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这位朋友之前是通过信的，讨论的是文学和文学之外的一些事。但这次来信，他却谈到我的博客。信中说：

我给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写了一封信，也许并没有解决他的任何实际问题，但能让他了解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温暖和同情，有真诚的关切，这至少会使他在困境中对人生多一点信心，对社会多一点信任。能做到这个，我十分满足。

在许多人眼里，柯云路本该沿着《新星》的成功路子安安稳稳地走下去，却偏要搞一些边缘性的“探索”，做一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事”。

其实，我并不在乎所谓“专业作家”的名号，在加入作协的二十多年里，我甚至从未出席过中国作协的会议。这样做并不是所谓“清高”，而是不喜欢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想把时间更多地集中在创作上。

作为一个作家，我从不讳言与读者交流的愿望。我热爱写作，写作是我的职业。从这个意wwｗ•99lｉｂ•nｅｔ义上说，我是为自己而写。但同时，我又希望自己的文字有更多的读者，希望我的书有更多的人喜欢。

一件事，你感觉到它的意义，你做了，也许一时看不到任何效果，但你坚持，你一直在努力，终有一天会有效果。

“愚公移山”是老少皆知的寓言，只因高山挡路，祖祖辈辈奋力将一座大山挖走。按时下聪明的做法，绕山修一条路不就行了，何苦费那么大力气？作为小学生的我在读这篇课文时脑子里确乎闪过这个念头，但长大了，成熟了，才知愚公的精神力量。

最后，我想用这位朋友的话结束这篇小文：

我在长篇小说《龙年档案》中写过一个备受争议的市长罗成，在矿难中为挽救几百个矿工的生命冒死下井。在准备牺牲的时刻，与一直爱慕他的女孩有过一段对话：

节前收到许多来信，大多是问候和祝福。有一封信很让我感动。

九九藏书

有些读者是刚刚看了我的新书，来信谈感想。也有的读者告诉我，他们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读我的书，那时有的还在读中学，而现在已娶妻生子。我的书伴随着他们青春与成长的岁月。有些人还会在信中随手摘出我书中的某些“格言”，告诉我这些话曾在他们的人生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过去的几年，曾有许多脏水泼到我身上，最具杀伤力的大概是“柯云路写书害人”了。以致某位著名学者在中国作协向他发出入会邀请时提出，他加入作协的条件是“将柯云路开除作协”。这件事在当年成为各报转载的新闻，结局当然是不了了之。

叶眉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下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什么都亲临第一线。”罗成说：“我本来并没有一定下来的意思，可是自九-九-藏-书-网告奋勇没人举手，那我只能带头举手了。再说，我确实怕死里逃生人多慌乱，我的权威可以稳定局面。”叶眉说：“你是不是过分看重个人作用？你想过没有，天州如果没了你怎么办？关键是解决体制问题。”罗成说：“我还不懂这个？体制也是一种资源，它要在政治、法律、文化的合作过程中开发，需要不同社会力量的介入。我罗成只是做了我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

许多人从未见过面，但我把他们当作朋友。当我顺境时，他们会与我一起收获喜悦；当我挫折时，他们常常会比我还焦虑难过。

写信的朋友说，在博客上看到我和朋友的通信，在感动的同时，又觉得这种努力不会带来什么改观，因此而有些遗憾。其实用不着遗憾。佛祖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没有什么比对他人的帮助更藏书网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了。

其实，未开通博客之前，我就常和读者通信。不同的是，有了博客之后，我会有选择地将通信的某些内容放在上面，以便于更多朋友交流。

由于爱好较杂，写作的领域常常“边缘化”，我在某些人眼中成了一个不怎么“务正业”的作家，但也因此招来许多读者的咨询。他们会提出一些非文学问题，希望得到帮助。其中涉及人生、求职、婚恋、子女教育等。只要时间允许，我尽可能回答，有的寥寥几句，有的也写得较长。

自从开通博客以来，身边一直有朋友好心地提醒，觉得我办博客有“赶潮流”之嫌，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已经有点名气的作家”，抽出这么多时间写博客，给读者回信，很不值得。他们说：“真有精力，不如写点好书，那才是一个作家的真功夫。”

这些年我研究传统文化，也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道法自然”是我崇尚的人生境界。但我以为，很多时候“道法自然”的法则是通过许多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实现的。总有一些人要往前走，而走在前面就可能付出代价，很可能被牺牲掉。作家首先是感性的，他才能对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才会有创作的激情。但同时，如果没有理性的观照，也不可能对人生有正确的选择。少年时曾看《唐·吉诃德》，印象很深。在许多人眼里，唐·吉诃德独斗风车的行为甚为可笑，但在我的眼中他却是英雄。

新年到了，但愿新年的钟声，会给我们送来新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