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俭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他的墓表中说他自述“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也就是说，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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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鲤鱼跃龙门，不但荣及父祖，还能光披九族。曾国潢在家书中绘声绘色地记载，一位族叔“为命件事”“接官”，地方官问他是何人，衙役们回答，是“曾某大人令叔”。于是“官称之曰‘叔老大人’”，此叔感觉大有光彩，快慰平生，“此次最得意。”）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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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曾国藩长期担任高官，并且号称清廉。那么他吃什么样的早餐，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所以研究曾国藩的文字汗牛充栋，却没有人研究过曾国藩一生的收入与支出。

然而事实上，圣人生活也离不开钱。曾国藩是个心思细密的人，有那么一段，他坚持每天都记账，剃一次头，拣两块豆腐，都要记到花销账上。

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有功名”的人，那么这个家庭永远只是一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国藩步入仕途，是否使曾家由普通农家上升为富贵家第？

曾国藩在这种气氛中出生与成长，他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强悍的山风早早地粗糙了他们的皮肤，强健了他们的筋骨。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其一生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此种家风的陶冶密切相关。九_九_藏_书_网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九-九-藏-书-网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其实这个话题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的许多侧面，比如礼金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陋规”到底是不是全进了官员个人的私囊，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都有哪些来源，官员们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的差别。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传统时代清官可以分为几种，贪官又为什么必须贪污。中国几千年来贪污愈演愈烈，和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到底有什么关系。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由于人口的增长，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九九藏书网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圣人似乎和钱是绝缘的，谁见过孔夫子或者朱熹先生谈论自家的财钱呢？

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都来自什么渠道？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