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有历史的西部精神，有现代的西部精神，有外来拓荒者的西部精神，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西部精神不是一种固有的不变的精神形态，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流。好比我们经常提到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的存在具备三个条件：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必须要有。也就是说它曾经在雷锋这个人身上发生过；直到现在它还在许多人身上发生着；作为一个社会，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都必须要有一个健康优良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西部精神也是这样，它曾经在许多个人和集体中发生过；它现在还在流传，而且子子孙孙都将流传下去；在全球都在提高生存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相对落后的西部极力寻求现代文明捷径、寻求困境出路的时代里，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可以这样说：雷锋精神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和道德水准的精神，西部精神是一种关于人类和自然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精神。它是一条川流不息的精神长河，来自有知走向未知，来自行动走向愿望，来自午夜走向黎明，来自历史深处走向未来世界。在这样的长河里，如同每一朵浪花都可以认为自己是水一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西部精神的体现者。

我在平均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地区，多次看到过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在这个年龄上都还能干活，都还活得很健康、很愉快。我相信，在他们的体内一定有抵抗高寒和缺氧的遗传基因。而在藏北高原的文部区当穹乡，次桑老人活到了一百零六岁还在放牧捡牛粪。采访他的人说，他虽然出生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草原牧场，但生理机能从小就适应了高原的气候和缺氧的环境，加上他本人有着良好的劳动习惯和愉快的心情，所以就成了生活在雪线之上的老寿星。对雪线上的人生来说，活着就是精神，是第一层的精神；健康地活着更是精神，是第二层的精神；长寿地活着自然就是第三层亦即最高层的精神了。但无论是活着，还是健康着、长寿着，都是精神现象的表面形态，而精神形态的内核则是感情对土地无条件的眷恋和生命对自然绝对的依赖。

千里万里地朝拜，磕着等身长头一年两年地向拉萨朝拜，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朝拜。朝拜的路上，老人死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老人的尸首，又继续三步一磕头地前进了，就像歌儿里唱的：“没有感伤，没有诅咒，也没有眷恋。”因为他们坚信是佛把老人的灵魂收到天上去了；或者说，在佛的关照下，老人的本次轮回终于结束了，下次轮回很快就要开始了。这样一次次地轮回，积攒到一定程度，灵魂就可以升入天堂了。这是信仰的力量，是生命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对生与死的超越，是对视死如归这样一种义士品格、高人境界的最平凡的演示，而在人的一生里，在物质世界、亲情世界、享乐世界的无穷魅惑中，有什么比视死如归更能成为我们因为缺少而又亟待拥有的龙马精神呢？什么叫“涅槃常乐条条都是庄严路，生死轮回处处总成解脱场”？这就是。

对于历史的西部精神我们当然不必追溯到古代。古代西部尽管有着莽原一样平九*九*藏*书*网坦的巨山，一样超拔的精神平台，但那种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为主要内容的战争行为，并不能鼓动和启示我们今天的生存信念，更无法改变和促进我们今天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生存方式。所以有必要说明，我所说的历史的西部精神中的“历史”，仅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

这是产生于1955年的《勘探队员之歌》，老拓荒人都会唱。这是社会赋予一代人的情怀，是那个时代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激动。这一代人到了西部，就成了永远的西部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晚年常常要落叶归根，但在感情、事业以及和单位的隶属关系上都还是西部的一部分）。他们挣钱吃饭在西部，成家立业在西部，生荣死夭在西部，甚至在给儿女起名字时也尽量表现出一种符合时代风尚的倾向：张建青，就是建设青海；李建宁，就是建设宁夏；常爱新，就是热爱新疆；王兰生，就是兰州出生；赵改荒，就是改造荒凉；陈戈花，就是戈壁之花；刘志疆，就是志在边疆。孩子是人的最爱，自然要用最美好的愿望来命名。尽管这种愿望里不免也有无奈和被动浸透其中，但更多的仍然是以社会需要为驱策的主动行为和昂扬精神。这就是历史，就是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豪迈和充实也带来了苦难和虚妄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有一种精神叫西部精神，有一种“西部”是精神的西部。

虔诚就是精神，热恋也是精神，信仰更是精神。

现在他要出发，出发去干什么？去公路边看汽车。他骑在马上，整整一天都在走。终于看到公路了，他从马上下来，脱下礼帽，向路过的汽车致敬，然后坐下来，吃着干肉，或者奶皮，眼光不时地扫向路面。汽车又来了，他忙不迭地脱下礼帽，再一次向汽车致敬。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他站起来，骑在了马上，朝着他今天看到的最后一辆汽车摇晃着礼帽，走了，越来越远了。他是杂多草原的牧人，他一整天的行走当然不是为了见识见识汽车，汽车他早已见识过了，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空落落的心平静下来，照我们的语言就是驱散寂寞。我曾经多次见过这样的牧人，他们太寂寞了，好几个月都待在一片只有自己一家人的草场放牧牛羊，他们驱散寂寞的办法就是上公路看汽车，或者满草原乱走，走一两天的路程找到一户和自己同样寂寞的人家，走进去说说话，喝喝茶，吃吃糌粑吃吃肉，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去，把自己的见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家里人。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能用最简单的办法驱散这样的寂寞，然后心情舒畅地活着，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自然也是精神的一种。内地人很难理解这种无所事事的晃悠居然也和所谓的精神沾边，而我想说的是，战胜寂寞往往比战胜任何灾难更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忍的精神，因为灾难是暂时的，寂寞是长久的；灾难有形有色且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寂寞没有形迹却强大无比，且不会有人帮助你解决，要想打败它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的精神强大到了能够战胜任何孤独、任何寂寞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强大。

这三十年里，我们国家有过多次支援大西北的行动，比如大批干部的西派西调、内地工厂的整体西迁，底层移民的西进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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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边运动——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端就是支援大西北，它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就有许多青年去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那时候的特点是：国家需要、政府号召、集体行动、个人服从。个人的浪漫情怀、理想色彩以及自我追求、生活选择，都要放在国家需要和集体主义的前提之下。所以历史的西部精神，应该是以建设边疆、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生命奉献，是集体英雄主义前提下的自我实现。其中不乏浪漫，不乏理想，不乏真诚，不乏感动，不乏筚路蓝缕的开拓功绩；也不乏伤情，不乏悲剧，不乏失败，不乏岁月蹉跎、青春虚过，不乏“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的理想破灭。但不管是寸功不展、坐困以待的，还是功成名立、锦旗报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运左右着人的命运，环境支配着人的功败，正所谓：“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大马强，小马壮，高山挺，石自坚。”这些从历史的尘烟中沿着命运的轨迹走到今天的人，特别地喜欢怀旧，一有机会就会把感情沉浸在已逝的岁月里一唱三叹。2003年春天，我在青岛参加了一个老拓荒人的聚会，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回忆过去的事，吟唱过去的歌，到最后竟一个个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

和历史的西部精神相比，至少在理念上我们应该相信，现代的西部精神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情不自禁的投入，是对生活目标和存在意义的一次追问和肯定，它让个性变得重要，让生活多了一些悬念，让行动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少了一些平庸，多了一些崇高。近些年从内地走向西部的人许多都是多少有一点现代意识的都市知识青年，他们的生命激情一般都建立在温饱之上、生存的保障之上，这样的激情献给谁？献给家庭，献给柴米油盐醋的庸常生活，献给面积日见庞大、活动空间却日见狭小的内地城市，好像都容纳不了，而且也不甘心，那就献给西部吧。概念中的西部是博大而宽松的，那里的一切都是初级阶段，那里有太多的空白点，有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什么样的激情都可以容纳。“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毛泽东的这句话至今还在激发着他们的想象，还能成为鼓舞和驱使他们走向西部的理由。他们作为新一代的西部拓荒人，意向中的事业宏大而抽象：拓土地之荒，拓企业之荒，拓品牌之荒，拓生命之荒，拓精神之荒。总之，就是想干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想过一种别人不敢过的生活。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生在世，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但实际的状况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他们必须立足并企求个人有所发展和创造的城市，早就不是“一穷二白”的面貌了，内地拥有的它全有，包括市场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也包括人群的拥挤、机会的难得和理想工作的难找。不久他们就明白，真正需要他们的仍然是边远的农村牧区，只有在那里，才会有不仅是概念中的也是事实上的博大和宽松，才会有太多的工作空白点和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问题是，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会让他们志得意满吗？会带上浓厚的９9liｂ•ｎｅt个人主义色彩成为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情不自禁的投入吗？会让生活多一些悬念、多一些崇高，而少一些平庸、少一些碌碌无为吗？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理念中与期待中的西部精神和实际需要与必须体现的西部精神往往是南辕北辙的，包括西部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永远不可能让浪漫的都市知识青年一来就是老板，就是领导，就是叱咤风云的英杰，就是痛饮黄龙的胜利者。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都得从脚下开始，都得从最庸常、最平凡、最底层、最基础、最琐碎、最不起眼开始。和意向中事业的宏大抽象、独领风骚完全相反，你必须要干的恰恰是别人早就干过的事情，必须要过的也恰恰是别人早就过过的生活，你不可能是个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你只能在别人开垦过的土地上开犁播种。你的成功也许仅仅在于别人由于天灾人祸只收获了一百斤，而你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稍一用功就收获了一百五十斤。能用一生的惊喜和好奇去做别人不想做和做烦了的事情，也许这才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才是“人生在世，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的最好说明。

对本土的居民来说，西部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乡土的感情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又滋生发育了越来越浓厚沉实的感情。很多情况下，感情就是精神，或者说有感情才会有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生命和西部土地的融洽上，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最严酷的条件下相依为命、合而为一的状态中。比如青藏高原，其地理特点一是高峻，二是寒冷，因为高峻，它缺少氧气，因为寒冷，它稀有物种。但这并不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永恒的对抗当中。恰恰相反，正因为环境艰苦、气候恶劣，人与自然才有着更为强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启示我们，人只有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水的一浪、山的一石、树的一枝、地的一壤，才可以绵绵瓜瓞似的繁衍生息，才可以几百年几千年地以严寒为家、以缺氧为侣。在这里，依附就是一切，人的全部精神都体现在依附自然并且好好活着的漫长过程中。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在空气最少的地方，在阳光最多的地方，在河流最密的地方，在地域最广的地方，在寂寞最盛的地方，在生活最难的地方，在死亡最易的地方，一种精神正在生长，一种不屈服于苦难和落后的人格精神正在诗意地生长，一种源于爱情、源于自然、源于信仰、源于崇高的悲剧精神正在艰难地生长。

依赖既是功利的、世俗的，也是理想的、宗教的。尤其是在青藏高原，宗教的依赖往往把“万物有灵”的信念看成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唯一准则。这个准则把自然作了完全人格化的处理，人的环境不再是简单的山川湖泽、日月风云，而是一个灵灵相同、灵灵相亲的童话世界，每一棵草、每一棵树、每一片湖、每一座山、每一块石头、每一朵云彩，都是七情具备，六欲完整的。你委屈了它，它会伤心；你得罪了它，它会愤怒；你损害了它，它会报复；如果你巴结它，和它搞好关系，它就会带给你无穷的幸福。自然既是人的生存伙伴，也是人崇拜敬畏的对象。正因为这样，在青藏高原，在那些原始苯教和藏传佛教盛行的地方，野生动物是保护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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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植被是保护得最好的，生态环境多少年以来都处在和人亲密无间的状态中。我在拙作《敲响人头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作为援藏干部的我的朋友老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拉萨街上看到一个河南人在拿着皮鞭“耍猴子”，围观的藏族人个个怒目而视，有一男一女拿着大饼不停地给猴子喂。老贺想自己差不多也是一个西藏人了，自己能做点什么呢？他犹豫了半天，掏钱买下了那只波密红猴，交给了一男一女两个拿饼喂猴子的人。他说你们要是愿意就养着，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把它送到寺院里去，那里肯定会收留它。或者可以这样：这只猴子肯定来自波密，要是你们打听到有人去那里，就让他们把它带去，波密有森林，森林是它的老家。老贺当然不是为了做一件好事给别人看，就像许多都市人喜欢的那样“作秀”，而是为了安抚自己的灵魂，安抚一个在西藏的氛围里渐渐自然化了的灵魂。——宗教有时候并不是信仰，而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过了几天，老贺听人说，那一男一女既没有把猴子送给寺院，也没有交给别人带去波密，而是自己上路，朝波密步行而去。从拉萨到波密，往返一千多公里，常年跋涉，风餐露宿，一路上讨吃要喝，受尽苦难，就为了送一只猴子回老家，就为了完成他的嘱托，而且没有喧嚣，不必让别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老贺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一辈子都想讲给别人听，一讲他就想哭，这才叫人哪，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这里没有欲望，没有功利，没有为了生存的斤斤计较，只有超越了欲望和生存的对自然无条件的亲近。过去他总认为人生在世，生存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这是西藏教给他的，西藏改造了他世俗的观念，提升了他做人的境界，使他学会了热爱生命，热爱一切生命，学会了无私和善良，使他懂得了虔诚的魅力。

北风呼啸而来，下雪了，俄博草原上的小伙子索朗在雪地上跳起了锅庄（一种藏族民间舞蹈），他说他的邻居姑娘就要回来了。这里是冬窝子，好几个月都待在山上夏窝子的邻居姑娘就要回来了，寒冷的冬天在小伙子的心里顿时就变得温暖如春。我问他：“你的邻居姑娘叫什么名字？”他说：“她阿爸叫她米玛，我叫她卓玛。”我又问：“你为什么要给她改名字？”小伙子笑而不答。后来我知道，米玛是星期二的意思，他不喜欢这个没有太多含义的名字，而卓玛是救渡母，救渡母是藏传佛教里的女神，他刻意把邻居姑娘和女神合二为一，就是希望姑娘和女神一样给他带来温暖和幸福。小伙子索朗一直在寒风中跳舞，没有音乐，他的歌声就是音乐。我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能感觉到他其乐也融融的内心世界正是“春风自在扬花”的时节，跳舞的哪里是他的脚，唱歌的哪里是他的嘴，是心，是情，是灵魂的歌舞。这样的日子里，高海拔也好，寒冷的冬天也罢，统统都不算什么，要紧的是爱情，是信仰；有了爱情和信仰，就有了内心的欢喜，就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可以万难不计，笑对一切了。

审视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从时间上划分，既有历史的西部精神，也有现代的西部精神；从人群的结构上划分，既有外来人口的西部精神，更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

然而，不管是历史的西部精神，还是现代的西部精神，我们只谈到了外来人口所具备和所应有的精神状态，而丝毫没有涉及本土的居民。本土的居民作为西部人群的主流，对这种只要活着就必须体现的精神有着本能的张扬和先天的自觉，他们在不经意中让西部精神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和一种文化人格，让我们在领略这一精神的良辰美景时，不仅能看到作为精神载体的人的种种情状，还能看到西部的自然和西部的文化在塑造本土人格方面的淬化作用。西部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气质所拥有的无穷魅力，也就在自然和文化的背景上有了结实而有力的凸现。这种凸现表现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都是乐在其中的，都是信仰的实践者和自然的朝觐者，都不会改变感情的走向，感情始终都是专一深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精神应该是一种人格精神，是一种对西部人的生存状态、情感表达和信仰方式的概括与描述。

如果本土的居民认为，他们那种见怪不怪，见奇不奇，吃苦而不觉苦，遇险而不觉险的乐观向上的生存态度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修铁路的技术员认为，自己活着，干着，哭着，笑着，寂寞着，牢骚着，但有时候也会请长缨，酬壮志，想让铁路雄飞而起，想让自己留住身价，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群地道的高原人认为，他们那种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冷或零上四十度的高温中，照样吃喝拉撒睡的韧性的生存意志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外来的拓荒者认为，自己在这里开了地种了田，办了企业挣了钱，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大坂养路段的养路工认为，自己常年坚守在这里，遭遇了三十五岁就脱尽头发的孤独，忍受着四十岁就失去性能力的缺氧，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科学家认为，他终于走进了格拉丹冬冰川，发现了冰川迅速后退的痕迹，悲哀地大喊了几声，震得四周冰崖上的积雪纷纷崩溃，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水文站的测量员认为，他每天都站在雅鲁藏布江的源头，站在盘亘不绝的冈底斯山脚下，沉默，发呆，瞩望，用生命感受着山的伟大和水的久远，这就是西部精神，有何不可？如果一个人，就像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样：“在西部一辈子，好像什么也没干，就写了几首歪诗。”我要对他说的是，这也是西部精神。在西部，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人活着就是诗，要是再干点什么，那就是好诗。总之，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经历给西部精神增添特色壮大内容，因为作为一种大地域中长时间里形成的精神现象，它必定是开放的、包容的、丰富的、七彩斑斓的，它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也代表了洋洋众多的自然背景。人类精神的本质部分就是自然，就是那些苍茫而永恒的天、山、水、原。也就是说，西部精神既是人的精神，也是自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