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一边脱着外套，一边就问老板哪儿去了。星子掀起帘子，朝外边努了努嘴。望月顺着看去，吃了一惊。几个星期没来，原来做储藏室的那间屋已经给打通了，一下子空出好些地方来。那片地里，除了进口那一面空在那里，另外三面都已嵌上了玻璃墙。屋顶上稀稀落落的几盏灯，半明不暗，隔着雾似的照出几张圆台来。只有靠主墙那面，有一盏略亮些的枝形吊灯，照着底下圆弧形的玻璃台子，台子后头是长长短短方方圆圆的各式酒瓶，隔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子。
望月见不得这个，一股气就闷闷地顶了上来，心里暗骂：好一对没廉没耻的鸟男女！这两天，望月日日想着到底要不要告诉卷帘。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卷帘若不知情，那男人碍着些面子，说不定还收敛些。若知道了，怕捅破了那层纸，就没了顾忌，索性豁出去了。
没有他，她的世界还会是一样的吗？
于是他便好奇起来，拿眼睛四下搜索。她背朝着他，煮着咖啡，还是觉察了，说：“不用找了，找不着什么的。我要有精力找男人，何不先找你？到底熟门熟路的，彼此都知道。”说得他哑口无言。原先准备了一肚子的歪话气话，竟一句也说不出口。当晚在客房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跟着她去了领馆，把手续办了。她要冬冬，独自地要了，坚决得像只绝望的母狼，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签字的时候，她连看都没细看，就飞龙走凤地签了。他拿笔的手，却抖得颤颤的，直抖了一上午。后来走到街上，他想起了他刚刚去世的母亲。他用了二三十年的工夫得来了一生里的三个女人。失去她们却只需要一个夏天。
说着话，刘晰就端着一碗热热的榨菜肉丝面从厨房出来了。望月也顾不得烫，拿了筷子稀里呼噜地挑了就吃。星子就拉过老刘，说：“天冷了，你又不开车，坐公共汽车来来去去的，也不戴个帽子，怎么顶得住？昨天给露丝东尼都买了一个，东尼说也给你买一个。这东西，难看是难看点，却是挡风。”
他和她一样，很早就通过了外语和专业考试。她走后，他连着申请了三年出国留学，单位都没有批。她从里昂写信回来，封封信不过一页半页的字，字字说的都是累。学法语累，读书累，做饭也累，所以餐餐吃的是方便面。他心疼她，就说：“不如我辞了职办探亲过来吧，也能帮你一把。”她回信说：“我的奖学金哪够养个小白脸？”从此，他不再提去法国的事。到了第五年，单位里换了头头。新头头倒有些可怜他的意思，就签字放了人。等到他最终拿到签证在多伦多大学注册念博士学位时，她的照片已经被印成许多份，登在大学的教科书上。
又见黄胖子正在吧台上教羊羊调酒。胖子今天换了身西服，黄不黄灰不灰的颜色，配着条猩红丝领带，很是新潮的样子。羊羊高高地盘着个横爱丝头，墨绿旗袍上围条雪白的围裙，挨在胖子身边，调一杯，喝一口；喝一口，调一杯。调调喝喝，喝喝调调，嘴里问着：“还成，还成吧？”脸上早成酡红一片了。胖子拿手指弹她的脑袋，笑她：“什么呀，你调的酒，狗都不喝。”
老刘也听说那个女的了，来了就怀上了，过了春天就要生了。但愿这孩子生下来，可别又是露丝东尼的命。当下两人很是替星子感叹了一番。
刘晰胡乱地点着头应着，却是不说话。卷帘走近来，拉着袖管，便往办公室里扯。关上门，又四下看了没人，才问：“那头的事儿，完了没有？”刘晰知道这回是搪塞不过了，只好如实说，夏天的时候，总算彻底了结了。
黄胖子见了望月，便丢下羊羊，颠颠地跑过来，问：“大画家，怎么有空呀？最近画了些什么好画？拿过来让我们乡巴佬看看也好长点见识呀。”望月哼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们？谁是你们呀？你是说你和卷帘呢？还是说你和别人呀？说卷帘乡巴佬还差不多。她也只配干些粗活的，哪配知道你那些时髦的事儿？”
望月便知道那个酒吧到底还是建起来了。哪来的钱？望月没问过，也不敢问。卷帘是向她开过口的。她知道这个姐姐，能开这个口，也算是真肯委屈自己了。临出国前，开平再三交代过：宁送一万，不借五千。尤其切切不可和自家亲戚搅在一起合股做生意。这些年望月随着开平，多多少少见了些生意场上的鸡零狗碎，岂有不知这里头的道理的？同胞手足，为点蝇头小九*九*藏*书*网利撕破脸皮的，也有的是。所以就没接卷帘的话头。卷帘玲珑心玻璃人，自然明白，便装作是一句笑话带过，从此不再提起。望月心里不是没有愧疚的，就想着改天画幅好画，裱了框了给挂在酒吧里，也好冲掉些乌烟瘴气。
众人听了都笑。星子听不下去，就说：“从前给你车搭的时候，怎么都不说这话呢？他在你这个年纪，正在内蒙古放马呢，一直也没赶上好机会。要能早早学上英文，他那脑子，也不见得输给你。”众人见星子急了，相互使了个眼色，都噤了声。
年底的时候，刘晰的博士论文拼拼凑凑的，大致也做完了。一边等着答辩，一边就坐下来，细细地写了个履历，四下发了好些求职信。发完了，便天天早早地去开信箱。没想到很快有了回音。来的却是电话，还不止一个。问了些个细节问题。自认为答得还在理，回来就兴头头地同“荔枝阁”的人说。众人自然是替他高兴的。谁知电话过完，竟再无后话了。卷帘星子几个女流之辈，到底沉不住气，日日见了就打听。问了几回，见支支吾吾的，总也没个准话，知是凶多吉少，便不敢再往下问了。
她管得了偌大一个实验室，却管不了一个小小的自己。他多少年里的首要任务，便是管好她。所以给了她这么多的借口，埋怨着他的不成功。上大学那阵子，他甚至不是她众多的追求者中的一个，她却选择了他。他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就以加倍的好来回报她。他帮她管理饭菜票，按月从她的奖学金里扣除五元钱，替她寄回西北的老家。每个学期结束时，他会先洗她的被子，再洗他的，然后在她的窗口，拉一条长长的尼龙绳，晾上她的和他的被单，一条红的，一条蓝的，在风里噼噼啪啪地抖着。女同学说她聪明，男同学说他有一手。她置若罔闻，低头看着她的书。
正说着，就听外头有人叮叮咣咣地撞门。卷帘两个迎出去，见是星子领着望月站在过道上。望月穿一身厚实的羽绒滑雪服，鼻孔里呛着霜，额头上却有汗，一味地嚷嚷饿：“走了一天的路找着个好雪景，才画了一小时天就黑了。那鬼地方连杯水也买不着。实在没力气煮饭煲汤了。老板娘赏碗面吃吧，酸酸的多加点
九*九*藏*书*网榨菜。”卷帘一路嘟哝着：“这不是想吃穷我们家吗？幸亏仓里还有粮。”一边就到后面让厨子张罗去了。
他知道她很成功了，尽管不是她告诉他的。从法国来的人，时时会提起她的名字，当然没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妻子。她管着一个实验室，二十几号人。每年从她手里流过的经费，比他一辈子能挣到的钱，还要多出许多倍来。
轮到刘晰人不在跟前时，羊羊就猜，准是那口英文的事。便说起那日一同上街，刘晰的车在街上抛了锚，求保险公司来拖车。竟在外头冻了三个小时，也不见拖车来。后来还是羊羊去打电话催，才知道他没把街名说利索，丹佛丝街让人给听成了丹米尔丝街，害得人家拖车公司在丹米尔丝街口空等了半天，才掉头走的。这样的英文，哪个公司敢要？雇他怕还得先雇个翻译呢。
大学毕业时，她是从青海来的，理所当然地分回了兰州。他本可以分回武汉的，却二话没说随她去了西部。那几年的高原生活，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纪念，便是夜夜醒来时枕边的鼻血。后来有了冬冬，夜里起来热牛奶换尿布，她是一概不知的。有一回冬冬突然发起高烧，他半夜骑车去挂急诊，等到天亮才回的家，她正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问他上了哪里。轮到出国时，单位头头说：“你们两个，只能去一个。”她回家便交代他：“冬冬你要好好管教。”她随身携带的那两个大箱子里的裙子，还是他一条一条地熨平叠好的。可直到上飞机，她也没想过问问他，是不是也想出去看看。
她带他去了她的住所。她还住公寓，两个小小的房间。他却知道她不是没有钱去买个小洋房的。屋里连电视都是小号的，地上铺满了电脑里打印出来的数据纸，书堆遍了每一个角落。连水池里的锅碗瓢盆，也没有因着他的到来而事先洗出来。于是他便明白，他在她心里真是无可救药了。
卷帘见刘晰成日低头进，低头出的，话越发少了，看不过，一日便悄悄地说：“都说你那个专业，没有加拿大身份就难找工作。国防机密的，哪信得过你这个外国佬？依我看，你不如赶紧找个人，结了婚，把身份办下来，工作就好说了。要不，打听打听独立移民的事？都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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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就领悟了这片经过克制的悠闲是那个叫北美的新大陆所不曾有的，心就无由地感动起来。跑到路边，用口袋里所有的法郎，买了满满一捧的玫瑰花，塞到她的怀里。她惊异地站在午后的太阳里，面包屑撒了一地。没等她开口，他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用信用卡付了账，住进了旅馆。这是他认识她以来，自认为摆得最漂亮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作为句号固定在他和她的关系里，他回想起来，竟有了几分阿Q似的慰藉。
老刘接了过来，一看，是个连头带脸都蒙住的毛线帽子，乌黑的颜色，往头上一蒙，只露出阴森森的两个眼睛，倒是蒙出了一头汗。众人见了，都笑，说：“星子，你也不能给咱们老刘弄成这副三K党徒形象呀。这地方，别的没有，黑人倒是不少的。”老刘便有些窘。星子就恼了，也不言语，扭了身子就走。
从领馆出来，她说好不容易来了一趟，还不出去走走，看看街景。他就让她开着车领去了市政厅广场。天要凉没凉的，太阳融融地照着一地灰灰白白的鸽子，在脚边走来走去，叽叽咕咕地寻食寻伴。这个拿嘴巴去啄那个的羽毛，那个拿头去蹭这个的翅膀。待他俩走近了，便停下，仰头憨憨地看着他们，眼里没有惊恐，倒有些企盼。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面包屑，一点一点地喂鸽子。裙子夹在两腿中间，露出一丝白衬裙的底边。清道夫拿着长长的竹耙子，慢条斯理地捡拾着草地上的落叶。远远地望去，街上排着些方方圆圆尖尖的房子。那方的也不是太方，圆的也不是太圆，尖的也不是太尖。从敞开的窗和半开的门里流出来的人声，听在耳里是家常的热闹而不是经过夸张的浮喧。街角有人在拉手风琴，把一个低音拉得极细极长，最后断在若有若无之间。连风吹过梧桐树掀起的动静，也是小心翼翼的。
黄胖子听了，面皮便紫涨上来，只得嘿嘿地赔笑，却一句也还不得口。对这个小姨子，他一向有些怕。
刘晰的车子，修修停停，停停修修，鼓捣了一个秋天，也没鼓捣出个名目来。到了天上落起第一片雪花的时候，终于把车彻底修死了。拆了一堆的破铜烂铁，卖回了几个小钱，便死了买车的心，于是就坐起公共汽车打工来了。人一没了车，就跟树没了花似的，马上露出些落季的样子来了。
夏暮秋初的时候，她从里昂寄来机票，让他过去，又一再叮嘱他带上一应身份文件。他自然明白里头的意思，心里却暗暗存了个模模糊糊的希望—— 那女人如今问起冬冬来，嗓子总是哑哑的。早些年，她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凡女人年岁一大，经历了些事，就渐渐悟到骨血的亲近了。可亲近归亲近，冬冬三餐的饮食，四季的行装，女人却是不管的。冬冬从来就是他的职责。她若想要冬冬，怕就得把他也捎带着要了。
卷帘这头要和老刘说的事还没交代清楚，电话就丁零当啷地响了起
来，找星子。卷帘接了，说要去喊，那头说不用了，烦带个口信就好：周末有事接不了孩子了，让她自己想办法吧。便匆匆地挂了。卷帘就叹气：“这当爸的心也是够狠的。老婆不是了，孩子还能也不是了？两三个月才接一回的，还东推西挡的，能不来就不来。听说又去国内讨回个新的来。这回是个苏州女人，白白的，见人就笑，挺和善，倒比他拿得出手。他那一门子的亲戚，全是广东人，说的话她也听不懂，谁会去告诉她底里呢？”
怀着这样的想头，他去了趟里昂。他对她已经很生疏了。没有照片时，他甚至想不起她的模样来。她来接，站在对过隔着栏栅跟他招手，他的脑子嗡嗡地一片空白。他们之间，毕竟隔了十年了。她已经抵挡不住地老了。虽剪了个短短的童花头，留一额齐齐的刘海，脸上丝丝缕缕的，却都是沧桑。两眉之间的那几道纹，即便是笑着，也是郁郁的。只是身材还是挺挺的。薄薄的风衣在风里扬起来，露出里边一条浅蓝夹荷绿的丝裙子，配着手上黑鳄皮的公文包，像足了个新移民的女强人。想象着她隔着衣裳的消瘦，他惶惶地几欲转身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