先肯定，王安石是老天用来成就“非常之大事”的“希世之异人”，王安石的智术、辩才、文章之美与影响力之高，都是睥睨当世、旷绝古今的；也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在短短的一年内，赢得皇帝的绝对信任，获取巨大权力，改变整个国家的政策、风俗与走向。这几句话是写实，却未必是赞美。因为在苏轼这里，学问、智术、辩才、文章、影响力都是中性词，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可以服务于仁，可以服务于义，也可以服务于功利；而一个追求功利的人，倘若才智过人，则会走得更远，错得更严重。而“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一句，更是化用了《史记·殷本纪》对商纣王的评价“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对于王安石的学术指向暗含深刻批评。

苏轼以高度克制的笔法曲折地表达了对王安石的高度不满和有限敬意。这番意思，我们今天能读出来，当时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怎么可能读不出来？！这则制书，在颁布之前，作为门下省长官的司马光和吕公著都是读过的，他们也都签了字—王介甫高才，只可惜路走错了。此时不便明言，是为了团结。要革除王安石施政的弊端，又要通过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来表达和解的意图，振作风气、维护团结—这是司马光和吕公著想要的。然而，把“安石其人其学”与“安石相业”一分为二，区别对待，是难之又难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知高度。

最后，苏轼轻描淡写地提到了王安石的政治作为，说神宗对他的信任是“古今所无”的。对于安石相业，苏轼不置一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这种绝口不提实际上就是无言的否定。紧接着，苏轼就谈到了王安石的罢相，他称赞王安石主动退休是洒脱高蹈的。再往下，就是以哲宗名义说的一些客气话了。九-九-藏-书-网

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传到太学之后，有太学生集资，打算在学中为王安石摆设灵堂，公开祭祀，以表达哀思。结果王安石的写真像还没有挂好，黄隐就怒气冲冲地带着随从赶到，冲散了灵堂，卷走了王安石像，把领头的学生关了禁闭，罪名是非法敛财。黄隐的做法在太学诸生中引发了强烈不满。什么叫“非法敛财”？分明是反对纪念王安石！皇帝和太皇太后都停止上朝致哀了，为什么不许我们哀悼！太学里这么多年读的都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受王安石的教导，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学生祭祀老师，天经地义！他黄隐小小一个的国子司业有什么资格阻拦？！朝廷都在说要给太学更大的自由，礼遇诸生，黄隐却背道而驰，对学生滥施刑法，是何道理？！

那么，黄隐就是势利的吗？说黄隐势利，似乎也有欠公平。元丰五年（1082），黄隐入朝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正是王安石的学问最盛行的时代。神宗问黄隐以谁的学术为皈依，黄隐大声回答“司马光”。出任国子司业之前，黄隐所担任的职位是御史，他积极弹劾熙丰旧相，支持司马光的政策调整。可以说从头到尾，黄隐都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他并不是随风倒的墙头草。那么，如此不顾体面地焚烧《三经新义》印版、阻止学生纪念王安石，黄隐意欲何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黄隐的心中，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他既然是司马光的“忠臣”，那就一定要把王安石的影响连根铲除！在黄隐近乎癫狂的行为之中，蕴含着一种仇恨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顾大局，拒绝和解，就像是野火一样，倘若放任它蔓延，必定会烧毁整个官僚集团。

以上就是《王安石赠太傅制》的全文，它出自中书舍人苏轼的手笔。如椽苏轼笔，是否忠实地传达了司马光的意思？中书舍人的职责是“代王者立言”，准确地传达高层的政治意图，然而，执笔者总有办法把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带入文字。苏轼这一篇制书，表面上看都是赞美之词，细读却能品出诸多的不满。

王安石“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那么，他所创造的新风俗究竟是好是坏？在制书中，苏轼保持沉默，并未加以评论。可是，在另一篇大约作于同一时期的文字中，苏轼却把王安石时代的文学园地比作长满了“黄茅白苇”的盐碱滩，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呐喊。

既然王安石倒了，那么，跟他有关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这应该就是太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国子司业黄隐的真实想法。

何其大度乃尔！清人蔡上翔赞叹说：“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意见不合，但是论人品都是君子！”这话固然不错，却未免小看了司马光，他忘记了司马光作为政治领袖的身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司马光要顾全的是大局，是朝廷的体面，是大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废除新法，厉行政策调整，这是司马光所坚持的。其中是非，当时与后世各有评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司马光为修复团结所做的努力。王安石追求“同”，司马光追求“和”。“同”是单调的一律，而“和”是“不同”的和谐共处、融为一体。“若作和羮，尔惟盐梅”，这就像是烹制美味的羹汤，需要水，需要火，需要盐，需要梅，需要各种调味酱，“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王安石的理想朝廷是“我”最正确，别人都听我的，所以他鼓励迎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司马光的理想朝廷则是像仁宗时期那样，各种意见并存，所以他鼓励批评和讨论。司马光愿从本人做起，提倡和解，提倡对不同意见乃至政敌的宽容。九-九-藏-书-网

大多数台谏官都站在太学生这边，对黄隐提出了批评。殿中侍御史吕陶的看法最合司马光的心意，吕陶说：“关于经文意义的解释，无论古今新旧，最可贵的是恰当。汉代以来儒家的解释未必全都对，王安石的解释未必全都不对，善于学习的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又何必是古非今，厚此薄彼，一定要赶时髦呢？想当初王安石得势的时候，他的书成为标准读物，天下流传，肤浅之士尊崇他、信奉他，把他比作孔、孟之间的人物；等到王安石失势了、死了，这帮家伙又群起而诋毁他，认为他的学问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这实在是一群不明道理的混蛋！”

范纯仁请送信的宦官饮茶相待。不一会儿，他就写好了回信：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可惜，这样一封承载着太皇太后“圣意”的和解诏书，并未如约产生。四月二十八日，惴惴不安的邓绾在邓州过世。邓绾之死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恐慌，很多人相信邓绾是吓死的—因为，这些人相信，倘若邓绾不及时消亡，必然会面临一系列严厉处分。

王安石的生命已经结束，盖棺论定的权柄掌握在司马光的手上。他们曾经是朋友，后来成为政敌。对于朝廷国家，两人怀着同样炽烈的热爱和深沉的责任感，可是他们所主张的路线方针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犹如冰炭不能同器，司马光与王安石不能同时并立于朝堂之上，所以，当王安石得君行道之时，司马光拒绝了枢密副使的高位，主动离开政治中心，这一走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可以说是司马光的主动选择，也可以说是拜王安石所赐。如今，司马光大权在握，已经死去的王安石等待着司马光的评判。司马光必须给王安石，给他们共同经历、共同塑造的过去、现在，以及在他们影响之下的未来一个交代。

太学诸生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上告。一时之间，黄隐的种种恶行被揭发：朝廷命令并没有禁绝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只是强调不能只用《新义》，可是，这黄隐却在去年十二月到任之后，即刻下令焚毁《三经新义》的书版，摆出一副与王安石的学问势不两立的架势。朝廷命令并没有禁止学生在作文时引用《三经新义》，可是黄隐判卷子，只要一见到“新义”两个字，就会大为光火，狠狠地打上难看的红叉不算，还会在旁边东拉西扯、上纲上线地批上一大篇，最后，还要把这份试卷张榜示众。

太学诸生早就恨透了黄隐，可是也拿他没办法。太学不是现代学校，而是官员养成所。经神宗改革后的太学分为三舍，也就是三级：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通过考试，一级一级往上升，上舍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当官了。上舍考试的功能与科举中的省试相当，所以，上舍考试的级别也是省试级的。下上舍考试一等，是从内舍升上舍的考试，称为“公试”，朝廷也极为重视，一直都是从谏官、御史等官员中临时任命考官，以防作弊。元祐元年（1086）三月，太学制度改革，把“公试”的考试权正式赋予太学。负责主持“公试”的，正是国子司业！ 也就是说，黄隐其实把持着太学2300名内舍生和外舍生的前途命运！正因如此，对于黄隐的作为，诸生一直敢怒不敢言。而王安石祭祀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出口，诸生蓄积已久的愤怒这才爆发了。

邓绾纵然曾经荒唐，可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况且，邓绾已经为自己曾经的无耻付出了代价，朝廷又有什么理由对邓绾削官夺职？难道真像笑话里讲的，龙王要杀死所有长着尾巴的水族，连青蛙也不肯放过，就因为青蛙在蝌蚪时期曾经有过尾巴？倘若这样处置邓绾，那么，所有那些在王安石时代曾经逢迎的官员都将不寒而栗，不能安心本职，而试看今日之大宋，三十岁以上的官员，又有哪一个不是王安石和神宗提拔起来的？倘若如此，搞得官心惶惶，这天下靠谁来治理？！范纯仁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在御前会上，当太皇太后拿出林旦的弹章征求意见时，范纯仁据理力争，终于打动太皇太后，为邓绾赢得了滁州的任命。退朝之后，范纯仁左思右想，仍然觉得不安稳。他自己做过御史，了解言官那种除恶务尽、务求必胜的心态，他担心林旦恼羞成怒，把矛头指向自己，更担心太皇太后改变主意。于是，他又给太皇太后连上了两道奏疏，一道重申宽宥邓绾的意义：“如此，则陛下的度量包纳洪荒，广如天地，那些过去犯了错误的人，都有机会改正，心里辗转反侧的人，都可以获得安宁，这是事关朝廷治国根本的事情。”一道表明自己无由偏袒邓绾：“先帝在时，曾经任命我知襄州，因为邓绾的弹劾，降级改任小州知州。邓绾与我，无恩有隙。我今天所说的这些，不是为了邓绾，而实在是痛惜朝廷的体面，还望太皇太后陛下详察。我昨日在帘前为邓绾分说，已蒙陛下当面表扬，表示接纳。我担心其他宰相大臣的意见可能与我不同，因此不免多说两句，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司马光的态度如何？

第二天，范纯仁收到了太皇太后派心腹宦官送来的密封手诏。范纯仁一边读，一边在心中赞叹太皇太后的圣明。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制书中，苏轼还总结了王安石的学术渊源，说他“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孔、孟是儒家；瞿指佛家—瞿昙今译乔达摩，是释迦牟尼的姓氏；聃指道家—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这就等于在说王安石的学术是驳杂的，他从儒家出发，最终却倒向了佛道。这种并不纯粹的知识取向，一方面催生了更具创造力的《三经新义》，另一方面却也把《春秋》赶出了科举的考场—这是创造，也是破坏！苏轼运笔至此，胸中蕴蓄着多少愤怒与无奈！

司马光要写一封信，这封信，他不要儿子代笔，坚持自己亲笔书写。收信人是吕公著，信中所谈的，正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和对手王安石：

在司马光、吕公著的主持下，太皇太后宣布停止朝会活动两天，以示哀悼，赠给王安石正一品的太傅官阶，给予七名王安石后人入官资格，并下令江宁府配合王家料理丧事。王安礼一直在担任江宁知府，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近照顾哥哥。四月四日，朝廷已经发布王安礼调任青州知州。长兄过世后，安礼请求继续留任，以便营办丧事。朝廷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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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这封信是司马康连夜亲自送往吕公著府上的。吕公著读罢，也是默然不语，老泪纵横。

吕陶又说：“士大夫最可怕的毛病，就是势利跟风，不能独立做出公正判断。势利跟风这种行为，往小处说，是一个人道德廉耻的沦丧；往大处说，是社会风俗的败坏。”吕陶是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他是唐介的门生，而唐介是仁宗朝最耿直的台谏官，后来做到副宰相，被王安石活活气死（见本书第15章之“唐介之死”）。熙宁三年（1070），吕陶应唐介推荐参加制科考试，在对策中批评王安石新法，一度打动神宗。当然，那一榜批评王安石最犀利的，不是吕陶，而是孔文仲（见本书第19章之“孔文仲制科风波”）。在神宗朝，吕陶曾经因“抵制破坏新法”而遭贬。在哲宗朝，吕陶则敢于反对司马光，在役法的问题上，他主张“不如参用新旧二法，裁量取中”。吕陶所秉持的永远是自己心中的标准，他从未势利跟风。

元祐元年四月六日（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薨于江宁府（今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