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经历是非，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道：“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做法，才使“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有些伪北大教职员与傅的对立面，公开宣称傅斯年是胡适的一名打手，但傅却不承认，他在史语所复员南京时的酒会上，公开对众人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孟真足下：

骝先、孟邻、孟真三兄鉴：

正是内心存有这样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处理北大事宜，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等。蜗住在北平的伪教员们闻听傅斯年摆出一副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模样，既惊又怕，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已经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浑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属于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并纠集起来共同向时任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表示自己的正统与合法性，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于11月7日北平《正报》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借此抗议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曰：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容庚　 白对容氏这种汉奸还是汉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诡辩，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并在与北平驻重庆特派记者约谈中，爱憎分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对谈话内容作了披露：

在一连串的困惑与称奇之后，周作人便祭出最后撒手锏，主动邀请记者前来谈话，他一袭长衫、文质彬彬状端坐“苦雨斋”，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慢条斯藏书网理向外倾倒肚中的苦水并夹杂着申辩，称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云云。只是所有的申辩都归于徒劳，此时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真正体会了一把“穷途末路”这个词语的味道。面对日暮途穷的时势，他不再继续努力与前行，索性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办法，“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了。就在周作人饮罢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挽歌。

此文刊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曾被鲁迅指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学者、时在台湾师大任教的梁实秋就曾出面回应道：“南宫博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江、微、鱼电敬悉，缓复乞恕。世界教育会议，当勉强遵命参加。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孟邻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孟邻兄之领导。曾于上月托张仲述带信与北大同仁恳切工述此意。孟邻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孟邻兄之归，此意至诚恳，乞亮察，并乞转陈主席与咏霓兄，并恳转致北大同仁，至感。弟在外八年，结束稍需时日，拟明年二月海道归国，并闻。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复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等政学两界大腕。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形态立即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入会者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对傅氏张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场不无讽刺地谓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听罢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见傅脸呈猪肝色真的动起怒来，怕节外生枝，引起对方的心脏病，遂不再攻击。事后，傅斯年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由我负责。”不管朱家骅听不听，傅斯年摆出一副“太上”的架式当是附合实际的。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

当傅斯年在重庆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时代还明确支持过傅并为之张目，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且有威胁警告性地“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遂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居家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藏书网作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结尾处写道：

弟胡适蒸（十月十日）电文发出，礼数算是尽到，既是答应暂代一时，那“一时”的长短与何时权归旧主，只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这封电报，意味着蒋梦麟与北大彻底脱离关系，这时的蒋或许已经料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付出过心血与痛楚、充溢着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大学了。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率领梁山一带的英雄好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挥动花和尚鲁智深遗赠的月牙铲，或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喝了宋江端来的毒酒砰然倒地后遗落在家乡的黑铁铜头板斧，来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还参加了满清入关后首次乡试、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并做了满清王朝的高官大员，一直耿耿于怀，深以为耻。对与自己同一时代的亲朋故旧、同事友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小鬼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按入老虎凳罐一顿辣椒汤，或干脆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据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沉森对存在台北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整理研究，发现许多细节都与傅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比如他特意收集一小袋有关郑成功坟墓、祠庙的照片，并在其中一张照片背面题道：“民族主义者郑成功起义的地点是南安县东文庙。”又如他在抗战胜利后马上写信到北平问文天祥祠是否无恙，后来当他为开除日据时代北大“伪教员”一事与北平教育界闹得不可开交时，请视察北平的蒋介石与自己同游文氏祠，并合照于“万古纲常”的匾额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更细微之处，如傅斯年在记笔记时，将有关中亚历史者列为“虏史”；又如傅氏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作者主张以历史上几个胡人政权为正统的文字时，便写了不少眉批痛斥凌氏。此外，还将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对教会学校的排斥与竞争。当年傅斯年与陈寅恪等竭尽全力耗巨资购买从故宫流出的明清内阁档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这批珍贵资料流落到燕京大学，尤其是日本人之手。更有甚者，傅斯年曾说过，宁愿中国赤化，也不愿做日本的殖民地。而在史语所大举校《明实录》时，历史学者吴丰培来函建议参校日本的善本，傅氏回答说，“即使日本有善本也不用”。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入狱两天，暂时无法继续与之叫板对骂。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就在傅斯年、郑天挺、周炳琳对蒋梦麟的离职满含悲愤口诛笔伐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持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变故，并以和事老的口气不愠不火地为蒋开脱，强调梦麟此举实乃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诸教授的怨声与愤慨。当国府发布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后，胡没有推辞，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也不容许推辞。回国执掌北大，无论是对胡氏个人还是政府，都是一件保存体面、如释重负的最好解脱机会。但在正式出山之前，像过去皇帝登基需要有一个“劝进”程序一样，表面上的“逊让”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于是，胡适拍发了一封致朱家骅、蒋梦麟（南按：胡文称孟邻）、傅斯年三人的电报：

9月25日，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为此次会议结束召开宴会并致辞，大旨为：1.各校迁移应在明年课业结束之后；2.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数外，宜留设原处；3.战后建设应农、工并重；4.未来学校发展应质、量并重云云。重庆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可谓中国教育、文wwｗ.９9lｉｂ•net化界的分水岭，越过这道标志着战前与战后的山岭，那潜流汹涌的溪水很快与社会大潮融汇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国大地上喧嚣奔腾起来。会议过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当陈、郑二人抵达北平，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颇感头痛的麻烦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未随校南迁，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原清华、北大教授，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鲁迅之弟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容氏出任文学院教授。此次陈雪屏北上途中，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等事宜。总体方针是不管是真北大还是伪北大，全部照单接收，然后把教职员弄到一起办学习班，鉴别之后再作是否录用的决定。但这一点与傅斯年的想法大相径庭，因而导致抵达北平接收的陈、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傅斯年于重庆、北平之间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呈火烧眉毛状荡涤汉奸，办理北大复员事务时，西南联大的大本营、战时文化中心——昆明，又乱将起来。

卢沟桥事变正当庚南归过汉之时。在粤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职责，乃复北归，黾勉四年，成《重订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数书。教育部授以二等奖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聘为通信研究员，不虞之誉诚非所堪，差幸不见弃于国。太平洋事变，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犟，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以施教于燕大者施教于北大，于其暇日，复成《卜辞研究》、《倪瓒书之著录及其伪作》数种。……当北大等校之迁于西南，而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优先聘任留平之旧教职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及增加日文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更。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日寇之所望于学校者，欲使学生时间一半读书，一半为之工作。则教职员生活所需，皆可配给。遭同仁一致之拒绝。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忧为之！然而借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呈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员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斥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之视吾辈为汉奸，啼笑皆非，所谓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九*九*藏*书*网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最后记者问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924年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昶、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收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容氏曾一度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去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于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作了如下报道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一早冒着迷蒙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又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通过这次会议，傅斯年更加认清了教育界局面复杂与派系争斗的险恶，他在给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道：“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相约者，弟固跳火炕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从此信可以见出，傅斯年已做好与一切北大之敌开打的准备了。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傅斯年向记者提出了四点重要声明：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转身投向其他的学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与“恨其不争”的指斥。周氏对此愤恨不已，并将这愤恨倾泻于笔端以示发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记中写道：“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糟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再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颉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

许多年后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说：“我曾写过一篇题ｗｗw.9９ｌｉb.ｎｅｔ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岂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与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因胡适尚在美国，在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按朱家骅的说法，傅“不得不勉强答应”。

……北平警官学校，未闻以伪逆见斥，而施之于三校者，无他，饭碗问题也，接收诚易事，政府当不吝此数月之经费。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迁回北平，则教员之聘任，尚志尚功，有难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而言，在真校则有唐兰，在伪校则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从患难之唐兰。以言尚功，则经验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　 　之玉尺，正不知孰为短长。一校既不能兼容并包，何去可取，殊难斟酌。余谓此无虑之见也。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一副活脱脱的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1932年，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当抗战军兴之时，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说的几种人之内——很不幸，属于最不齿的“叛变”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