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她停下脚步，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

我拥抱了他。我对他说需要道谢的是我，我应该谢谢他。

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了过来。看台上人头攒动，一个人可能给另外一个人打了电话，而后者又给其他两个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在一个公共球场上为荣誉而战。

雨从天而降，而且一下就是一整天。

“我自相矛盾吗？那好吧，那么，我自相矛盾。”

我们的校园是仿照大学校园设计的，有着小而舒适的方院和作为欢迎区的公共区域。围墙是用从当地采石场运来的淡紫色和浅红色的石英岩垒就的。人行道的两侧植有雅致的李树，在人行道的尽头则是一棵漂亮的圣栎，一棵象征着希望的“希望之树”，它在学校破土动工之前就被栽种在这里了。建筑师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做，于是他们种植了“希望之树”，然后要求建筑工人在围绕着这棵树建造学校时，要经常为这棵树浇水并使其能享有充足的光照。

我只是想再多打一会儿。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但我们没有停下来，反而打得更起劲了。现在现身的人们手中都拿着照相机。闪光灯一直不停地闪，它的光在雨点的反射下变得格外耀眼。但我毫不介意，而施特芬妮则根本没有注意到。除了网球、球网和彼此，我们对其他事物一概不放在心上。

这所学校的建筑师迈克·德尔·加托和罗伯·加迪森是本地人，他们对这一工程可谓倾心投入。他们花了几个月研究这个社区的历史，考察了全美各地的特许学校，并尝试了各种想法。然后他们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在迈克家的地下室里围着一张乒乓桌进行热烈的讨论，构建他们心中的蓝图。

我曾梦想我能够拥有一所有着尽可能少的枯燥程序的学校，一个能产生惊喜的地方，一个以惊喜为准则的地方。现在这一梦想已经实现了。无论哪一天，阿加西预备学校里都会发生一些“酷”事：比尔·克林顿可能会顺便来访，并教上一堂历史课；沙奎尔·奥尼尔可能会成为体育课的代课老师；当你走过大厅时，你可能会偶然遇到兰斯·阿姆斯特朗；你可能会看到戴着一枚来访者徽章的穆罕默德·阿里正同一名新生做空拳攻防练习；当你偶然抬起头时，你可能就会看到珍妮·杰克逊或者埃尔顿·约翰或者“地球、风与火”乐团的成员正在教室门口旁听。更多的惊喜：当我们为我们的体育馆举行落成仪式时，NBA 全明星比赛恰好要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我们会邀请1年级明星队和2年级明星队在我们学校的体育馆里进行他们传统的即兴赛，这也是在阿加西预备学校里进行的第一场比赛。孩子们会喜欢的。

“然后我来到学校，”他说，“我在这里重新找到了方向和希望，我获得了重生。所以我一直留意着你，阿加西先生。当你来访时，我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介绍给你，并且告诉你……你明白吧。谢谢。”

无论藏书网你的目光投向何处，你都会看到一些小装饰、一些精妙的细部活儿，这些细微之处彰显了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个地方完全代表着卓越。在前窗上蚀刻着一个巨大的单词，我们的非官方校训：信念。每间教室里都洒满了柔和的天然日光。南部的阳光从天窗照射进来后会被反射到高科技反射器上，然后此种反射器会再度反射，形成一种间接的漫射光，这种光无论是从阅读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有利于注意力集中这一角度来讲，都是颇为理想的。教师们再也不需要按灯的开关了，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能源和资金，而且可以使学生免受由标准荧光灯引起的头痛以及多数情况下的光线昏暗之苦。我对这种痛苦可谓记忆犹新。

如果雨没有停下来，如果我们不去打球，我可能会去我的学校，因为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去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它已经发展为占地2.6万平方英尺的综合性学校，拥有在校生500人，另外还有800人在等待入学。

我们的教职人员是最优秀的，但也是最平凡和朴素的。我们的雇佣目标是找到那些机敏的、富有激情和创造力以及愿意坦陈己见并全情投入的男士和女士。我们要求每名教师要做到一点：相信每个学生都可以学好。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极为明显、不言而喻的观点，但现如今事情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还希望传达什么别的信息吗？他们从一个9年级就已辍学的、最自豪的成就却是他的学校的人那里还能期望获得什么信息呢？

她朝我的反手位击出一记“施特芬妮削球”。我微微蹲下，然后尽可能用力地将球击回。我对她喊道：“宝贝，我的这一手可是为我们付了不少账单啊。”

“走吧，”我说，“我们出发！”

“愿意。”她皱起了眉头。她一直以来都是愿意的，但她不能代表那自从退役后已经给她造成了很多困扰的小腿。她向下看了看，该死的小腿。下周，她要在东京打一场慈善赛，以此为她在厄立特里亚开办的一所幼儿园筹集善款。即使这只是一场表演赛，她还是想做到最好。她再次感到了以往那种压力——力求完美的压力。而且，她不能不去想自己还保留多少球技。

她没有回答。

“雨已经停了。”施特芬妮说。

“这边。”

“嗯。”

当然，由于阿加西预备学校每天以及每年的上课时间都比其他学校的要长，所以我们的员工比其他地方员工的时薪要少。但他们的手边有更多可供利用的资源，因此他们享有更大的自由去改变孩子的生活。

我们认为学生们穿校服这一点很重要。网球衫和卡其布的裤子、短裤或者短裙，颜色则是官方认可的学校颜色——紫红色和海军蓝。我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同辈之间的攀比压力，而且我们也知道从长远角度来讲，这可以为家长节省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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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走进学校，我都会对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感慨良多：现在我竟然是一项校服政策的强制执行者。我期待着某一天温布尔登的某位官员恰巧来到拉斯维加斯并要求参观我们的学校，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当我提起我的学校严格的穿衣规范时，他的脸上会呈现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把钱递给了她。

施特芬妮说：“你想在哪边打？”

她笑而不语，只是拨开了挡在眼前的一绺头发。

每挥一次拍，她的情绪就会更高一点儿。她的小腿似乎并无大碍，她觉得自己在东京会表现得不错的。现在她不再担心她的伤了，所以我们可以打球了，真正地打球了。不久我们就打得非常高兴并沉浸其中，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雨又下了起来。当第一个旁观者出现时，我们也没有注意到。

“一年前，我的生活改变了。”他说，“我的父亲去世了，他被别人杀死了，谋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能够记住这一简单的“尊敬之歌”，并时刻谨记、认真践行，他们就能走得很远。

“在那之后，我真的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在网球包里翻出腕套、胶带和口香糖。

“14美元。”

她对每一记球都全神贯注，每一记球都很重要。她从不知疲倦，也从来不会失球。注视着她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特权。人们问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词可以对此完美诠释，但有一个词大致能表达这种感觉，这个词就是——特权。

我对施特芬妮喊道：“我们复出吧！你觉得怎么样？”

无论是在大厅里踱步，还是仔细观察每一间教室，我都能感受到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珍视。我能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来，能从他们的姿势中辨别出。从学校的教职员工那里我已经听说了他们的故事，我知道学校以很多方式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会叫他们写一些个人化的文章，然后我们会在一年一度的募款会上表演的节目中引用。并非所有的文章都是关于磨难和艰辛的，远非那样，但那些文章让我记忆深刻。比如那个和她身体虚弱的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她的母亲由于无法治愈的肺病已经好多年不能工作了。她们挤在一间蟑螂肆虐的公寓里，该公寓位于黑帮横行的街区，所以学校是她的避难地。她的成绩出类拔萃，她曾经自豪地说出了以下令人动容的话：“这是因为我想如果我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好，就不会有人问起我家里的事情，我也就不必讲述自己的故事了。现在我17岁了，尽管不得不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恶化，尽管不得不与血腥和蟑螂生活在一起，尽管不得不努力工作支撑这个家，但我知道自己会考上大学的。”

我们无法在雨中燃起熊熊烈火。

“嗨。”

“还没结束呢。”我九*九*藏*书*网对她说。

我们还有另一项规范，即要满怀敬意地开始每一天，这可能也是这所学校众多特色中我最欣赏的一个了。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把头探进任意一间教室，然后叫孩子们起立背诵：

他的眼睛湿润了。

在这一周里，我们都在筹划着周末去球场上对练的事。这一天终于来了，结果却是拉斯维加斯整年中少有的雨天。

“呃，可以。”

“你好。”我说。

我们的肩膀松弛下来，我们的肌肉兴奋起来。节奏加快了。我干净利落地猛力击球，我的妻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已从漫无目的地击球转变为干净利落地得分了。她打出一记精彩的正手球，我则奉还一记呼啸而去的反手——落网球。

我们离开门厅，走到一个阴凉的角落。

她穿上网球裙，我穿上运动短裤，我们沿街开到了一个公共球场。在那个小小的球具店里，柜台后那个十多岁的女孩正在看一本八卦杂志。她抬起头时，口中的口香糖差点儿掉了出来。

还是没有回答。她的专注，像往常一样使我惭愧不已。就像她在球场上从来都不会进行无用的跑动一样，她也从来都是惜字如金。J.P.曾经指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我父亲、吉尔和施特芬妮——他们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对于这三个人来说，他们最强大的沟通方式都是肢体语言。

学校占地面积有限，只有8英亩，但空间的缺乏实际上契合了建筑师们的总体方案。他们想让这个校园的布局象征着一段短暂却蜿蜒曲折的旅程——就像生命一样。无论学生们站在哪里，当他们看向一边时，他们都能够大致看清自己去过的地方，而当他们看向另一边时，则可以大概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可以看到中学那几栋高高的教学楼在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不过他们听不到年纪较大的那些孩子的声音，因为我们不想吓到他们。中学的学生可以瞥见小学的教室，他们正是从那里起程出发的，不过他们也听不到操场上的尖叫声，因为我们不想打扰他们。

我对这所学校的美学方面的一个小小贡献是：我在高中教学楼的公共区域放上了一架施坦威钢琴。当我把钢琴运过来时，所有的学生都围拢了过来，而当我弹奏出《依靠我》（Lean on Me）时，他们都大吃一惊。而最令我高兴的是，学生们并不知道我是谁，而当老师们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时，他们的反应也不怎么强烈。

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在反手斜线球上失手。我盯着“躺”在网上的那个球。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很不爽。我对她说那使我感到很不爽，我觉得自己被激怒了。

“多少钱？”

他们还建议学校的建99ｌｉb•ｎeｔ筑可以具有教育意义，可以作为讲故事的载体。我们可以讲述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在初中的教学楼里，我们悬挂着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当然还有曼德拉的巨大头像，并把他们那些激励人心的箴言警句印在头像下方凸起的玻璃上。因为我们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非裔美国人，所以我叫迈克和罗伯在一面墙上镶嵌了几块大理石花纹的玻璃，并在其上绘出北斗七星，然后再单独镶嵌一块这样的玻璃来代表北极星。北斗七星和北极星是奴隶逃跑时的指路灯塔，引领他们走向自由。

“当然。”我说。

“我们想租一个场地，租一小时，可以吗？”

为了争夺一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打，持续了10个回合，不，15个。终于，我失掉了这一分。球场上全都是球，我一把捞起三个，然后把一个放在了我的口袋里。

我的主题，我想，应该与内心的矛盾有关。一个朋友建议我重读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

另一个4年级的学生则写出了她与她父亲的痛苦关系。在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的父亲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最近，在他出狱后，她去见了他，发现他已经瘦骨嶙峋，并和一个面容枯槁的女人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散发着阴沟污水和病毒的臭气的房车里。在一种不想重蹈其父母覆辙的强烈渴求的驱使下，这个女孩在阿加西预备学校获得了成功。“我不会允许自己重蹈别人的覆辙，我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永不言弃。”

“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是个被认可的观点，现在它为我导航，它是我的北极星。那就是我将对学生们说的话。生活是一场充满着对立两极的网球赛——赢和输，爱和恨，开球和完赛，这有助于你尽早认识到这一痛苦的事实，然后认识到自身也是两极对立的矛盾体。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点或者与其和解，你至少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继续前进。你唯一不该做的就是忽视它。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一座迷你圆形剧场，其中一个蓝色球场被金属材质的露天座位所环绕。我们把各自的包并排放在一起，然后开始舒展身体，并不时发出“哎哟”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忍不住彼此逗趣，连连感叹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运动过了。

她说：“你可以用中心球场。”

我自己也在思考着相同的问题。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在美网期间，我最后一次踏上了球场。转眼间，一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2007年的秋季了。

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叫他从头开始说。

然后我笑了起来，施特芬妮也笑了起来。我们又重新开始。

“你和我，”我说，“我们这周就宣布这一决定。”

在较高的年级，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大学上。我们反复告诫孩子们，阿加西预备学校只是一块基石，不要就此满足。我告诉他们，大学才是目标之所在。为了防止他们忘记这一点，学校里到处都是相关的提示：墙九*九*藏*书*网上整齐地挂着大学的旗帜；一条主走廊被命名为“大学街”；两栋主楼之间有一座从未使用过的金属材质的人行天桥，这条天桥直到2009年才会被启用，届时我们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将获得他们的高中毕业证书，并开始新的征程——进入大学。穿过这条天桥后，这些毕业生们会进入一间密室，然后要在一个本子上签上他们的名字并为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写上几句话。以后下一届毕业班的学生也会来到这里，然后再下一届，所有毕业班的学生都会来到这里。我都能想象出自己面对第一届毕业班的学生做演讲的情景了，我已经同 J.P.和吉尔一起着手推敲我的演讲词了。

施特芬妮又看了一眼阴云密布的天，然后看了看表。“繁忙的一天。”她说。她还得去学校接杰登，我们只有这一段空闲的时间。

这所造价高达4000万美元的校园拥有孩子们想要的一切：一间播放电视的高科技演播室，一间拥有靠墙放置着数十台电脑和一个柔软舒适的白色大沙发的计算机房，一间拥有同拉斯维加斯最奢华的俱乐部里的器械一样高档的一流运动室，还有一间举重训练室、一间讲演厅以及同这座城市里最好的酒店里的盥洗室一样现代和整洁的盥洗室。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地方仍然像刚刚被粉刷过一样，崭新如初，同它落成那天一样闪闪发亮。学生们、家长们以及社区的居民们，每个人都很悉心地呵护着这所学校，因为每个人都是这里的主人。从我们初次到达这里直至现在，这个地区尚没有完全实现振兴。不久之前，当我在这里闲逛时，有一个人就在街对面被枪杀了。但是8年过去了，这里却没有一扇窗户被打破，没有一座墙被涂鸦。

“好吧。”她说着后退到底线。这说不通，但我就是这样，她知道。我们还有事情要做，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并开始做那件事情了，我也是。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又打丢了一球。她眯起眼睛，等着我。

我发球，她回球，然后她像拍蚊子般向我挥了挥手，这是她特有的方式，意味着她要走了。该去接杰登了。

她轻轻地击出了一记正手球。当我缓慢吃力地朝那个球奔去时，我的身体就像铁皮人那样嘎吱作响。我挥拍将球击回，然后我们徐缓地、试探性地对打了数个回合。突然间施特芬妮大力击出一记反手直线球，球就像一辆运货火车迎面呼啸而来。我瞪了她一眼。你想像那样打，是吗？

“你们营业吗？”

“好的。”

她正走出球场。

不久前，当我步行穿过高中教学楼时，一个男孩拦住了我。他今年15岁，眼神热切，神情友好。他问我是否可以和我私下聊几句。

施特芬妮凝视着天空说道：“你觉得怎么样？”

“去吧，”我说，“我们试一试。只要你愿意，我就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