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文珊找到了溥仪，说姐姐心情不好，想带她出去走走，散散心。那个时候，溥仪和文绣基本上连话都不说了，也没多想，就同意了，只是派了个老太监跟随。

文珊还给文绣介绍了另一个女人，叫作玉芬，是文绣一个远房表姐的女儿。玉芬是民国代总统冯国璋的孙媳妇，见过世面，也颇有心计。因为遇见了玉芬，文绣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

据说，有8个词，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那种宽容。

耳朵里听着楼上的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文绣抄起身边的一把剪刀，朝着喉咙就戳。

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帮忙打造了一口薄木棺材，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文绣的遗体就被拉到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埋葬了。

兴奋的文绣赶紧回屋子里去换衣服，但等换完衣服出来，发现他们三个人已经照完了——没人等她一起来照。

“末代皇妃”一生未育子女，终年44岁。

敢爱敢恨，敢失去，敢重新开始。

不过，那时按照当年和袁世凯的约定，清室保留在紫禁城居住的权利，每年还有400万银圆的津贴，所以溥仪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一后一妃”的矛盾也暂时没有爆发出来。

那三个男人是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是玉芬和文珊为文绣找来的三名大律师。

因为离婚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文绣，一个叫溥仪。

她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大过年的”触动的；她的族兄劝她，自认为出发点就是“为了你好”，溥仪作为逊帝被赶出紫禁城，其实也“都不容易”，但她没有“给个面子”，而是奋起抗争，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避免“习惯就好”。

第五，双方不能做出有损对方声誉的事。

玉芬的话，给文绣内心打开了一道从没打开过的门。

1931年10月23日，溥仪的律师和文绣的律师最终达成了协议：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有人写了一封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文绣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其家族在清朝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父亲做到过内务府（掌管皇家事务，下设50多处，管3000多人，正二品机构）的主事。

1922年的春天，虽然已经退位，但依旧居住在紫禁城以及保留清室帝号的“末代皇帝”溥仪，已经16岁了——按照规矩，应该要结婚了。在一大堆“选妃”的照片中，文绣的五叔悄悄把文绣的照片也塞了进去，送给了“选后委员会”。最后，这张照片连同一批照片一起，被送到了溥仪面前。

于是，16岁的婉容成了“皇后”，13岁的文绣成了“皇妃”，封号“淑妃”。

和内向的文绣不同，婉容还是比较外向的，性格也很刚强。皇后和妃子的明争暗斗，本来就是“宫斗”的重头戏。虽然现在连“宫”都没了，“斗”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弱，但要让婉容对文绣“同病相怜”乃至“情同姐妹”，也是不可能的。

在天津，文绣过得一点也不开心。

有一次，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英国前，来向从小教到大的溥仪告别。庄士敦提议临别前，大家一起照张相。

比如文绣离婚。仔细想来，她离婚这件事，也基本上没跳出这些词，只不过，她没选择宽容。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皇帝离婚案”，就此落下帷幕。

但这时候，文绣早已没有回头之意了，而新闻媒体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天天爆炒，全国轰动。在文绣的离婚主张里，还有一句“侍帝九年，未蒙一幸”，这更让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兴奋起来，开始对皇上的“龙体”议论纷纷。

而在溥仪这边，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经过一番周折，11月29日，溥仪经过日本人的运作，躲进了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

如果这些只是让文绣感到不开心的话，那么还有些事，就让文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文绣的日子过得越发艰难起来。文珊改嫁后搬出去了，而一些日伪警察、保长开始不断登门，要么调戏吃豆腐，要么就是敲诈勒索——他们认为皇妃肯定有很多宫中的奇珍异宝，要她拿出来为“大东亚圣战”做贡献。

“习惯就好”，有时候是个很可怕的词。

这8个词分别是：“大过年的”“人都死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还是孩子”“给个面子”“为了你好”“习惯就好”。

只是，好日子哪会一直过下去？

1924年10月23日（也是10月23日），一场政变发生了。

北京的政局变化很快：冯玉祥怕自己压不住场面，请出了“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当总统，而势力开始膨胀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开始打起了“进京”的主意，段祺瑞借着张作霖打压冯玉祥，又安抚着冯玉祥对抗张作霖。

但因为文绣也是被“皇上”圈定过的人，就不适合再嫁给平民了，所以一起选入宫。

但这一桩离婚案，还是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

深居紫禁城的清室，随之大难临头。

就在心如死灰的文绣走投无路的时候，两个女人出场了。

而且，这场离婚，还是妃子主动向皇上提出的。

那是拜托她们请律师的钱。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初入宫的文绣和溥仪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因为被选入宫中，文绣中断了学业，溥仪还让人请了汉文和英文的老师帮文绣补习。溥仪带着“一后一妃”在宫内骑自行车、学拍照，去宫外爬景山、放风筝，气氛还算融洽。

文绣离婚的时候，只有22岁。离婚后，她确实搬回了母亲家。但那时候母亲已经过世，家里的老宅又被人卖掉了，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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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绣的家境不如婉容，但脾气也是很倔强的，在相处中，渐渐感受到了“皇后”与“妃子”之间的地位差距，比如入宫，她就要比婉容早一天，以便第二天能“跪迎”皇后。

太监无奈回去告诉了溥仪，可想而知溥仪的震惊程度——一个妃子，居然敢和皇帝闹离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离婚协议达成后不久，溥仪通过报纸又发了一条通告，称是“上谕”，大意是文绣怎么怎么不好，所以“贬为庶人”。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经朋友介绍，已经36岁的文绣进了国民党的报纸《华北日报》，做了一个校对员。文绣工作认真，文字功底又好，深得当时的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在张明炜的牵线搭桥下，文绣嫁给了一位年过四十的国民党退役少校。

“宣统皇帝小妃子，就在本校教国文。欲睹花颜甭买票，上班时刻守此门。”

这封回信一出，全国轰动，称这场离婚为“刀妃革命”（大家都知道了文绣试图用剪刀自杀）。这封回信也体现了文绣的才华和观念，舆论纷纷一边倒，支持她离婚。

这个人叫文绮，是文绣的一个族兄，不过，他的那封信并不是声援自己族妹的：

事后，太监把“淑妃”除夕夜要自杀的消息告诉了溥仪，而让文绣真正心寒的，是溥仪听到后的反应：“谁知道是真想死假想死？让她死死看，死了也就死了。”

这两个女人，一个叫文珊，一个叫玉芬。

1931年10月23日，一桩离婚案轰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溥仪当即就派人寻找文绣，但文绣早就离开了国民饭店，找了一个隐秘处躲起来了。无奈之下，溥仪只能请律师去和文绣的律师谈判，表示“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

如果每一份爱情都是以甜蜜开场，以幸福收尾，那人类哪里还会有那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第一，双方解除婚约；

跟随的太监一看就知道苗头不对，忙问文绣是怎么回事。文绣告诉太监，回去告诉溥仪——这时候连“皇上”都不叫了——我不回去了，还要和他在法庭上见。

文珊是文绣唯一的亲妹妹，嫁给了当时一个叫载振的王爷的儿子，也居住在天津。清末的八旗子弟，多不务正业，流连烟花柳巷，文珊的日子也过得非常苦恼。两姐妹一聊，同病相怜，暗自垂泪。

最后，再说说文绣后来的生活吧。

溥仪在静园的居所，是一幢小楼。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而文绣作为“妃子”，是没有资格和他们住同一层的，只能住在另一层的偏屋。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绣，拿着匆匆收拾的细软，搬离了紫禁城，暂时住到了自己父亲的居所醇王府。

文绣8岁的时候被送入私立小学读书，受到良好的教育，各个学科成绩都很优异。

真正的导火索，发生在有一年的除夕。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绣无奈在1933年底辞去了教师职务，用所剩不多的积蓄在刘海胡同买了一处宅子，和妹妹文珊一起隐居起来。

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出去找工作。她恢复了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傅玉华”，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老师，教授国文和图画。文绣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才华的，学生很喜欢她的课，她自己也做得挺开心。

太监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文绣随他一起回去。文绣随即避而不见，三名律师交给太监三封信函，里面是给溥仪的信以及离婚协议，表示不日将和溥仪打离婚官司。

重新恢复平静的生活，文绣也没享受多久。1953年9月17日，文绣因为心肌梗死发作，猝然离世。

爱情需要宽容和忍让，但同样有原则和底线。

文绣和文珊上车后，直奔天津的国民饭店，到了饭店就径直走向37号房间，在那里，除了等候的玉芬外，还有三个男人。

一场由三名女子精心策划的行动，由此展开。

至于离婚分到的那笔钱，文绣支付了律师费用，又答谢了几个帮助过她的人（赠送文珊和玉芬各5000银圆），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后来玉芬说要做生意，又找文绣借了5000银圆，直到玉芬去世都没有归还，成了一笔烂账。

但纸包不住火，文绣曾经的“皇妃”身份很快被传开了，各路媒体纷纷赶来，而她的小学门口每天也开始车水马龙，好事的老百姓和各路人等，都想来一睹那个和皇帝打离婚官司的“皇妃”。甚至还有人在校门口专门贴了一首打油诗：

不过，身边的“皇亲国戚”们立刻发表了不同意见，大意就是文绣家中贫寒（当时文绣的家族已经没落），长得也不好看，要选个富户的女儿。最终争论的结果，就是选了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

在天津的这段时间，溥仪明显和婉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文绣几乎到了不管不问的地步。

第三，允许文绣带走日常衣物和物品；

第二，溥仪一次性付给文绣5.5万银圆生活费（文绣律师当时开出的价码是50万银圆。不过即便是5.5万银圆，按大米购买力，也相当于现在的100万银圆以上）；

但玉芬给出的理由却很让文绣心动：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民国！溥仪在静园里你们当他是个皇帝，走出来就是个普通的中华民国国民！上了法庭，也是普通老百姓，你为什么不能离婚？

这条“皇帝的谕旨”，不是发在报纸的头版，也不是发在二版，是发在广告栏里的。

那名少校叫刘振东，人非常正派，且性格善良。文绣漂泊半生，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家，从此安定生活。

这是文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

虽然失去了“皇帝”的尊号和象征权威的紫禁城，但溥仪还是处处要维持作为“皇帝”的规矩——人越是缺少了什么，就越是需要通过一些有仪式感的东西找回尊严。抛开感情不论，“后妃有别”也是溥仪找回“皇帝”仪式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居住、饮食和话语上，连每个月给婉容和文绣的零花钱也是不同的。

一直痛恨封建帝制的冯玉祥，授意当时临时成立的“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也正是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文绣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当初袁世凯答应的，我冯玉祥不答应了，皇上您赶紧收拾收拾，滚出紫禁城！

必须承认，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几千年总结下来的一种心平气和过日子的传统和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些原则性的事情，确实未必适用。

溥仪非常关心报纸上的报道，文绣的回信他也仔细看过，看过后才知道，无法挽回了。

还好文绣身旁正好站着一位太监，眼疾手快，夺走了剪刀。

1925年2月，溥仪一家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由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天津生活。

因为做过国民党少校，刘振东被判为“反革命”，不过政府没有让他入刑，也没有处罚，只是对他进行监督管制。1951年，刘振东因为表现良好，就被解除了管制，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清洁工人。

尽管清廷早已退位，但妃子和皇帝闹离婚，对当时的所有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太劲爆了。

几次交谈之后，文绣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了1000银圆交给了文珊和玉芬。

这些，都是溥仪九*九*藏*书*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

一个是当年皇上的妃子，一个就是当年的皇上。

我曾写过一句“愿天下眷属永是有情人”，但你我心里都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还有一次，文绣路过婉容房间的院子前时，吐了一口痰（也不排除是故意的），婉容气得立刻向溥仪告状，溥仪叫了个老太监来当面训斥文绣“失礼”，关照她一定要“尊重皇后”。

第四，文绣回娘家居住，永不再嫁；

文绣的一生，不能说是幸福的一生，但她至少做了自己能力所及的最大抗争，最后的归宿不能说肯定是她想要的，但至少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她应该比婉容要幸运。

很快，文绣就写了一封回信，同样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了解到文绣的处境之后，玉芬提了一个当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建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

要说这个故事，还是要先说说妃子文绣。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皇帝”，是“只有他不想做，没有他不能做”的代名词。所以，当他们知道一个曾经的皇帝居然会“离婚”，而且是“被离婚”，该是多么意外和惊诧？

那个时候，文绣因为和婉容赌气，经常不上楼和他们俩一起吃饭——但她万万没想到，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居然也没人叫她上去一起吃。

文绣又只能搬出了刘海胡同。那个时候，文绣身上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无奈之下，她只能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在家糊过纸盒，去瓦工队做过苦工，还去街上叫卖过香烟——文绣是唯一做过老师的皇妃，也是唯一上街卖过香烟的皇妃。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老百姓的观念已经逐渐开放，对原来被看作石破天惊的“离婚”，已经渐渐司空见惯。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本应该在前线“讨逆”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杀了个回马枪，直扑北京，监禁了当时的总统曹锟，一举获得了北京的控制权，史称“北京政变”。

对于投靠日本人势力，文绣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并曾指出这是“引狼入室”。但当时确实走投无路的溥仪，实在难以拒绝日本人开出的各种诱惑条件，最终还是把婉容和文绣都从醇王府接了出来。

按照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他当时觉得照片里每个人长得都差不多，不过还是圈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文绣。

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文绣的生活再次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