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对潘际垌叹息说：“暂时还是不要发了吧。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听了这些流言和非议，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只是浅浅的一笑。他再也不是“文革”期间无所适从的巴金了，他也不再是自己在〈随想录〉自责的巴金了。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当然不是因为听了萧乾的话才决定在文章中讲真话的，巴金是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就已经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现在当巴金听到一些意外的杂音，没有更动自己写〈〈随想录〉〉的计划，他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笑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

潘际垌的眼前又浮现出巴金那张含笑的脸庞。早在数十年前，他就是通过向巴金约稿，才有幸与这位以《家》和〈〈寒夜〉〉蜚声海内外的大作家的。几十年过去了，巴金留给这位资深编辑心底的印象，似乎始终与微笑、温和、谦逊、宽容这样字眼不无关系。可是如今他竟为了一件小事发起火来，而且从老人来信中的字句里不难看出，巴金的火气是不可遏制的。

潘际垌当然不肯就这样中断那个几可做为《大公报》名牌栏目的《随想录》。他仍然给巴金写信，他仍然不断向老人发出约稿的请求。潘际垌理解巴金的自尊心，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剌痛更为严重的了。潘际垌并不介意老人的激愤言词，他知道巴金之所以在他主持的《大公园》中设栏，并连续发表杂文、散文和文彩辉煌的随笔，当然不是为着名利。老人早在他发稿之始，就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不索取稿酬！”

巴金走出他幽静的小院以后，街头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笑脸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作家，由于浩劫他已经整整失去了11年宝贵光阴。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老人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九*九*藏*书*网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流。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和那些十多年里不知去向和音讯的友人又续上了关系。

老人也心里清楚，就这样放弃自己凝聚心血的《随想录》写作，确实有违自己的初衷。并非巴金的胸襟狭窄，也决不是他以纵横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资历来面对编辑的疏忽，而是他不能继续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挑战和篾视。既然潘际垌仍然希望把他的《随想录》继续下去，那么，巴金为什么就只有这样一点点雅量呢？

出现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虽然受到种种难堪待遇和痛失萧珊的精神磨难，然而老人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让所有劫后重逢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金的头发尽管已银白若雪，然而头发是代表一个人性格的，那些白发依旧倔强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友人说：“我还是从前的巴金，一点也没有变！”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他似乎看到一双含怒的眼睛正在那里怒视他和无理删改他文章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巴金没有涵养吗？非也！没有谁比潘际垌更了解巴金的为人了。那么，是“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地位的看涨，他会一改多年的谦和性格而变得傲慢无礼了吗？也不是。潘际垌知道像巴金这样的慈祥老人，即便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性格中固有的东西，那就是善良与谦逊。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

老人是为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写作计划的实现，正在百忙中灯下奋笔。他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他希望把自己60多年对人生的阅历、感受与思考，都通过笔下文字留给后人。而他潘际垌所承担的编辑重责是任何当编辑的人都无法相比的。想到巴金最后将写下几十万字的浩瀚巨篇，想到他的〈〈随想录〉〉最后要集结出版，潘际垌就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九-九-藏-书-网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那样做不仅对《大公报》不利，也会给巴金的晚年带来无法弥漫的缺憾。潘际垌心里十分清楚，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无疑是在以毅然和坚韧维护一个作家不可侵犯的人格！

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可是，也被人粗暴的删掉了。他知道潘际垌对自己是绝不会如此粗暴横加删改的。即便他想删改，也会征询巴金的意见。可是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文章的背后莫非有什么不需要作者了解的背景吗？

此文在香港《大公园》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除巴金的文笔老辣，看问题的尖锐，当然还有巴金非同寻常的名气，这一切必然都会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读者的欢迎。于是潘际垌就再次约稿，巴金也就再写了续章《再谈（望乡）》。

巴金的《谈（望乡）》便成了他《随想录》中的首篇！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巴金也会发火，而且这火一旦发作就让人吃惊。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如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的少见震怒，让报社里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可是，让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在上海当然会有一些反映，不过反响并不强烈，而北京则不同了，那时已经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99liｂ•nｅｔ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接下来潘际垌决定继续约巴金撰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那时已经对自己是否写一部数十万言的《随想录》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他感到自己应该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一部同类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后。赫尔岑是俄罗斯人，他可以写一部让人垂青的〈往事与随想〉，卢梭可以写一部让后人惊警的〈忏悔录〉，那么，巴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同类著作呢？产生这种大胆的想法以后，巴金就决定把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作为他“文革”后期的练笔，再以大量随笔写成自己的《随想录》，这样两稿齐头并进，既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时候，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写得不顺利。他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断出席与他相关的外事活动和集会。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这是十几年来过惯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动成了老人的强烈欲念。那年春天，当他出席上海文学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时，多年来与世隔绝的一批文艺界老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隐居的巴金。

“为什么？”潘际垌不理解主编的谨小慎微。在他看来这篇《鹰的歌》，是自己好不容易约来的。刚刚受到伤害的巴金，想吐吐心中的愤慨也在情理之中。他为此据理力争地对主编说：“巴金把自己比作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这有什么不好呢？他是一个说惯了真话的作家，他说那折断了翅膀的鹰是因为受了伤，才不得不陨落大海，调子虽然有点悲凉，可是，他的文章仍会给读者以振奋的力量啊！”

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老人眼神里好象在燃烧着一股火，那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向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巴金那如火如铁的坚韧性格，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敏感事件上显露出来。原来他并不是一个惟命是从、没有思想也没有主观意志的人！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宁可中断与《大公报》的联系作为发泄的条件呢？显而易见是这表面上寻常人不以为意的小事，已经深深剌痛了老作家的心。没有什么比无故擅动他笔下文字更让老人震怒的了，因为在巴金看来这是对他的一种侵害与侮辱！

原来，就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9９ｌib.ｎｅt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本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写任何敏感的话，只是流露出巴金对这位前辈师长的真诚感情。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明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垌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巴金反复把那篇遭到报社删改的文章看了又看，他一人来到了小楼的顶楼。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俯望楼下那幽静的小院，萧珊在时的那个秋千架，现在早已经荡然无存，花花草草在经历那场灾难以后也变得稀疏凋零，侥幸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两棵萧珊与他同栽的玉兰树。老人站在灰暗的暮年晚霞中，严峻的面庞上镀上一抹淡淡的金辉。他心绪很复杂，眼神里又流露出那常有的淡淡感伤。这种神情在当年抗日的烽火中曾经有过，“文革”后期巴金眼神里的忧郁早已经消逝和淡化了，然而如今他这扇心灵的窗口再一次映现出了他心底的忧虑。

当在香港的潘际垌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他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为《随想录》，专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发表随笔。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已经从激愤中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吃过十年辛酸悲苦的他，最终又开始冷静面对身边的一切。巴金开始理解好心的潘际垌，开始理解香港《大公报》的主编和同仁们了。巴金知道自己不应该因为这一点点不愉快，就轻易放弃自己晚年最想做的事情。他的著作已经可以等身了，巴金即便不写这部《随想录》，他也无愧于当代著名作家的荣耀。然而，他有许多话又非要说不可，而这些随想的文章，能否在自己走进暮年之前一篇篇刊发出来，最后再分别集结成几部可以传世的《随想录》，则是他引为至重的事情。于是，巴金在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又开始频频挥笔了，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回到楼下书房，在灯下重新摊牌开了稿纸，他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垌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写上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当时并没有当真，在那种时候，“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可是极左的思潮并没有因为这四个代表人物走进历史的尘埃而烟消灰灭。所以巴金对那些发自暗中的非九_九_藏_书_网议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讲真话了，过去11年他不敢讲真话，已经感到有些对不起读者。如果现在他再不敢讲，那么又如何让自己心安呢？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垌投稿。他写的随笔也仍像往常一样如期刊发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里。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以至于让巴金知晓真情后脸色因气愤而涨红了。这是老人多年来很少发的怒火。

巴金在上海看了潘际垌的信，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

巴金吃惊的是在这篇纪念鲁迅的文稿中，凡是他笔下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只言片语，几乎全部遭到了大刀阔斧。他实在不明白，国内已经在开始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也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仍然不喜欢听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已经被实践验证了的“文革”呢？

巴金在那些熟悉他的友人中，始终是一位谦和温存的老人。他从来都是低调生活，性格儒弱而拘谨，写文章当然也文如其人。很少有人见巴金为了某一件小事发脾气。然而当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叽喳之声越来越大时，巴金在他的朋友面前终于说了心里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文革”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在小说《杨林同志》写作快要杀清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更加炎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