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城的前身，是隋代的大兴城，所以唐长安的规划实为隋代所奠定的。

通过照片我们就会发现外城城门的规模都不如内城的宏大，显然表明它们的地位没有内城的重要。只有位于南垣中央的永定门是整个外城最大、最重要的城门。原因十分简单，永定门是从正阳门一直延伸下来的前门大街的终点，也是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终点，自然要阔气一些了。

从鲁国故城的城门和交通大道布局来看，主要居住区原来在西部和中北部，整个布局也是坐西朝东的，宫殿区在中部偏东北地方。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扩建而成的。明朝是将封建礼制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朝代，都城的规划设计也深受其影响，并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清朝统治者对北京城基本采取了继承的态度，但在改造中也加上了本民族的一些烙印。

前门商业区是在明代“朝前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宏大。这一商业区北起大清门前的棋盘街，南达珠市口一带，东抵长巷二条，西尽煤市街，是清代北京城的金融中心，是全城最奢华繁盛之地。由于棋盘街地处东西城、内外城之间，交通十分便利，但又受到附近官署密布、交易空间局促的限制，因此商业活动不得不向南延伸，与前门连为一片，形成了雄冠全城的商业中心。著名的大栅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明初建都南京。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大举北伐，攻下元大都，改称为北平。在对元大都城进行了一番改造后，将其定位为防御蒙元残余势力的军事重镇，并将其最骁勇善战的四子朱棣分封于此。“靖难之役”中，朱棣成功地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将自己的龙兴之地北京升为京师，定为首都，改原来的京师为南京，降为陪都。在此期间，明王朝对元大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基本上奠定了北京城现今的布局。

由于长安的宫城紧靠城市北部，故其北墙同时也是外郭北墙的一部分，共用三座门：太极宫的玄武、兴安二门，以及东宫的至德门。而皇帝的禁卫军就驻扎在玄武门外，因此才有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

由于《周礼·考工记》只是关于古代都城的规划思想，在宋代以前并没有真正实现过，故后世硕儒多借题发挥，因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周礼·考工记》的空间表达形式。如聂崇义《三礼图》中的“王城图”中依据《考工记》勾勒出了一个十分直观的形象。只是聂图着重于绘制出道路、城门之间的空间关系，而都城中极其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宗庙、社稷及市场的位置却含糊不清，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鲁国都城的平面是一个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在城址的西北两边曾利用洙水的自然水道作城壕，东南两侧则人工凿有城壕引洙水，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系统。城墙上共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其中，北部的城门分布较密，间距较小，约半公里左右。贯通全城的大道位于城市中、南部，都是东西向。城门的设置和交通大道的布局，证明城市的布局是东西方向。

至于大明门和正阳门之间的一小段距离，也被有计划地保留下来作为连接东西城区交通往来的孔道，称为“棋盘街”。这里当然也就形成了明清北京繁华的商业街。

在明代北京城市市场布局的基础上，清代北京形成了以前门为商业中心，庙会市场与固定店铺互为补充的空间格局。

所以，讲到坐北朝南的都城格局，必须从东汉洛阳讲起。

改造后的皇城基本上呈正方形，但西南一隅内收。这是因为皇城西南原为密集的居民里坊，为了减少拆迁扰民而做出的让步。同时还在社稷坛以西，也就是新拓的空地太液池南端新开凿了一个湖泊扩大皇城的水面，增添自然风光，这就是今天的南海。南海的开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将一般居住区与宫禁区隔离，便于宫禁区防御和减少闹市区的噪音干扰。可谓一举数得。

不过，具体到整个修建过程还是有许多故事可讲。比如，我们仔细地观察明中期以后的北京城平面图，就会发现很多平时忽略的细节。其一就是新拓展的南城城墙并非直线，而是呈略为向北的弧形。对此，各家学者看法不一，黄建军在其论著中提出风水之说。因为风水中有“直升煞，曲生吉”的观念，所以在规划城市时，避免方形、长方形几何形状的单调重复，而是追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圆的结合，达到美学的平衡；其二，外城东南呈切角状。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内城西北隅的切角状取得呼应，达到平衡的效果。

明初定都南京。攻取大都后，为了破坏前朝的“王气”，遂将元大内的宫殿尽行拆除。靖康之难后，永乐帝决计迁都北京，才举一国之财力、物力、人力营造新都，并且借鉴兴建明南京和明中都的经验，将北京打造成为封建王朝的中心。

这种在国都南郊每年举行祭天的礼制，正符合当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所以到东汉就被光武帝所采用。光武帝于建武元年（25年）即位于鄗（河北柏乡县北），在南郊建坛，祭告天地，就是“用元始郊祭故事。”次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仍然采用元始中故事。后来在洛阳城南面开平城门，既是为了便于群臣到宫中朝会，更是为了便于皇帝到南郊举行郊祀。从此历代皇帝就沿用这种礼制，成为定制。

外城的商业布局与内城稍有不同，这些市场大多直接承袭了明代的布局。如中部天桥市场是明代前门外大街商业中心的延续；外城西部的菜市口市场和外城东部的崇外市场都是继承了明代外城的市场格局。

显然，明代时北京的商业活动是以棋盘街——前门“朝前市”为中心，东有灯市，西有西市（西四），加上东西单、东四、菜市口、崇文门外等街市等市场和以城隍庙会为代表的庙会及其他定期集市。这样一套看似复杂，但实为有序的市场体系，组成了明代北京的市场格局。

说起北京的市场，人们一定都会想到王府井、前门、东单、西单等耳熟能详的地方，殊不知北京的市场经过了几朝的更替变迁，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布局状况。所以，说起北京的市场，自然就得从元大都时期讲起。

不仅祭祀祖先如此，平时在室内举行的礼节都是以东向为尊的。当时殿堂虽是南向的，但是室内的度次以东向为尊。直到秦汉之际，还是盛行这种礼制。例如鸿门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樊哙后来也是西向立。韩信攻破赵的陈余军，生擒广武君（李左军），“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这里的乡等同于向，所以韩信是尊敬广武君，让其上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刘汉匡正后，当汉文帝（代王）被迎入长安，群臣劝请即帝位时，他“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西向让是表示不敢居尊长之位，南向让是表示不敢居君上之位。代王先西向让，无非是表示他在皇族中不敢居尊长之位。因为在宗法制度下，宗统，也就是宗族长对成员的支配权，和君统，即君主对臣下的支配权，是合为一礼的。

第三个改变，就是明朝利用承天门和大明门之间扩建的部分形成了一个宫廷广场和集中布局的中央官署区。

清代北京内外城商业市场之所以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是因为外城作为汉族官民所居、外地商人晋京的汇聚之地，市场在明代已有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而内城不同，直到清代中期的康雍时代，内城的商业才开始恢复，而在此之前，则是以东西庙——隆福寺和护国寺为首的庙会执行着商业中心的职能。

城市北部则有地安门市场。这里包括地安门外至鼓楼下大街一带，也就是元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钟鼓楼市场的遗迹。虽然明代因北城墙的南缩，这里不复昔日盛况，但仍是北城区的商业集中区。

明初对皇城的改造，除了原西墙位置未改变外，其他三墙均向外拓展。这样一来，宫城与皇城南墙之间的空间得以扩展，并利用午门以外的紫禁城和皇城之间新开拓的空间，仿照明南京城的规划，将太庙和社稷坛布置于中轴线的左右两旁，即宫城之南的中心御道两侧。此举无疑改变了元大都因大内前方空间局促，而将太社与太庙布局在靠近外郭城东西城墙的特点。这一改变确实使“左祖右社”的布局较元代更为紧凑，并且使原本孤立在东西两城的两大建筑群与紫禁城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大大突出了中轴大路的重量，增加了天安门到午门之间的深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似乎又将元大都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特点化解了。除此之外，午门与承天门之间新建的端门，御道两侧修建的宫墙，则是将紫禁城的森严、神秘之感推到了极致。

明代北京城市商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庙会市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应运而生。庙会市场是在传统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期集市，其特点是以商业贸易为主，附以民间娱乐活动。庙会和其他集市一样成为前面所说的那些固定商业市场的补充形式，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城隍庙会就是明代北京最大的庙会市场，每月的初一、十五、二十五都要定期举行。

清代著名的朴学家戴震则对此作了修改，在他的《考工记图》中的“王城图”中，将宗庙社稷统置于皇城宫寝的东西两侧。其实，这并不是戴震的创新而是宋代以来一个学派的主张。只是因为戴震名重一时，故这一王城图在清代曾大行其世。

明代将承天门与大明门之间的广场沿东、西、南三面修筑了宫墙，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封闭广场。在这个封闭的广场东西两翼以及南端凸出的一面各开一门，分别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以及大明门（清初改大清门）。自大明门内沿东西宫墙的内侧修建了千步廊，而宫墙以外则遵循唐、宋以来的传统，把直接为封建帝王集权服务的中央官署，沿着中轴线，对称排列在东西两边。这一布局，既彻底改变了元大都城中央官署分散城内各处的状况，又进一步强化了中轴线。

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继承了西汉长安的内城制度，南北纵列的两宫居于整个城市的中部，几乎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洛阳整个城市显然是坐北朝南，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西汉时期的长安城为规模巨大的皇宫、宗庙、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主的邸地所占据。用现在的观点，长安城属于内城性质。其大规模的市区、居民居住区都分布在城外北面和东北面的郭区。从长安城门和街道的布局来看，整座内城也是坐西朝东的，这一点主要是由长安城的街道与城门反映出来的：长安城共有8条大街、12座城门，每边城墙有3座城门，而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只有东门两侧的城墙设有高大的门阙，已发掘的宣平门（东墙北门）和霸城门，门口两侧的城墙都有向外凸出部分，如同齐都临淄小城的东门一样，应当是建有门阙的。这说明长安城以东门为正门。另外，城内8条大街中，从东墙北门（宣平门）向西，直通到北墙中门（厨城门），与南北向的洛城门（北墙东门）大街、安门大街、厨城门大街相交接，是城内东北部东出的交通要道，也是长安最主要的通道。

有学者认为元大都只有十一门是设计者取象于《周易》“天地之数，阳奇阴偶”的结果。天数为一、三、五、七、九，地数为二、四、六、八、十，取“天地之中和”，即天数的中位数“五”与地数中位数“六”合而为“十一”，其意义引申为天地合和，所以，南门三个，奇数，北门两个，偶数，呈现阴阳对应之势。

隋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年）命高熲、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故城东南的龙首原建设新都，称为大兴城。大兴城分郭城和内城，内城又分宫城和皇城。这是一个先制订规划，然后修建的都城。

长安共有九个市，据《三辅黄图》曰：“《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横桥大道就是从横门（北墙西门）通到横桥的一条大道，这是长安和渭水以北五陵邑交通的要道，因而成为商业发达之区，设有西市。而通过北墙东门城外的杜门大道一带是居民聚集区，东市设置在这里。这种东西两市对称并列在郭区的布局，对后世都城中“市”的建设有深远的影响。

民国，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城市交通的改进，以及各种经济、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北京市场重心的转移，王府井商业中心形成和西单商业迅速成长，确立了今日北京城的市场体系的基本格局。

随着大都城市中心的确定，接下来的工作是划定城的四至：以中心台向西到积水潭西岸的距离为半径分别修建了东、西城墙，以中心台向南恰好包括皇城在内的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了南、北城墙的位置。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设计的记载。抛开具体的描述，《考工记》本身实际上反映了战国时代中央集权制思想渐趋成熟，人们企图通过建筑艺术的手法来突出表现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的理念。不过，虽然这一想法出现很早，事实上差不多用了近二千年的时间，才最终在元大都完整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到都城设计中。尽管如此，但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营建的都城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周礼·考工记》中所构建的理想都城的影响。换言之，中国历史上都城形态的演变，基本上就是一个因地制宜与理想都城之间不断平衡的过程。

成周的营建，对巩固周对东方的统治意义不言自明，影响亦十分深远，前文已述，兹不赘言。成周与宗周镐京东西对峙，不仅创立了东西两都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后世所效仿，而且开创了小“城”大“郭”的都城布局，成为先秦各国都城直到西汉长安一直实行的都城布局制度。

然而，这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特点，到了西汉后期就开始发生变化，但都城空间格局由居不主奥的坐西朝东到承天之序的坐北朝南的转变，却是到了东汉洛阳才真正完成。

之后，刘秉忠严格按照《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规划宫城与宫阙及其他功能性建筑：市场位于宫城之后的积水潭与漕运水道相连的码头上；太庙位于东城墙南门的齐化门的北边；社稷台在外城西墙中门和义门内稍南，即今西直门内大街的南边。太庙和社稷台分别建置于外城东西两面靠近于城墙的地方，这和北宋汴京分别把太庙和郊社建置于里城东西两面靠近城墙的地方有相似之处。

古代都城的设计者，就是把整个都城看作一个室，因而把尊长所居的宫城或宫室造在西南隅，整个都城的布局坐西朝东，这显然是周人的传统习俗。因为当周的先祖公刘建都于豳时，就是“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夕阳就是指西部地区，把宫室造在西部，自然是以西为尊了。

位于今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至今不少地段的城垣仍耸立着，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残垣的高度在10米上下。依据这些城垣遗址及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复原出当时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布局状况。

这一特点为当代考古所证实。根据考古挖掘报告，隋唐长安城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周围共长36.7公里，面积约87平方公里，内城处于郭城正北的中间，东西两市对称部署在城市的东西两侧。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得知，长安城不仅在城市平面布局上取中轴对称，而且在城市管理方面也以中轴线所在的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县所管，西为长安县所辖。

东直门——走砖瓦、木材车。东直门是内城东墙的北门，元代时称崇仁门。这个门是九门中最贫穷的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砖窑都设在东直门外，从南方运来的木材也从东直门进城。实际上，东直门大街在明清时期就是提供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用品的集散地，是最能反映京城下层老百姓生活状况的地方。

另外，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也就是说把宫城或者宫室造在西部或西南部，以东方、北方为正门，是依据周人的礼制而设计的。古代周人的礼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居住之处。《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郑玄注：“谓与父同宫者也，不敢当其尊处。室中西南隅谓之奥。”这是说，室中西南角，是尊长居住之处，小辈是不能居住的。在举行祭礼时，周人还把室中西南隅作为神和尸的安坐之处。而神是指主人祖先的神灵，尸则是在祭祀时作为祖先神灵的代表，往往是选用族中孙子一辈的人充当。《礼仪》中的《少牢馈食礼》，是卿大夫祭祀其祖庙的仪式。整个仪式过程大致是以下这样的：

城西部的主要市场是西四牌楼市场，这也是在元代羊角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北京人把这个市场称为“西市”。永乐时在此修建廊房，可知其市场的重要性。另外还有马市、羊市、果子市等集市，西院勾栏胡同甚至形成了一个娱乐区。

宫城前南北主干道——铜驼街两侧，左建宗庙，右立大社，官署也沿街东西排列。这便是一组以宫城为中心的主体建筑所构成的洛阳都市中心区。考古探测所知，处理朝政的太极殿在南部，寝宫及西游园在北部，当是按前朝后寝的制度部署。城内干道采用经纬涂制，市不在宫城北，分居外郭城的东、西、南三面。

“匠人营国”一节专述城邑建设制度。所谓“国”，意即指“国都”，营国就是营建国都。西周有封国建侯制度，封国意味着首先建立统治中心，即作邑作邦，从而建立城邦国家。营国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建置城池、宫室、宗庙、社稷，同时还要规划所属的田地和属邑，即所谓治野，有国有野是西周城邑建设的体制。所以，那时的营建国都，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田地所构成的城邦国家。因此，建城实为建国。从周王到诸侯再到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城邦国家。

长安城的宫城设计，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其中部是太极宫，为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所谓的外朝即是。太极宫东是东宫，为太子所居，西为掖庭，居住着宫女。太极宫的正殿为太极殿，殿前东廊有门下省，西廊有中书省，这些都是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央政府部门，而将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置于宫城南部，长安开其先河。

如前所述，从曹魏邺都开始，中国都城的格局中开始出现了一条纵穿都城中部的中轴线，被认为是帝王居于天下之中在都城布局上的表现。因为其关乎于国家的礼制，所以都城的中轴线的确定至关重要。为了避免新都城的中轴线为金中都旧城所阻，可以十分顺畅地向南北发展，故将宫城的具体位置确定在原大宁宫南部湖泊的东岸（图5-13）。相传，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一棵树作为标志，将穿过此树的南北方向确定为整个大都城的中轴线，并将宫城首先置于其上。

承天门以南就是所谓的外朝，太极殿是每月朔望举行朝仪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中朝，而皇帝在两仪殿（位于太极殿后）处理日常政务，即所谓的内朝。此外，庆功、宴客的典礼也常在两仪殿上举行。

当代学者贺业钜则对《考工记》营国制度有过深入研究，绘制了具体而微的示意图。

由于北京城市的整体南移，明王室的宫城也向南移了约400～500米，并在宫城四周开凿了宽达52米的护城河以加强防御。这样一来，明宫的“前朝”正殿奉先殿，正好压在了元大内正南门崇天门之上，而明宫的后朝三大宫恰好压在元代大内的“前朝”正殿的附近。这是为了取压制前朝，厌胜之意。当然，三大殿，也就是现在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三大宫，也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宫城最主要的宫殿建筑，一律建造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至于其他次要的建筑，则都严格遵守对称排列的原则，配置在中轴线的左右两边。

清代北京商业活动繁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庙会市场的兴盛。清初，城隍庙南移到慈仁寺，也就是现在的报国寺，并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市。到了康熙时期（1662～1722年）这里竟已成为全城九*九*藏*书*网最大的庙会集市。而明代就已形成的土地庙会、南药王庙会和灵佑宫庙会，在清代也十分繁盛。此外，在东直门内、旧鼓楼大街、天坛东北的东、北药王庙等处都有庙会的分布。而雍正初年（约1723年）兴起的隆福寺、护国寺两大庙会，更成为清中期以后北京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庙会集市。由于内城在晚清以前少有固定的商业店铺，因此庙会就成了为市民们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场所，承担着内城主要商业中心的职能。不过，随着晚清内城固定商业店铺的逐步发展，庙会也随之退居到了附属的地位。这一特点可以用琉璃厂市场的发育作为代表。

琉璃厂的情形反映了清代北京内城商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即由早期的定期集市转变为固定的商业店铺，并形成了层级分明的城市商业体系。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部最主要的商业中心的东大市，也就是设有京师“四大恒”钱铺的东四牌楼市场。这里最早是因邻近贡院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商贸集市，清中叶后则发展而成为北京内城东部的商业中心。其实，西城最主要的商业中心，西四牌楼市场也是从庙会发展而成。在这些区域性的商业中心之外，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则形成了基层商业中心，如新街口、北新桥、交道口、东安门、地安门等大街都成为内城热闹的市场，而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各门关厢处也形成了商业市场。

东汉都城洛阳遗址，即所谓汉魏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15公里。洛阳古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当时9里多，东西宽约6里多，被称为“九六城”。

所谓的“内九”，指的是内城东边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北边的德胜门、安定门，南边的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我们耳熟能详的“九门提督”实际上就是掌管内城的负责人。内城九门地位重要，也各自有各自的用途，用老北京人的话说，就是“九门走九车”。

“皇四”是指皇城即紫禁城的城门，东有东安门（现为东华门），南有天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地安门。这些门都是封建时代统治者为保护自己而设立的，与北京的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众所周知，为了便于提供货物和服务市场，商业点一般位于区域的几何中心，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用最短的距离到达商业点，给交易双方都提供了便利，位于积水潭东北的钟鼓楼市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如前所述，元大都的钟鼓楼基本上处于城市的几何中心，这里有数条主要干道交汇，还有积水潭作为通惠河和坝河两条漕运水路的终点码头，水路和陆路交通都极其便利，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都全城的商业中心。这也使得大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遵循《周礼·考工记》中所描述的理想都城制度“前朝后市”的都城。

《周礼》是我国儒家的经籍之一，重点是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提出规范。而涉及到帝王修建都城的规定，则集中见于《考工记》部分。由于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周礼》成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周礼·考工记》中关于理想都城的描述也就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关于都城营建的理想或标准。在随后儒学地位不断提高，并演变为中国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也逐渐成为后世帝王营建国都的“玉律”。

此外，明初利用新开凿的南湖和护城河的泥土在紫禁城的北面，在距离大城南北两墙的中心的中轴线上，堆筑了景山，形成了全城的制高点。景山，后来又称万岁山，或称煤山，它的堆筑取代了元大都中心阁的位置，成为改建后北京城的新的几何中心，从而确保了全城布局匀称方正。

《考工记》中关于王城的规划制度虽然讲了一些，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段：

可是，这样混乱的神祇体系及其礼制，显然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需要。于是，汉成帝即位后，大儒匡衡提出了一个整顿宗教体系的方案，即把长安变成规范化的宗教中心，祭天在南郊，祀地在北郊。这个建议的理论根据是“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王之居。皇天所观视也。”但这一祭天地于长安南北郊的规定，不久又被废止。直到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才又规定合祭天地于南郊。

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都城，几乎都是由西“城”和东“郭”结合，坐西朝东。这从目前保存较完整，且经过初步调查的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郑韩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晋国都城新田（今山西侯马），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秦国都城雍（陕西凤翔）的情况来看，大都如是。而这种城市布局特点似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

东汉末，洛阳宫室为董卓焚毁，曹魏重建时，先以北宫为宫室，后沿用曹魏邺城布局，将大城北部划为宫禁区，南部为市里，并规划出一条中轴线，而宫城内正殿恰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宫城正南门正对着大城的正南门，两门之间辟有御道。

朝阳门——走粮车。朝阳门是内城东墙的南门，元代时称为齐化门。明清时期北京的粮食多是从江南地区沿大运河运到通州，然后卸船装车运到北京朝阳门内，存放在官方的粮库“海运仓”、“东门仓”和“禄米仓”。直到今天，这里的地名中还保留着这些名称，所以朝阳门也有“粮门”之称。

据史料记载，西周初年吕尚（太公望）受封于齐，建都营丘，目的是为了控制东方的莱夷。史学界对营丘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一直有所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营丘就是临淄，有些人则认为在另外的地方。但是不管结论如何，有一点无疑，就是齐国建立后一直受到东方的敌对势力的威胁，直到七世献公东进，建都临淄后，才重新确立了它在山东半岛的霸主地位。此后齐国定都临淄历600余年，直到公元前221年为秦所灭。正是因为临淄作为齐国控制东方的重要据点，所以临淄的城市布局当然也就体现了周礼与军事防御两方面结合的特点。而经过考古工作者对临淄残存的部分城墙和地下的勘探，也使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的范围和形制逐渐清晰起来。

显然，大都城的营造在中国都城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关于营造国都的理想设计，在最近似的程度上，创造性地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并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

为了抵御来自塞北的威胁，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维护全国统一，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将其根据地北平升为北京，作为陪都。北京之名自此始。

为什么元代的统治者会做出最初决定迁都中都而后放弃中都城、重新营建新城的决策呢？难道仅仅是中都城因战火受到破坏吗？那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位于其东北郊的大宁宫作为新址呢？其间有种种原因，但最为重要的是城市水源问题。

西周时期其实就有了祭天于郊外之礼，叫做郊。所谓“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殷周以来，人们认为天帝（帝、上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国王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表，接受天命，行使统治权。因此周代只有天子——王才可祭天，诸侯是无此权利的。《尚书·召诰》中讲到，周公营建东都成周，就曾“用牲于郊”。

长安的居民区，在班固的《西都赋》也有描述：“（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阊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帝流百廛，经麈四合，烟云相连。”赋中的阊是里门，阎是里中门。“阊阎且千”是说大小里门之多，也就是说居民的里分布很广。这时长安的居民区和市区，从城内北部扩展到城外的北郭和东北郭，所以《西都赋》才会讲“阗城溢郭。”

中轴线和宫城的位置确定后，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中心台。刘秉忠将大都中轴线北延伸段位于积水潭东北岸处选定为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并在此立了一个石刻的测量标志，题为“中心之台”。在台东十五步，约23米处，又建立了一座中心阁，其位置相当于今北京城内鼓楼所在的地方。这是首次将实测技术应用到城市设计中，同时也确保了大都城市平面的规则方正。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再把天安门前宫廷广场的东西两翼，继续向外延展，增筑了与皇城南墙平行的宫墙，把长安左、右门外大街的各一段也分别包入了广场的两翼，进一步增强了广场的封闭程度，成为唐宋以来宫廷广场发展的最高形式。

大都城新址的大致确定，进而需要明确中轴线的位置，以便为此为标志营建新都。

归纳起来，《周礼·考工记》中明确的儒家标准国都的设计，首先是确定宫城为全城规划的核心。而其余的重要建筑，无论是祖（太庙）还是社（社稷坛）的空间位置都是以王所居的宫城为坐标的。都城内重要建筑的布局原则是以宫城为中心，前为处理国家大事的外朝，后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市场，宗庙和社稷则分据宫城的左右两侧。对于城门、主要道路及居民区的布设，也是以宫城为中心对称分布。

五代后期，辽兴起于北方，与北宋相对峙。在向中原扩展的过程中，辽太宗耶律德光从石敬瑭手中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于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改称南京，又称燕京，为辽的五京之一，并以此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学术界认为，正是从这时起北京从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一个地区性的中心城市，逐步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全国性行政中心。

西汉以前都城布局坐西朝东，是继承过去维护宗法制度的礼制，以东向为尊。然而，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并巩固下来，推崇皇权成为国家礼制的中心需要。而皇帝祭天之礼逐渐替代了宗法制，成为每年朝廷举行的最重大的典礼。而祭天规定在国都南郊举行，这便成为都城布局改变的重要原因。

元末明初，战乱频仍，大都城内居民稀少，尤其城市北部显得十分空旷。此时，蒙元贵族虽败走蒙古高原，但对中原仍虎视眈眈，伺机南侵。明取得大都之初，便因防守之故，决定放弃原来大都城北较为荒凉的部分，在原北墙南五里处另筑新墙，并因其西段受阻于积水潭，顺势用作护城河，形成切角状。

而从整个长安城来看，由于这是为保卫宫室、官署、仓库以及贵族官吏的住宅而建筑的城，所以城内只能容纳小规模的市区。大规模的市区及普通居民的住宅，都分布在城外北面和东北面的郭区里。

清初，清政府强制实行满汉分居的政策，并将内城划为八旗营地，这严重摧残了北京内城的市场。清中期后，随着满汉分居政策的松弛，北京城内的商业开始出现生九*九*藏*书*网机。与此同时，工商业会馆和行会的建立，以及全国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市场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各类商品荟萃、市场类型多样。

正阳门——走“龙车”。北京内城的南墙中门元代称为丽正门、明清改名为正阳门。这是属皇帝专用的城门，又称“国门”。皇上每年两次出正阳门，一次是冬季，到天坛祭天，另一次是惊蛰，到先农坛去耕地。因为正阳门位于皇城的正前方，所以又叫前门。人们所熟悉的“大前门”香烟，就是由此而命名的。

阜成门——走煤车。阜成门是内城西墙的南门，元代时称平则门。因为京西的门头沟一带是产煤之地，北京城所用的煤皆从该地运来。老阜成门的门洞顶上刻了一枝梅花，取“煤”的谐音，以示此处为走煤车的意思。

与以往的都城营建一样，明朝对北京城的改建，重点放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虽然，明北京城继续沿用元大都的中轴线，但对元大都城中心阁以南的全部建筑物，重新加以规划，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意图以宫殿建筑的平面布局和造型，凸显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主旨。

元代，依靠大运河和发达的水陆交通，各地商货可直达大都城内。据学者研究，大都城内各种专门的集市有三十多处，形成了以钟、鼓楼和积水潭北岸的斜街一带的钟鼓楼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布局，这一布局特点甚至影响到了后世。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的都城大多是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这首先应该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在王城以东建设大郭，主要用来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周朝对于四方的统治，加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力量（见图5-5）。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许多诸侯中的大国，先后采用这种布局，同样具有加强统治力量的目的。建设大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手工业与商业越来越发达，小城内已无法容纳日益扩大的手工业工场和商业区，郭区成为居民集中的居住区、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之区。因此，这种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也就逐渐扩展到中原各国。

西汉初年，西汉王朝政权初立，百废待兴、一切从简，天子也不能具“均驷”。所以，营建都城长安也主要是在秦代离宫的基础上稍做修缮。汉高帝时，先把秦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使用，接着在周围建未央宫、北宫、武库等。直到汉惠帝时（公元前194～188年），才开始建筑周围的城墙，建设西市。到了汉武帝时，整个社会由于休养生息得到全面恢复，经济力量雄厚，加上汉武帝个人穷奢极欲，因此这一时期在长安又营造了很多宫廷建筑，如在西城外造建章宫，在长乐宫以北建明光宫，未央宫以北建桂宫，增修北宫等等，大兴土木。

德胜门——走兵车。德胜门为北城墙的西门，元代称为健德门。北方按星宿属玄武，故唐代长安的北门称为玄武门。但玄武神据说因为在朱棣夺取政权时出了力，故在兴建北京城时，朱棣特意将玄武门置于京城的南边。不过，中国传统认为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仍从本应是玄武门的北门出城。此门称为德胜门，据说还有一个故事：明初徐达率明军进入北京后，发现元顺帝早已从大都北城西边的健德门逃走，遁入蒙古高原。徐达为纪念这次胜利，就将健德门改名为得胜门。再到后来，又改称德胜门。此门是明清时期出兵征战必走之门，故又称为军门。

崇文门——走酒车。崇文门与下面我们要讲到的宣武门，是内城南墙东西对应的两座城门。“崇文”是崇敬文化的意思，“宣武”是宣扬武威的寓意。两座城门并列东西，是取“左文右武”、“文治武安”的含义。崇文门是明清时的称呼，元代称为文明门，寓意相近。崇文门又名“哈德门”，当年京城收税的总机关即设立在此。明清时期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享用的美酒佳酿大多是从河北涿州等地经大运河到通州，然后经过一段陆路从崇文门进北京城。在崇文门附近接受检查，交纳税金。另外，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东方为木，主生，所以当年进京赶考的士子也是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内的。

东汉著名科学家及文学家张衡，在追忆西汉长安繁华的《西京赋》中，曾叙述萧何营建长安是“览秦制、跨周法”。事实上，我们认为西汉长安的营建是一个因地制宜、简便从事的作品。

位于降水并不丰富的华北平原北部的金中都城，城市生活所需的水主要依赖地表水资源，即今北京城西南郊的莲花池。但莲花池的水源，仅能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以及城内宫廷园林的用水，而对关乎金王朝命脉及其官僚机构正常运转的漕粮运输，却并无实效。终金朝一代，始终未能圆满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城市的水源问题，特别是南粮北调的漕运水道的用水问题，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而所谓的小城大郭，一些史学家认为是西城东郭，也就是王所居的城位居整个城市的西部，而普通百姓及工商业区则位于王城东边的郭内。这一城郭布局形式实际上与春秋战国时期周的宗法制度有着相当的关系。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还是首先从被认为是现今唯一能证明其为西周时代修筑并且保存良好的鲁国故城开始讲起。

北京，这个最早由非汉族封建王朝建立的都城，却成为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最遵循儒家礼制的都城，也就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理想都城。其城市布局、规划思想、平面设计等无不带有《考工记》的印记。大都是如何将传统设计理念和现实地理基础有机结合，她的城址、布局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大城有城门8座，东墙有3座城门，南、北两墙则有2座，而西墙仅1座城门。大城有横贯东西两条大道，偏于北部，纵贯南北的大道也有两条，偏于东部。东西与南北要道交叉与河崖头村、阚家寨村一带的韩信岭高地，文化堆积比较厚，出土了大量冶铁、冶铜和制骨等手工业的作坊遗迹，说明这一带是大城中最繁华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大城东墙与其他三面截然不同，它不是尽量取直，而是随处凹凸，极不规则。事实上，这种不规则的凸出或凹入，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有其设计理念的：由于威胁主要来自东方，整个城市防御必须因东部的淄水设防。

长安的宫城前设计了五座城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正中的承天门。承天门北对太极殿，南通皇城的朱雀门和郭城的明德门，形成了长安城中轴线上的三个节点。承天门前的横街宽三百步，约合411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具有广场性质，俗称天街。每逢元旦、冬至和千秋节（皇帝寿辰），朝廷都要在承天门举行盛大的朝贺礼节，并在横街上按官品顺序集合排班。而颁布大赦和迎接朝贡的仪式也要在承天门举行。事实上，长安民间的许多重大活动也安排在这里，如白行简《李娃传》中记载的长安东西两市的挽歌大赛即在天街举行。承天门前横街及其相连的朱雀大街形成的宫廷广场对后世都城设计影响很大，如明清两代天安门广场即是秉承这一理念设计的。

此外，东单、西单、东四、菜市口、崇文门外等街市，都分布有很多店铺，显然也是从元代大都的市场体系中继承下来的。

清初灯市一带先是有定期庙会在南边的慈仁寺一带兴起，但不久即走向衰落，其商业职能为更南一些的琉璃厂所取代。随着书肆陆续集中到琉璃厂，商业活动也由最初的定期举行，到了晚清时期固定店铺的增多，最终形成了声名远扬的琉璃厂文化商业中心。

从北魏洛阳城规划示意图可以看出，洛阳原有的都城布局大规模调整：南宫被省去，以北宫为宫城。宫城位于在城市的中部偏西北，宫墙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00米，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此时洛阳城的规划主轴线因宫城偏西北而稍许西移。这条中轴线从城北，过宫城，经铜驼街，出宣阳门，南渡洛水，直达外郭南门外的寰丘。

民国北京市场的最大变化就是，因政治因素，王府井商业中心一跃成为北京城内最大的综合性市场和全城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首先，南北纵列的两宫，均以南门为正门。其次，洛阳的城门，东、西两面各三门，北面只有二门，南面有四门，且以南面偏东的平城门为正门。平城门直对南宫的南门（朱雀门），主要供皇帝出南门外郊祀之用，所以“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平城门除了皇帝出南门郊祀使用外，也为群臣前往南宫前殿参加朝会之用。此门在洛阳的12城门中，唯一有卫尉管理，设有司马主管，秩千石。

然而，这样的城市平面格局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挑战。由于终明一代一直受到蒙元残余势力南下的威胁。蒙古铁骑常常迫近北京城郊进行掠夺，甚至兵临城下。幸而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北京才在最后危急时刻得以保全。可是，生活在原金中都旧城的居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在元大都修建后，这里仍然是大都郊外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而明代永乐迁都后，这一局面并未改变，反而由于天坛和山川坛（先农坛）等重要礼制建筑的修建更形繁盛。蒙古人的抄掠，使得没有城墙保护的这一区域成为受害最烈的地方。所以，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决定在北京加筑外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终于筑成了包围南郊一面的外罗城，并形成今天北京城标志性的“凸”字形平面轮廓。

当主人要祭礼祖先的时候，先要派司宫陈设神筵于庙中室内的西南隅，同时由祝在神筵的东南陈设一个长的几案，作为神的安坐之处。在西南角陈设好神座后，祝把尸请进庙来，升登室中。这时，代表神灵的尸就安坐在位于西南隅的席位上，面朝东北，祝和主人就立于西面祭拜。由此可见，无论宗庙中的室，宫殿中的室，都是以西南角的奥作为尊长安居的地方，坐西朝东，以东向为尊。

夏商距今久远，其都城制度幽暗不明。最早明确记载的都城营建却是周初周公所营建的东都成周。

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灭辽后不久，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并改称为中都大兴府。自此至1214年为避蒙古兵锋迁都开封，中都一直都是与南宋、西夏鼎立的金朝的首都。

洛阳城内有二十四街、三市。大市（金市）在城内，位于南宫之西北，马市在城东，城南临洛水处设南市。洛阳三市之制始于此时。主要官署在城之东南，近东垣耗门。城东北还建有太仓、武库。

安定门——走粪车。安定门位于北城墙的东面，在元代称安贞门，此门本与德胜门一样，是为征战得胜凯旋而归的将士们返城时所进的门，与德胜门相对应。但事实上，安定门因为以前靠近城门的地坛附近是北京主要的粪场，所以此门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粪车出入的通道。不过，老百姓还是把这个门称之为兵车回城，显然是一种文雅的说法。

尽管说，明清北京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布局，但仍有诸多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明清北京城址的南移。

金迁都汴梁的第二年（1215年），中都城为蒙古铁骑所破，随之改称燕京。最初，蒙古人并无意于此建都，因此将城内宫阙尽行焚毁。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从汉臣刘秉忠之议，决定迁都燕京，复号中都，并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外另建新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以“元”为国号，并将新营造好的中都更名为大都，意即以此为据点经营中原。从此，大都/北京正式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至晚清，北京的市场终于又形成了“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的格局，加上定期的庙会和一些专业性的集市，构成了清末北京市场分布的基本格局。

正因为此，《考工记》关于“营国”的文字，实际上是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王城，即王国的首都；第二级为诸侯城，即诸侯封国的国都；第三级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考工记》中对王城描述得较详细，其他两类城邑只是以城隅、道路为例，就营建制度来说明它们与王城的差别，而没有直接叙述城市内部的具体规划。因此，历代学者的解释也就都是以王城的规划为基准，按照礼制，即按一定的差额依次递减来决定这两类城邑的各项具体规划内容。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反之亦然。王府井与西单的崛起，对应的是明清以来北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东、西四市场及前三门市场的衰退。民初以后，原本封闭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打通，内外城交通联系的畅通，使得联系原来内外城之间仅有的通道——前门的交通枢纽地位下降，直接的后果就是前门商业区范围缩小，前门一代商店“多迁王府井及西单牌楼”。而东西对应的菜市口市场与崇文门外市场的发展也陷入迟滞。只有天桥市场例外，反而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迅速成为北京最大的平民市场。天桥市场的兴起反映了近代北京的市场服务所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异：天桥市场的定位是为居住在外城的大多数下层平民提供商业服务，而这些服务显然是一些王府井、西单无法或不愿提供的低等级商业服务。

不久，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开始着手营建北京的宫殿城池。限于宫城之南逼仄狹小，不足于安置中央官署，故又把南城墙向南推移了二里。这样一来，和元大都相比，明北京城将北城缩减了三分之一，又拓展了南城，使得整个城池向南推移，并使得宫城位置更接近城市的几何中心。显然，明代的北京较之元大都来，“宫城居中”的思想体现得更为恰当。

位于大城西南角的小城，从其城门和道路的布局来看，是坐西朝东的，以东门、北门为正门，尤以东门为重要。小城有城门五座，东、西、北三面各1座，南面有2座。其中，东、北二门是通向大城的通道，都有门阙建筑。宫殿的基址在小城的北部偏西地方，以所谓的桓公台为中心。小城的交通大道也是以宫殿为中心构建的。小城除去宫殿建筑的遗址外，还发现了很多为宫廷服务的冶铁、冶铜的作坊遗址。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为统治者所垄断的铸钱作坊的遗址。

我们引用一幅元代李好文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市结构示意图（图5-10）。在这里，唐长安城的空间结构清晰可见：内城位于城市的中北部，北为宫城，南为皇城；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抱内城。整个城市严格取中轴对称格局，宫城、皇城均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而在宫城中轴线两侧分置宗庙和社稷坛。另外，城市道路采用非常规则的棋盘格式的经纬涂制干道网，并且利用干道纵横交错划分出规模相同的坊，作为居民居住用地。

当年在宫城选址和中轴线走向确定之后，“宫城居中”的方案自然首先得到考虑，但结果是新都必然将与金中都旧址有部分重合。这意味着如果将宫城置于城市中央，就得拆除金中都的部分旧城。而这又是元大都设计者不希望做的。因此，他们只得放弃“宫城居中”的方案，将宫城置于整个城市的中南部。当然，这一举措使得宫城南垣和皇城南垣之间过于局促，都城的中轴线在此也不够突出，使大都与其前朝南宋的临安有了一些相似之处。

晋室南迁后，拓跋鲜卑入居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并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营造洛都，两年后由平城迁都于此。

上述三个市场是当时大都最重要的、也是规模较大的市场。但对普通百姓来讲，还需要就近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因此，在大都内部也大致均衡地分布着一些小型的市场，为附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如城东，相当于今天的东四一带的十市口，有杂货市、柴草市、车市等，在西边的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有草市、柴炭市、果市和穷汉市；而东部的文明门（今崇文门）一带同样也有草市、猪市、鱼市等；在丽正门（今前门）内的中书省附近又有省东市，又设有文籍市和纸扎市。

宣武门——走囚车。宣武门在元代时称顺承门。明代就改称玄武门。后来为了避康熙帝的名字玄烨之讳而改为宣武门。明清时期北京的刑场就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在菜市口问斩。据说当时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其寓意一目了然。据五行学说，西方为金，主死，所以死人出殡也要走宣武门，故又称之为“死门”。

蒙古族起于朔漠，凭借着金戈铁马逐步统一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南北对峙的分裂格局。在此期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分化成守旧派和革新派。元世祖忽必烈反对守旧，主张采用“汉法”，实行政治革新。至元元年（1264年），为了抗拒守旧派的顽固势力，忽必烈听从刘秉忠等人的意见，决定自上都迁都于金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再次做出决定，放弃金中都故址，而以金中都东北郊的大宁宫为中心，兴建新都，即后来的大都。

隋唐长安之后，中国的都城制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统一王朝并没有真正营建过新都，都城主要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而没有足够的空间将《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付诸实践。吊诡的是，最终《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之都，却是由“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所实现，而这就是由元世祖忽必烈兴建的大都城。

在《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规划有着具体而微的设计方案，如：朝、市规模为一“夫”，即占地方百步；王城城垣高七雉（丈），城隅高九雉，每面城墙各开三门，共十二座城门；宫城城垣高五雉，宫隅高七雉，宫门门阿高五雉；全城采用经纬涂制（即棋盘格式）干道网，由三条南北及三条东西主干道（一道三涂）为骨干所组成，顺城加辟环城干道——“环涂”，连接经纬干道，构成一个干道网，城外有“野涂”沟通内外，经纬涂宽九轨即周尺七丈二尺，环涂宽七轨即周尺五丈六尺，野涂宽五轨即周尺四丈；庙门宽周尺二丈一尺，庙中门（闱门）宽周尺六尺，应门宽周尺二丈四尺，路门宽周尺一丈六尺五寸等。

其实，城市内部商业网点均衡分布的原则之外，城市人口的社会阶层也影响着城市商业网点的布局。由于元大都城的主要官宦富族集中居住在城内的南部和中部，所以大型的、可提供高级商品的市场主要布局在城市的中部；而生活贫困的下层居民主要居住在金中都的故址处，也就是大都城外的西南郊。因此，这里形成了一个专为穷人服务的穷汉市。

位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连接处的大都，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当时这个名为蓟的城市，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蓟城成为广阳郡的行政中心。从秦至唐，蓟城作为华北平原的门户，成为经略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并且因为地处华北地区汉族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交通的枢纽，随后又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经济中心。

王府井地处皇城主要进出口的东安门和外国使馆区的联接地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但又是当时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合力打造出这一商业中心：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实施“新政”，办起东安市场；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兴建的北京饭店、协和医院、洋行、影院等新式的公共机构。中西各方的投资，带动了这一地区商业的发展，使得王府井迅速崛起，成为全市的商业中心。

根据记载，长乐宫共有4座宫门，但是只有东门和西门有门阙，说明宫殿虽然南向，但整个宫却是坐西朝东的。估计秦代已经如此了，西汉只不过是沿袭原有的体制而已。未央宫作为新建的朝宫，同样坐西朝东，以东门、北门作为正门，设有东阙和北阙。这在《史记·高祖本纪》有明确的记载：“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

然而，就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外，原是一片湖泊沼泽。在金中都营建后，逐渐被经营成城郊风景区——琼华岛，上有金王室的离宫大宁宫。十三世纪初，蒙古兵破中都，由于起初并未有定都之意，所以中都宫城破坏严重，而大宁宫地处郊外幸免于战火，后成为忽必烈临时驻跸之处。中统三年（1262年），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提议改造中都旧闸河，引西北的玉泉山水以济漕运水道。而改造后的通漕水道所经，正在大宁宫附近。所以，选择以大宁宫的湖泊为中心而规划新都，是新城规划者为了解决水上运输而作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从金中都旧城迁至元大都新城，实际上就是把城址从莲花池水系迁移到高梁河水系上。这一点，是元大都城城址选择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是这一城址历经数百年末再迁移的重要原因。

显然，《考工记》所述的营国方略带有浓重的礼制色彩，考虑到它是在春秋晚期各国工商食官制度濒于崩溃边缘时期的产物，也无怪乎有如此森严的等级了。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构建的王城规划，不是战国人的封建帝都“理想方案”，而是周代奴隶制王国的首都建设制度。

早期的郊祀主要是在东郊，因为东郊与南郊同样都是“阳地”，而且正东阳光更充足，太阳出于正东方。周藏书网室东迁后，天子权威下降，原有的宗教制度受到冲击，诸侯不但在政治上向周天子闹独立，在宗教上也祭起自己的天来了。这一变化大概是从秦国开始的。春秋初年秦襄公列为诸侯，认为自己独占西方，应主少暤之神，故做西畤祭祀白帝。后来，随着秦国的强大，再增加青、黄、炎三帝。天帝由一个变为多个，正反映了地上分裂的局面。秦德公迁都雍后，雍成为秦国的宗教中心，在此祭祀黄帝、炎帝、白帝、青帝。西汉初年也曾沿用这种礼制，汉文帝曾建渭阳五帝庙。不过，五帝说显然是国家分裂时期的产物。天下统一后，为了适应这样的政治形势，便又产生了一个总领诸神的最高神——太一，并在武帝时设太畤于云阳甘泉。

随后的清朝基本继承了明北京京师建筑，不过清代在北京打下了几个鲜明的烙印，一是八旗制度内外城的分治，一是西郊园林的营造。

通过对元大都考古复原图（图5-18）的观察，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大都城基本遵循《考工记》关于王城规划“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设计理念而建，然而大都城的设计者在规划城门的时候却没有严格按照此原则，北墙仅开两个城门，形成了元大都共十一个城门的格局。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此现象与元大都城的设计规划者刘秉忠不无关系，刘少时为僧，后饱读儒、道经书，儒、释、道的思想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都城门规划建设以及命名上就可以见一斑。大都城之所以北面少一门，是因为刘秉忠奉邵雍之说，以示“北不全见”，并且据《易经·说卦》北暗含“隐伏”、“重险”的意味，所以不开正北之门。实际上，这也符合北京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多西北风的特点，正如中国北方民居，北面山墙不开窗是为了讲求严实。

西直门——走水车。西直门是内城西墙的北门，元代称为和义门。因当时北京城内的水井水质不佳，宫廷内的饮用水要从西郊玉泉山用专门的水车运到宫内。所有的御水车都走西直门进入城内，而西直门的城门洞上面也因此象形地刻着水的波纹。

当然，或许景山作为风水象征意味的“镇山”，更加为明代统治者所津津乐道，因为它不仅代表了全城的中心，同时正好被布置在元朝宫城北部正中的延春阁旧址上。明王朝或许希望以此来象征前朝的覆亡和本朝的长治久安。但可惜的是，它并没有保佑明王朝千秋万代的统治，反而在无力镇压各路起义之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此，成为明王朝的终结之地。这实在是历史与明朝统治者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西汉这种“城”和“郭”连结的布局，还是沿袭了先秦和秦代都城制度而有所发展。长安的城位于整个都城的西南部，郭位于整个都城的东北部，依然是沿用春秋战国中原地区各大国都城流行的格局，甚至可以说，依然是沿用西周初年东都成周的布局。所以张衡《西京赋》说西汉长安的营建，“乃览秦制，跨周法。”

但历史与传统在民国时期北京市场网络格局中的作用仍不可小觑：地安门、新街口、北新桥等传统的中间市场继续在区域商业网络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职能，前三门市场的地位虽不能与明清时相媲美，可是商业基础之雄厚使其依然有与新兴商业中心竞争的实力，特别是前门市场，仍不失为那个纷争年代里北京城重要的商业中心。

第二个改变是，皇城北、东两面城墙稍向外移，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居民区噪音对宫禁区的干扰问题。然而皇城北、东两城墙的外移，却将通惠河的河道包围进皇城，加上拓展南城又把元大都文明门以外的一段通惠河故道也包入内城中，于是元代通往积水潭的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失去了运河的作用。因此，元代积水潭东北岸斜街一带商业的繁华，到了明朝便不复当年之盛。再到后来，积水潭本身也日渐淤浅了。

由于明宫城并皇城、大城的南移，使得北京中轴线向南延伸。明代在相当于元代中心阁的位置上，分别建筑了鼓楼和钟楼，作为北京城中轴线的新起点，并向南延伸经过承天门、正阳门。及至嘉靖年间修筑外城之后，全城的中轴线再经过天坛与山川坛之间，笔直延伸到外城南部正中的永定门。这样，北京清晰可见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穿越紫禁城的正中心以及景山中锋，最后止于钟鼓楼，全长达8公里。这在中外的城市规划史上是极为罕见，也是明清北京城在平面设计上最为突出的一点。

上述示意图都是对《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划思想的一种高度概括，而《周礼·考工记》，也就是儒家礼制对中国都城制度的影响，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很多。

元大都城门的命名也都取义于《易》卦，蕴涵着深邃的文化意义。国都的正门——丽正门，是从离卦中“日月丽乎天”中得名，以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结合学者的研究，通过《易》卦与元大都城门命名示意图，我们似乎可以参透个中的奥秘。

明代北京城内的市场虽然是在元大都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因明初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所以昔日元大都城内的市场分布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以“朝前市”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改变了元大都“前朝后市”的市场分布格局。（图5-24）

临淄故城东临淄水，西依系水（今称泥河），位于淄河冲积扇的前缘，地形向北方微微倾斜。故城由西南小“城”和东北大“郭”两部分连结而成：小城呈长方形，嵌筑在大城的西南隅，南北4里余，东西近3里。大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多有拐弯，西墙南端与小城北墙衔接，南墙西端与小城东墙相接，南北近9里，东西7里余。两城总面积60余平方里。

朝前市是由皇城南门大明门前的棋盘街一带和前门外大街组成，是当时内城最繁华的地带，也是全城的商业中心。据统计，这里店铺约有1100户以上，且上等店铺在320户以上，其市场规模之大、职能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王府井商业中心的成功打造，是中外各方势力的共同努力，那么西单商业中心的形成，则是西方经济影响下中国民族经济兴起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开设的西单市场促进了长安街一带商业活动的兴盛，而长安街的贯通，又带动这一地区各种商店的设立，使得西单在民国年间取代了西四的商业地位，成为北京西城最大的商业中心。相应的，东单市场则多受外国资本的影响，商业服务比较“洋化”，这或许是因为更临近外国使馆区的缘故。

由于明初将元大都空旷且难于防守的北城内缩，并相应将南城墙外扩，使得明代北京城较之元大都向南平移。南北城墙与宫墙改筑的后果之一，是大运河不再直通城北的积水潭，而积水潭畔的钟鼓楼地区也因僻居城市北隅，全城商业中心地位尽失。城市位置南移的后果之二是大大扩展了皇城南面和南城墙之间的空间，并因交通的发达而形成了“朝前市”。

如果拿《考工记》中的王城制度来衡量，除城址、市制因袭前代外，北魏洛阳城布局基本符合《周礼》中的规划。所以，认为鲜卑族所营建的北魏洛阳是西汉末年以来，最接近《考工记》营国制度理想的说法，毫不为过。

根据试掘结果，位于古城东墙北门的向西通道中部偏东北部的地方，即今周公庙高地一带为夯土基台，应该是当时的宫殿区。《水经·泗水注》中记载的：“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就是这里。宫殿区以北，今盛果寺一带，是城中最大的居住遗址。遗址西部文化堆积厚2米以上，从西周前期一直延续到汉代。鲁城内早期的手工业作坊，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大致在盛果寺以及西北部今药圃一带有冶铜遗址，而药圃北部和弹簧厂则明显是制陶遗址。

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元大都城的考古复原图就可以发现大都城的宫城虽然位于中轴线上，却并非严格居于城市中心，而是位于中轴线偏南的部位。这一布局特点与传统的“尚中正行”、“中庸”等礼制观念相背离。事实上，这是大都规划者权衡利弊后所作出的选择。

除此之外，其他市场大多因袭了元代的旧址，如东安门外灯市，因每年元宵节期间，白天为市，晚上放灯而得名。此处原为元代枢密院角市的所在地，明代时整条市街长达二里，并开设有宝和等六家著名的皇店。每月初五、初十、二十还定期举行集市。明末又将每月在东华门内举行三日的“内市”，移到灯市举办。

清代北京的市场体系经历了前期的衰退和中后期的恢复与发展两个阶段。

城市的整体南移，使得城市重心的宫城也必须有所改变，因此，明代北京修改的第二个重大举措就是宫城兴建。

如前所述，元大都城的营造是第一次将《考工记》的理想付诸实施，并且结合地理现实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元大都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中华帝国后期都城设计与建设的一个典范。所谓的典范其实主要体现在大都城的城址选择和城市平面设计两个方面。

除了皇城北部的钟鼓楼市场外，位于城市西南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的羊角市，是大都西部的商业中心。用今天的位置来看，这一带就位于西四附近，可见西四商业中心的地位已有悠久的历史。同样，东部的商业中心是枢密院角市，相当于今灯市口一带。

明中期以后，北京城再从原来的长方形变成了内城、外城结合的“凸”字形，同时也使得城门也从原来的十一个发展成“内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并延续五百余年未有大的改观，甚至大多数城门的名称也沿用至今。

“外七”是指明世宗（1522～1566年在位）为加强城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修的外城城门，共有七座。最北边与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东西两边儿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原为广宁门，为避道光皇帝的名讳改），南边则是左安门、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

汉惠帝时修建的长安城墙，现在仍存有遗迹。整个城墙测量下来的数据是：东墙长5,940米，南墙长6,250米，西墙长4,550米，北墙长5,950米，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而在《汉书仪》也说：“长安城方六十三里，经纬各十五里，十二城门，九百七十三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