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师在金陵大学求学时，师从刘国钧先生受文献学。先生早年受到怎样的专业训练，决定了他后来怎样训练我们。尽管我读研究生的方向是唐宋文学，但开学伊始他就给我们讲校雠学，上课时用的是油印教材，后来正式出版时名为《目录学纲要》。记得我和刘明华兄每周到他书房上课，从《别录》《七略》讲到《汉书·艺文志》，从《隋书·经籍志》讲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版本校勘讲到辑佚辨伪，先生虽娓娓而谈，我们却昏昏欲睡。当时觉得文献学既无用又无趣，先生讲得虽然十分精彩，我们学起来却无精打采。我和刘明华兄见面不久就交换自己的新诗，当时的兴趣在读诗和写诗，哪知道什么“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不清楚老师为何要给我们讲那些东西。曹老师还让我编过晚唐诗九_九_藏_书_网人唐彦谦的年谱，并让我对其诗进行编年校注，年谱编得十分简单粗糙，编年校注也未能蒇事。总之，我们在文献学上都用功不多，只是明华兄天资聪颖，可能比我学得要好一些。

在所有古典文献学著作中，对我触动最大的要数郑樵的《校雠略》。郑氏文献学的知识论取向、他的类例理论、他的知识分类和典籍分类，在古典文献学家中实属空谷足音。可惜，因他某些具体考证的粗疏，人们忽视甚至无视他的卓识。《校雠略》强调“守专门之书”以“存专门之学”，“专门之学”主要是指某一专科学术。他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规，将当时的典籍分为十二大类。虽然他的分类标准还未完全统一，但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学科意识。“类例”理论的核心就是知识分类，因此他批评古人编书只知“类人”不知“类书”：“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以人类书”是以学人来给书归类，自然就出现“人以群分”，并形成不同的“家学”或学派；“以书类人”是以书的知识类型来给人归类，自然就出现“物以类聚”，由此形成不同的知识类型和不同的学科。即使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先人也只有学派而无学科。与孟子相先后的亚里士多德，已开始科学的知识分类与学科分类，他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将自己的著作分别名为《形而上学》《范畴篇》《大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气象学》《动物志》《经济学》《修辞学》《诗学》等等。ｗww.9９lｉb.neｔ藏书网

客串更容易博得人们的掌声，《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在《读书》上发表后，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兄就此文组织过一次关于张舜徽先生学术个性研讨会，孙文宪先生也因拙文组织文艺学博士生，展开了一次“学术史如何写”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回答了博士们的提问。谢谢这两位教授的讨论和博士生的质询，他们启发我对古典文献学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今后，对这些问题我会不断地想下去，不断地写下去。

明白文献学重要性是在工作之后，写文献学论文则是在带博士生之后。由于导师的《目录学纲要》出版较晚，原先的油印教材又早弄丢了，我自学文献学是从张舜徽先生的《广校雠略》《四库提要叙讲疏》《汉书艺九*九*藏*书*网文志通释》开始的，再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四库全书总目》及郑樵的《校雠略》，一直读到向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佚文。开始是不得不为文献学备课，后来才想写点文献学的文章。受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启发，我对《隋书·经籍志》集部中的别集做了一些考辨，但那些鸡零狗碎的读书杂记，其庞杂的内容一时难以整理，其学术水平大概也不值得整理。

感谢刘卓博士在出版前帮我统一了注释格式，感谢余祖坤、丁庆勇、欧阳波、匡永亮等先生的细心审读，感谢本书责编的认真审校，他们的热情帮助节省了我许多时间，更减少了拙著中的许多错误。

拙著中的文章除几篇发在《读书》《江汉论坛》外，九九藏书绝大部分都发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上，篇篇都是两万字以上的长文。武大图书馆专业长期执全国牛耳，这份专业名刊为拙文留下大量宝贵的版面，感谢当时的执行副主编周黎明教授和编辑李明杰博士！

用郑樵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专门之学”呢？我们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有什么特点呢？这些问题既有益也有趣，但要回答它们既费时又费力。这些年来它们一直困扰着我，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细读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经典著作，参读了几本西方的知识学名著，就此写下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其中还有些草稿来不及修改，少数整理出来的文稿尚未发表，书中收录的这十几篇文章，是已经公开发表且自觉还不太丢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