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使用中国和英国的文献资料,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签订之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且在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进行了演讲。这篇论文发表在1934年7月那期的《独立评论》上,该刊物由蒋廷黻负责。这篇文章涉及的相关中文文献资料,我并没有按照注音、汉字以及英译这样的顺序进行排序,而只是插入了中文注脚。这让韦伯斯特·巴克斯特(Webster Baxter)教授以及其他被赠阅者感到有些难以理解。文章主要提到1858年间由于条约的效力,允许鸦片进口,开拓了鸦片的销售渠道,并采取非正式税收,因为进口鸦片已经无法阻止。
1933年,我得到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常务干事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的鼓励。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成立于1919年,由国际联盟学校(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主持运作。它代表了12个学术协会,例如美国历史协会、美国人类学协会、现代语言协会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学协会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会数量增至20个,如今共有43个。当时沃尔多·G.利兰(Waldo G.Leland)负责外事关系,格雷夫斯提倡发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中国问题研究。于是我写信给格雷夫斯并收到了他的热情的回信。
我摸到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门槛,然而那时我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后来,我为我的学生列出了已出版的43部清代文献目录[《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第三版,1970年出版],其中39部在1930年或晚些时候出版的。影印使得摹本复制成为可能,而我恰好赶上了这个大量文献资料印刷品出现的时代。如今摹本复制仍在台北、北京急速发展。
1933年在我第二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奖学金申请遭到拒绝之后,蒋廷黻帮我解围并提供给我一份在清华大学教学的工作。同时,北京税务学校(Customs College in Peking)也邀请我教授海关历史课程。在我已经准备在清华大学和税务学校全职授课的时候,我收到哈佛研究生院的800美元拨款,以及随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600美元资助,条件是我要花费全部时间来进行我的课题研究。这是多么幸运的及时雨啊!我从准备阶段猛然被推出去开始实际行动。九九藏书现在我要作为一名老师而不是助理,讲授自己设计安排的课程。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像每一位研究生一样,我达到了这样的顶点,即我需要听到我自己向被迷住的听众阐明我的研究已揭示的伟大真理。讲课的时候,我可以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想法。
在莫蒂默·格雷夫斯促使恒慕义编撰的人名词典编写项目在国会图书馆进行时,他的想法是将其作为一个美国人学习语言技能的培训中心。1936年3月,他们发出联合通知,邀请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内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初学者以及业余爱好者,一共180人。事实上,我们50名外来者以及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受训研究员所作的贡献远远不能与恒慕义的两个高级编辑助理房兆楹和杜联芝夫妇相比。培训与编辑工作完全是两码事,房兆楹夫妇却在两方面均取得成功,最终按照恒慕义的要求编撰完成了这部独一无二的重要的外文著作——《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由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1944年出版,共2卷)。这是中外合作的一部作品,也是美国研究汉学的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中外合作的可行性。
在北京的第三年,我聘请郭毓秀先生做我的老师。他是一位瘦弱的、文质彬彬的传统老派学者,曾在北京政府的很多机构工作过。而如今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为了取得一定报酬,愿意教授一位外国学生。于是1934年的夏天,我们带着郭先生一起来到传教士常去的滹沱河,并住进河谷里使水车轮子转动的河流附近的一个磨坊里。这条河挨着位于北部平原的山西太原的汾河。磨坊的主人恒慕义(A.W.Hummel)博士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主任,他很乐意将磨坊借给我们。每天天一亮,郭先生就会起床和我一起阅读文献,并且为了让我牢记翟理思所辑录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措辞还专门制作了词汇卡。他发现山西当地农民的方言让人很难听懂。每次他重复他所听到的话时,眼镜后面的眼睛会睁得很大,并像小鸟一样叽喳嘟囔个不停。实际上,他还是极会讲故事的。晚饭喝过酒后,他就会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慈禧太后,讲她的奢侈和恶毒的行为。但是讲到埃德蒙·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预言的末世论之时,他会有短暂的停顿。末世论是由传奇的隐居于西城的才华横溢的骗子埃德蒙·巴恪思爵士在其所著《太后和我》中提到的具体情节[九-九-藏-书-网休·特雷弗-罗伯(Hugh Trevor-Roper)在其所著《北京隐士》(Hermit of Peking)中对巴恪思的欺世盗名行为进行揭露]。除去来自埃德蒙的宫廷传言,郭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以后他若讲到关于我们的故事肯定也会很精彩。
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缓解贫穷的煎熬。1933年2月,威尔玛开设了一个绘画班,到4月她又在北平美术学院(Peiping Institute of Fine Arts)展出了她个人的21幅水彩画(售出一部分)。她还撰写报道并发表于波士顿《先驱报》,报道内容是关于在当地陆军医院疗伤的中国伤病员的一些状况,他们在与热河的日军作战时受伤。4月份她还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即“修补”中国的拓片,具体就是给石碑破损的地方上墨填补,以恢复原貌。9月份她再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卖掉一些,又拿到了更多的订单。与此同时,她还为北京协和医院出版的医学研究论文的英文稿进行校对,主要是关于寄生虫如绦虫以及肝吸虫方面的论文。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远离病人的地方放满了玻璃罐,里面装有从患者身上取出的异常的东西,让人看了恐怕会做噩梦。除此之外,威尔玛还为菲特地毯公司(Fetté Rug Company)设计地毯花纹。这是一家在华北的厂商,老板露丝·菲特(Ruth Fetté)是一位精明而有公德心的美国女士。同时,我也为年轻的拉塞尔·菲特(Russell Fetté)辅导通过英国大学入学委员会的入学考试。他是我的第一个学生,最终他成为1937级的大学生。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名海军军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