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就如何处置日本天皇展开了讨论，其焦点集中在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日本天皇有多大的支持作用。一般而言，日本问题专家认为，日本天皇对于保持日本社会秩序稳定以及接受和平条约是不可或缺的，而非专家人士则认为，需要对其实施一定的宪法制约，不能让其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不能让他继续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战时新闻局的另一个下属大机构同样不受掌控，它就是位于纽约第57号街的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Overseas News and Features）。它是一头有着独特气质的怪兽，掌管着向欧洲国家播放节目的多个电台。欧洲就像一个动荡世界的缩小版，流亡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竞争激烈，都想让他们的真知灼见得到传播。即使他们看到了华盛顿的指示——这一点我们经常怀疑是否看了——也必须首先由翻译人员翻译成各个国家的语言，然后再由广播员播送出去。试图在另一个城市对其施加影响，就好比对着飞机的螺旋桨大声喊叫，基本没有人能够听到，即使听到了也常常被忽略。乔治无暇顾及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人很有意思。于是有段时间，我每隔一周都会到纽约与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的工作人员高谈阔论，阐明华盛顿对远东地区的方针路线。尽管他们对我保持着纽约人特有的礼貌，但是我觉得他们对我的长篇大论并不感兴趣。

随着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战时新闻局开始紧张地计划储备与海运方面的工作，包括新闻用纸、印刷机、有关技术、美国以及战后世界的图书和其他设备器材，以便于开展战后和平信息工作。战时新闻局储备运输的资料投放到占领的多个地区使用，由专门的机构根据不同的指令负责安排。以中国为例，运送的物资包括：45部商业剧情片（各备4份拷贝）、46部商业短片、50部战时新闻局纪录片、展览图片、新闻资料、专供无线电台的音乐唱片（1.5万张订购中）、广播手稿以及包括丛书形式的出版物。

1944年后期，在我们已经与延安的共产党建立联系之后，史迪威将军被撤去了战区总指挥的头衔。这预示着在中国内战中，美国明显站在国民党一方。其中很多人感觉到共产党力量在不断增强，并认为我们反对共产党只会给自己惹来无尽的麻烦。尽管如此，这些警示并未对新上任的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带来任何影响，这位自称为调停者的大使受到了蒋介石的蛊惑并完全深陷进去。

1945年夏初，战时新闻局向日本播放了在日本海军部有很多故交的海军上将埃利斯·撒迦利亚（Ellis Zacharias）的6篇评论。评论暗示，日本的帝制将在和平协议中受到尊重，但在日本没有正式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不会官方公布出来，只能通过华盛顿方面秘密进行。撒迦利亚将这些内容用日语录制，然后送往塞班岛播放。

乔治来自英国，于192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获英联邦奖学金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从那里又到了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燕京大学进修。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当时他还写了一篇极具开创性的文章《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与经济背景》（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Taiping R九九藏书网ebellion）。之后他在蒋介石在南京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执教多年。

与此同时，1944年春天，一群记者开启了美国与延安接触的先河。这些记者在美国公众中找到了对此事感兴趣的读者，于是一些记者开始加入到美化延安的美好蓝图中，一如之前对于重庆所做的那样。1944年7月，在迪克西使团驻扎延安后，我们收到了来自谢伟思以及约翰·戴维斯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报道，这些报道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大开眼界。

7月份，为了让檀香山、布里斯班、新德里以及重庆的前哨站工作人员对华盛顿总部的计划有更多的了解，我创办了《华盛顿每周情报员》（Washington Weekly Intelligencer），向这些地方发送通告信。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心理战团队起草向敌军领域空投的传单，我又创办了每周的《协调员》电报。然而我所作的促进各项行动互相配合的努力，仅仅是类似于女佣把房间打扫得整洁一些而已，我怀疑它们不会有多大效用。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需要处理的工作也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烦扰。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投降条款（如果能够赦免天皇的话），于是国务卿伯恩斯（Byrnes）就此事与各盟国进行协商（盟国拒绝赦免天皇）。最终这份答复于8月11日上午11点30分正式公布。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将谈判结果公之于众，不免让人觉得可能是在拖延战争。因此，战时新闻局有责任将事实真相和条款内容告之广大日本民众，其具体内容如下：

在我离开的17个月里，华盛顿的各个机构都有所扩增，其中弗雷德·吉尔戈（Fred Kilgour）主管的跨部门国外出版物征集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规模最大。他接管了一家剧场，即古老的华盛顿礼堂，同时手下有100名员工负责处理来自9个海外基地的大约50种语言的资料。弗雷德看起来仍然很年轻，穿着笔挺的海军少尉军装，而他的行政管理才能使其超然出群。正是由于他总是使他的权威保持完整无损，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才得以发展兴旺。

从战时的中国走出来精神上需要一个过渡，其过程首先起于昆明。再次进入美国军队福利社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我之后1972年的经历，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艰苦朴素的生活进入香港上层社会物质富裕的生活中——完全是一种苦行僧到奢侈挥霍者的急速转变，生活因此而失去了最初的纯真。在中国物质贫困的反衬下，我那些中国朋友所具有的精神与道德品质显得熠熠生辉。与此相反，美国的军人却以色情图片、故事和电影来填充精神世界的空虚。《时代》、《生活》以及《新闻周刊》等杂志提供给他们的也只是从感觉中想象出来的、发生在新奇世界的消息。在我看来，一切只能表明他们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以及对全球性事件认知混乱。你仅仅是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无法将其深深印刻在心上。一切都只是在眼前一闪而过，却未曾亲身体验。

旅行也是一种旁观者的赏心乐事。我坐B-26型轰炸机头部的玻璃驾驶舱内，在皎洁的月光中，飞机飞行在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上空，继续向西越过“驼峰”。

和我一同在中国部门工作的还有德克·卜德和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前者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在休假，后者曾在燕京大学讲授心理学课程多年，已返回国内。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但是如何才能将我们的才智运用到赢得战争中去，并且还是在远离中国的情况下？每天我们都收到来自各地源源不断的略带左翼观点的电报，这些电报内容经常是来自一些公共出版物，但被归为机密文件，大概是因为不允许我们公开地阅读这些内容。我们是指导战时新闻局公布信息内容的智囊团。然而，对于我们这些www.99lib.net在华盛顿的教授来说，想要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中引导纽约、旧金山、伦敦以及其他世界中心的消息发布者的言论方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我们能够进行引导，审查原稿，鉴定主题主旨，但是我们无法控制美国的舆论战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毕竟牵涉进来太多有实力的人了。

2.旧金山方面要求所有波段的电台同时以日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播放伯恩斯的答复全文，重复播放52小时。塞班岛的中波电台同时进行全天候的播报。

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如同嗡嗡作响的蜂箱，会涌现出大量的新闻与评论、专题报道、新闻图片（由电视的前身无线电传真传送）、照片展览以及其他报道。而其主要内容是对美国的形象化宣传。他们拍摄了很多营养充足、穿着考究的学校里的孩子们华而不实的照片，而生活在废墟中的欧洲难民们却发现这很难与他们的生活产生关联。此外，对于移民到美国的波兰人和保加利亚人来说，满怀喜悦地向他们原来的同胞赞美美国人的美德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内容放在亚洲人身上，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很可能会被误解甚至认为这是种侵略行为。

随着亨培克和汉密尔顿的离去，国务院远东办公室由范宣德接管，其成员包括一些有在中国长期工作经历的外交官。他们面临的最明显的问题是：如果国民党政权瓦解，如何避免进一步卷入混乱中；而如果共产党执政掌权的话，又如何转入与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关系。国务院远东办公室并不相信美国的政策能够决定中国的命运。大概是在美国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在1945年于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所派遣的代表团中增加了一名共产党代表，他是年事已高、相貌平平且异常安详的董必武老先生。他与毛泽东一样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毛泽东最忠诚可靠的追随者。当他来到华盛顿时，约翰·卡特特意安排了一天与其秘密会晤，会见地点定在乔治城第33号大街我母亲的住所。（在威尔玛前往中国后，我们从第34号大街的住所搬离，我与我母亲同住。）此举完全合适，因为董必武是代表团成员，不过，这也反映了国民党对美国国务院在中国内部斗争中采取中立的任何举动都会很敏感。

1.伯恩斯的答复全文于华盛顿时间8点29分在旧金山分别通过使用莫尔斯电码的无线电通讯以及用英文的无线电广播播出，此外，通过檀香山短波电台和塞班岛中波电台播放日语的新闻公告。当时日本时间大约为凌晨4点钟。

1945年5月，威尔玛前往重庆，担任驻华大使馆的文化联络官。在重庆，她遇到了我们在北京时的朋友毕乃德教授，他在大使馆负责中方联络工作。毕乃德体形魁梧，聪明能干，对外交事务得心应手，给威尔玛提供了很多帮助。威尔玛抵抗住强势的大使的干涉，迅速展开工作，并建立了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中国分部。

战时新闻局的负责人是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他那印第安人（Hoosier）式的鼻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夜间频道被廉洁的人视作事实真相的保证。突然成为一名遍布全球、拥有数千名员工的领导埃尔默·戴维斯有一位知己——业务经理埃德·克劳贝尔（Ed Klauber），正是靠着他的协助，埃尔默·戴维斯才能不受琐事以及谈判合同的烦扰，开展他的事业，成为第一流的新闻界人士。埃德·克劳贝尔看起来像一位有经验的黑手党成员，体格魁梧，个性顽强，并非易与之辈，他的监护人角色因为外貌而得到了加强。1944年，在诺曼底登九_九_藏_书_网陆这天，威尔玛和我以及戴维斯和他年轻清秀的新娘一同用餐。他告诉我们他比新娘年长35岁，从商业角度来看，由于两人年龄相差悬殊，新娘在不久就会获得自由并过上富足的生活。两人都十分具有魅力，而老少配的组合看起来也相当和谐。

1944年5至8月，由于工作需要，戴德华离开这里前往中缅印战区，于是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工作机会，我可以利用他已建立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革、调整，并获取上级的赞赏。但是，我并不想借此进入高度繁忙的华盛顿官场，相反，我更希望可以重新返回中国。

1943年底，我从“战区”（即战争或实际工作所在地）返回行政首府华盛顿，这是一个各战区的有关机构代表的聚合之地，所有人在此竞相寻求决策中心的关注。我能够同情一位国会议员从受到洪水、暴风及其他天灾人祸蹂躏的选区赶回华盛顿希望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而我又如何将目睹的战时中国的迫切需要向处于一片混乱的华盛顿提出呢？我发觉自己不得不作出调整，从以人际交往为主的重庆生活转回到非人际交往的官僚主义盛行的华盛顿。尽管如此，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已经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了，而是关联于具体的人和情况。这有助于我针对美国的政策提出问题。

尽管我被优先安排到第三号，但是横穿中东和非洲地区依然花费了三周的时间。随后，威尔玛与我在迈阿密相会，于是我们有两天的假期可以在一起互诉衷肠。

1945年5月，我获得驻华办事处的批准，前往中国协助战时新闻局驻华办事处的负责人展开工作。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位刚刚加入美国国籍的新西兰人，名为威廉·霍兰德（William L.Holland）。所有的远东问题专家都对他有所了解，他曾长期担任太平洋学术协会的执行秘书，善于组织大型国际会议，并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他的才能与经验使其完全有能力接替在重庆4年的麦克·费希尔的工作。鉴于战时新闻局在中国不断扩大，威廉（比尔）·霍兰德邀请我到战时新闻局的信息部工作，将心理战（空投传单）的执行工作交给吉姆·斯图尔特负责。我在7月30日计划于8月底或9月前往中国。经协商，最终于8月6日确定出发时间为9月15日。然而，和平使得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

华盛顿的指令主要帮助沃利·卡罗尔每天通过电话与纽约的编辑们进行讨论提供议题，同时它为我们的专栏代笔欧文·韦克斯勒（Irwin Wexler）提供了文章的主题，而其完成的稿件将会以海军上将雷蒙德（Raymond Gram Swing）或其他名人的名义播放出去。

5.檀香山使用短波电台将8页传单内容发送给塞班岛，经过删减重组定稿，利用韦氏（Webendorfer）高速印刷机（不要让我去证实）迅速印出300万份传单。

我承担的工作是代表第三战区参加每周的战时新闻局的例会，并在会议中锤炼出，或者说，经常是压榨出中央指令。如同新闻周刊的每周编辑会议一样，会议上主要分析当前的战争形式，并阐明《美国之音》和其他一些媒体的新闻宣传的方针路线。远东方面的稿件处理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日本宣传些什么，当我来参加会议坐在长桌前时，通常由菲利普斯上校与其助理代表美国海军情报局并不明确地发表意见看法。毕竟海军情报局与日本作战已历时一代人之久了。谁会指望从并不可靠的教授身上了解情况呢？当我与上校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时，我大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于我大声的反驳感到十分惊讶。我的战时新闻局的同事为此而兴高采烈，而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也有了一些话语权。

在华盛顿战时新闻局工作期间，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新闻业务的知识，但未对中国的情况过多接触，这使我更加地迫切想要重返重庆。

1944年7月，我向埃尔默·戴维斯和埃德·巴雷特概述了战时新闻局的运行情况，当时我们活跃于中太平洋战区（由尼米兹负责）、南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负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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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缅印战区（由史迪威负责）。在华盛顿，我们继续与国务院、海军部以及战略情报局等机构保持联系。同时，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们为旧金山和纽约制定了新的方针，直接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工作计划中。此外，我们还负责人事管理工作，并储备印刷品以及胶卷，以备不时之用。

为了扩大我们每周对战时新闻局的中心指令的贡献，每周五我们会与英国人进行沟通，然后与我们的稿件拟定人员协商。每周一上午11点与区域问题专家进行商讨，下午3点经过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后，汇总成文。我们宣传的宗旨是，一方面增强我方的必胜信念，另一方面同时使敌方产生质疑和混乱。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实，不过是因势利导。但是，我们的宣传思路至少是明智的。当我们知道敌方即将失去卡尔科夫（Karkhov）时，便会宣传他们如何“全力守护卡尔科夫”，但以失败告终，同时夸大其惨败情形。

作为副局长的助理有三位区域代表：负责欧洲的敌对区域是一位来自《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华莱士·卡罗尔（Wallace Carroll）、负责英联邦区域的是费迪南德·库恩（Ferdinand Kuhn），他们都是一流的通讯记者，库恩在希特勒开始发动进攻、不列颠空战期间，担任《纽约时报》驻伦敦的总编辑；负责远东地区的则是一名学者戴德华，他邀请我主持中国部分的工作。

有两个月，为了继续完成相关项目，我将劳克林·柯里的办公室当成了根据地，如今他忙于战时经济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的工作，不再为处理中国问题做更多的事。我开始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外国出版物部间采购委员会和战略情报局均没有为我预留工作，而可供选择的其他工作涉及面似乎又过于狭窄。较之于具体执行，我对出谋划策更感兴趣。在我给战时新闻局驻重庆的负责人麦克·费希尔写信时，我总结道：“除去第十四航空大队，与其他任何的美国机构相比，战时新闻局正在做更多的优秀工作，在华盛顿是富有活力的地方。”它在社保大楼内办公，这是一座用石头与玻璃混合建造而成的庞然大物，远东部门也在此有4个办公室，“温度、噪音、光照，一切皆可调节”。

当我走访了位于旧金山的《美国之音》远东广播站时，我发现华盛顿的指示，包括海军情报局的命令并不起什么作用。旧金山的《美国之音》正陷入与日本东京电台的争斗中。太平洋对岸收听广播节目的人主要是敌方电台人员，因为几乎只有他们有收音设备来收听广播。这与沃利·卡罗尔（Wally Carroll）策划的运用到欧洲前线的广播战不同，由于普通大众缺少收音机，导致我们在远东地区的听众人数十分有限。广播战依然在广播电台职员之间进行着。尽管如此，《美国之音》仍然是缅甸、泰国、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电台坚持每日按时播放的节目。

回到华盛顿，我成为掌握当前战时中国情况的亲历者，在长达6周的时间里受到热捧。邀我作报告的10到12个团体中的许多人之前都已经读过我的信件和备忘录。所以我主要是负责解答疑问，尽量让这些同行能够对中国的现状获得间接的感受。当然这并不容易，但至少人们普遍开始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不信任感。我只是为早已形成统一看法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提供新的佐证。1940年初，蒋廷黻与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前往纽约以重建人们对国民政府的信心，然而他们的游说演讲并没起到任何作用。

战时新闻局局长为埃尔默·戴维斯，下面的副局长则是埃德·巴雷特（Ed Barrett）。巴雷特曾是《新闻周刊》的编辑，而他的助理巴纳德（T.L.Barnard）来自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Walter Thompson Advertising Firm）。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生活》杂志的像圣灵一样的人吉姆（Jim Linen）协助他们一同工作。这样一个三人小组中，既能编辑，又能联系业务，他们代表着民间新闻媒体的组合，永远保持着警醒，防止任何政府机构对新闻进行控制。他们三人是国内年轻有活力的监督人，始终与国外的极权主义者作斗争。因此战时新闻局对美国公众输出的国内新闻常常仔细地限制着。

3.旧金山的日本部门将伯恩斯的声明翻译成日文，经国务院批准通过战时新闻局专线，将声明转为罗马字母以电报形式由美国陆军通信部队（Army Signal Corps）发送到檀香山、马尼拉以及昆明。

当战时新闻局正在研究如何劝导日本人投降时，麦克·费希尔在延安见到了由大约200名日本叛逃人士组成的特派组，这些日本人是在日本的共产党员野坂参三（Nozaka Sanzō）争取下主动投诚的。我们知道，被美国空军捕获的日本囚犯都是被迫就范的，没有日本人向我们主动投降。麦克寄回了有关共产党对待战俘的系列珍贵报道。此外，在国民政府空军工作的矮小、机灵的日本人鹿地亘（Kaji Wataru）帮助吉姆·斯图尔特（Jim Stewart）负责的战时新闻局空投传单，不过他的执行力和领导力远远不及野坂参三。

乔治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具有开拓新领域的丰富想象力，而且对员工关心备至。同时他有能力掌控人际关系，不仅与上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自命不凡的同事也能和睦相处。我抓住了机会，成为他的助手，与其一同工作。在他外出期间，我以战时新闻局副局长助理的名义签发文件，可以行使一些权力，当然我是高层管理者中级别最低的下属。我知道乔治对于中国的战事进展情况并没有什么了解，同时他也需要有人帮忙处理政务。在我看来，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在华盛顿建成了一个良好的团队。至于我们取得的成果，显然是另一回事了。

4.发电报通知心理战前线，制作日文传单在局部范围空投，建议五角大楼的第二十航空大队准备好驾驶B-29型轰炸机在日本上空投放传单。为确保投放传单的内容准确无误，旧金山方面通过专线与华盛顿逐句核对罗马字母版本的报告。传单标题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正式批准［阿奇·麦克利什（Archie Macleish）建议插入“每位日本人都有权了解真相”］，同时，我们还通过商业无线电话用普通文字将内容通知檀香山。

戴德华的领导理念之一，就是必须将社会科学的原理应用到中国，并且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与日本开战期间，他认为有必要让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了解并弄清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于是他聘请了克莱德·克拉克洪与福罗伦斯·克拉克洪（Clyde and Florence Kluckhohn）夫妇以及亚历山大·雷顿（Alexander Leighton）负责此项工作。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有这方面的经典著作面世。而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无疑是一本佳作。

千万不要仅仅将这一切看成是由一群配合协调、技术熟练的执行小组取得的技术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将“皇帝”一词译作了习惯性的表达“日本天皇”（尊贵无比的皇帝）。而在伯恩斯的答复中只是将其译为“日本皇帝”。由此可见，我们的行动更加强化了政策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