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登山呢？情况是这样的：自动步枪要带在身上，这无须赘言，还有加倍的弹药——大约有十公斤的子弹，手榴弹也有几公斤，每人再加上一个地雷，这又是十公斤，还有装甲坎肩、干口粮……总之，全身上下左右，最少挂了四十公斤东西。我亲眼看着一个人被汗水淋湿，好像是被瓢泼大雨浇过一般。
“不，我要到那边去。”我想证明，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人。
我仿佛在睡觉，梦见人的海洋，大家聚集在我们家附近。我四处观望，感到拥挤，但不知为什么，我站不起来。这时我恍然大悟，我是躺在棺材里，木板棺材。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可我是活人，我记得我是活人，不过我却躺在棺材里。大门打开了，大家拥向大路，把我也抬到大路上去了。人一群又一群，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伤的样子，神情里还有一种我不明白的神秘的惊喜。
——一位通信兵
我不能穿行于公园，总要回头窥望。在咖啡馆里，招待员站在我的背后：“请您点菜。”我几乎跳起来，几乎拔腿跑开，有人站在我的背后——我受不了。
“你到了那边，过不了两天就得送掉小命。”别人劝阻我。
我见到了第一批被打死的人：大腿从腹股沟处被炸掉，脑袋上有一个窟窿。我走开了，昏了过去。我内心里每个地方都在号叫：“我要活着！”
我明白了，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不需要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那是多余的东西，不方便的东西。我们也是多余的人，用起来不方便的人。我当过修理汽车的钳工，在共青团区团委当过指导员。
我见过留在死人脸上的橘黄色的肉皮。是的，不知为什么是橘黄色的。我见过友情，也见过胆怯……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非干不可的事。请您永远不要触及这个问题，事后的聪明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我们在那边时，没有一个人退还自己的党证，没有一个人把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不，这种牺牲不是毫无意义的。
见到败类，我只有一个念头：“应当把他毙了。”在战场上干的事，正好与和平时期教会我们的完全相反。在和平生活中，必须把战争中掌握的习惯全部忘掉。我射击优秀、掷弹准确，现在谁需要这些？
“就这么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过多少次报告。
早晨醒来，我记不得昨夜的梦，这让人高兴。我不对任何人讲我做的梦，可是我讲不出来的、我不想讲的事，仍然存在……
我到军委会去，申请回阿富汗。他们不接受，说“战争即将结束”，像我这样的人都会回来。到那时，我们的人就更多了。
我不干了，到处都像是生活的泥潭。人人忙着赚钱，买别墅、汽车、熏肠，没人过问我们。如果我们不保卫自己的权利，那就
是一场谁也不知道的战争。如果我们的人数不是那么众多，不是有几十万，那么就会堵住我们的嘴，如同当年不提越南，不提埃及……我们在那边时，大家都恨“杜赫”。我现在需要朋友，我该恨谁呢？
我回家了，我妈像照顾孩子九九藏书网
似的脱了我的衣服，浑身摸了一遍：“完整无缺，我的宝贝儿子。”表面上我是完整无缺，可是心里在冒火。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明亮的太阳——不顺眼；愉快的歌曲——不顺耳；有人在欢笑——不顺心。我的房间里仍然摆着原来的那些书，原来的那些照片，原来的那台录音机，原来的那把吉他。可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你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怎么，你是个疯子？”
我只把军用信箱号码告诉了双亲，说我所在的是保密部队，不能说出城市的名称。
看我的外表，谁也想不到我内心是什么样，只有父母不让我总去回忆那些摆脱不掉的往事……
我瞒着双亲，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哪里服役。我十二岁就患了淋巴炎，这种病平时能帮我的忙。
我们在那边时，觉得有需要保卫的东西。我在保卫我们的祖国，我在保卫我们的生活。可是在这儿，一个朋友甚至不能借三卢布给你，说什么妻子不答应。难道这也算是朋友？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在棺材里？行进的队伍突然站住，我听到有人说：“把锤子递给我。”这时我明白了：我是在做梦。又有人重复了一句：“把锤子递给我。”既像是真事，又像是做梦。有人第三次说：“请把锤子递给我。”我听见棺盖砰的一声盖上了，锤子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有一颗钉子钉到我的手指上，我用头，用腿撞棺盖，棺盖一下子掀开了，掉在地上。人们在观望，我坐了起来，直起腰半坐着。我想喊：我疼，你们为什么要用钉子把我钉起来，我在里面喘不过气。他们在哭，可是对我一句话也不说，所有人都像是哑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说话，才能让他们听得见。我觉得我在喊，可是嘴唇紧闭着，怎么也张不开。于是，我又躺进棺材里去了。我躺在里面想：他们希望我死去，我也许真的已经死了，所以应当默默无语。有人又在说：“把锤子递给我。”……
我带着自己的狗“恰拉”去了阿富汗。只要你喊一声“装死”，恰拉就倒在地上；喊“闭上眼睛”，它就用两只爪子捂住嘴脸和眼睛。当我情绪不佳的时候，当我痛苦难熬的时候，恰拉就会依偎在我身边流泪……我到了那边以后，头几天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从小就有病，部队不要我。这怎么能行？堂堂小伙子，却没有在部队里服过役？丢人，遭人嘲笑。部队是生活的学校，能把你培养成男子汉九-九-藏-书-网。我参了军，一次又一次打报告，请求派我去阿富汗。
我带着狗和吉他来了，到了特别科，他们问我：“你怎么来的？”
在那边时，我以为回家就是快乐。我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我会重建生活。很多人回国了，离婚，再婚，迁往外地。有的人去了西伯利亚，参加石油管道的修建，有的人去了切尔诺贝利，有人当了消防队员。总之，哪里需要冒险，我们就到哪里去，混日子已不能代替生活了。我在那边见过烧伤了的小伙子们……一开始他们焦黄焦黄的，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他们的肉皮剥落，露出粉红色的肌肤……
半夜里，有人把阵亡者的自动步枪给偷走了。偷枪的人被查出来了，是我们自己的士兵。他把自动步枪卖给了阿富汗商店，得了八万阿币。他用这笔钱买的东西，也让大家看了：两台录音机，几条女牛仔裤。如果没有人看管他，我们会亲手把他打死，把他千刀万剐。他被审判时，坐着，一声不响。他哭了。报纸上写的尽是“建立功勋”，我们看到这种报道，既气愤又觉得可笑，我们带着这种报纸进厕所。可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回到家后过了两年，我读报时，会寻找有关“建立功勋”的报道，我相信这些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