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测量，城头山城址的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城址平面呈现出相当规整的圆形，这与黄河流域的城址有了很大的区别。城址的外圆直径约325米，内圆直径在314～324米之间，城址总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在城址的东、南、北三面中部各开一个门，东门底部发现有卵石路面。但北面似乎不同，现在看来北面地势最低，内有一个直径约30余米的圆形大堰。这个堤堰通过北门与城外护城河连接在一起，所以人们认为北门是一个水门。环绕着城址的护城河又深又阔，宽在35～50米之间，深约4米，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显然是难于逾越。而且护城河部分由人工开凿出的，还有一部分是利用了自然河道，十分合理。

1979年，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曹桂岑主持开始发掘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在这个城址中，不仅城内发现有高台建筑的遗存，还有平地起建的房址，更重要的是还出土了3座陶窑和大量的铜渣。这座修筑于公元前2500年前，属龙山文化油坊类型的城市，显然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手工业城市。无独有偶，1991年至1993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的丁公城址，城内也有陶窑、水井等遗迹。而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次发掘的结果，在城西北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狗、鸟、鸡、羊、象、鳖和跪坐人抱鱼等形态的陶塑，估计这里是一个专门生产陶制品的工地。而在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遗址中，在一个庭院式建筑遗迹中，出土了不少蝉形饰、龙形环、凤形环、璧、人头像等精美玉器以及玉石器半成品和石料等。这些虽然不能认定是其经济活动的发达与否，但至少说明了即使是在史前期的城市中，经济活动仍然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在春秋战国时的文献中，这一类的记载很多，这充分说明直到春秋战国年间，所有的旧城扩建与新城兴筑，都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对于这一点，古人其实认识得十分透彻，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左传·襄公七年》:季康欲代邾，及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而《谷梁传·隐公七年》也明确地指出：“城为保民为之也”。其实，这样的论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法。

现代考古学一般是将夏代以前划为史前期。对这一时期的城址发掘，早在上一世纪的30年代初就已开始，经过考古工作者近80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现史前期城址50余座，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城址。

那么，我们再用中国古代文献与城址考古资料，分别考察中国城市的形成历史。

一般来讲，城市是与村落或田园聚落对应的概念。《辞海》中对城市的定义是：在狭小的地域上集中大量非第一产业人口，其居民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城市还是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中心。德国早期人文地理学大师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曾指出：“城市是人类及其居住地永续的密集地区，而且位于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

在这段文字中的“噬嗑”是卦名，意为设法以合物，也就是彼此合宜的意思。这里可以给我们提供典型城市已出现的证据是“列廛于国”。因为国即为国都，廛则是市场。城、市首次在这里合二为一。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强调了都城中的经济功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还有一个文献证据是被认为是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其中有“司市”之名，说明市场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而且也明确了这一职司的管理职责：“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这一时期国都的市场已是一个固定的场所，按时启闭，定时交易。《周礼·司市》中如是说：

城头山城址内的中央部位人们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台基，有的房屋甚至建在高达1米多的夯土台基上，看来是有比较高的规格。在城内的东部及西南部也发现有许多房屋的基址，而在西南部居住区内，考古学者们还发现了一条宽2米多，由红烧土铺成的道路，更让人称奇的是道路的两旁还设有排水沟。在东北部发现一处制陶作坊区，这里有多座陶窑，还有许多条取土的坑道、众多的贮水坑和泥坑，甚至还有工棚。这是一个大溪文化制陶作坊区。在城址的西北部等处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墓葬区，有墓葬五百余座。在东城墙的内侧还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大体是一个不规整的椭圆形，南北长径约16米，东西长径约15米，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在祭坛上有圆形的浅坑、瓮棺葬和土坑墓，在祭坛外也发现了用来置放动物骨骼、陶器、大砾石等的土坑，这些显然是与祭祀活动有关。据考古学家们认定，这个祭坛建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也就是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二期偏晚，也就是距今5800年左右。可见，城头山古城应当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址了。

而后期城市的主要要素——商品交易，也就是市场，开始时和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世本·作篇》中有颛顼时“藏书网祝融作市”。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注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是说早期的市场，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大多数情况是人们就近在每天汲水的井边进行交易，并没有专门的空间，最多也是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相近，与城的关系不大。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市不具备后期城市的基本形态，并不是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认定在原始社会后期，多少有些勉强：当时虽然有城、有市，但前者为了“盛民”，后者为了“买卖”，互不相干。

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众多的史前期城址中，了解到中国古代城市或早期国家形态的特征。这些史前期的城址也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实例。这一时代“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正与三皇五帝时期在局部联合基础上形成中华共同体的史实相对应。

但是，即便是按照上述《辞海》中城市的严格定义，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最晚也应该是在西周时期。虽然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但著于战国时代的《易·系辞》中却明确有了这样的表述：

城头山城址就位于洞庭湖的西北岸，南临澹水，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这个城址至今仍然突起于地面，遗迹清晰可见。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先进等人首先对这个城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随后何介钧等人加入，先后在这里发掘了8次，自然得到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据多次考古发掘的考察，学者们发现城子崖的城垣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公元前2600年前后，在经历了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后一直延续到夏代。甚至在这个古城址上，还叠加了部分春秋时期的城址。显然，这个城址一直为早期人类所使用。

具体到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目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已出现了城市，因为考古上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城就是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场）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最早修筑的城，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村落，具有真正规模的城市出现于西周时期，春秋后期直到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如此看来，西周时期城市无论是职能还是形态已与后世并无二致，这也是第三种观点所认为的，城市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出现。

虽然关于中国城市的形成时代众说纷纭，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早期古城址的发掘中一窥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

虽然如上述所言，早期的城市防御功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毕竟由于集中了大量人口，早期城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区域的经济活动中心。这当然也是从考古遗址中的发现总结出来的。

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是守卫，是统治广大地域的中心，并且这一功能为后世城市所继承，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晚期。

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复探和试掘，其中对龙山文化城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在30年代的发掘报告中，城子崖古城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残存的城墙高度在2～3米之间，而城基宽约10.6米。到了这时考古学家们又重新测量了整个城址，发现城东西长455米，南北最大距离540米，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深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残宽8～13米。而且城址也并不十分规则，其北垣弯曲，中部呈弧形外突，其余三面城垣平直。城墙由堆筑版筑结合筑成，拐角呈弧形，属台城类型，墙体壁面外陡内缓。另外，城墙南北互相对应，连以通道。北部外凸的部分地下有大型建筑基址。

城子崖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武源河畔的台地上。1930年冬，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李济主持在此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人员有大名鼎鼎的学者董作宾。第二年10月，再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根据这两次发掘的情况，1934年由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七人编著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在南京出版。在这本书的附录中，董作宾将这一出土了漆黑光亮的蛋売陶的早期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黑陶也就成为龙山文化的特征之一。而在第三章“建筑之遗留”中，首次描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城的特征。

其实，从后人对古代城市的论述中，甚至在之后很久的西周时期，城市仍然保持着这一重要的功能。

早期的人类，由于征伐不断，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早期典籍《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都有记载，如“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或“鲧作城郭”等。而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我国筑城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是在原始社会中后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就开始有城址发现九-九-藏-书-网。当然，由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较为先进，故史前时期城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约有40余座。不过这时的城只是防御工程，正如《墨子·七患》中说的：“城者，所以自守也。”显然不具备后期城市的两大要素或形态——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

如此看来，中国的早期城市尽管多是从政治、军事目的出发兴建起来的，但是在已建成的城市中，总是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刚好处在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因此，这些城市的工商业就依靠交通便利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经济都会。如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且“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因此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业最为发达，甚至洛阳当地的风俗也因此而变得“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显然，这一文化现象是经济功能强大的产物。只不过，这样的描述都是到了城市发展较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了。

显然，用城墙或壕沟作为城市的第一道防线，不仅在东周阳城中如此，在史前遗址中是很平常的。我们在塞外的河套地区黄河东西岸也发现了不少城址，如塞子塔城址、寨子上城址，马路塔城址及后城嘴城址等多处城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或相互成群，或邻近成组的石城，大多选择在山岗河崖等地势险要处。可见，它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设防护卫。

显然，《辞海》中的定义强调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与经济形式，而拉采尔的定义则不那么严密，认为只要是人类集中居住的区域，即可认为是城市。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考量一下上述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有城墙围合的区域，就是城市。可见，与拉采尔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即商品交易功能，这一点倒是与《辞海》中的意见一致。第三种观点其实与第二种观点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它把城市形成的时间推迟到了城市已发展较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这时城墙与市场已合二为一，才算是中国城市真正出现。

早期的城市，首要功能是防御，这从史前城址中大多仍残存着夯土的城墙中可以为据。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中国城市虽然形成于西周时期，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却并没有“城市”这个专用名词。最早将城市连在一起使用，是《诗·鄘风·定之方中》。这首诗在讲到春秋时期卫文公徙居楚丘后，“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只是这里的城、市各有其意，并不是后来我们常用的“城市”概念。在《战国策》中则有“城市邑”的说法，如《战国策·赵策一》中，赵国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同一时期，韩国为了阻挡秦国，求救于赵时，许诺“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可见，战国时期流行着城市邑这一名词。对此，宋元间著名学者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特别解释道：“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显然，这里的“城市”还是有“城”加有“市”的意思。http://www.99lib.net

作为我国文明起源的另一个区域，长江流域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城址。位于湖南澧县西北的城头山城址，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明确与今城市概念相同的城市名词出现在《韩非子·爱臣》中：“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但，这已到战国晚期了。

周初的大分封，分茅列土，在全国建立起许多统治和防御据点，使周的统治深入到各旧部族之中。《吕代春秋·观世》中“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这些众多的姬姓诸侯在新封地中，处在异族的包围下，所以他们到达封地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城堡，用坚固的城郭和深阔的沟池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对被征服的人民则严加防范：一方面是“宅尔邑，继尔居”，另一方面是用高城深池把自己与他者分离开来。姬姓贵族平日深居城中，绝不敢轻出城外。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建都邑，当然都是以防御和保护为目的的军事堡垒。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列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力量的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列国诸侯之间是“强凌弱，众暴寡”，经常互相吞并，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不断。列国诸侯无论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御，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极力扩大旧城或建立新城，筑起坚固、规模宏大的城墙。因此，城市的防御功能更为突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记载下来。如：

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西发掘了东周阳城城址。这个城址分为东西二城，据专家判断，东城修筑在前，在被河水冲毁后，又利用东城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修建了西城。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尽管仅残存部分城墙基础槽以及槽内的夯土层，不过城墙的走向还是清晰可见。其中，东城墙残存了南部的一段，大约长65米，南城墙的西段保留了约30米。在西南城角两段残存的城墙相交的地方，内侧呈凹弧形，外侧呈凸弧形，大致向外凸出2米左右。在这个城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城以东城的西垣为东垣，南面的城墙东端与东城西南角之间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假为西城的城门设施，南垣长82.4米，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存29米，其西南、西北城角与东城西南角形制略同。城内面积近1万平方米。

其实，这三种意见相左的观点，真正的区别在于对城市定义不同。所以，我们要想确定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何时，就必须明确城市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