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并非周佛海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自己是要“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的人。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三年后他回国的一次省亲。

但我一直相信，在最初兴业路76号那些开会的日日夜夜里，与会的13个人，确实都是抱着发愤图强、改变中国的雄心壮志的。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建党近100年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坎坷崎岖，有多少人在途中迷路、掉队，甚至走了相反的方向。

那个大叔，名叫陈独秀。

那么，周佛海成为“间谍”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那么周佛海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那一年，他23岁，遇到了一个41岁的大叔。

1924年的春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周佛海，准备回国找工作了。

感觉自己未来仍大有可为的周佛海，其时已经病入膏肓了。

勿忘初心。

这时候，又一个大变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但历数汉奸的名字，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外界发现，少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怎么办？还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给他指了一条路：要抱就抱一条大腿。

超过1万名群众把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创下了战后汉奸审判史上的最高纪录。

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周佛海在1947年底，已经连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了，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趴在上面喘息。有时候哀号阵阵，连狱卒听了都有些毛骨悚然。

据他的儿子周幼海后来回忆，父亲曾对他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周幼海，《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

蒋介石当初答应杨淑慧的是“等个一两年”，后来变成“等个两三年”，但事实上周佛海在狱中连一年都挨不过去了。

那么，他的初心保持得如何呢？

1946年10月21日，迫于各界压力，周佛海终于被公审。

1938年底，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汪精卫终于决定出逃，宣布所谓的“曲线救国”。

事实上，周佛海在开完中共一大回日本留学期间，就基本和中共的党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了，在思想上，也渐渐开始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没多久，周佛海就给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明确无误地要求脱离共产党。

这个判决一下来，周佛海就有些慌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救他，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勿忘初心。

他还自认是“铁肩”，还觉得能为党国再“负重”。

但是，后来转移到南湖蓬船上的会，周佛海是坚持抱病参加的。在船上的会议中，大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虽然与会人士后来对周佛海担任的具体职务记忆有出入（周说自己是副委员长，包惠僧和陈潭秋说他只是候补中央委员），但有一点大家还是公认的：陈独秀在没回上海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那是周佛海的最后一个“护身符”——蒋介石当初曾给周佛海写过信，鼓励他在汪伪政权里“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写了“知名不具”。

周佛海是作为旅日小组的留学生代表出席这场会议的。但在发生惊心动魄搜捕的7月30日夜里，周佛海并没有参加会议——他因为腹泻请了假，还是毛泽东回来后告诉他出了大事。

他叫周佛海。

他的死去，让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也让一些人长吁一口气，比如蒋介石。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们决定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一同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党。

1897年，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凉水井乡。

但是，周佛海面临一个问题：对共产党，他已经与之决裂了；对于国民党而言，他是“半路出家”，人家吃不准他的路数，一直有戒心。

听闻死罪得免，周佛海在狱中大为兴奋，又作诗一首：

为了表示对当时主战派的不满，胡适把这个群体起名为“低调俱乐部”。

做得倒确实不少：对于被汪伪特务逮捕的国民党党员和军统人员，周佛海尽量保护，甚至出面保释；将汪伪政权里的人员安排、财政情况都透露给了戴笠；将能得到的日本情报悉数都传给戴笠。

换句话说，在上了汪精卫的船后，周佛海又将一只脚伸回了蒋介石的船。

杨淑慧曾请章士钊写信，要求将周佛海“保外就医”，但得到的答复是：“周佛海的案子太特殊，谁也没这个胆子。”

有了这些功劳，周佛海还是很笃定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和陈公博、陈璧君他们不一样，他是对“党国”有贡献的人。

谁是当时国内发育最快的“大腿”？自然就是蒋介石。

周佛海在法庭上列举了自己的各种“功劳”，说他在整个汪伪时期，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而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总而言之，他要么是在“曲线救国”，要么是在“舍身救国”。

在关键时刻，为周佛海跑腿的，还是他的妻子杨淑慧。

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周佛海的尸体没人去管，最后还是妻子杨淑慧用一口珍藏多年的楠木棺材为周佛海装殓，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找了一个空穴，草草埋葬。

只是，这“一世”的时间，未必也太短了点。

在中共一大的13个与会代表中，与周佛海经历非常相似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陈公博，而其中的不少人，后来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对此，周佛海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1947年的农历大年初五，杨淑慧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一见蒋介石，杨淑慧就跪倒在地，一句话不说，只是抽泣。

真的是没有上进发展的机会了吗？

周佛海最得意的是为蒋介石和戴笠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的策划下，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被毒死；第二，在日本投降后，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了国民党”。

勿忘初心！

那个至少能在汪伪政权里坐第三把交椅的周佛海呢？

周佛海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雄心壮志，他曾在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能坚持一路走来的先辈们，是多么艰辛。

蒋介石给杨淑慧的回答是：“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从全国各地一共赶来了13名代表，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构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参会人员。

但是，法院在11月7日给出的判决却出乎周佛海意料：“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经常到这个地下室来躲避空袭。在那里，他们讨论战局，大多对中日战争持悲观态度，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1927年，周佛海逃出武汉，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对汪进行了反击：“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当时周佛海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在被审完回到牢房后，他还颇有雅兴，写了首诗：

“推翻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为国家争荣光”……这些应该都是周佛海的初心。

1917年，周佛海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周佛海到底是一个潜伏的“特务”，还是一个汉奸？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他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做到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作为汪伪政权的要员，做到过伪财政部长。他是一个汉奸，但他又说自己其实是潜伏的“特务”。一生多变如此，民国时期真的找不出几个人了。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里，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南京首都监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面关过很多人，死一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这一天死的这个人，却有点特别。

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马上被最高法院驳回。杨淑慧随后直接闯入了蒋介石机要秘书陈方的家，告诉对方：“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佛海，我就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看谁以后还敢为蒋先生卖命。”

他“适时”死去，无论对谁来说，包括对他自己，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这个观点，和一个虽不参加“低调俱乐部”，但实为这个俱乐部精神领袖的人的意见不谋而合。

按照档案披露，周佛海是自1941年开始试图与重庆方面接触的。1941年是什么时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大家都知道胜负天平将怎样倾斜的时候。

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了它：

说到底，周佛海只不过是再一次选择了“换船”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根据台湾方面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大约在1943年，周佛海被戴笠策反，又成了潜伏在汪伪政权里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他在家中设立了电台，直接和重庆方面联系。

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后，曾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这种言论，连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也看不下去，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因为戴笠发展比较重要的特务时，都是和他单线联系，戴笠一死，周佛海的很多“功劳”就没人知道了。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断向国内的杂志投稿，内容主要是对国际时局的分析，介绍海外新思潮，尤其是介绍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因为他思路清晰，文笔出众，渐渐声名鹊起。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当局当即逮捕了大批汉奸。

那么他成为汉奸后有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呢？还是有的：

为周佛海辩护的，是当时著名的律师章士钊，他抓住这些点，包括展示当初戴笠给周佛海的信，不断给法官施压。再加上周佛海的口才本来就很好，他为自己辩护时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不少围观的群众还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确实为了国家“忍辱负重”。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周佛海很快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还是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在相同理念的推动下，两人越走越近。周佛海从蒋介石的亲信，变成了汪精卫的铁杆，乃至成为后者与日本方面接触的最大推动力——是周佛海最先派出高宗武和陶希圣与日方接洽的，也是周佛海一直埋怨汪精卫“优柔寡断”，“不抓住最好时机”的。

这个党，叫作中国共产党。

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谈话，试图挽留他，但周佛海态度坚决。最终，中共党组织批准周佛海退党。

这“另外一条道”，恐怕是周佛海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但实事求是地说，周佛海还是有才的，所以他很快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凭借自己出色的笔头，周佛海在蒋介石的提拔下，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第二侍从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是和陈布雷齐名的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不可谓不红。

“宁汉分裂”之后，周佛海从武汉逃出，彻底倒向了蒋介石，为表明自己的忠诚，这位原来写“马列主义”得心应手的笔杆子，开始转而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虽然后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渐渐看清了方向，认为“和比战要难百倍”，但周佛海却依旧坚定自己的观点：“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和当时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留日青年一样，日本的留学经历促使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他曾经与之对骂的汪精卫。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有了一串“显赫”的头衔：“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等——汪伪政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军事等各种实权，都捏在了周佛海手里，可谓是“当红辣子鸡”。

但恰恰在这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了，而国民党早就看中了周佛海这个当时“老资格的马列主义专家”。

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

为什么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周佛海自己坦承，当初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按照他的回忆：

这也是周佛海让人唏嘘的地方：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尔后投身国民党，最后成了汉奸。

那时的周佛海，既没有逍遥法外，但也没有被捕伏法，而是被戴笠软禁在重庆，等候蒋介石的指示。

他当时的理想，是去北京大学当教授，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个编辑，月薪能有150块大洋便“心满意足”了。按照他的想法：“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

“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周佛海，《往矣集》之《苦学记》）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向周佛海发出了邀约：来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与此同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周佛海担任广东大学兼职教授，月薪240块大洋——还是拿出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月薪做参照：8块大洋，足以让他养活自己。

在周佛海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周佛海从小由母亲抚养。少年周佛海还算好学，且有才情，考入了沅陵县高等小学，然后又升入了当地的中学。

但是，一件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发生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了。

1948年2月28日这天，南京首都监狱里死了一个人。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忽然口鼻流血不止，心脏病突发，油尽灯灭，时年51岁。

当然是汉奸。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1921年7月23日晚，那场改变未来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

周佛海的一条命，算是保住了。

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是多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