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更为严重的是《隋志》的编者精英意识太强，在价值取向上尚虚理而轻实学，崇“形而上之道”而贱“形而下之器”，“生生之具”的实学都不能独立成部，全淹没在属于人文的“经、史、子、集”之中。姚名达对《七略》多所指责，但肯定《七略》“视实用之‘方技’‘数术’‘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平之态度”。《隋志》将《七略》中的“方技”“数术”“兵书”并入子部，将历法和算数划归史部，赤裸裸地表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在知识等级上，弘玄虚之“道”而抑实用之“器”；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尚虚而不务实。《七略》中“方技”“数术”“兵书”三略，还能与“六艺”“诸子”“诗赋”并列，到了《隋志》就没有给自然科学留下独立的空间，四部中基本上是人文的天下。流风所及，我国唐宋以后的读书人，不是闭门谈玄论学的文史学者，便是登高赋诗的墨客骚人。

关于四分法的起源，学术界仍有争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四部分类法始于魏郑默的《中经》，还是源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中，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经、史、子、集四部既非学科又非流派，失去了《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七略》每一小类“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所以章学诚感叹“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制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九九藏书网

（一）它在划分典籍时常常自乱其例，四部像一种什么都可以装的大型丛书，如经部将作为纲纪的六艺与舛谬浅俗的谶纬并列，史部将地理、历法与史书同门，子部更将虚论其理的诸子与专言迷信鬼怪的术数方技共处，这使得经不像经，史不像史，子不像子。

首先，诸子逐渐衰微而文集日益兴盛。两汉虽然文章渐富，诸子与诗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所以贾谊奏议一类文章都收入《新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文士传中，只称著诗、赋、碑、箴、诔若干篇，从来不说有文集若干卷，建安以后“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章学诚认为自从挚虞作《文章流别论》后，文士才纷纷汇集古人诗文标为“别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学，自然很难成为专门之家，社会既没有诸子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产生各家各派的学术条件。从曹植“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到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翻新上变花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文学创作，很难归于诸子的某家某派，通常由他们自己或后人结为文集。在《汉志》中，《诗赋略》仅有作家一百零六人，体裁仅收诗赋两体。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体裁上不仅“辞赋转繁”，而且产生了许多新文体，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涌现，从《隋书·经籍志》（后文简称《隋志》）中录得的书籍来看，总集通记亡书共两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不仅由魏晋南北朝人编成，总集中的诗文也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别集通记亡书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其中后人编的秦汉总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九*九*藏*书*网

（二）各小类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时而以体分，时而以义别，这样图书分类既会发生混乱，“辨章学术”更无从九*九*藏*书*网谈起。

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的四部和《七录》一样，将史籍和类书析出《春秋》之外，将兵书、术数并入诸子之中，这样就形成了经、子、史、集四部。到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史学体裁更为多样，史学著述也更为繁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从此以后，经、史、子、集就成了中国古代学者所谓“四部之学”。

四部的成熟形态当然是《隋志》。《隋志》将当时所有典籍分为四部四十类，它既采用了从《中经》《中经新簿》到《晋元帝四部书目》四部分类法的框架，又吸收了从《七略》到《七录》细分小类的成果，一千多年来被公私目录奉为圭臬。《隋志》在四部中容纳了七略所有的小类，包罗了所有现存的新旧典籍，然而九-九-藏-书-网，它包罗万汇的优点恰恰暴露出它大杂烩的缺点：

《七略》的分类法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继承《七略》的《七志》和《七录》，也不得不将原来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或《文集录》，《七志》虽然仍将史部附于《春秋》，到《七录》就从《春秋》中析出众史。另外，《七略》中原来的《兵书略》典籍少得不能成类，《诸子略》中如墨家、法家、名家都已消亡，《七录》只好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但是，无论《七略》还是《七志》《七录》，都无法满足当时学术的变化和知识的消长，有些典籍在这种分类法中无类可归。章学诚早就敏锐地看到从七略到四部是势所必然：“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

其次，历史著述的勃兴。如《隋志》史部正史类收录的六十七种史著中，六十一种为魏晋南北朝人所撰；在古史类三十三种史著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三十一种；在杂史类七十种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五十七种；史部的其他各类著述中，魏晋南北朝的都是两汉的几倍或上十倍，即使除去两汉史著的亡佚等因素，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述仍然远远超过两汉。《汉志》史书附于《春秋》，到了魏晋南北朝，数量庞大藏书网的史书便由附庸蔚为大国。

从东汉到宋元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完成了从《七略》到“四部”的转换。《七略》成熟于两汉，“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和知识分类，都是在这两种分类法之间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袭《七略》而稍加改变，唐以后大多在“四部”基础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类法最终为什么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绕不开各科知识的消长和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

古代知识的存在形式相对单一，书籍是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典籍分类与知识分类基本可以重叠。文献学史阐述典籍分类的变化，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知识的消长。不少历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学者，从国家馆藏目录、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所登录的书目，来追溯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兴衰；反之，文献学家则应从各类知识的兴衰，来揭示历史上典籍分类的变化。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学史，基本上与相邻的知识学“老死不相往来”。

四部分类法后来成为官方和私家目录的定法。可是，《七略》不能适应知识的消长，“四部”又混淆了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有学派观念而无学科意识，他们只能在《七略》与“四部”之间打转，所以像章学诚这样思想敏锐的文献学家，虽对四部多有不满，但对它又只能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