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灭商，立三监后即班师西归。但实际上，周人在东方的统治这时并没有完全巩固，商人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自己也深知“天下未集”。果然，两年后，武王病逝，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出来摄政。而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于是“启商”，也就是引诱商遗民武庚叛周。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西周政局不稳，尤其是对商故地的统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周公只得再次大规模东征。这次东征耗时三年，在东部彻底击垮了殷商的势力；在西部则巩固了周人的统治。随后，周公颁布了两项十分重要的政令：一是“分建亲戚，以蕃屏周”；一是营建成周。

甲骨文的发现，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安阳小屯村的注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考古组，从1928年开始进驻安阳小屯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殷墟的科学发掘历史。第一次发掘工作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这期间大约进行了15次大的发掘工作，在宫殿区发现有50多座夯土台基，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石刻等，还有两万多片的刻字甲骨，在王陵区发掘了10座带墓道的大墓，1000多座小墓，其中也有不少青铜器、玉器、石器和漆木器等。新中国成立后，又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殷墟的基本情况逐渐清晰，蒙在商代都城上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

另外，还有一个与城市有关的字是都，是专指有宗庙之邑。古代中国人信奉的是祖先崇拜，家有家庙，国有宗庙，宗庙所在即君王所驻。所以，都又用来指称国家的统治中心。这一含义后来延伸，就是国都这一专用名词的出现。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约10公里处的洛水南岸，整个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1500米。遗址地面上有四块较高的地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位于遗址的中部，面积约12万平方米。就是在这块突起的地方，至今考古学家们已探出数十座宫殿的基址，这些宫殿基址就占地约8万平方米。在这片宫殿区的周围，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普通房屋的基址、墓葬，以及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遗址和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这些建筑的时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400年间。

殷商到了后期，因纣王的荒淫无道，人心背离，起于西方的周人，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地区新的共主。

就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方位，存在的时间及规模来看，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曾一度断定是为汤都亳城，但后来又认为这个城址应该是更早的夏代都城，即桀时期的都城斟寻。不过，因为《逸周书·史记解》中有：“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帝伐之，有洛以亡”。孔晁注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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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话时认为：“汤号曰成，故曰成商”。所以，考古学家曲英杰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这段话所说的成汤伐之的有洛氏都城，而有洛氏不过是夏的一个属国而已。

姬昌虽僻在关中，但四处网罗人才，致力发展经济，终于成为西部势力最强大的方国。而此时的商王荒淫无道，以致民怨沸腾。《尚书·无逸》是这样记载的：商“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因此，商的方国多叛商归周。当周终于发展成为可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时，人们就认为“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是必然的。在周人所制的青铜器中也有这样的铭文“坯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因此文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征伐活动就成为正义的事业。

发掘者将东下冯遗址中城的修筑年代确定为东下冯遗址第五期。从时代来看，这时已到商代早期。不过，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也认为，从整个遗址以及城墙的叠压关系等方面判断，这个城址并不排除是建造于更早的夏代的可能。

因此，在1974年秋至1979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在“夏墟”的范围内进行搜寻。其中，孟凡人等在山西夏县东北约15公里的青龙河南、北岸的台地上进行了发掘，这就是东下冯遗址。

但不管是夏都还是夏的属国之都，令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不解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迄今没有发现筑有城墙，这显然与我们所知的早期中国都城形态不同。

考古学家们对1号宫殿进行了重点发掘。这个宫殿基址的平面略呈正方形，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中心殿堂的平面是长方形，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1米，坐北朝南，现在看来是一个四坡屋顶式建筑。堂前是一个庭院，四周围以廊庑，南面设门。同时，考古学家们对位于1号宫殿东北部的2号宫殿基址也进行了发掘。这个宫殿比1号宫殿体量更大，大致是一个南北延伸的长方形：东西宽约58米，南北长约72米。宫殿区的中心殿堂平面也是长方形，规模与1号宫殿区的中心殿堂大致相同：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2米，坐北朝南。殿堂前也有一个庭院。但不同的是，在中心殿堂后有一座与这座建筑同期的大墓。另外，2号宫殿东、西、北三面都有夯筑的墙垣，南面则设有一个带东西塾和穿堂的庑式大门。1号宫殿和2号宫殿的修筑时间，据考古学家判定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也就是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600年间。

文王子武王时期，周人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趁商王朝全力对付东夷之际，东进伐商。为了东进克商，武王再次将国都由沣水之西的丰邑迁往沣水之东镐池附近的镐京。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丰与镐的关系。事实上，丰镐在古代常常连用，有点像今天的双子城的味道。也就是说九九藏书，武王居镐后，因宗庙仍然留在丰京，所以每有大事，必须到丰京告庙，但主要的政治活动与生活场所则集中在镐京，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兴起于今陕西、甘肃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弃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武功西。弃又号后稷，实际上，我们可能更熟悉他的号。后稷死后，他的子孙世代为夏朝的农官，传到不喾时，正值夏处于衰亡之际，于是不喾逃到戎狄之间。但不久，他的孙子公刘就带领族人定居到豳，即泾河流域的今陕西旬邑县西。公刘在这里发展农耕业，并很快使豳成为“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庶地区。公刘再传九世，到了古公亶父时，来朝走马，止于岐下，把活动中心从戎狄杂居的泾河流域迁到了关中平原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不过，从历年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周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分属于仰韶、龙山、晚商、西周和东周五个时期。可见，这里在古公亶父之前就已得到开发，不过是到了古公亶父时周人才真正定居下来，开垦土地，修治田垄，营建宫室，并建立了周第一个王都岐邑。

事实上，殷墟都城的发现是由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而引起的。清代末年，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常翻挖出带字的龟甲片。起初当地农民们认为这是不吉祥的东西，就丢弃在路边田埂上。后来这些刻有字划的龟甲，被当作中药的一味药剂龙骨，被中药铺大量收集。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身患疟疾，在药铺配制中药时，发现龙骨上有隐隐约约的刻划符号。王氏是一位卓有成绩的金石学家，精通铜器铭文。这些刻划符号当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在京城广收龙骨进行研究，终于认定这些有刻划符号的龟甲，就是一种久已失传的商代卜骨。从此，甲骨文就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事实上，第二项举措早在武王克商后就曾有过考虑，武王甚至亲自确定了大体的位置：“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三监之乱，更使得周公确信丰镐远在西鄙，对东方很难起到镇抚作用，必须在殷商故地兴建统治据点。于是，周公开始了营建东都的工作。《书序》中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浩》。”就是讲述的这个事件。洛邑的建设在武王时只是有点眉目，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故《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丰、镐二京就是在这些征伐过程中修建的。“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文王之所以作邑于丰，一是为了缩短与商人的距离，为灭商做好准备；二是沣水流域自然条件优越有关。作为渭水的支流，沣水流域地势开阔，考古发现也告诉我们，这里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是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

被认为是东方部族的商，自成汤称王，建都于亳，始开启早期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商到了仲丁时代迁都隞，到河亶甲时期再迁相。商都的前后数迁，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到了盘庚，更有七迁之说。但是，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些不断迁移的都城所在，大多数至今仍不能确指。商都所在以及商都“不厥常邑”的原因都是我国早期历史上的难解之谜。我们现在仅能从已发现的商代城址中，试图拔开掩盖着这段早期历史的迷雾，推测一下商都，尤其是盘庚时期都城的可能位置。

然而，早期的国都与早期的历史一样，晦暗不明，而且由于其“不常厥邑”，故一直是困扰着史学家的谜团。自上个世纪初，考古学家对夏商都城的持续探寻，尤其是殷墟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终使夏商传说时代的都城历史初现曙光。

中国古代城市是国家和王权的象征，城市规划布局是围绕着天子宫室为中心进行。《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正是把王宫置于中径之途。因此，镐京五号宫殿基址为代表的宫殿区，很可能就是镐京的中心，而其正位于镐京的北部，或许说明从那时起，王宫位于城市的北部就已经成为都城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了。另外，根据《诗经》及《孟子》中的记载，丰镐不但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而且还有灵台、灵沼、灵囿等供贵族活动的场所。

新建于雒水的都城，在《逸周书·作雒解》中称为“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中建有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礼制建筑。建成后成为周的东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尽管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定夏都所在，但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时已有较大型的城市出现了。

关于盘庚所迁的“殷”的地望，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甲骨文的出土与探测，都证明了现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就是盘庚到殷纣亡国之间的都城遗址。而殷墟的发现则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大而曲折的事件。

东都成周建成后，周公感到从此东方的疆域有了保障，武王的临终遗言也都实现了，自己可以还政于成王。于是，在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十二月，周公亲自在雒邑宣布改元。从此，宗周丰镐和成周雒邑同时成为周人的统治中心。

文王迁丰与武王营镐，被认为是中国都城史上的重要事件，丰镐二京的建立也自然成为定都关中之始，尤其是在武王克商成功后，关中开始成为全国性政治中心所在。

之后又明确指出：“盘庚迁于殷”。由这段文字我们知道，盘庚迁都就是把都城从亳迁到了殷。

上世纪20年代末对殷墟的发掘，鼓舞了考古学家们，他们试图在豫西、晋南一带寻找到“夏墟”，将传说中9９ｌｉb.ｎｅｔ的夏代落实下来。但由于战争等原因，这一努力不得不中断。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徐旭生在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处重新开始调查，终于有所斩获，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与东下冯遗址。

史籍记载，西周在东征之前已经营关中数代，并在文王时从西部的岐山迁到了关中中部渭水之滨的丰。文王之子武王再筑镐京，这就是西周时期的丰、镐二京。关于丰、镐二京的修筑过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记：

周人在周原一带长期经营，势力不断扩大，在商王武乙末年，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入朝，武乙赐给他土地、玉器、马匹等。季历就借商王之威，西征鬼戎，俘获十二翟王。到了文丁时，季历再进一步开疆拓土，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使周的势力范围到达了黄河之东。尽管季历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但其势力的增强还是引起了商王的忌恨，最终季历为商王所杀。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继续对大邑商行朝贡之礼：在向纣王献出洛河以西的土地后，被封为西伯。

古代文献中常提到的邑，在卜辞中是土地和人民的象形，可见邑是泛指所有的居民点。邑有时还有市，就称为“有市之邑”。从城市的定义来看，这种有市之邑才是指城市型居民点。《战国策·齐策五》中苏秦在游说齐缗王时所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就是指这样的城市。

据考古发掘的情况，周都城岐邑的范围大致是以今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为中心，北抵岐阳堡，东至樊村、齐村，北至岐山山麓，南至康家庄村，距今扶风县法门寺西北约7公里。这与晋杜预《左传注》中所说的“周城在美阳县西北。”和《续汉书·地理志》中的“美阳县有周城，在县西北，南有周原”的记载也都吻合。

东下冯遗址的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分东、中、西（南岸）、北（北岸）四个区域。总体来看，这里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大同小异，考古学界将其定为东下冯类型，这一文化类型所属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600年间，正是传说中的夏的时代。

《尚书·盘庚》第一句就讲的是迁都问题：

如果我们查看中国地形图就会发现，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方，有一个呈带状分布的平原区，这就是太行山脉东麓一线的冲积平原，而殷墟正位于这个冲积平原的中南部，处于一个大约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里土地肥沃，形势险要，所谓的“左孟门，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殷墟的遗址区，按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性分为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个部分。（见图2-3）尽管对殷墟考古已经进行了近80年，但可惜的是，至今未发现城墙，所以殷墟的平面形状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只能判断出它大致的功能分区：居住遗址主要分布在洹河两岸，且以南岸为主，洹河北岸只有大司空村南、武官村南及侯家庄南地发现居住遗存；小屯村及花园庄是宫城区。而在宫城区的东、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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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河，西、南有濠沟，濠沟与洹水正好围成封闭的防卫沟。显然，这里是殷商都城重点防守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考古学家们在小屯村东北部发现有50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在这些宫殿建筑之间还杂错分布着铸铜作坊遗址、玉器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制陶作坊遗址，明显是为宫殿区的贵族服务的。

盘庚迁殷是我国早期都城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们正是以此事件作为商代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尤其是从成汤至仲丁，社会稳定，都城一直设立在亳。亳的所在，有些学者认为就是今天的郑州商城。但仲丁之后，王位纷争，“比九世乱”，诸侯叛离，政局混乱，因此都城屡次迁徙。盘庚迁殷后，王道复兴，四方安定，从此都城不再频繁迁徙，直至殷纣亡国。所以说，盘庚所迁的殷在商代历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至于我们现在将商称为殷商，或直接以殷指代商，即是这一缘故。那么，殷到底在什么地方？

在东下冯遗址的中区，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城址。虽然这个城址的北部被水冲毁，残存的部分城垣也已被覆盖，不过我们还是能从遗址中看出这个城的大致轮廓：东城墙残存了南段，约长52米，西城墙所遗留下来的南段则长140米，南城墙总长有440米，但这段城墙的中部有些折曲，并不是平直的，因此东城墙与西城墙之间的距离平均约为370米。在南城墙接近西南拐角的地方，考古学者们用探沟发现，城墙的残高1.2～1.8米，底宽8米，残顶宽约7米，外侧近似竖直，内侧则向外倾斜，因此城墙的横剖面是个梯形。这段城墙的两侧都有夯筑的斜坡，并且在城墙的外侧还挖有城壕。城壕的口宽5.5米，底宽4米，深达7米。这段城墙修筑在所属时代不明的第四层和属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第五层之上，斜坡上则压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上层文化堆积。在东城墙的南段，考古学者也进行了探沟发掘，他们发现这段城墙残高约1米，底宽7.8米，残顶宽6.7米，墙外也有城壕。而这部分城墙是修筑在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层上，保护城墙的斜坡也是被二里冈期上层文化堆积覆盖。另外，在这个城内的西南部还发现了与城墙属于同一时期的圆形建筑基址群，以及灰坑、水井及墓葬等遗存。

大约在西周末年，丰、镐二京就遭到了破坏，城址湮没。因此，到了汉唐时代，史学家谈论丰镐时，就只能指出其相对位置了，也就是丰邑在沣，靠近沣水，位于汉长安城西南或户县城东，或者是唐长安城西的位置；镐京则位于沣水之东的镐池附近，即昆明池内。由于丰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就先后两次组织力量对丰镐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后身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都先后对这一地区进行过调查，终于使丰镐二京的位置、形制以及城市内部布局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五号宫殿遗址的发掘，使得镐京城市内部布局的基本特征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