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会想到某个领域的专家身边可能会有对其研究领域并不感兴趣的可怜同伴。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因为我从未花太多时间和这样的人交往过。

在一种史料意识的氛围中，我的中文参考书目和文献（实际上包含了我所知道的所有资料）对论文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就像中国的强盗，他们从来不会被抓到，因为他们总会在两个省份的交界处，当一方追捕时就迅速逃向另一方的管辖区内。我通过了答辩。

最终，1936年1月我收到了我所期望的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录用通知，工作于9月正式开始。我在其他大学逗留也不是为了寻找工作，而是想了解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规模和人员的基本状况。我们同样都有许多不清楚的事情，也都有着很多的机会，我感到这一切都对我的研究有益。与此同时，我必须回到牛津大学准备论文。

事实上，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像过去的传教士那样四处考察，尽管我没有这么称呼它。在我们往东进发直到伦敦的路途中，我计划在每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甚至是远东问题研究中心都停留一下，拜访相关学者，了解学术动态。第一站是夏威夷大学，之后我又去了很多学校，包括伯克利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但是我发现中国问题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而且这些学校的教职员工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使用汉语。然而，还是有少数重要人物已经有所行动，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

回到教师公用室，我和汉弗莱·萨姆纳（Humphrey Sumner）以及西里尔·贝利（Cyril Bailey）坐在一起。汉弗莱·萨姆纳一度任我的导师，西里尔·贝利是系主任，他谈到他如何晚上去芝加哥大学并投宿于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第二天早上醒来望着窗外，猜猜看到了什么？竟然看见了圣约翰墙顶上的马格德连塔（Magdalen Tower），它旁边是基督学院大厅。建造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洛克菲勒的建筑师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密歇根湖畔翻版了牛津大学。

我为了将牛津大学博士论文按照规定尺寸做成5个副本（其中3份上交），我们的旅途也变得忙碌起来。其中5章的内容已经独立发表过。我在坎布里奇已将其打印并装订成册，之后在“庄严号”邮轮上进行了校对，现在只需要补充参考文献和总结了。为此我们找了一所石砌的小旅馆住下来。这座旅馆建于15世纪，位于牛津以西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丘陵，柏福德（Burford）大街，有着拱形门廊和竖框的窗户。春天越来越近了，绵延起伏的农田正在耕种，而我们按照英国的方式抵御这里寒冷刺骨的天气：每个人都穿着六层的羊毛衣物，每天都有丰盛的早餐，静静地吃完，下午外出散步。99lib•net

在贝利奥尔学院，我应主人林赛（A.D.Lindsay）邀请参加他主持的周日晚宴，林赛身材魁梧，讲话慢条斯理，有着灰色眼睛，并且天资聪颖。当我们沿着环形的楼梯从高级休息室走进大厅时，学生们用勺子敲打着桌子，一直到我们坐下为止。

在耶鲁大学我们见到了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在雅礼协会（Yale-in-China）任教两年，并以研究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传教史为其主业。尽管如此，在耶鲁大学他是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初版，1883年再版］及其子、中国问题专家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的继承者。赖德烈博士曾深入中国问题研究的真空地带，以攻读他的关于美中早期贸易的博士学位，同时于1934年完成并出版了两卷本著作《中国的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这套不带偏见的书是公认的极其优秀的著作，由一位充满理性、公正并且坚持不懈地探寻事实本质的学者撰写。赖德烈亲切而友善地帮助每一位来寻求帮助的人。他涉猎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然后写出手稿，我相信，除了周日外，每天上午他都要投入其中。1948年他曾在美国历史协会演讲，内容是关于基督教对历史的解释。

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只是我著作的一部分，为了继续完成它，我们在布鲁姆斯伯里找了一个家具齐全的公寓，并在公共档案馆度过了6周。在中国的领事馆之后，威尔玛发现外交部一方的派遣员非常有趣。她从另一个研究者那里得到相关信息，发现这个好心人是R.H.托尼。查尔斯说这“真是一件幸事”。之后我们随韦伯斯特一家见到了艾琳·鲍尔，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迷人，更加睿智，并且正准备与剑桥大学研究经济史的同事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Postan）结婚。她的传奇故事还包括一次给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作关于中世纪经济的讲座，她穿了一件非常简单但很漂亮的晚礼服，似乎是对学生们说：“看到了吧，完全可以将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再次见到了毕格（Cyrus Peake）和他资格较老的同事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在华文学校我向他寻求建议时，富路德曾认真倾听我的自我叙述。他幼年时期成长于中国北方的传教士家庭，这种背景最终使其成为一名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博士论文《乾隆年间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 ien-lung，1935年出版）已经使他成为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颗新星，在接下来的40年间，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对于任何人来说，1936年都是一个转折点。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让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序曲：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区，墨索里尼完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他们（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国际联盟瓦解，西班牙内战爆发。而我完成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学术研究任务，面临生计问题，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

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宓亨利教授和比他年纪大得多的新娘爱诗客（Florence Ayscough）刚刚来到芝加哥大学。爱诗客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中美的东西真正怀有深厚情感的人。他们的住所位于靠近中途娱乐场所的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上，这是一座19世纪90年代建造的房子，如今已经被他们重新作了翻修。房子周围种着枝繁叶茂的梧桐树，还有月亮门、喷泉、灯笼、屏风以及一些艺术品，这一切营造出富有中国韵味或带有中国风格的氛围。爱诗客曾与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共同翻译唐诗，取名《枞树花笺》（Fir Flower Tablets）出版。为了能够将诗歌的文字中所要表达的神韵完全解读出来，她着重表明汉字字根的意思，甚至比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还要多。而宓亨利看上去像一位稳健的商人（与他的夫人相比，就好比无韵的散文之于韵律优美的诗歌），他爱慕他那富有诗人气质的夫人，欣赏她的中国传统美学与维多利亚风格相结合的审美风格，他们相互钟爱，成了我们的榜样。之后我和母亲一起拜访过宓亨利夫妇。我们都认为他们确实是情投意合。

这些体贴入微的服务确实让我感觉到沐浴在一个多么伟大的文明之中。抵达伦敦后，我们先找到了外交部的托尼·兰伯特（Tony Lambert），他立即发现他和威尔玛有着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他邀请我在俱乐部为他们年轻的外交官员们和有望升迁的官员作演讲，于是我讲了清帝国的衰亡，那里曾经是文明的中心，突如其来的侵略以及内部的腐败导致了它的灭亡。我的听众都直接将其与大英帝国的衰退联系在了一起。自我怀疑的氛围充斥着整个会场，尽管慕尼黑事件还要有两年半才会发生。

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辩惯例令人扫兴。历史讲座教授乔治·克拉克（George N.Clark）爵士是我名义上的导师，负责为我提交厚重的论文副本。他对我说，这些论文看起来洗练流畅，但并不合他的口味。因为答辩是公开举行的，威尔玛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们发现其中一名评委是来自圣约翰大学的科斯廷（W.C.Costin），他参考英国公共档案馆的资料刚刚完成了一部扎实的综述性著作：《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另一位则是来自万灵学院的才华横溢的杰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他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查询资料中记录的自古以来的中欧关系。答辩过程中唯一出现的一个文化差异体现在英国人与美国人的区别上。科斯廷先生向我提了一个关于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为小国公民充当商务领事的问题。如此看来普鲁士人可能会请宝顺洋行（Dent＆Co.）的比尔（T.C.Beale）来做他们的领事，于是科斯廷先生身子向后靠，总结他的论点问道：“现在，费尔班克先生，来个汉堡怎么样？”

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即先在美国研究生院学习两到三年阅读，然后去当地（当时在台北）学习口语并开始作论文研究，再过两到三年后返回美国完成论文，之后开始进行教学工作。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九_九_藏_书_网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他们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

离开中国之后，我们在东京稍作停留。当时我发现日本问题专家伯顿·法斯（Burton Fahs）和休·博顿（Hugh Borton）同样也想要在美国谋求一份工作，于是我们组成了“松林沙地协会”（Pine Barrens Association）。同意暂时定居于博顿在新泽西的一块没有多大价值的土地，竭力维持着我们不为现世需要的生活。

当韦伯斯特一家过来共度周末时，恰逢希特勒声明1925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agreements）无效，并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地区（1936年3月7日）。韦伯斯特对英国公众最初温和的反应感到“愤愤不平”：“就是因为这种犹豫不决致使1914年的局势滑入了战争的旋涡……欧洲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赋予国际法权威慑力，并通过强制力量来使它们产生效力。”

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团队，包括成熟的、未成熟的以及半成熟的人士，莫蒂默·格雷夫斯和戴维·史蒂文斯都能把他们动员起来，让更多的美国公众了解中国。对于一个下一代即将在中国及其附近地区打三场大战的国家而言，这个团队的人数并不算多。然而在我们周围，人们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些人完全不懂中文。一般而言，涉及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学者，对汉语并不精通，而懂汉语的学者研究的又是一些中国古代方面的内容。除非中国人自己用英语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现代中国人在想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几乎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概念（除非政治学包括在此类别当中）。另一方面，我们只有一些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仍然保持着本国的生活方式，只不过生活地点变成了中国。

为了与“毛里塔尼亚号”和“露西坦尼亚号”竞争，德国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造了“元首号”（Imperator）、“祖国号”（Vaterland）和“俾斯麦号”（Bismarck）邮轮。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赔偿给了英美两国，分别成为美国航运公司的“海上霸王号”（Leviathan）、卡纳德公司的“贝伦加利尔号”（Berengaria）、英国白星公司的“庄严号”。1936年排水量达到56000吨的“庄严号”成为当时运营中最大的邮轮［后来的“玛丽皇后号”（Queen Mary）排水量达到73000吨］，如今她已经报废。

我们买的是有床位的A等舱室。起初我们被这艘船宏伟壮观的外表所折服，当然这也是她与其他邮轮的竞争优势所在。我们把在北京时的忠诚男仆李和聪明的厨师刘同船上的这些房间服务员、女服务员、楼层服务员的服务作了比较：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曾和我一同在北京学习语言，如今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汉语课程。他看上去特别年轻，这让他很苦恼，实际上他比我们都要年长一些（1905年出生）。他在开始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前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记者。他文笔很好，并且已经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为《中国主义》（Sinism，1929年出版），还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然而，教授们彼此见面时，总是容易把他当成是一名学生。与他相比，我认识到我自以为独一无二的感觉还是比较柔和的。他率先开始从早期经典著作里面深奥难懂的文章入手进行研究，来重现中国历史的http://www.99lib.net开端。他坚持使用《孝经》作为学生们的语言启蒙教材，这样他的学生能像中国人过去那样发蒙。1936年他出版的新书《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第一次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了位于安阳的商朝文物发掘所得出的结论。

1936年6月，我陪同父亲一起回到杰克逊维尔的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他的离校40周年聚会。这是父亲获得名誉学位的地方（奇怪的是，40年之后1976年，伊利诺伊州大学也同样授予中国大使韩叙名誉学位）。7月份我们一家人快乐地出行，穿过南达科他州的尘暴区来到了布拉克山（Black Hills）。9月份父亲猝然辞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来了他的很多朋友。对于长期不在父亲的身边，我感到十分内疚，幸亏这次及时回来，并和他一起度过了夏天。之后我的母亲又在苏福尔斯待了7年，直到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之后，她也于1943年定居于我们附近的乔治城，在那里买了房子。到1977年，当我在哈佛任教41年后退休时，她已是乔治城的资深居民。

不过1940年，年仅51岁的艾琳·鲍尔猝然离世。后来当1970年52岁的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Mary Wright）去世时，我又想起了艾琳·鲍尔。对于女性来说，掌控阴阳两极还是太短暂，压力太大了，如何能幸免？

我掌握的1936年在各所大学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士的清单当然并不全。此外还有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从北京返回之后开始到伯克利大学任教。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最初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从事研究，后来去了康奈尔大学。普里查德爵士（Earl Pritchard），我在牛津读书时他曾去过那里，现在在华盛顿州的普尔曼（Pullman），最后调到芝加哥。德克·卜德（Derk Bodde）与俄罗斯姑娘嘉利雅（Galia Speshneff）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之后到宾夕法尼亚继续研究中国哲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个异彩纷呈的团队。

在哈佛大学我遇到了查尔斯·悉尼·加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ener），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研究清朝的专家，他逐条逐目地思考，因此对汉学研究的参考书目很在行。他是一位无私的朋友，知识渊博，热情洋溢，但是很奇怪，他不善概括或综合，因此没有什么著作。研究生们从他那里获益良多，然而本科生却鲜有收获。另一个极端相反的人是任职于政治系的布鲁斯·霍珀（Bruce Hopper）。他极富人格魅力，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曾做过飞行员，后来作为芝加哥当代国际事物研究所的早期代表在苏联待了3年，这个研究所当年招贤纳士，进行当今国外发展趋势的研究，以此来警示美国的学术精英们。布鲁斯曾到过很多地方，而且总是能够将当地早上的头条新闻与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综合考量。如果加德纳能够与霍珀综合一下该多好。

1936年5月下旬，我们离开英国回到了苏福尔斯，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1月份我们发现,父亲虽然精神状态很好,但是缺少白细胞，他得了非白血性白血病。当时可的松和化学疗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治疗此类疾病，吃的是动物肝精等药物，但是只有在定期输血之后才会恢复正常。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很喜欢威尔玛，得知我最终在哈佛找到了有收入的工作，也显得放心了。他总是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谋生。

这次从纽约到伦敦乘坐“庄严号”（Majestic）的航行让我回想起之前搭乘其他航线6次横渡大西洋之行，特别是1931年乘坐“毛里塔尼亚号”（Mauretania）的那99liｂ•ｎeｔ次航行。这艘轮船装有4个烟囱，在当时很少见［是“露西坦尼亚号”（Lusitania）的姐妹船］。

记忆通常只会忆起纯粹的成功，而如果你能记住它们，这些将成为失败最真实的鼓励和动力。我们与吉尔伯特、海伦·海特（Helen Highet）一起参观游览了牛津的圣约翰学院。之后在1939年的“虚假战争”（phony war）时期他们从令人失望的英国移居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参战时，吉尔伯特又回到英国抗战），当时我们邀请他们来哈佛大学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但是我们都没想到这会是一场人际灾难。我们的洗澡时间是错开的，他们是夜猫子，而我们在晚上10点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都是极其聪明而博学的人，热衷于关注美国的一切，但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因此我们在乘坐返回哈佛广场的地铁上经常会为了某个问题进行辩论。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尽管我的母亲是吉尔伯特电台节目的忠实听众并与其保持着联系。不久之后，海伦·麦金尼斯有了自己的机构，并于1941年出版了著名小说《致命疑云》（Above Suspicion）。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4年时间里，我和威尔玛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汉学研究，接触到的更多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于是我一到苏福尔斯就开始进行演讲，首先是在扶轮社，接着去了基瓦尼斯（Kiwanis）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苏福尔斯大学。在此期间，我演讲的内容涉及包括中国的住宅、仆人和食物等在内的日常琐事，当然也谈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威尔玛也作了有关中国艺术的讲座，主题是“站得远看得清”（The farther away we get from the scene，the more we know）。我们开始扮演与传教士相反的专业领域专家的角色，向我们的同胞宣讲海外各地的情况，期盼我们能从战火中相互得救。当然一切都事与愿违。不过，战火使得中国和日本问题研究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在伦敦的地铁站和街道上，我们看到了由林徽因设计、梁思成负责印刷的关于中国艺术在柏林顿大厦展出的广告宣传画。1936年的这次展出为后来者定下基调，值得爱好者花一周的时间进行参观。中国政府投资购买了一艘英国巡洋舰来运送这些宝物，这样就不必担心海盗侵袭，不过在回国路上，在比斯开湾遇到暴风雨险些沉没。在展览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了不起的翡翠龙环，但没有能摸，好在我们当年在北京拉里·西格曼的家里曾经把玩过这类文物。此外还有大量的宝物，很多都是我们以前所不曾见到的。威尔玛还结识了颜慈（Percival Yetts）以及艺术界的其他显赫人物。

林赛（工党政府封他为伯克勋爵）曾经在大学中国委员会工作，他所服务的委员会过去用庚子赔款建立了4个研究中国的学术站，但是之后发展极其缓慢，因为这是英国教育，和法国教育一样，并没有将中国纳入课程当中。

韦伯斯特还提到最后几次见到马士博士的情况［马士1934年2月去世，我为其写的讣告发表在2月25日的《北平纪事报》（Peiping Chronicle）上］。马士博士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我们还看望了他的侄女，她曾在1931年传统的划船比赛周期间充当我在牛津大学舞会的舞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